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是台湾著名漫画家，江苏太仓人，1960年出生于台北。其漫画作品《双响炮》、《涩女郎》、《醋溜族》等在内地青年男女中影响极大，拥有大批忠实读者。
　　人的一生要遇到的困难很多，压力很大，有时候无力改变大环境，那就不妨运用创意改变自己的生活。
　　大家喜欢看我杂耍(指当场画漫画)胜过听我演讲。所以我随手画下这五格漫画，我给它取名叫“人的一生”，从来没发表过。这是一对男女从初见到相识、相恋、成婚、相伴终生的全过程。我以为，人的一生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境。你问我，画这么多画，创意从何而来？本来我就是一条毛毛虫，可在很多美丽的女孩子面前，我就像一头有攻击性的大黑熊。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回去想想，你一天会变换多少种动物？这时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是你讨厌的，什么样的人是你喜欢的，其实你心里都有数，只不过大部分时间不会留意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问：不考虑现实可能性，您现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在讲创意，我们的生活真的需要创意吗？
　　朱：很多人也许觉得创意只有少数人才能有资格去把玩，如艺术家、作家、画家，其实大错特错，创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创意就是人的想像力，其实只要是人，就有想像力。我把创意分成“大我和小我”，“大我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大部分人无关，你作为消费者，惟一的参与方式就是花钱去买公仔、米老鼠等这些产品，然后商人赚走了大部分的钱；只有“小我的创意”才是真正与每一个人生活有关的。这种创意未必能带来财富，但可以丰富你的人生，让你的生活变得爽朗有趣。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些“不健康”的创意。比如偷偷摁人家门铃，然后躲得远远地看开门人的表情；大了之后我请同学到家里吃火锅，交替放快慢不同的背景音乐，看着他们跟着节奏一会儿加快喝酒的速度，一会儿又变得斯文起来，我就很开心，感觉看到几只猴子跟着我神奇的手指在转；再后来我就遇上了漫画，我发现这可以展现我所有对生活的创意。
　　
　　人有两种，一种是长得像动物，一种是心态像动物。
　　2005年我画了《关于上班这件事》，很多人说，他们最痛恨同事。我也曾经有过短暂的上班经历，我也痛恨同事，但没办法，每天我还要去见他们。既然无法避免，我就去观察他们。我把他们分成两种，一种是长得像动物，一种是心态像动物。在办公室里经常巴结领导的那种人，在我看来就像“老鼠”。我和他见面问好：“今天你好吗？”其实心底里在说：“今天你又偷吃谁的了？”看到那种黄鼠狼类型的同事，心里就想：“今天你又要害谁了？”这么想时我并不内疚，因为我没有说出来伤害他们，我只是借此让办公室的生活变得有趣味些。
　　问：今天听你现场讲座的人是一群怎样的动物？
　　朱：呵呵，我觉得我到了动物园。当然我也是一只来表演的动物，像一头海狮。
　　问：你照镜子的时候觉得你自己像什么动物？
　　朱：对不起，请提问者站起来让我看看是谁问出这样的问题。恭喜你已经学会怎样在生活里面得到创意了！我照镜子时觉得每一次都像不一样的动物。就拿演讲这个事情来说，演讲之前我心态像老鼠，能逃则逃；但是被推到这里来后，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你就像一头表演的海狮。
　　问：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朱：其实我很想做动物保护的工作。我很喜欢动物，像我家十几年来，从来没有缺过动物。一开始我觉得动物很需要我，其实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人类自大的想像，其实人更需要动物。我觉得动物能够带给我的快乐太多太多了，所以我想我可能会去做保护动物方面的事情。
　　
　　我比你们多了一份狗运，我只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问：在当下社会经济迅速前行的时候，人类的生活方式正在巨变，但文化和思想上对这种变化相适应的改变还在构建中，您的作品对帮助大家寻求心理平衡非常重要，您是否有同感？
　　朱：我常常觉得我的作品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比你们多了一份狗运，我相信有很多人画得比我好。有人跟我说你的作品在中国漫画史会留下一页，但是我想那不是我要追求的，我觉得漫画对我来讲，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就这么莫名其妙画下来。我只是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谈不上对文化有什么奉献，但是有一点确实我常常在想，在时代这么快速的进步当中，会留下什么样的文化？没了自己的价值观，人就会生活得非常卑贱。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展现普通人的生活况味和价值观。
　　（黎志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