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怀中先生的《文学纵横论》近日出版了，这是他近70年来从事文学教学、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的论文精选，分“试论鲁迅”“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及小说理论批评”“试論‘闽派批评’及闽派作家作品”“试论闽台文艺交流”等辑和“附录”。论时间之“纵”，跨两个世纪的文坛风云收纳于笔下，论空间之“横”，从鲁迅到闽台交流融摄于胸中，充分地展示了先生的博大的视野与沉潜的学识。
　　读着先生的文字，仿佛又回到当年受业的日子。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历史转折，百废待兴，我幸运地踩到步点，成为先生和郑朝宗先生联合招收的入室弟子，成为厦大中文系历史上首届研究生中的一员。因我的毕业论文选择“闻一多美学思想研究”，偏于现代文学，所以日常获得许先生更多的指点，在生活上有更多的接触。在我的心目中，先生属于那种大智若愚的文人类型，老成持重，慈眉善目，一副菩萨形神;讲课时，细语慢言，条分缕析，逻辑穿织严密，在一派和风细雨中授业解惑。对于弟子来说，则是“随风潜入心，润物细无声”了。
　　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品学兼优，留校任教。作为新体制最早培养出来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那时是何等的稀缺与宝贵。先生没有辜负信任与冀望，他虚怀若谷，博览群书，如海绵吸水般收纳了人文知识的精华。经30年的厚积，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际，他的学术创造力如涌泉般喷发而出，仅鲁迅研究领域，就出版了《鲁迅与文艺批评》等5部专著，可惜在1983年因奉命调往政界而中断。虽然先生其后并未忘却学术的召唤，还陆续出版了几部研究专著，但毕竟政务繁忙，时间稀缺，未能全心全力地投入，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损失，但对于福建文化界来说，可能又是一种幸事。
　　先生在学术上有着博大的视野，这从他的鲁迅研究中体现出来。先生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始自他的鲁迅研究。本书“试论鲁迅”一辑中的前5篇，即分别是从《鲁迅与文艺批评》《鲁迅创作思想的辩证法》《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关于“人”的视角和建构——鲁迅与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这5本专著中抽选出来的篇章。一看书名，你就会感觉到先生甫一入行，就有着先人一着的布局，从鲁迅的文艺批评、创作思维、与中国传统文学、与思潮流派、与世界文学诸多方面落子，成竹在胸，谋定而动，有点今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其子课题一样的布局，气魄宏大。须知20世纪80年代之初，中国文学批评刚摆脱机械僵滞的意识形态的钳制，鲁迅研究尚在摸索、探行新路之际，先生即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超前做出全局性规划，着实棋高一招。
　　先生学术视野之博大，不仅在于整体性的筹划，而且还在具体课题的论说中呈示。例如书中论及“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他大匠运斤、综撮精要，把鲁迅研究与接纳西方文艺思潮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介绍“摩罗派”，目的是启蒙、振奋民众，先“立人”，再“立国”;第二时期，强调“为人生”的文学，暴露国人精神上的病态，引起疗救的注意;第三时期，“五四”退潮后，探索主观主义的文艺流派理论，同时关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艺思潮动向;第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倾向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实际上也是把鲁迅丰富、复杂的文艺思想，划出清晰、简明的流程。
　　不仅如此，先生还进而指出，鲁迅的专著《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及论文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就集中、完整地阐发了我国文学和小说发展过程中的文艺思潮与流派的演变。鲁迅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便是总结1917年以后第一个十年现代文学思潮流派产生、发展的历史的重要篇章。所以，如果谁要用欧洲文艺思潮流派发展的模式、框框来套中国文艺，就要坠入五里迷雾，看不清真面目来，甚至弄出偏狭扭曲的弊病来。当学界偏向于鲁迅与西方文艺思潮关系研究的时候，先生察今识古、慎思明辨，及时强调了鲁迅从传统文化中所获得的浑厚中国经验，使中西二者兼容并存，合度中节，达到一种思想方法上的平衡，这是那些识小语琐、偏执失允者所难以达到的。
　　先生视野之博大，来自他沉潜之学识。我曾对我带的研究生讲过：“我是幸运的，学术细胞在萌生之际，就注入了许怀中师的‘多求索、重实证’和孙绍振师的‘常怀疑、重原创’这两种基因。”许先生沉潜的学识就体现在“多求索、重实证”这六个字中。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谨严稳健，属于厚积薄发的类型，他尊重史料，钩沉稽索，力求言必有证，语无虚发，从不打花拳绣腿，以空泛之谈，蒙误世人。师门之风，后学承传，多年来我亦坚持“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原则，强调学术研究中原态史实的实证和历史语境的纳入，即承传自先生。
　　书中《文艺批评理论建设与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理论发展》一文，摘取自专著《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变迁》。在先生之前，从史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进行发掘、剖析，做一番归纳、综合的工作，似乎尚未有人涉足，渐有代远言湮之危。要从卷帙浩繁的现代小说理论批评中抽绎出某种序列与纲目，不但需要广博的阅读层面，丰赡的资料积累，而且还应有高屋建瓴、控捉自如的气度与学识，这对有意问津者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先生不畏艰难，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其开拓者胆识，令人敬佩，但这更是基于先生沉潜的学识之上。
　　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无论存在多少种观念，其根本上仍是沿着社会功利与艺术审美，这两极相悖而又对立一体的价值取向展开的。先生以深邃的“史识”目光，寻找到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理论的源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理论家，主张文学的功利性;与其相反的，是主张非功利的纯文学价值论的王国维等。中国近现代文艺在功利与审美观上形成的两大主潮源自他俩，并影响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
　　学界关于文学社会功利论与纯艺术论分立的问题，持两者对立、泾渭分流者众多，而见微知著、透视统一者甚寡。先生独辟蹊径地分析道：文学的非功利观，并不完全否认文学的价值观念，而是反对文学成为实际利益甚至个人功名利禄的手段，以为文学只有从某种“功利”中独立出来，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向量，例如，王国维反对的是“文学载道”或“劝善惩恶”的功利观。另一方面，主张功利论的梁启超是反对小说为“闲书”的传统观念束缚。而这两派在对传统的封建文学观念的反拨与否定上都是统一的，其本质是共同的，而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形式。 　　先生由此而强调，人们应重新鉴别批评理论中这种对立和统一的关系，而后才去把握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在机制。若能从“人”的视角考察，就更为清晰。先生指出：前者是觉醒了的“人”，用他的热情膨胀了自己，想从自我的扩展里面叫出改革的愿望;后者是觉醒了的“人”把他的眼睛投向社会，想从现实的认识里面寻求改革的道路。不难看出，先生的这个结论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而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亦是一个可贵的收获。这一创新观点的提出，研究者若缺少沉潜厚实的学识作为基石，是很难奏效的。
　　但先生并非仅是一个皓首穷经的学者，他还是一个作家，写得一手好散文，据说年轻时写杂文、时评等是倚马可待的好手。本书“代序”一文中，收有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王瑶教授的来信：“《秋色满山楼》，我已仔细读过，谨申谢忱。我以前仅读过您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甚佩功力之深厚。自您调动工作以来，私意颇感惋惜，盖搜集资料，掌握动态、细致分析、潜心著作，皆与目前之工作不易协调。今读此书，不特对您之经历等有更多了解，且文笔深沉优美，富有个人风格，因思今后似可多写一些此类文章。”王老慧眼，寥寥数笔就把许怀中先生的独特个性勾勒出来，学者与作家，左右开弓，皆中靶心。
　　收入书中《我省文坛“三二一”纪事》一文，即是先生回顾主持福建省文化工作的一篇随笔。“三”是三份期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活动，起到两岸“文化纽带”作用的《台港文学选刊》;在互联网未普及的年代，率先向国内介绍国际经典影视作品的《中外电视月刊》;展现闽派文艺批评实力，并在全国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的《当代文艺探索》。“二”是两部电视剧，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提名奖的《谷文昌》;为迎接香港回归拍摄的大型电视剧《林则徐》。“一”就是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舞剧《丝海箫音》。先生记述了他在任上所主持、参与并大力扶持的几项重大的工作，由于是亲力亲为，笔调显得朴实而亲切，也为福建文化史留下宝贵的资料。
　　先生一生，经学者，而为政，身份变动之急驟，绝非通常之转换，但先生却能沉稳自若，泰然处之，并且政通人和，成效卓然，此间奥秘何在？或许可从先生所撰写的《郭风先生风范长存》一文中得到解答：“郭风先生办事认真、胸怀广阔、宽容大度、与人为善、真诚和睦，对我省文艺界有亲和力、凝聚力，我省文艺界的和谐团结，郭风起了表率作用。郭风先生的创作，也为文艺繁荣起了带头、领军作用。”许先生褒扬郭风先生对福建文艺界有着凝聚力、引领力的作用，但这不也正是他自身的写照吗？可以说许先生是得了郭风先生的衣钵真传。
　　不妨再读本书“代序”之收结处：“‘文人切忌势利’，文学主真、主情，文人更应该讲真情。潮起潮落，花开花谢，韶光易逝，似水流年。多年来，文之真情，我的感谢之情，犹如一江向东流的春水，滔滔不尽，流淌不绝。”原来，许怀中先生的内心一直珍藏着文学的“真”与“情”二字，珍藏着“感恩”的心态，这就是一位年逾九十的智者留给我们的“真言”。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