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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儒学引论》姊妹篇、续篇的崔师新著《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我感觉具有与《儒学引论》同样的学术分量和理论特色，其对于儒家传统（儒学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儒学与我国现代化进程、儒学与现时代（儒学的现代性回应）等所呈现出来的深刻解释性、精睿洞察性和缜密学术性，不禁令人仰慕、信服，且进一步充满儒学走向未来和世界的肯定性信念，由此也联想到崔师几十年来于哲学研究的智山慧海所作出的卓越学术贡献。
一、对于儒家传统的深刻诠释。大致从《庄子·天下》篇评述儒家之学始以至今日，儒学研究的成果可谓牛毛茧丝，不胜其繁。但《儒学引论》和《儒学的现代命运》独辟蹊径，从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特质及其涵摄下的“仁”、“礼”、“命”即心性的、社会的和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及其道德的、法律性和宗教性的社会功能，以及儒学所建构的儒家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等生活形态、生活方式，诠释儒家传统。就是说，儒家传统表现为：伦理道德特质、“仁”、“礼”、“命”的理论结构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总括性观察和把握，具有独特的原创性和深刻的解释力，特别是对于儒学作出心性的、社会的和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及其道德的、法律的和宗教性的社会功能的抽绎，更是深刻、精辟之论。在儒家思想建构的生活形态之下，也有其“笼罩不住的生活空间”和“缺弱的环节”。此论一出，既是儒家传统的深入拓展和辩证审视，也更为彰显这部著作的客观、平实和极高的理性精神，从而对于儒家传统从儒学的思想观念系统和它模塑出的生活形态两方面审视并构成了一个“周延的逻辑构架”。
二、对于儒学发力于现代化的独特观察。其独特性表现在：第一，对于儒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关系的观察是非常冷静理性的。即便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当中华民族国势衰微，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面前遭到严重挫折、失败的时候，特别是20世纪初，在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和西方现代思想理念（包括马克思主义）启迪的双重因素触引下爆发的、兼有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双重内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儒学被视为是酿成这种厄运的精神的、观念的根源，而受到严厉的责难和否定性的批判，儒家传统被轻蔑、鄙弃，就是很自然的了”。这种论述透显的是高度的理性理解。第二，在黑暗风暴过后，新世纪到来，中华民族迈上复兴之路时至今日，关于儒学的定位、价值作用、深刻意义的观察，我感觉具有独到性眼光。如崔师说：“我们发现，虽然儒学的定位已有了变化，但儒家的伦理精神和文化生命依然存在，儒学仍是珍贵的；儒学也在前进，不断获得新的理论进展，得到新的确认、阐发和彰显，仍在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类型和独立的生活方式的存在。”这种观察与那种或简单否弃、批驳甚至仇视儒学，或偏于捍卫、服膺甚至“复兴”儒学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第三，对于20世纪中国儒学取得的理论进展所给予的深度的、全面的、中肯的评析，以及深切的、独到的、真诚的检讨，其分量之重、视角之独特，也是鲜能有人企及的。如指出现代新儒家对于儒家传统“主要是作为一个观念体系被诠释，儒家传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内容并未得到阐释”；“并没有给予儒家生活方式明确的界定和具体的阐述”；“与在儒家传统诠释的生活方式被遗忘相犀连，在对儒家思想观念的诠释中，表现为对思想观念发生、演变的历史情境的遗忘”。同时指出：“没有儒家生活方式历史演变的背景，单一的儒家观念的诠释，确切地判断今天儒家传统中仍然活着的、已经死去的和缺弱的，就是很困难的；没有对儒家生活方式特质之真切的认识，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也只能是理论的话语，难以成为生活的真实。”“所以，这种离开儒家思想观念历史情境和意涵而作出的现代转化的诠释，往往在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间缺乏合理的理论成长和历史承接的过程，不同程度上显现一种观念断裂。现代新儒家及其儒学新理论如果塑造出的新儒学、新学人对儒学丰富的历史生命和精神经历，表现出淡忘、陌生，甚至谬解，那将是很不幸的。”这样的切中肯綮、语重如山，浓郁地体现着崔师扛鼎新著《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风格。第四，将儒家传统诠释为以伦理道德为特质的思想观念体系及其所建构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并在这种独特的视角之下，观察到儒学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因素、“为社会秩序之核心的国家权力重心形成”和“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危机消解”的秩序因素，以及适应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较强的适应转变的能力”，并深刻地阐明儒家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化生长，在于走出伦理本位的社会，儒家传统道德新的生长，以及儒家伦理道德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坚守和在公共社会生活空间生长。并且认为，“可以视为是人类文明新经验、新贡献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儒家传统因素铺垫了它的路基，构造了它的富有活力的独特性”，淡定地指出，“多元价值的现代性生活已经来临，儒家传统不会，当然也不能阻止它的到来，但其拥有的精神资源，使其能宽容地接受它的到来，从容自立地汇入它的到来”。这是对于儒学发力于现代化独特观察的又一深刻着力的论证。
三、对于现代性问题之儒学回应能力的缜密论证。《儒学的现代命运》与《儒学引论》几乎同样浩大，又是一部6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并且将所阐释的丰厚的理论内容设计了甲、乙、丙三篇与《引论》大致相同的结构形式。在该著丙篇关于“儒家思想对现代性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具有消极后果的社会问题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回应能力”的具体深入论证中，所显示的是与全著以及与《儒学引论》同样具有的学术缜密性。崔师说：“儒学对现代性人生意义丧失的精神危机和三个重要的现代性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回应，表现出的都是宽容地接受和从容自立地汇入的文化姿态。”“对崭露头角的‘后人类’文化思潮，儒学也能形成与现代人类良知保持一致的坚守伦理底线、道德优先、社会公平的理论立场，显示儒学依然保有不竭的能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生命力。”这样的结论不仅突出地体现着儒学及其所建构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对现代性问题那种特有的“宽容地接受和从容自立地汇入的文化姿态”，同时是建立在深刻论证、缜密考察、严谨阐释基础上的具有独到创见性、建设性和充满自信回应能力的学术观点。仅就该著最后结语的一小部分文字——“最后的坚守：后人类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儒学立场”来说，共有不足8页计4800余字，著中就出现了23处文注，涉及20部文献以及报刊、网络等刊载的文化信息，跨越自先秦至当前我国古今和中方西方各种文献内容，在这样的充分阐释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结论，其说服力之强、观念底蕴之厚已不言而明了。《儒学引论》从儒学的未来发展来看，坚信“儒学会是有生命力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则具体揭示了儒学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其积极回应各种挑战、满足当今时代对儒学的理论诉求而进行的自我创造或创新，揭示了新境遇下的儒学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新的理论生长点和切入点。
崔大华先生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工作后多年来又有幸常常登门拜访、聆听教诲，或以拙著拙文见示请教，是崔师诸著《南宋陆学》、《庄子歧解》、《庄学研究》、《儒学引论》、《儒学的现代命运》等的忠实读者。崔师的代表性论著《庄学研究》、《儒学引论》、《儒学的现代命运》，不仅各是十年磨一剑的理论硕果，足以代表崔师潜心治学造诣精深的卓越学术成就，而且为当代中国的儒道研究作出了鲜有能够与之比肩的学术贡献，崔大华先生也因此成为当今中国大陆真正学养深厚、思想丰富、“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真为典范的儒家学者，或曰当代中国儒学家。
作者简介：杨翰卿，男，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成都610041）。
责任编辑：涵含
一、对于儒家传统的深刻诠释。大致从《庄子·天下》篇评述儒家之学始以至今日，儒学研究的成果可谓牛毛茧丝，不胜其繁。但《儒学引论》和《儒学的现代命运》独辟蹊径，从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特质及其涵摄下的“仁”、“礼”、“命”即心性的、社会的和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及其道德的、法律性和宗教性的社会功能，以及儒学所建构的儒家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等生活形态、生活方式，诠释儒家传统。就是说，儒家传统表现为：伦理道德特质、“仁”、“礼”、“命”的理论结构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总括性观察和把握，具有独特的原创性和深刻的解释力，特别是对于儒学作出心性的、社会的和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及其道德的、法律的和宗教性的社会功能的抽绎，更是深刻、精辟之论。在儒家思想建构的生活形态之下，也有其“笼罩不住的生活空间”和“缺弱的环节”。此论一出，既是儒家传统的深入拓展和辩证审视，也更为彰显这部著作的客观、平实和极高的理性精神，从而对于儒家传统从儒学的思想观念系统和它模塑出的生活形态两方面审视并构成了一个“周延的逻辑构架”。
二、对于儒学发力于现代化的独特观察。其独特性表现在：第一，对于儒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关系的观察是非常冷静理性的。即便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当中华民族国势衰微，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面前遭到严重挫折、失败的时候，特别是20世纪初，在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和西方现代思想理念（包括马克思主义）启迪的双重因素触引下爆发的、兼有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双重内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儒学被视为是酿成这种厄运的精神的、观念的根源，而受到严厉的责难和否定性的批判，儒家传统被轻蔑、鄙弃，就是很自然的了”。这种论述透显的是高度的理性理解。第二，在黑暗风暴过后，新世纪到来，中华民族迈上复兴之路时至今日，关于儒学的定位、价值作用、深刻意义的观察，我感觉具有独到性眼光。如崔师说：“我们发现，虽然儒学的定位已有了变化，但儒家的伦理精神和文化生命依然存在，儒学仍是珍贵的；儒学也在前进，不断获得新的理论进展，得到新的确认、阐发和彰显，仍在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类型和独立的生活方式的存在。”这种观察与那种或简单否弃、批驳甚至仇视儒学，或偏于捍卫、服膺甚至“复兴”儒学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第三，对于20世纪中国儒学取得的理论进展所给予的深度的、全面的、中肯的评析，以及深切的、独到的、真诚的检讨，其分量之重、视角之独特，也是鲜能有人企及的。如指出现代新儒家对于儒家传统“主要是作为一个观念体系被诠释，儒家传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内容并未得到阐释”；“并没有给予儒家生活方式明确的界定和具体的阐述”；“与在儒家传统诠释的生活方式被遗忘相犀连，在对儒家思想观念的诠释中，表现为对思想观念发生、演变的历史情境的遗忘”。同时指出：“没有儒家生活方式历史演变的背景，单一的儒家观念的诠释，确切地判断今天儒家传统中仍然活着的、已经死去的和缺弱的，就是很困难的；没有对儒家生活方式特质之真切的认识，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也只能是理论的话语，难以成为生活的真实。”“所以，这种离开儒家思想观念历史情境和意涵而作出的现代转化的诠释，往往在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间缺乏合理的理论成长和历史承接的过程，不同程度上显现一种观念断裂。现代新儒家及其儒学新理论如果塑造出的新儒学、新学人对儒学丰富的历史生命和精神经历，表现出淡忘、陌生，甚至谬解，那将是很不幸的。”这样的切中肯綮、语重如山，浓郁地体现着崔师扛鼎新著《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风格。第四，将儒家传统诠释为以伦理道德为特质的思想观念体系及其所建构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并在这种独特的视角之下，观察到儒学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因素、“为社会秩序之核心的国家权力重心形成”和“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危机消解”的秩序因素，以及适应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较强的适应转变的能力”，并深刻地阐明儒家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化生长，在于走出伦理本位的社会，儒家传统道德新的生长，以及儒家伦理道德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坚守和在公共社会生活空间生长。并且认为，“可以视为是人类文明新经验、新贡献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儒家传统因素铺垫了它的路基，构造了它的富有活力的独特性”，淡定地指出，“多元价值的现代性生活已经来临，儒家传统不会，当然也不能阻止它的到来，但其拥有的精神资源，使其能宽容地接受它的到来，从容自立地汇入它的到来”。这是对于儒学发力于现代化独特观察的又一深刻着力的论证。
三、对于现代性问题之儒学回应能力的缜密论证。《儒学的现代命运》与《儒学引论》几乎同样浩大，又是一部6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并且将所阐释的丰厚的理论内容设计了甲、乙、丙三篇与《引论》大致相同的结构形式。在该著丙篇关于“儒家思想对现代性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具有消极后果的社会问题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回应能力”的具体深入论证中，所显示的是与全著以及与《儒学引论》同样具有的学术缜密性。崔师说：“儒学对现代性人生意义丧失的精神危机和三个重要的现代性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回应，表现出的都是宽容地接受和从容自立地汇入的文化姿态。”“对崭露头角的‘后人类’文化思潮，儒学也能形成与现代人类良知保持一致的坚守伦理底线、道德优先、社会公平的理论立场，显示儒学依然保有不竭的能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生命力。”这样的结论不仅突出地体现着儒学及其所建构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对现代性问题那种特有的“宽容地接受和从容自立地汇入的文化姿态”，同时是建立在深刻论证、缜密考察、严谨阐释基础上的具有独到创见性、建设性和充满自信回应能力的学术观点。仅就该著最后结语的一小部分文字——“最后的坚守：后人类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儒学立场”来说，共有不足8页计4800余字，著中就出现了23处文注，涉及20部文献以及报刊、网络等刊载的文化信息，跨越自先秦至当前我国古今和中方西方各种文献内容，在这样的充分阐释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结论，其说服力之强、观念底蕴之厚已不言而明了。《儒学引论》从儒学的未来发展来看，坚信“儒学会是有生命力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则具体揭示了儒学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其积极回应各种挑战、满足当今时代对儒学的理论诉求而进行的自我创造或创新，揭示了新境遇下的儒学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新的理论生长点和切入点。
崔大华先生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工作后多年来又有幸常常登门拜访、聆听教诲，或以拙著拙文见示请教，是崔师诸著《南宋陆学》、《庄子歧解》、《庄学研究》、《儒学引论》、《儒学的现代命运》等的忠实读者。崔师的代表性论著《庄学研究》、《儒学引论》、《儒学的现代命运》，不仅各是十年磨一剑的理论硕果，足以代表崔师潜心治学造诣精深的卓越学术成就，而且为当代中国的儒道研究作出了鲜有能够与之比肩的学术贡献，崔大华先生也因此成为当今中国大陆真正学养深厚、思想丰富、“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真为典范的儒家学者，或曰当代中国儒学家。
作者简介：杨翰卿，男，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成都610041）。
责任编辑：涵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