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大华先生，字实之，1938年生，安徽六安人。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随后在商丘一高、商丘师范学院、商丘师专任教。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思想史专业硕士毕业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一年后（即1982年9月）调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87年1月任副研究员，1992年6月任研究员。1983年11月至1993年4月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1993年4月至1998年7月任哲学研究所所长。1998年退休。曾被聘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河南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省管优秀专家，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研究中心编修《中华道藏》学术顾问。
　　如果从上大学算起，崔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如果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思想史专业师从侯外庐、邱汉生二位教授算起，崔先生的学术生涯已满34年。大致说来，1978年之前，崔先生虽然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能够在工作之余，坚持搜集资料，开展《庄子》、《论语》、《孟子》等哲学经典的研究工作，但是由于环境所限，尚无法发表学术成果，所以，我觉得应当从崔先生最近这30多年的学术活动作出考察。我以为，总体上可以将崔先生这30多年的学术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一个阶段，代表作是《南宋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这是崔先生师从侯外庐、邱汉生二位教授攻读研究生时所作硕士论文的成果。这一阶段的学术特点是：虽然尚未摆脱“唯物”与“唯心”、“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个对子”研究方法的影响，但已经开始深入到中国哲学的深层，更加注重把握中国哲学、哲学家思想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方克立先生认为，该书“以准确的思想辨析见长，纠正了学界一些似是而非的评论，得到前辈学者张岱年先生的肯定评价”。著名中国哲学大家张岱年先生称赞说：这本书提出了一些“比较精湛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是宋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可喜的新成果”。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为第二个阶段，代表作是《庄子歧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初版，中华书局2012年3月再版）和《庄子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这一阶段的学术特点是：抛弃了“两个对子”研究方法，以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论背景来切入中国哲学的主体，进入中国哲学文本，探索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论结构及其历史发展。《庄子歧解》是崔先生积数十年之功而完成的一部大书。方克立先生认为，该书“显示了他在文献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兼取义解、考据之长而避其短”。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有关《庄子》校勘注释的“百科全书”，无愧是集大成的校注本，是读通和理解《庄子》的一部案头必备书。《庄学研究》一书是崔先生花费十年之功所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该书不仅在考论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的基础上梳理了庄子思想的丰富内容、内在联系和逻辑结构，而且还揭示了《庄子》在中国传统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同时还指出它是中国哲学和文化某些基本特征和内容的最早的观念渊源。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先生曾评价《庄学研究》“是道家思想研究中的一流成果”、“该书在历史考证上持之以故，廓清了重重迷雾；在思想研究中视野广阔，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创见；在研究方法上务实求新，使人耳目一新”。方克立先生也认为，“该书是20世纪最有新意和理论深度的一部道家思想研究专著”。
　　90年代中期至今为第三个阶段，代表作是《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和《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这一阶段的学术特点是：从其理论上看，崔先生已经通过自己的探索，将中、西、马融为一体；而从方法上看，崔先生对于结构的、比较的和历史的方法的使用更加自觉。《儒学引论》是一部自觉用结构的、比较的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全面地论述儒学理论和学术内容及其历史发展的学术著作。而《儒学的现代命运》承续《儒学引论》，继续彰显其成熟的理论探索和方法自觉，积极肯定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思想的主体或主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具有久远价值（普世价值）的内容，而且在现代人类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中仍具有鲜活的文化生命力。十年前在《儒学引论》出版时，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崔师这位服膺儒家学说的学者，愿以艰苦的努力和勤奋的创作，去为传统儒学向现代转轨即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的理论、学术贡献。《儒学引论》，便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成就出来的。”《儒学的现代命运》也是崔先生该种心态的持续反映。
　　崔大华先生这五部学术著作（近250万言）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对于深化和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界公认的哲学史家。在此，我想借用吴光先生的话对崔大华先生的学术贡献作出如下评价：“崔大华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界造诣精深、成就卓著的学者。他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在道家与儒学的学术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崔大华先生的“这些力作，不仅对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颇有思想启迪作用，而且对有志于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变、基本精神、现代价值与未来前景的青年学子具有治学指导作用”。而对于新近出版的《儒学的现代命运》一书，我以为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李宗桂教授所作出的评价比较恰如其分：这部书“是在《儒学引论》的研究高地上更上层楼，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儒学研究的具有典范性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深化儒学研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阐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都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后，我还想简单地谈谈我眼中的崔大华先生。我是1986年7月分配到河南省社科院工作的，先在《中州学刊》工作11年，随后到哲学所工作至今。因此，20多年来，我和崔先生便有着多种交往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我眼中的崔先生，是一位“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潜心治学、勤奋治学、严谨治学的学者。在崔先生的日程表上，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日。退休前，他坚持每天到办公室搞研究；退休后，在家里继续研究。列入《人民出版社》哲学史家文库的三部大作，就是他30多年辛勤治学所磨出的“三剑”。他是一位积极提携后学、奖掖后学的令人敬仰的老师。崔先生不仅到南开大学、河南大学为研究生授课，而且，还主动为我院年轻人讲授《老子》、《庄子》等经典；他还带领我们年轻人做省级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当著作出版时，都是他自己购书签名后送给我们年轻人；年轻人有时找他写个推荐信，或者是请教个问题，他从来都不拒绝……总之，他无私地传道、授业、解惑，是热诚地、真诚地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了积极帮助的好师长。他是一位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唯学是务的真正的学人，一位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平易近人的长者……
　　总而言之，崔先生的为人为学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作者简介：高秀昌，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州4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