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是从我记事起就熟悉的一个词汇。从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起，礼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于北京各大机关院校的生活社区里。礼堂成为了新中国社区文化的核心活动场所。这一点和教堂在西方国家的社区文化中起到的作用有点类似。
　　我们的礼堂在位于北京西郊的市委党校的大院里。礼堂的前面是一个小广场，对着礼堂有一座影壁，上面写着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影壁的后面是一片森林，林中有一座欧洲庭院式的墓地，里面安息着意大利的神父利马窦。这个意大利天主教神父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西方的精神文明，后长眠于此。
　　礼堂的南面是一座美国教堂，还有一座教会留下的口字形校舍，那时已被改作机关的食堂和幼儿园，我就寄读在那所幼儿园里。它的高大浑厚，复杂的结构，还有那座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的钟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礼堂的北面是党校的学员楼，它是苏联建筑师的杰作，楼体非常地敦实，令人心生敬畏。
　　礼堂的样子大致是这样一个面目：正门下有一层层的台阶，台阶上矗立着几根石柱顶天立地，石柱上托举的横眉正中镶着一个浮雕，浮雕的图案由五角星和分列两侧的旗帜组成，印象中旗帜上还有垂下来的穗子。
　　党校的历届学员毕业，都会站在礼堂前的台阶上留影。我的影集里有一幅幼儿园时的合影，也是站在礼堂前的台阶上，一群孩子没心没肺地迎着镜头傻笑。每次看到这幅照片都让我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是在一次党校幼儿园的“六一”演出结束后拍摄的。我们的节目是演唱《浏阳河》。我记得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盘子，一根筷子，唱一句敲一下。
　　礼堂有一个前厅。地面由水磨石铺成，石缝间还嵌着铜线，散发着煤油拖把擦过的气味。顶子上有石膏的浮雕天花，一组组苏式的吊灯悬挂在其中，每个吊灯上都有很细的铁丝精心编织的网兜呵护着乳白色的灯罩。当然还包括高大的窗户和用绳子一拉就能自动关闭的窗帘。
　　少年时，每逢周末，礼堂的前厅里常常举行交谊舞会。我父亲爱跳舞，我母亲很反感，但有时也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去。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为了看着我父亲，其作用相当于警察。可想而知，有我和姐姐在腿间穿来跑去，又有母亲端坐在场边，我父亲就是想有所作为，恐怕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前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宽敞华丽，但长大以后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实际的空间非常狭小朴素，令我对儿时的所有记忆都产生怀疑。
　　礼堂的舞台很浅，一道蓝幕前八字形斜插着一排红旗，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如果放电影就把银幕从台口落下来。星期五机关食堂卖电影票，五分钱一张，那是我最愉快的时光，在期待和憧憬中草草吃完晚饭，和院里的孩子成群结伙跑到礼堂的大门前等待开演，然后一拥而入，为各自的家人占座位，顷刻间礼堂里座椅响成一片。有时过道里拥满了人，我们就从后排一直踩着座位往前排跑，常常一步踏空，腿陷进翻板中，疼得龇牙咧嘴。
　　很多年过去了。在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党校的宿舍楼要拆了。院里差不多同龄的一帮四十多岁的孩子，约好了从各地赶回来，在那两幢伴随我们长大的宿舍楼前合影，留个念想。
　　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党校的大门外聚齐，然后洋洋洒洒几十人走进党校的大院，绕过主楼，不约而同地向我们的礼堂走去。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我们没有长大，好像我们依然是约好了一个时间，到了点，先下楼的就站在楼下扯着脖子一个一个地往下喊，一起去礼堂看电影。
　　李超，你快点，就等你了。
　　小万，怎么还不下来。我们可走了。
　　光路你有票嗎？
　　哥们今儿下午就给礼堂厕所那窗户的插销拔开了。
　　我呢，小卫悄悄的，给了我一把礼堂后门的钥匙。
　　（温滴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我把青春献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