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中国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毛主席亲自点名侯宝林担任人民代表，这个迹象已经透露出文化艺术界的艺术家将重新获得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否定了文革对人民艺术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实污蔑和指责。侯宝林也重新开始了在说唱团的工作。
　　这一年，我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代表黑龙江参加了全国曲艺调演，有幸见到了侯宝林和郭全宝表演的相声《采访记》。这个相声是那个政治形势下少有的国际题材的作品，用当时讽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政治笑话组成，是中国广播文工团团长王立叶的作品。上世纪60年代初，王立叶先生曾经创作了《美蒋劳军记》，也是侯宝林先生表演的。
　　1976年底粉碎了“四人帮”，相声脱颖而出，《帽子工厂》《白骨精现形记》《舞台风雷》《特殊生活》《假大空》声名大噪。
　　这时候，侯耀文非常着急，为自己的父亲侯宝林没有应时当令的作品着急。他把我叫了去：“小昆，你得跟马季说，他老师得有新作品呀，老人家出了‘牛棚’，可解放了，他不能闲着呀！”我非常理解侯耀文的心情，他希望老人家还和年轻的时候一样，在舞台上不断推出跟得上时代的新作品。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季老师，马季说：“走，咱们创作去！”
　　1977年年初，马季老师带着说唱团的几位同志来到了湖南桃源县深入生活，我陪着他一直在湖南过完了春节。马季老师写出了《新桃花源记》，我创作了《迎春花开》。试演成功后，中国广播文工团接受了去广州参加春季交易会的任务，开始了排练。马季老师把我叫去说：“交给你一个任务。”
　　1977年组织广州交易会的演出任务，落在了中国广播文工团的身上。马季老师当时是说唱团团长，他承担了大部分说唱节目的排练和落实工作。马增蕙老师的单弦，刘慧琴老师的河南坠子，李静民和张德富的二人转都是当时的主要节目。对于相声节目，马季老师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让侯宝林先生表演其创作的《新桃花源记》，由他来给侯宝林捧哏；让我表演我创作的《迎春花开》，也由他来给捧哏；他和唐杰忠老师的《舞台风雷》作为备份。马季老师把我找了去，让我去侯先生家里，把这个想法转达给他，并且征求侯宝林先生的意见。
　　侯宝林先生当时住在西城的南钱串胡同，是个很小的独门独院。我来到他家的时候，侯耀文、侯錱都在家和老爷子一起，我把马季的意见向侯老汇报了以后，他说：“好哇，这是新点子，相声本子有了吗？”我把油印的本子递给侯先生，他说：“你念一遍，我听听！”当时，我还没有与李文华合作，侯先生对我在台上的演出功力不太熟悉。我为了让侯先生能了解我，非常认真地连说带演地念了起来。因为这个段子是和马季老师一同创作并排练演出的，所以对于台词我非常熟悉，念起来也非常自如。我看得出来，侯先生非常满意，他对我说：“嘿！耀文说你聪明，我看对，有点无师自通呀！”我马上解释说，我是由师胜杰给开的蒙，跟马季老师学习。他笑了：“嗯，不错，都是名人。你跟马季说，我先读本子，修改，二度创作，排练就由你替马季，别让他跑，他是团长太忙。词儿熟了我们上台撞去，行吗？”我没想到侯先生答应得这么痛快，马上骑自行车向马季团长作了汇报，也为这么小的年纪能和大师一起排练而沾沾自喜。
　　排练开始了，我每天下午按时到侯先生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侯先生刚从牛棚出来不久，而且当时并没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我看得出来侯宝林先生非常小心，在词儿上也抠得特别仔细。一开始的第一句：“贤弟，愚兄有一事不明要在贤弟面前请教一二，不知肯赐教否？”侯先生说，这个要是我和马季演就没有滑稽性，因为相声要荒诞，愈荒诞愈蕴含着哲理。相声《戏迷》里丈夫管妻子叫“妈妈”，妻子管丈夫叫“姥姥”，就极具戏剧性，符合相声规律。我叫他“贤弟”，非常正经，而且复古。
　　侯先生一句一句这样抠词，是当时我们演出任务紧的情况下不能完成的。可每一次我和侯先生排练，他都在认真地讲台词和相声规律。当侯耀文问我相声排练的进度的时候，我如实相告。侯耀文说：“你告诉老头，让他用点心，抓紧时间背词，现在出节目是重要的！”我说：“你不去讲，让我讲，我哪儿敢呀！”后来，也不知道侯先生怎么知道了这事，不高兴了，跟我说：“小姜，社会上这‘四人帮’都揪出来了，我们家‘四人帮’怎么还揪不出来，我都出牛棚了，怎么还老受管制呀，我打个扑克都不行，天天让我背词，我六十多了，背不下来呀！”也是，时间这么紧，让老人家背这么多词，实在是难为他了。我在侯先生家待了一个多星期，眼看去广州的时间到了，我只好先回团，这段排练也不了了之了。1977年考察交易会，马季、唐杰忠表演了《新桃花源记》，我和赵炎表演了《迎春花开》。
　　我的师爷和师父还有侯耀文老师都作古了，可这段排练相声的回忆，却永远记在了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