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黄教授，首先祝贺您的《自选集》出版。正如中共中央军委原委员李继耐给您的来信中所言，这本书精选了您在不同时期撰写的40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您长期以来对党的理论创新、党和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党在军事理论上的创新与发展等方面的深入思考，内容十分丰富、题材非常广泛，而且每篇都分析深刻，见解独到。
　　黄 宏：中宣部的《学习理论文库》是一项集中体现新时期以来我国理论建设工作成就的重大出版工程，集聚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卓有成就的大家、名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包含了一系列理论实践的系统总结。《学习理论文库》已出版了十年，作者包括有职务的理论学术带头人如冷溶、王伟光，有老一代大家如戴逸，有中青年学者如秦宣、杨耕等。《黄宏自选集》跟以前出版的其他几批同志自选集一样，都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定名单、中央宣传部审定书稿后出版的。我很感动，这体现了中央对理论工作者的关注和爱护。
　　记 者：您曾连续三届六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自选集》中就收录了获奖的理论文章，如《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等。按规定，副部级或军级以上的作者是不能参评“五个一工程奖”的。这些文章获奖的背景是什么呢？
　　黄 宏：这几次获奖都不是我主动申请的，而是文章发表后，取得了较大的反响，中宣部经研究后点名授予奖项的。
　　如《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这篇发表于2000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是较早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大文章之一。这篇文章的撰写和发表颇有故事性。江泽民同志在广州高州的讲话中，论及“三个代表”，我当时意识到这里酝酿着党的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和突破，但怎么认识这个突破，我在苦苦思索。一天下班后，我坐在车里，忽然有了一个完整的思路，为了不至于把思路打乱，我便拨通了还在办公室加班的研究员郭凤海的电话，请他把我的思路记述下来，我便口述这篇稿子。第二天一早到办公室后，当即和郭凤海把这篇稿子整理出来，很快把文章发到人民日报理论部。人民日报一开始拿不准，将文章报到中宣部，得到了可发的指示。不久这篇文章就以通栏标题加内容摘要发表了。之后《人民日报》约郑必坚、虞云耀、郑科扬等四人也撰写了有关“三个代表”的理论文章，掀起了学习“三个代表”的热潮。这篇文章当时得到了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的批示，后被中宣部评为全国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
　　记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党组成员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宋平同志的老秘书建设银行原监事会主席谢渡扬等针对书中《东欧剧变与执政党建设的几个问题》《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历史价值》《评一种影响广泛的人口问题的历史观》等文章，评价您是意识形态战场的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和将军；在重大理论是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赞同什么、反对什么、支持什么从不含糊。
　　黄 宏：面对思想理论战线的复杂形势，作为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我历来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是复杂的，不是简单地作一个政治结论就能解决。写这类文章，更需要有实证材料的支撑、严密的逻辑和学术的含量，更要以理服人。
　　仅以我收入文集的两篇文章为例，我就用了3年的时间来作准备，一篇是《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历史价值》，一篇是《评一种影响广泛的人口问题的历史观》。前一篇文章针对的是有的人认为抗美援朝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它“迟滞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拖延了祖国的统一”，认为从战争的伤亡消耗上讲，我们也不能说打了胜仗。而另一篇文章所针对的，则是有的人称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所犯下的错误，是“20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一个人的决策失误要一个民族用100年的时间来偿还”。“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成为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后果的概括。有人甚至写文章，称毛泽东最大的错误非“文化大革命”，而是在人口问题上。在这两个重大历史问题上，仅仅从感觉上认为这个结论是不对的，那是远远不够的，你要写出有说服力、使人信服的文章，就必须充分占有资料，作出全面的分析，充分地研究国内外各种视角的研究观点，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我不是军史研究、更不是人口问题方面的专家，为写这两篇文章，我收集了上百本的专业书籍，尽量客观公正，不先入为主。一次到西北出差，在一个小城镇的新华书店里看到一本介绍二战后德国经济复苏的书籍，其中谈到了德国和欧州的婴儿潮，因有活动，放下书就匆匆赶路了。回京后，多方找这本书未果，我依稀记得这是云南一个出版社出的，最后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该书的责任编辑，这个材料说明二次大战后的婴儿潮是个世界现象，而绝非什么毛泽东的“错误”。这两篇文章在相关刊物和报纸上发表后，受到了这两个专业领域专家的好评。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一个重要乐趣就在于，它非常具有挑战性，使你要不断地学习。
　　记 者：《抗洪抢险中的伟大精神力量》《在抗击非典中锤炼伟大的民族精神》、《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重视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问题》《中国梦的精神支撑探源》等文章与现实结合很紧密，关注和回应了党和国家关心的很多重大问题，在我们党战胜历次风险中发挥了战斗作用。
　　黄 宏：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军队理论工作者，在关键时候要能够站得出来，敢打硬仗。1998年，我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我和所里的季明同志撰写了《抗洪抢险中的伟大精神力量》，《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收到500多封读者来信。1999年，美国袭击我驻南使馆，引起了全国人民对这一暴行的愤慨和强烈谴责，我们又连夜撰写了《凝聚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新华社又发了通稿，对把全国人民对美国暴行的谴责引导到振兴中华、增强民族凝聚力上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篇文章被评为全国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此外，在战胜党和国家面临的经济风险中，我和全林远撰写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战胜经济风险的理论与实践》，《经济日报》用一个半版的篇幅刊出。在我们党战胜法轮功的斗争中，我受《人民日报》委托，连夜撰写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新华社又一次发通稿。此外，在战胜非典、战胜特大雪灾以及战胜台独等重大斗争当中，我都写出了有分量的文章，发挥了一个军队理论工作者应该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