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单从字面而言，“画院”这个名词多少带有点儿古老的气息。实际上，作为体制内的产物，在当今市场火热的背景之下，国有画院是否“沉得住气”，对其生存来说非常重要。当然，要“静心”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该守怎样的“旧”，该创怎样的“新”，有关画院的现在和将来，业内是如何评析的呢？
没创作就没前途
赵榆（中国国家画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我是1989年进入中国国家画院工作的，当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开展有关中国画创作、理论的研讨，同时举办一系列国外展览。此外，我们还开办了学习班。我认为，画院应该对创作、对培养人才、对国内外交流起到“排头兵”般的引导，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画院不可更改和取代的功能。
最初，进画院的基本都是延安“鲁艺”培育出的理论和创作者。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代代人的更替，现在看来，画院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继承传统、汲取“营养”上，整体值得肯定。
关于画院与市场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建议画家要去创作，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适应市场。市场再红火，如果你作为一个画家，创作不出重大题材这种“大山”式的作品，放在美术史的角度而言，你是站不住脚的。举个例子，直到现在，在中国山水画的大门派里，能够在艺术造诣上超越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这些老先生的后辈还真没有。所以说，作为画院，当务之急是引导画家继承传统，同时吸收世界美术的有益营养，特别是真正沉下心来静心研究、创作、创新，我们的艺术，没有创作，就没有前途！
画院当前无法取代
许钦松（广东画院院长）：
广东画院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近年来主要有两个改革制度，即成立广东画院签约画家制度和广东青年画院制度。这使得我们在办院模式上有走在国内同行前列的突破，也让广东画院绽放出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
作为本地区最高的学术机构，画院的作用是对当地的美术创作、研究产生导向和提升，所有工作都应当围绕这个定位，因此这也赋予了画院体制内的专业画家不应该过多地关注市场，要将重点放在学术研究和美术创作当中之职责。
当前的市场很难能主导优秀的美术创作，受欢迎的作品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普通题材上，有的甚至是批量生产。而站在艺术层面考量，画院之所以严肃、神圣，是因为它有很先进、明确的学术目标。以广东画院为例，每年都有繁重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任务，我们在重大题材的创作上往往都是下很大的工夫，不会在其中掺杂市场因素。只跟着市场跑的画家我们不欢迎，这一点在广东画院的工作制度中已给予了明确要求。艺术家因为有了学术成就和贡献，才会有市场关注他，学术在其中起牵引、导向的作用，市场介入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绝不能本末倒置。
了解中国美术史、绘画史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画院的建制，与之相关的历史不可能那么辉煌。假如没有画院，很多的学术创作、思考，包括一些表现现实、历史的重大题材由谁来创作，由谁来担负起如此重任？因此目前体制之下，非但不能取消画院，而且要加大投入。除非艺术品市场发展到连画廊都能以学术目标去培养画家，否则画院的功能无法取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中，全国有名的艺术家大部分都出自画院系统；如果把中国美术馆等国家收藏的精品力作拿出来，相当数量的藏品也是由这个系统的画家创作的。以傅抱石先生为例，从解放到去世，他的工资收入总量在他留给国家的文化价值总量中，只占比几百万分之一。包括现在不少一线画家，这一比例悬殊都很大，用“低投入，高产出”来形容并不过分，画院对于画家的培育显而易见。在市场尚处混乱的背景下，如果政府不管，光靠市场能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吗？
当然，社会的发展也给画院提出了更高要求与另一种思考，那就是画院本身的管理制度怎样？不能仅仅空有“名头”，要有强有力的考核、准入和淘汰制度来保障。虽说目前出台这样的管理体制难度很大，但不能成为否定其存在必要性的借口。
同时也必须承认，考核一名画家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大器晚成型，倘若只是凭短短几年时间内其表现如何而来定论这名画家，未免有失偏颇。毕竟，做文化不像搞经济，它不是单一和功利的。当今的改革实际上走到了如何提升画院自身竞争力、管理机制怎么建立等方面上。通过多方面调研，从政府层面来提出要求，我认为很重要，这才是恰当的、符合实际的、与时俱进的方式。
要有明确的角色定位
马国俊（甘肃画院、甘肃书法院院长）：
作为画院，必须要有新的理想、观念、态度、措施，来经历时代的检验。未来的画院应当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和角色定位。关于其发展，结合个人的心得体会，我有以下几个建议：
首先，应以中国国家画院为学术主持单位，构建一个系统完善、全面覆盖、指向明确、统筹协调的学术交流组织机构，推进画院系统的美术研究和创作的健康发展。
其次，要逐步形成画院管理的相关条例和规则，以致强化画院的自身管理和建设，使画院工作常规划、制度化，对人员应有基本的考量与要求。
再者是在保护艺术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前提下，必须重视画院艺术家的艺术立场和创造性发挥，兼容艺术创作的多元风格的形成与保护。
画院的整体工作应该站在从美术事业发展的立场出发。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身为画院的艺术家，需要保持淡定的态度来面对学术和艺术，面对社会与市场，面对竞争与浮躁，面对历史与当下，并建立敬畏于文化与艺术、面壁于圣贤与经典、正视于客观与现实的心灵世界，构建起一个完整而理想的、纯粹而完美的、能摸得着而可以操作的学术路径，在这条道路上勇往前行。
学会依靠资源构建展览
吴洪亮（北京画院美术馆、齐白石纪念馆馆长）：
我谈得更多的是站在画院美术馆的层面上。现在国内有完整美术馆体系的画院并不多。2010年文化部核准了9个重点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就是其中之一，从职能上说，它也是一处面向公众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出，北京画院的基本职能是创作、研究与教育。作为画院的美术馆，与其他类型的美术馆相比，区别就在于要服务于画院的基本功能，同时也是画院画家与学术界以及构建公共交流的平台。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做和正在做的，就是以画院的丰富收藏及资源为基础，从2005年开始主要针对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所做的系列展览，至今已经办了30余个。宗旨是以齐白石为核心，辐射20世纪的美术大家，向世界展示中国艺术。我们的展览针对的另一个重点是专业人群，当然，这里所说的专业，是指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有研究的人及艺术家，目前看来反响是不错的。
我认为，画院的美术馆本身有着良好的背景基础，应该通过展览的形式用心研究、整合起来，这样才不会浪费。而且展览绝不能只是单纯的展示，要有一定的学术思考、研究成分在里面。比如，我们在2011年8月曾举办了黄宾虹、林散之、李可染三位艺术家不同时期的绘画、书法作品展览，力图从继承传统、外师造化、学识涵养和风格创造四个角度，通过艺术作品的对照，揭示中国画发展衍变的内在规律，以及如何继承和创新。
做一个研究展览，我们会出版画集。我的观点是，没有研究就没有展览，这对画院的美术馆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丧失了它最基本的功能。
画家本身要争取认同感
朱建忠（南通国画院画师）：
从生存而言，地市级的画院比起省级的肯定有差距。前几年江苏提出要搞文化体制改革，消息出来后，大家都非常关心南通国画院的去向。如今，保留画院基本算是定下来了，这肯定是好事。
相比起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南通本地的绘画市场受市场影响要少一些。我认为，画院要发展，一个是需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而更为重要的是，画院画家本身也要努力创作，要让人觉得你的确值得去保护。争取在本地市做到最优秀，获得相应的艺术地位，这是目前画院画家们首先需要认识和思考的问题。
我曾经听到有画家说“我就是画着玩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让人生气！艺术是不可以让你这么玩的，心态的缺失既是对艺术的不尊重，也有愧于画院画师的身份。
提到画院的发展，我个人认为现在不光是在南通，就是放眼到整个江苏地区来看，都有点儿画家年龄断层尴尬，主要集中在40岁左右的年龄段。
依附于文联难有归属感
艺心（国家一级美术师）：
从我的实际经历出发，对于地市级别的画院更加了解。现在的画院主管部门并不统一，有的归属当地文化局，有的划到当地文联旗下。画院的人员进入都是按编制来，有的一次招一两个、有的招三四个，大致如此。
当地政府对于画院的要求，通常最大的希望就是画师们既然不愁吃喝了，就能尽全力在全国大展上拿奖，有助于当地文化建设能出些政绩。其实我觉得，相比而言，画院最重要的应该是配合城市，经常性地做一些丰富民众精神文明的活动，这才是对画院而言最重要的事。拿奖说到底还是个人荣誉，即使不进画院，艺术家也未必就拿不到奖。
画院不是经营单位，也许老百姓对这个名字会比较陌生。它更多时候是书画界交流的一个“名片”。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无形的心理职称，让人有一种归属感。
现在画院的发展，有些问题让人感觉很无奈。比如地市级的美协跟画院，经常都是一套人马，因此总会有一些冲突，分不开；比如画师们，待遇等同于公务员，也没有坐班的硬性要求，为的就是希望他们能潜心创作。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因此潜心在创作上，很难说。对于某些人而言，他们不认为画院要求其完成的任务量有多繁重，还有人得了奖后，能去更高一级的画院了，也许就不屑于现在的所在了。当然，人都想往高处走很正常，但心态浮躁、过于功利对艺术家来说绝不是好事。
说到底，画院生存依附于政府，而人文环境决定了画院的生长。当前的体制之下，我认为画院在文联的框架下的方式是难以解决其发展困惑的。这种构架下人员的职务感觉总是很飘忽，今天在画院，明天又让你干点儿别的事，缺乏归属感。
机制约束难以焕发活力
林明杰（上海资深媒体人士）：
想当年为什么要成立画院，那是为了让那批从民国走过来的名画家们有个领工资的地方，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市场和收藏家群体在新中国后失去了。画院曾一度辉煌，是由其中那批之前就成功的艺术家所造就的。真正的艺术家是野生的，是出乎人们审美习惯的，是突破人们思维惯性的。他需要的不是培养，而是自由的环境，以及具有文化消费力的群体。
我不否认至今画院中还有真正的艺术家。但是，当那批老艺术家离世，画院机制难以避免趋于官僚化。如此这般，要么成为阻碍艺术繁荣、误导社会审美、促进艺术腐败的因素；要么成为一个笑料。
要知道，在这个信息极其发达，视觉感受也空前发达的时代，缺乏生机活力并日趋官僚化的画院机制一味闭门造车，能创造出走在时代前沿、与民众共鸣、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艺术吗？这种保守、沉闷、死气沉沉的艺术由国家力量来呵护推动，国家的形象也不堪。
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推动和鼓励艺术。艺术家需要自由表达、平等相待，这个机制要能有利于此；考虑到艺术家在初创时的艰难，这个机制也能给予适当而有效的资助，譬如基金会之类；建立多元化的评判机制，不要让某一个体系内的“权威”独大，长期垄断重要展会、评奖以及公共艺术项目的评审权和选择权；建立鼓励艺术品收藏和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这对促进文化艺术的繁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精明透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等会在这方面这么“慷慨”的原因。
艺术家的成长，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中竞争、生存、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
链接 周总理与新中国画院
作为一位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周恩来总理对美术工作的关怀之多，与美术家的关系之密，是极其难得的；而且，他在美术领导工作中，不仅仅是以总理的特殊身份来对美术工作提出要求，同时也以学者的品格切入。
在“双百”方针的大背景下，1956年6月1日，周总理主持国务会议，作了关于建立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的决定。据胡青后来回忆道：“1953年，总理为齐老人过生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宴会，约请了在京的著名老画家出席作陪，其中有画家秦仲文、陈半丁、于非厂、吴镜汀、胡佩衡，舍予和我应邀出席。在此之前，国画家们曾上书总理，诉说中央美术学院停发聘书之后他们感到没有出路。总理特意把北京国画界的代表任务聚在一起，当面听取意见。他一方面在中西两派画家之间做调解工作，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发挥各自的传统优势，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兴盛发达而共同努力，另一方面又萌发了一个新想法，与其长期僵下去，不如单独成立一个国画家的专门机构，由国家来办，组织国画家搞创作，切磋技法，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只是不搞教学。这便是1957年北京画院的由来。总理还对‘国画’这个词发表了看法，以为这样分类不利于团结，不如叫‘中国画’。画院成立的时候，便称作‘中国画院’。”
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宣告成立。周恩来当时刚刚参加完一个重要活动便立即赶到会场，亲自致了祝词，并作了重要讲话。在会后照相时，他还特别意味深长地把一位老中国画家和一位雕塑家拉到自己身边，风趣地说：“你们要中西合作嘛！”据艾中信回忆：“（讲话中）他首先批判了当时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虚无主义，同时也批判了保守主义。总理在讲话中以徐悲鸿先生为例，说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和吸收西洋科学技术的关系。总理说徐先生的作品，能够融合中西，徐先生是他生活年代的一位大师。”
没创作就没前途
赵榆（中国国家画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我是1989年进入中国国家画院工作的，当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开展有关中国画创作、理论的研讨，同时举办一系列国外展览。此外，我们还开办了学习班。我认为，画院应该对创作、对培养人才、对国内外交流起到“排头兵”般的引导，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画院不可更改和取代的功能。
最初，进画院的基本都是延安“鲁艺”培育出的理论和创作者。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代代人的更替，现在看来，画院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继承传统、汲取“营养”上，整体值得肯定。
关于画院与市场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建议画家要去创作，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适应市场。市场再红火，如果你作为一个画家，创作不出重大题材这种“大山”式的作品，放在美术史的角度而言，你是站不住脚的。举个例子，直到现在，在中国山水画的大门派里，能够在艺术造诣上超越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这些老先生的后辈还真没有。所以说，作为画院，当务之急是引导画家继承传统，同时吸收世界美术的有益营养，特别是真正沉下心来静心研究、创作、创新，我们的艺术，没有创作，就没有前途！
画院当前无法取代
许钦松（广东画院院长）：
广东画院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近年来主要有两个改革制度，即成立广东画院签约画家制度和广东青年画院制度。这使得我们在办院模式上有走在国内同行前列的突破，也让广东画院绽放出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
作为本地区最高的学术机构，画院的作用是对当地的美术创作、研究产生导向和提升，所有工作都应当围绕这个定位，因此这也赋予了画院体制内的专业画家不应该过多地关注市场，要将重点放在学术研究和美术创作当中之职责。
当前的市场很难能主导优秀的美术创作，受欢迎的作品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普通题材上，有的甚至是批量生产。而站在艺术层面考量，画院之所以严肃、神圣，是因为它有很先进、明确的学术目标。以广东画院为例，每年都有繁重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任务，我们在重大题材的创作上往往都是下很大的工夫，不会在其中掺杂市场因素。只跟着市场跑的画家我们不欢迎，这一点在广东画院的工作制度中已给予了明确要求。艺术家因为有了学术成就和贡献，才会有市场关注他，学术在其中起牵引、导向的作用，市场介入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绝不能本末倒置。
了解中国美术史、绘画史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画院的建制，与之相关的历史不可能那么辉煌。假如没有画院，很多的学术创作、思考，包括一些表现现实、历史的重大题材由谁来创作，由谁来担负起如此重任？因此目前体制之下，非但不能取消画院，而且要加大投入。除非艺术品市场发展到连画廊都能以学术目标去培养画家，否则画院的功能无法取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中，全国有名的艺术家大部分都出自画院系统；如果把中国美术馆等国家收藏的精品力作拿出来，相当数量的藏品也是由这个系统的画家创作的。以傅抱石先生为例，从解放到去世，他的工资收入总量在他留给国家的文化价值总量中，只占比几百万分之一。包括现在不少一线画家，这一比例悬殊都很大，用“低投入，高产出”来形容并不过分，画院对于画家的培育显而易见。在市场尚处混乱的背景下，如果政府不管，光靠市场能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吗？
当然，社会的发展也给画院提出了更高要求与另一种思考，那就是画院本身的管理制度怎样？不能仅仅空有“名头”，要有强有力的考核、准入和淘汰制度来保障。虽说目前出台这样的管理体制难度很大，但不能成为否定其存在必要性的借口。
同时也必须承认，考核一名画家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大器晚成型，倘若只是凭短短几年时间内其表现如何而来定论这名画家，未免有失偏颇。毕竟，做文化不像搞经济，它不是单一和功利的。当今的改革实际上走到了如何提升画院自身竞争力、管理机制怎么建立等方面上。通过多方面调研，从政府层面来提出要求，我认为很重要，这才是恰当的、符合实际的、与时俱进的方式。
要有明确的角色定位
马国俊（甘肃画院、甘肃书法院院长）：
作为画院，必须要有新的理想、观念、态度、措施，来经历时代的检验。未来的画院应当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和角色定位。关于其发展，结合个人的心得体会，我有以下几个建议：
首先，应以中国国家画院为学术主持单位，构建一个系统完善、全面覆盖、指向明确、统筹协调的学术交流组织机构，推进画院系统的美术研究和创作的健康发展。
其次，要逐步形成画院管理的相关条例和规则，以致强化画院的自身管理和建设，使画院工作常规划、制度化，对人员应有基本的考量与要求。
再者是在保护艺术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前提下，必须重视画院艺术家的艺术立场和创造性发挥，兼容艺术创作的多元风格的形成与保护。
画院的整体工作应该站在从美术事业发展的立场出发。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身为画院的艺术家，需要保持淡定的态度来面对学术和艺术，面对社会与市场，面对竞争与浮躁，面对历史与当下，并建立敬畏于文化与艺术、面壁于圣贤与经典、正视于客观与现实的心灵世界，构建起一个完整而理想的、纯粹而完美的、能摸得着而可以操作的学术路径，在这条道路上勇往前行。
学会依靠资源构建展览
吴洪亮（北京画院美术馆、齐白石纪念馆馆长）：
我谈得更多的是站在画院美术馆的层面上。现在国内有完整美术馆体系的画院并不多。2010年文化部核准了9个重点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就是其中之一，从职能上说，它也是一处面向公众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出，北京画院的基本职能是创作、研究与教育。作为画院的美术馆，与其他类型的美术馆相比，区别就在于要服务于画院的基本功能，同时也是画院画家与学术界以及构建公共交流的平台。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做和正在做的，就是以画院的丰富收藏及资源为基础，从2005年开始主要针对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所做的系列展览，至今已经办了30余个。宗旨是以齐白石为核心，辐射20世纪的美术大家，向世界展示中国艺术。我们的展览针对的另一个重点是专业人群，当然，这里所说的专业，是指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有研究的人及艺术家，目前看来反响是不错的。
我认为，画院的美术馆本身有着良好的背景基础，应该通过展览的形式用心研究、整合起来，这样才不会浪费。而且展览绝不能只是单纯的展示，要有一定的学术思考、研究成分在里面。比如，我们在2011年8月曾举办了黄宾虹、林散之、李可染三位艺术家不同时期的绘画、书法作品展览，力图从继承传统、外师造化、学识涵养和风格创造四个角度，通过艺术作品的对照，揭示中国画发展衍变的内在规律，以及如何继承和创新。
做一个研究展览，我们会出版画集。我的观点是，没有研究就没有展览，这对画院的美术馆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丧失了它最基本的功能。
画家本身要争取认同感
朱建忠（南通国画院画师）：
从生存而言，地市级的画院比起省级的肯定有差距。前几年江苏提出要搞文化体制改革，消息出来后，大家都非常关心南通国画院的去向。如今，保留画院基本算是定下来了，这肯定是好事。
相比起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南通本地的绘画市场受市场影响要少一些。我认为，画院要发展，一个是需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而更为重要的是，画院画家本身也要努力创作，要让人觉得你的确值得去保护。争取在本地市做到最优秀，获得相应的艺术地位，这是目前画院画家们首先需要认识和思考的问题。
我曾经听到有画家说“我就是画着玩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让人生气！艺术是不可以让你这么玩的，心态的缺失既是对艺术的不尊重，也有愧于画院画师的身份。
提到画院的发展，我个人认为现在不光是在南通，就是放眼到整个江苏地区来看，都有点儿画家年龄断层尴尬，主要集中在40岁左右的年龄段。
依附于文联难有归属感
艺心（国家一级美术师）：
从我的实际经历出发，对于地市级别的画院更加了解。现在的画院主管部门并不统一，有的归属当地文化局，有的划到当地文联旗下。画院的人员进入都是按编制来，有的一次招一两个、有的招三四个，大致如此。
当地政府对于画院的要求，通常最大的希望就是画师们既然不愁吃喝了，就能尽全力在全国大展上拿奖，有助于当地文化建设能出些政绩。其实我觉得，相比而言，画院最重要的应该是配合城市，经常性地做一些丰富民众精神文明的活动，这才是对画院而言最重要的事。拿奖说到底还是个人荣誉，即使不进画院，艺术家也未必就拿不到奖。
画院不是经营单位，也许老百姓对这个名字会比较陌生。它更多时候是书画界交流的一个“名片”。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无形的心理职称，让人有一种归属感。
现在画院的发展，有些问题让人感觉很无奈。比如地市级的美协跟画院，经常都是一套人马，因此总会有一些冲突，分不开；比如画师们，待遇等同于公务员，也没有坐班的硬性要求，为的就是希望他们能潜心创作。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因此潜心在创作上，很难说。对于某些人而言，他们不认为画院要求其完成的任务量有多繁重，还有人得了奖后，能去更高一级的画院了，也许就不屑于现在的所在了。当然，人都想往高处走很正常，但心态浮躁、过于功利对艺术家来说绝不是好事。
说到底，画院生存依附于政府，而人文环境决定了画院的生长。当前的体制之下，我认为画院在文联的框架下的方式是难以解决其发展困惑的。这种构架下人员的职务感觉总是很飘忽，今天在画院，明天又让你干点儿别的事，缺乏归属感。
机制约束难以焕发活力
林明杰（上海资深媒体人士）：
想当年为什么要成立画院，那是为了让那批从民国走过来的名画家们有个领工资的地方，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市场和收藏家群体在新中国后失去了。画院曾一度辉煌，是由其中那批之前就成功的艺术家所造就的。真正的艺术家是野生的，是出乎人们审美习惯的，是突破人们思维惯性的。他需要的不是培养，而是自由的环境，以及具有文化消费力的群体。
我不否认至今画院中还有真正的艺术家。但是，当那批老艺术家离世，画院机制难以避免趋于官僚化。如此这般，要么成为阻碍艺术繁荣、误导社会审美、促进艺术腐败的因素；要么成为一个笑料。
要知道，在这个信息极其发达，视觉感受也空前发达的时代，缺乏生机活力并日趋官僚化的画院机制一味闭门造车，能创造出走在时代前沿、与民众共鸣、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艺术吗？这种保守、沉闷、死气沉沉的艺术由国家力量来呵护推动，国家的形象也不堪。
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推动和鼓励艺术。艺术家需要自由表达、平等相待，这个机制要能有利于此；考虑到艺术家在初创时的艰难，这个机制也能给予适当而有效的资助，譬如基金会之类；建立多元化的评判机制，不要让某一个体系内的“权威”独大，长期垄断重要展会、评奖以及公共艺术项目的评审权和选择权；建立鼓励艺术品收藏和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这对促进文化艺术的繁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精明透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等会在这方面这么“慷慨”的原因。
艺术家的成长，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中竞争、生存、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
链接 周总理与新中国画院
作为一位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周恩来总理对美术工作的关怀之多，与美术家的关系之密，是极其难得的；而且，他在美术领导工作中，不仅仅是以总理的特殊身份来对美术工作提出要求，同时也以学者的品格切入。
在“双百”方针的大背景下，1956年6月1日，周总理主持国务会议，作了关于建立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的决定。据胡青后来回忆道：“1953年，总理为齐老人过生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宴会，约请了在京的著名老画家出席作陪，其中有画家秦仲文、陈半丁、于非厂、吴镜汀、胡佩衡，舍予和我应邀出席。在此之前，国画家们曾上书总理，诉说中央美术学院停发聘书之后他们感到没有出路。总理特意把北京国画界的代表任务聚在一起，当面听取意见。他一方面在中西两派画家之间做调解工作，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发挥各自的传统优势，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兴盛发达而共同努力，另一方面又萌发了一个新想法，与其长期僵下去，不如单独成立一个国画家的专门机构，由国家来办，组织国画家搞创作，切磋技法，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只是不搞教学。这便是1957年北京画院的由来。总理还对‘国画’这个词发表了看法，以为这样分类不利于团结，不如叫‘中国画’。画院成立的时候，便称作‘中国画院’。”
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宣告成立。周恩来当时刚刚参加完一个重要活动便立即赶到会场，亲自致了祝词，并作了重要讲话。在会后照相时，他还特别意味深长地把一位老中国画家和一位雕塑家拉到自己身边，风趣地说：“你们要中西合作嘛！”据艾中信回忆：“（讲话中）他首先批判了当时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虚无主义，同时也批判了保守主义。总理在讲话中以徐悲鸿先生为例，说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和吸收西洋科学技术的关系。总理说徐先生的作品，能够融合中西，徐先生是他生活年代的一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