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省计生委主任，他认为写书聊性是分内的事
　　
　　在2011年11月11日的“光棍节”和12日的广州性文化节到来之际，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枫推出了他的新著《枫哥品性》，以若干个故事，讲述了性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影视、艺术六大方面的关系。张枫从事人口研究20多年，出书谈性也不应视为怪事。不过，“枫哥”谈起性来，态度大胆直率，语言辛辣幽默，每每引起人们的热议。11月16日，张枫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他20多年来对性的理解，回应人们对他的各种猜测与质疑。
　　
　　与性的缘分
　　上午9时，在广东省人口计生委的会议室里，身着衬衫西裤的张枫出现在记者面前，他说话略有口音，却干净利落，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让人感到很随和。
　　“我是做计生工作的，出书谈性本来就在我的工作范畴之内。”张枫这样解释他写书的初衷。不过，做计生工作，对张枫来说却是个“意外”。张枫祖籍江苏涟水，1952年出生在广州，小时候在淮阴农村跟着奶奶生活，十四五岁才回到广州的父母身边。然而，没上几年学，就遇上了知青下乡。上世纪70年代，他又参军到云南，退伍后在云南一家工厂工作，一直当到车间主任。直到1987年，才调到广东省人口计生委工作。张枫后来坦言，当初去计生委，完全是为了分套房子。“只是想过渡一下，有了房子就走。一个大男人去管人家生孩子，我自己心里就有偏见，接受不了。”
　　不过，张枫最终没有走成。他后来回想，自己和计生还是“有缘分”：在工厂工作期间，妻子曾怀上二胎，但张枫作为干部得起带头作用，孩子最终没有要。这在他心里，怎么都是个没有完全解开的结。在计生委工作的一天，当地农村的一位七旬老汉跑来向他下跪，希望能让已经生了5个女孩的儿媳再生第六胎，这对张枫触动很大。“这样生下去怎么得了？中国的国情，真不能放开肚皮去生，计生太重要了。”
　　在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张枫越来越发现，其实许多人对于性的知识极其贫乏。有的夫妻七八年没小孩，原因在于对性一窍不通；有的夫妻因“处女膜”问题关系破裂，原因在于性观念过于陈旧。“他们从生理和心理上都没能正确看待性。作为一个计生工作者，我明白性牵涉很多事情，老百姓对于这些知识也有渴求。所以，我想应该写些这方面的书。”
　　上世纪90年代，张枫参与筹办了以婚育内容为主的《人之初》杂志社，并从1996年开始兼任其总编。靠着内容，他把杂志发行到了100万份。不过，1997年，因为部门的制度规定，张枫不能再兼任总编，于是他就着手自己写书。第一本书《夫妻性百问》非常畅销，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相继编纂、出版了《现代婚性孕育大辞典》、《枫哥说性》等20多部著作。写作的过程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张枫看了许多关于性知识的书，记者问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程度”，张枫笑称，自己的作品肯定没法和性学专家的学术著作比，但实际的工作经验，让他的书更具“现实意义”。“计生工作绝大多数在基层开展，平时下乡也从来不事先跟下面打招呼，天天跟老百姓在一起，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问题都遇到过，这都为我写作提供了经验。”
　　
　　无处喊“冤”
　　张枫坦言，这些年对他的质疑不少。“中国的性观念还是相对保守的，性本来就是敏感话题，加上我又是个官员，大家更不理解。我在这个副厅级职位上干了十七八年，好多朋友说，你也算‘高官’了，发什么文章不好，写什么书不好，整天就跟人家扯两腿之间的事，无不无聊啊，劝我少搞。”在单位内部，张枫的做法也一度让领导觉得有点“过”。他包里随时揣着避孕套，只要见到基层干部和群众就发。在别人看来，这显然有哗众取宠之嫌。
　　张枫介绍，当年在广州举办的性文化节上，因为有性用品展示和出售，有人就骂，说这是在“卖淫具”。“我当时就召集媒体记者说，不要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上千万的流动人口，他们有这个需求，政府提供一个平台，有这样的性用品让他们去选择，自我解决问题，既不会影响他人家庭，也不会传播性病艾滋病，有什么不好？”
　　最让张枫苦恼的是，他写关于性的书，连家人都不理解。第一本书出版前，妻子甚至把原稿藏起来不让发表，觉得“丢人”，导致出版日期推迟半年。在2009年出版的《枫哥说性》中，他以自己为卡通人物原型，用第一人称幽默地指点各类性知识，被媒体形容为“计生委主任出书教人做爱”。80岁的老母亲看到后打电话教训他：“怎么写这种书？”张枫觉得特别冤枉，特意送书去给母亲看。而张枫90多岁的姨妈，直到前年去世前还在劝他，少干这“缺德事”。“老人的观念就是这样，有时真觉得说不通。”
　　不过，面对质疑，张枫没有犹豫。“我跟朋友解释，两腿之间无小事。被窝子里面有少生的问题。告诉老百姓怎么避孕，夫妻在什么样的状态条件下才能生一个健康聪明的小孩，这是我分内的事。”
　　久而久之，情况有了一些改观。第一届性文化节虽然颇受争议，但三天时间就有10万人来参加。“我们的场地很小，人挤得不得了，当时中国性学会的理事长把手机都挤丢了。”场面的火爆更坚定了张枫要将性文化节办下去的决心，“实际上我们是要利用这个载体，宣传少生优生，宣传预防性病，通过媒体达到目的。而且老百姓踊跃参加，正说明有需求啊。”据介绍，近两届的性文化节几乎没有了之前的非议。
　　当记者问他，舆论质疑太多，会不会影响他的仕途，张枫说：“我从不考虑仕途，我也没有想过别人用不用我的问题。我从来不跑官，组织部的同志说，找我谈话，时间是最短的。送避孕套也是我的工作，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有人说我给别人塞避孕套是‘哗众取宠’，哪来什么宠？前些年，我往领导包里塞两个避孕套，他会对我破口大骂,说‘张枫你这个……回去给我老婆看到了肯定那个……’不过现在好多了，我再给领导避孕套，他可以大大方方地拿出来，说，你们看，这是省计生委主任给我的，你们谁要？从以前谈性色变到现在这样，确实是开放多了。”
　　
　　性是政治的危险舞伴
　　张枫书中的话，比如“官员要勒紧裤腰带”、“贪腐官员十有八九性上犯错”，在网络上迅速流行。他曾写道：“当权力没有被囚禁在法律的笼子里，当性没有被套上道德的锁链时，天使就变成了魔鬼。性与政治本身不是罪恶的，罪恶的是那无尽贪婪而又邪恶的欲望。多少人性和欲望的阴暗，便在权力和畸情中，变得耐人寻味。”作为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枫来谈性与政治，似乎更有说服力。
　　环球人物杂志：您写了《性与政治》一书，性与政治概括起来是什么样的关系？
　　张枫：性是政治的危险舞伴。性既可以是政治的丑陋帮凶，也可以成为它的终结者。人不能把权力、美色带进坟墓，但权力、美色却能把人送进坟墓。
　　环球人物杂志：那是如何送进坟墓的？一定是权力上的腐败吗？
　　张枫：贪官在性上有问题，古今中外都有。过去常有一问，“要江山还是要美人”，到现在，“江山”实际上可以理解成一个人的事业或成就，而“美人”改成“情人”就更准确了。对一个官员来说，要养一个情人，就容易贪腐。因为养情人要会算经济账。我们国家的政府官员，收入不会高出老百姓多少，要满足情人的要求，就很可能去违纪。因此我说，贪官十有八九都会有情妇，而情妇是导致他贪腐的一个直接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这些年贪官性腐败频发？
　　张枫：我总结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贪官占有欲强，贪图享乐；二是一些女性主动献身，或者有人用女性实行“性贿赂”，进行权色交易；三是有些人投领导所好，为其“拉皮条”。
　　环球人物杂志：您让官员管好“裤腰带”，具体怎么管？
　　张枫：管好自己的裤腰带，应该成为官员的一项重要行为准则。大的方面来讲，要对官员加强党纪、政纪、法纪的教育，让他们牢记权力是公共的、是人民赋予的。这是让官员自己管。当然，自己管不好，民众就会帮你管，因为官员的德行，是关系民众利益的公共问题。不久前有官员“微博开房”被曝光，还有韩峰等人的“日记门”事件，都成为舆论热点，就是因为民众对官员有更高的要求，希望他们能经得起考验。
　　环球人物杂志：国外政要出了性丑闻的也不少。十几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出了“拉链门”，接着当总统；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尽管不久前下台，也不全是因为他的性丑闻。国外为什么能这样，在中国却不行？
　　张枫：国情不一样。由于在传统观念和性道德方面存在差异，中外老百姓对官员性道德的要求是不可能一样的。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直对官员的要求比较严格。最重要的观念是，我都叫你“父母官”了，你在德行方面反而没有一个长辈的表率，那还要你干吗？而且，官员的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公共权益，官员腐败了，他所在的地区或部门的风气肯定不难想象。因此，我们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可能比国外严苛许多。当然，国外政坛也不是都对性问题宽松。我想了一句话来总结他们的情形——“躲得过政敌，躲不过狗仔队；躲得过狗仔队，最终还是躲不过命运。”
　　环球人物杂志：您出书谈性和性诱惑，自己做得怎么样？
　　张枫：我认为一个干事情的人一定要有控制力，来自金钱、美色各方面的诱惑都是很大的，关键是能不能控制住、把握住自己。有些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诱惑都能屹立不倒，就是有坚强的信念和原则。我也这么要求自己。
　　
　　编辑：廖楠 美编：苑立荣 编审：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