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张晖的稿子是意外之事。之前曾在年度选题计划中听主任提过有这样一本书，再之前，在张晖离世后也跟风看了维舟的日记《平生风义兼师友》等等。忽然一天，主任抱来一摞稿子放在我的桌上，让我认真读一遍。我扫了一眼，再定睛一看，这不是有关张晖的稿子么？然后慢慢地从“代序”，看到“张晖日记”，再看到陈国球的“怀人”，看到“张晖之忧”，看到“十八春”……一页页，一章章，贪婪地，不停地读下去。当编辑能遇到一部一看就无法停歇的稿子，岂不是一种幸运？
　　张晖作为学者，离我们的生活既遥远又真实。他在那些文献典籍里寻找着学问的价值，一步步走向象牙塔的顶端，在感叹人文精神失落的同时，坚决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前行；却又一样经历着父亲下岗导致的经济窘迫，会坠入爱河，要四处求职，以及生儿育女的凡人生活。他喜欢甜食，他嗜书，他痛苦迷茫，他单纯又坚韧……他活生生地存在过，而不是一个在怀念中被塑造起的“圣人”。如果他不死，他会成为一个大学问家，一名教授，一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好夫君和一位好父亲。我们无需将他神化，正如他的妻子所说的那样，与其日日追问他为何死去，不如讨论他曾怎样生活来得更有价值。所以我们选编这样一本充满回忆的文集，除了煽情，还有思考。在大家一句一字的追述中，张晖仿佛活了过来，向我们这些不认识他的，与之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理想的人们，讲述着他充实而短暂的一生。
　　在书中，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将张晖定性为一位素心人。他在《晖弟已矣，虽万人何赎》写道：
　　历数与晖弟交往的点点滴滴，实在谈不上频繁，每次相聚也都是来去匆匆，但为什么，只要一见面，无论相隔的时间有多久，立刻涌上心头的就是一种平淡、自然、真挚的亲切感。我相信其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他是处于单纯的青春时代，在我则是虽近“初老”但还未失单纯，我们可以把这种单纯形容为“素心”，单纯与单纯的交汇，素心与素心的碰撞，便形成了一种朴素而恒久的力量。……而只要是素心人，对于学术就必然拥有一种单纯的信仰。因为单纯，所以始终保持着童真；因为单纯，所以能跨越时间和空间；因为单纯，所以容不得半点的矫情和装饰；因为单纯，所以形成了一种有魅力有魔力的神秘的力量。陶诗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在一个“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的世界中，即便是学术圈里，无论年轻的或不年轻的，素心人也已寥若晨星。晖弟往矣，对我而言，是少了一个年轻而素心的朋友，而这个位置，是永远也无法填补或替代的。
　　1996年初，南京大学决定成立文科强化班，张伯伟教授出任文科教学基地主任一职。是年3月，在开学典礼上，他对着所有被选入文强班的文、史、哲三系学生，作了一个简短发言。而直到举行毕业十周年聚会之前，张晖才向妻子追忆了那次文科强化班成立仪式会议对他的影响。于是，当年的班长张霖便把那次会议带给张晖的震动写入了为聚会所做的“开场白”中：
　　当初，我们或许并不清楚，95文强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什么；但是，当我们离开之后，才渐渐地明白，这个集体，留给我们的是一块无法抹去的南大制造的胎记。这胎记，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是“择善固执”的道德律令；是“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的人生理想。
　　就是张伯伟教授的这几句话，像种子一样在张晖19岁的心田中生根发芽，蓬勃生长，支撑了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展开。张晖作为一位出生于七十年代末，在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感染下，在九十年代国学热潮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立志于国学研究的年轻人，他用纯粹和坚持证明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存在。他的行动日日践行着一个学者的本分，即“思考”和写作。2010年祖母去世时，他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人都会死，关键活着的时候做些什么而已。”（日记2010年11月18日）也许现今不算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美好时代（王德威语），却需要我们自身寻找内在的声与光。在他去世的大半年后，张晖的妻子最终悟到了他心底大光明的存在：“何必向他处寻觅？若我即声光，又何惧外在之黑寂？”一代大儒王阳明在他离开人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便是：“吾心光明，亦复何言。”做一个素心人，也许就是致良知的正道之一？
　　早春里，上海夜雨沉沉，又湿又冷，天仿佛漏了。而张晖的精神就好像是一把在我们心灵深处支起的大伞，陪着我们走向更深更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