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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萍的母亲在小学六年级时辍学，她的父亲—家中十个子女中的一个，从来没上过学。
但是20岁的小张，只是搭上了中国培养世界前所未有数量大学生顺风船的中国新生代中的一员。
身为这个中国南方新建大学里的一名三年级学生，梳着马尾辫的小张学的是英语专业。但她还“选修”了美国流行文化，迷恋于在网上看像“吸血鬼日记”和“美国的下一名顶尖模特”等电视剧。
这都是她目标明确的一部分：有一天能以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流利的英语去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厂工作，帮助公司向纽约推销其计划在2021年采用的新一代节能型出租车。她说：“这是我的梦想，我将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虽然她的梦想只是躲在宿舍里的空想，但中国有几千万像小张一样的孩子—这些数量庞大心气很高的年轻人，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十年西方强大的竞争对手。
中国在经济学家所称的“人力资本”方面每年投入2500亿美元，像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美国通过制定士兵法案，教育培训了数百万二战退伍军人从而形成了白领中产阶级一样，中国政府划拨大笔补贴用来教育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
其目标是改变现状，即由很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管理庞大的只受过初级培训的工厂工人和农村来的劳动力大军。中国计划通过培育更为庞大数量的劳动力以加快其发展速度，即类似于美国与欧洲多层次的劳动力大军。
目前要说这一举措的效果如何还为时尚早。
在使中国成为未来工业强国的同时，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民众同时也给中国领导层带来很大的挑战。随着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减缓，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过剩，他们志向高远却机会有限。
这将取决于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是否能建立一个满足现代经济要求，能产生世界一流水平的开发与创新的教育体制，由此创造出足够多的高质量工作机会。
中国还面临着应对广泛蔓延的腐败、严重的环境恶化、国企垄断的低效及其他方面的诸多困难。如果这些问题都能得以解决，受到更好教育的劳动大军就能使中国成为西方更强大的竞争对手。
“这将使中国朝着经济和科技创新及政治开明的方向发展，但新产生的中产阶级也会给政府带来很多要求变革的压力。”设在北京的中国及全球研究中心总干事王惠耀说。
如果中国实现目标，其在教育上的大跃进将越来越多地对商品和服务在国际间交流的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而且，全世界的大学毕业生都要为类似的工作进行竞争，中国在教育上的大发展已经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很大影响。
中国目前执行的截止到2015年的五年计划，侧重于7项国家确立的优先发展重点，其中很多新型行业都是西方大学毕业生所热衷的。它们是替代能源、能源节效、环保、生物科技、先进的信息技术、高端制造设备以及所谓的新型能源汽车，如混合能源及全电力汽车。
中国的目标是到2015年投入高达10兆亿人民币用于发展这些行业，使其产出从2010年的占全部经济产出的3%提高到8%。
与此同时，许多顶尖大学将重点放在中国现在已对西方竞争力不断增强行业的技术研究开发上。
2000年由吉利汽车老板李书福在北京建立的吉利大学，已经有2万名学习各种专业的学生，其重点课目为工程和自然科学，特别是汽车工程专业。
李书福还捐款建立了三亚大学，即小张所在的有2万学生的一所文科大学，他还在老家台州建了一所有5000学生的职业社区学院，用于培训有一定技能的蓝领工人。
中国不断增加的大学毕业生，成了跨国公司急于使用的人才资源。
著名的中国业务管理咨询顾问西蒙先生说：“如果他们过去到中国是寻找壮劳力，那么现在他们去中国寻找的就是人才。”
像IBM、通用电器、英特尔及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已雇佣了数千名中国大学的毕业生。
英国电信亚洲、中东及非洲业务总裁泰勒说：“我们在寻找中国出产的领导人以及能担任领导的人才。”
在人口超过13亿的中国，庞大的数字使中国给教育带来的推动影响是惊人的。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大学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了2409所。
在1996年时，只有六分之一的17岁中国人是高中毕业。这一比例同1919年时美国的情形相同，目前，每5个中国青年中有3个高中毕业，同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情况差不多。
照此发展，中国在未来七年里将达到美国现在的18岁人口的高中毕业率，即75%。不过美国人以后再返校完成高中学习的人口比率要比中国高。
过去10年里中国大学毕业生数量翻了两番，中国现在每年从大学和社区学院毕业的学生数量达到800万。
到2020年前，中国将每年有1950万大学和社区学院的毕业生。而届时美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是1200万人。
当然，数量不等于质量。很多中国专家都指出，大学里的教室增加速度已经超过了合格的教授和老师的增加速度。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主任徐青山说，许多大学领导只注重尽可能快速扩大生源，以最大限度增加学校的规模和收入，即便已经远远超出了师资的承受能力。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1年的一次讲话中承认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足，他说：“在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
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目前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贾尔斯·昌斯说，几百万中国大学毕业生中的很多人可能在制造业找到工作，但在大范围的美国公司里他们还不具备相应的竞争力，特别是在服务行业如保健、销售和银行客服等领域。
他介绍说：“一个二流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同美国学生在语言和文化熟悉程度上都无法匹敌。”
中国大学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在大规模开发创新上同美国最好的及最活跃的大学在多媒体软硬件开发和应用方面相抗衡，或是和德国人在大功率汽车和数字机床外包设计和外包工程上相竞争。 实际上，日本的经验表明，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并不能保证带来企业创新。
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日本开展了和现在中国类似的大力发展教育的工作。日本的结果是带来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和帮助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是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日本的文化更侧重于注意内敛而不是大露风头，结果日本进入了经济高原期。
如果中国的大学不能解决创新方面的问题，中国就可能在其低成本劳动力和便宜的资本优势消失后进入困难时期，有关经济学家估计这种情况会在未来10到15年里发生，也可能来得更快.
尽管如此，因为人口是日本的10倍，中国有能力在很多行业同美国和欧洲的蓝领劳动力竞争。
程度之深，速度之快
了解中国目前到达了什么程度，以及是以多快的速度，只要看看小张的家庭情况就够了。对她的父亲来说，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她父亲在十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于1968年出生于中国最贫困省份之一江西省南昌市附近一个小村庄一户种稻米的农民家里。全家人靠一天仅吃一顿粗饭过活。12岁时，他跟着哥哥到紧邻福建省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
小张的妈妈比爸爸小两岁，她父亲在1990年前一直担任村支书。她在1977年“文革”刚结束一年后七岁时才开始上学，六年后，她在小学毕业后辍学，这在当时农村是很常见的。
尽管开始时遭到妈妈娘家人反对，但小张的爸爸在回到村里后还是和小张妈妈结了婚。他和他兄弟一起开了家建筑公司。这个买卖生意不错，使小张父亲在六年前买了家里的第一辆汽车—一部黑色的已经使用九年的福特福克斯牌轿车。
没有贪图物质享受，像全中国成千上万的家庭一样，张家人把他们的钱花在让他们的孩子完成高中并进入大学学习。
小张两个弟弟中的一个现在有上海名列中国前二十名、有150年历史的同济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大二。另一个弟弟则在也很不错的南昌大学读一年级，他在初中和高中都曾跳过级。
小张自己在一所职高毕业后没能考上名校，她回忆说：“父母相当失望。”
刚开始时她没有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所以她父母必须给她交付三亚大学每年相当于2000美元的学费，作为一所私立大学享受不到政府给予公立大学那样的补助。食宿每年还需要1800美元的费用。
而最好的公立大学，全年学费略少于1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技工两个月的工资。
后来因为成绩突出，小张在大二和大三时获得了政府奖学金，约相当于学费的四分之三。
即使像小张一样的学生都蜂拥到中国的各所大学，中国学生出国上大学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据纽约的国际教育学会统计，在上一学年，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已达创纪录的19.4万人。这几乎是5年前6.7万人的3倍。
这部分是因为在国外上学名声好听，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有钱送孩子出去上学，同时把钱和孩子送出国也是避免风险的一条途径。还因为西方大学的教育水平高，以及西方大学不要求像中国著名的高考那样的高分。
在西方学习的中国大学生一般都来自较富有的家庭并且从普通到学习水平极优秀良莠不齐。但是来国外学习的中国研究生，通常都是国内顶尖大学或国外大学本科毕业。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主任、中国商业策略学教授道格·格思里教授介绍，他们（中国在海外的研究生）一般在国外学习都很拔尖。
在国外学习的中国研究生经常会有政府奖学金。这种奖学金一般中国政府都心照不宣，因为有些领域最好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像工程和自然科学这样的专业还需要去西方学习。
数量有了，但质量呢？
在很多中国新建的大学里走走看看，第一感觉就是它们很像美国那些规模很大的州立大学。
在过去十年中国大力建设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的同时，还建设了全是现代化教室的教学楼、宿舍、图书馆和办公大楼。
往教室里一看，总是济济一堂。
中国大学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师资、教什么及怎么教的问题。中国到处争抢好的教授。直到十年前，中国上大学的人都很少，能上研究生的就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大部分大学都在和其他学校及那些需要中层管理人员的公司争夺师资。
吉利大学的姜副校长介绍说：“最大的问题是找到好的教授，特别是40岁左右有经验的好教授，他们是中国最吃香的老师。”
除了顶尖大学，其他学校都必须在近年的毕业生里找老师，他们可能缺乏经验，要么去找退休下来的老师，但他们的知识又可能已经过时。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在1999年以前，中国每年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不超过1万名。所以每个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现在都可能正处于其教学生涯的黄金时期。
特别是像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专业比如工程学这样的领域，公司企业的出价往往高过大学。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基本工资为300美元，比流水线上的工人工资还低。
但教授若被提拔到管理层，他的薪资就能得到大幅提高，但这些位置一般取决于党内的决定而不是科研成果。那些当教授的便都同时参与若干课题研究小组的工作挣外块，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问题。
还有些对工资不满的高级教授则去兼职开公司，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员温桂芬说：“他们把精力放到第二职业上赚钱。”
根据西方标准，中国的教学方式已经过时，根本不适合培养管理和攻关方面及跨国公司需要的人才。
一些新建的院校开始尝试举办研讨会和开设工作室。但主要的教学方式还是教授上大课，只要求学生静听。
“一些年轻教师喜欢和学生交流，但老教师还是站在学生前自顾自说。”2010年从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龙露庭介绍说，她刚刚完成了一个两年的培训并进入了德国跨国化工公司—巴斯夫公司北京代表处的管理层。
和日本一样，中国学生最紧张的学习阶段是在高中。到了大学他们便可以放缓节奏，要么去发展各种兴趣，要么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学生一样，去参加很多聚会。 在四川自贡一个市政府公务员家庭长大的独生子小龙说，在高中时她几乎每天一醒就开始学习，根本没机会和别人交流。
她还说：“高中生活简直就是一场悲剧。”想起她父亲告诉她的获取成功的忠告，“我的同班同学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我们都承受了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
但当她来到天津大学时，小龙说，她可以在上午上完所有课和做完所有作业。她下午去参加一个英语俱乐部，花了很大精力练习口语，尽管还从没出过国。
一些中国大学建有上千个俱乐部，从学语言到学卡拉OK无所不包。
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质疑，越来越多的俱乐部是否有助于启发学生的创造力，中国的教育体制仍然要求学生很早就决定专业。大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就决定了专业，上大学后就高度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学习，很少能顾及其他方面的知识。
中国的企业喜欢招聘特定专业的学生，以便来了后能很快在专门岗位工作。他们对其他专业受过长期培养的学生缺乏兴趣，比如人文学科专业的。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使用中国学生的方法却很不同，他们注重长期职业发展的培养，通过让他们充当成员或领导参与不同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理解其他复杂问题的能力。
比如小龙，她在巴斯夫头两年当实习生时在市场营销、绩效管理及业务运营部门都待过，最后才被安排进业务运营部门工作，负责跟踪管理巴斯夫在中国的销售和其他方面的工作。
巴斯夫中国首席代表约尔格说，像小龙这样毕业于中国前20位大学的学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但是跨国公司却能比中国等级分明的公司更好地使用他们。
“不管是在荒芜或肥沃的土地上播种，我们都能从聘用这些才华横溢的毕业生身上获益。”
准备好进军美国
中国已经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去年是美国或日本生产的轿车和卡车产量的两倍。但他们还没能实现对西方国家的出口。
中国汽车厂商的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准备了多年效法日本和韩国模式。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却需要至少四个基本前提：设计更多的有吸引力的汽车和发动机；增强可靠性；开发自有技术而不是依赖从国外厂家租用专利；以及了解海外客户并懂得如何向他们推销。
中国政府官员称他们之所以投入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资金开发电力和混合能源汽车，一个重要原因是要跨越过西方发展，在其他国家着手前开发自己的技术。
节能和减少污染的技术可以给中国公司带来一些优势，比如，当纽约市出租车和豪华车协会在2021年决定其下次采购的出租车型时，该市要求出租车要用改进的节能车型。
中国在下一代汽车技术的大手笔投入引起了全世界关注，中国也在尝试开发国际商业的软内容，如营销人员、广告专家及其他了解海外顾客需求的人员。
吉利汽车的主席李书福，尽管成长在中国东中部一个农民家里，但他通过制造有特点的廉价汽车成了中国汽车行业的翘楚。他的控股公司—吉利集团，在2010年时从福特汽车手里买下了瑞典汽车沃尔沃，现在他要进入西方市场。
吉利已经开始在英国进行详细的市场研究以确定它的哪款车会在那里受欢迎，这是中国汽车厂家在2015年可能向西方市场全面进攻的一场前沿战。
李书福很早就进行了另一项工作，即培训自己的管理人员，他的公司从他自己的三所大学里招聘最好的毕业生。
三亚大学增加了国际商业方面的教学。那里像小张一样的学生，都在努力学习更多的国外市场方面的知识，包括语言、文化标准等内容。
小张的专业是英语，但她喜欢的课程是市场营销。她业余时间还去国际会议和运动会上当向导，得以有机会能更多地和英语国家的客人交流。她还主动学习汽车发展潮流的知识，她对说服纽约市采购吉利汽车当出租车满怀信心。
但是20岁的小张，只是搭上了中国培养世界前所未有数量大学生顺风船的中国新生代中的一员。
身为这个中国南方新建大学里的一名三年级学生，梳着马尾辫的小张学的是英语专业。但她还“选修”了美国流行文化，迷恋于在网上看像“吸血鬼日记”和“美国的下一名顶尖模特”等电视剧。
这都是她目标明确的一部分：有一天能以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流利的英语去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厂工作，帮助公司向纽约推销其计划在2021年采用的新一代节能型出租车。她说：“这是我的梦想，我将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虽然她的梦想只是躲在宿舍里的空想，但中国有几千万像小张一样的孩子—这些数量庞大心气很高的年轻人，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十年西方强大的竞争对手。
中国在经济学家所称的“人力资本”方面每年投入2500亿美元，像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美国通过制定士兵法案，教育培训了数百万二战退伍军人从而形成了白领中产阶级一样，中国政府划拨大笔补贴用来教育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
其目标是改变现状，即由很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管理庞大的只受过初级培训的工厂工人和农村来的劳动力大军。中国计划通过培育更为庞大数量的劳动力以加快其发展速度，即类似于美国与欧洲多层次的劳动力大军。
目前要说这一举措的效果如何还为时尚早。
在使中国成为未来工业强国的同时，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民众同时也给中国领导层带来很大的挑战。随着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减缓，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过剩，他们志向高远却机会有限。
这将取决于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是否能建立一个满足现代经济要求，能产生世界一流水平的开发与创新的教育体制，由此创造出足够多的高质量工作机会。
中国还面临着应对广泛蔓延的腐败、严重的环境恶化、国企垄断的低效及其他方面的诸多困难。如果这些问题都能得以解决，受到更好教育的劳动大军就能使中国成为西方更强大的竞争对手。
“这将使中国朝着经济和科技创新及政治开明的方向发展，但新产生的中产阶级也会给政府带来很多要求变革的压力。”设在北京的中国及全球研究中心总干事王惠耀说。
如果中国实现目标，其在教育上的大跃进将越来越多地对商品和服务在国际间交流的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而且，全世界的大学毕业生都要为类似的工作进行竞争，中国在教育上的大发展已经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很大影响。
中国目前执行的截止到2015年的五年计划，侧重于7项国家确立的优先发展重点，其中很多新型行业都是西方大学毕业生所热衷的。它们是替代能源、能源节效、环保、生物科技、先进的信息技术、高端制造设备以及所谓的新型能源汽车，如混合能源及全电力汽车。
中国的目标是到2015年投入高达10兆亿人民币用于发展这些行业，使其产出从2010年的占全部经济产出的3%提高到8%。
与此同时，许多顶尖大学将重点放在中国现在已对西方竞争力不断增强行业的技术研究开发上。
2000年由吉利汽车老板李书福在北京建立的吉利大学，已经有2万名学习各种专业的学生，其重点课目为工程和自然科学，特别是汽车工程专业。
李书福还捐款建立了三亚大学，即小张所在的有2万学生的一所文科大学，他还在老家台州建了一所有5000学生的职业社区学院，用于培训有一定技能的蓝领工人。
中国不断增加的大学毕业生，成了跨国公司急于使用的人才资源。
著名的中国业务管理咨询顾问西蒙先生说：“如果他们过去到中国是寻找壮劳力，那么现在他们去中国寻找的就是人才。”
像IBM、通用电器、英特尔及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已雇佣了数千名中国大学的毕业生。
英国电信亚洲、中东及非洲业务总裁泰勒说：“我们在寻找中国出产的领导人以及能担任领导的人才。”
在人口超过13亿的中国，庞大的数字使中国给教育带来的推动影响是惊人的。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大学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了2409所。
在1996年时，只有六分之一的17岁中国人是高中毕业。这一比例同1919年时美国的情形相同，目前，每5个中国青年中有3个高中毕业，同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情况差不多。
照此发展，中国在未来七年里将达到美国现在的18岁人口的高中毕业率，即75%。不过美国人以后再返校完成高中学习的人口比率要比中国高。
过去10年里中国大学毕业生数量翻了两番，中国现在每年从大学和社区学院毕业的学生数量达到800万。
到2020年前，中国将每年有1950万大学和社区学院的毕业生。而届时美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是1200万人。
当然，数量不等于质量。很多中国专家都指出，大学里的教室增加速度已经超过了合格的教授和老师的增加速度。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主任徐青山说，许多大学领导只注重尽可能快速扩大生源，以最大限度增加学校的规模和收入，即便已经远远超出了师资的承受能力。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1年的一次讲话中承认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足，他说：“在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
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目前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贾尔斯·昌斯说，几百万中国大学毕业生中的很多人可能在制造业找到工作，但在大范围的美国公司里他们还不具备相应的竞争力，特别是在服务行业如保健、销售和银行客服等领域。
他介绍说：“一个二流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同美国学生在语言和文化熟悉程度上都无法匹敌。”
中国大学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在大规模开发创新上同美国最好的及最活跃的大学在多媒体软硬件开发和应用方面相抗衡，或是和德国人在大功率汽车和数字机床外包设计和外包工程上相竞争。 实际上，日本的经验表明，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并不能保证带来企业创新。
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日本开展了和现在中国类似的大力发展教育的工作。日本的结果是带来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和帮助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是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日本的文化更侧重于注意内敛而不是大露风头，结果日本进入了经济高原期。
如果中国的大学不能解决创新方面的问题，中国就可能在其低成本劳动力和便宜的资本优势消失后进入困难时期，有关经济学家估计这种情况会在未来10到15年里发生，也可能来得更快.
尽管如此，因为人口是日本的10倍，中国有能力在很多行业同美国和欧洲的蓝领劳动力竞争。
程度之深，速度之快
了解中国目前到达了什么程度，以及是以多快的速度，只要看看小张的家庭情况就够了。对她的父亲来说，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她父亲在十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于1968年出生于中国最贫困省份之一江西省南昌市附近一个小村庄一户种稻米的农民家里。全家人靠一天仅吃一顿粗饭过活。12岁时，他跟着哥哥到紧邻福建省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
小张的妈妈比爸爸小两岁，她父亲在1990年前一直担任村支书。她在1977年“文革”刚结束一年后七岁时才开始上学，六年后，她在小学毕业后辍学，这在当时农村是很常见的。
尽管开始时遭到妈妈娘家人反对，但小张的爸爸在回到村里后还是和小张妈妈结了婚。他和他兄弟一起开了家建筑公司。这个买卖生意不错，使小张父亲在六年前买了家里的第一辆汽车—一部黑色的已经使用九年的福特福克斯牌轿车。
没有贪图物质享受，像全中国成千上万的家庭一样，张家人把他们的钱花在让他们的孩子完成高中并进入大学学习。
小张两个弟弟中的一个现在有上海名列中国前二十名、有150年历史的同济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大二。另一个弟弟则在也很不错的南昌大学读一年级，他在初中和高中都曾跳过级。
小张自己在一所职高毕业后没能考上名校，她回忆说：“父母相当失望。”
刚开始时她没有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所以她父母必须给她交付三亚大学每年相当于2000美元的学费，作为一所私立大学享受不到政府给予公立大学那样的补助。食宿每年还需要1800美元的费用。
而最好的公立大学，全年学费略少于1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技工两个月的工资。
后来因为成绩突出，小张在大二和大三时获得了政府奖学金，约相当于学费的四分之三。
即使像小张一样的学生都蜂拥到中国的各所大学，中国学生出国上大学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据纽约的国际教育学会统计，在上一学年，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已达创纪录的19.4万人。这几乎是5年前6.7万人的3倍。
这部分是因为在国外上学名声好听，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有钱送孩子出去上学，同时把钱和孩子送出国也是避免风险的一条途径。还因为西方大学的教育水平高，以及西方大学不要求像中国著名的高考那样的高分。
在西方学习的中国大学生一般都来自较富有的家庭并且从普通到学习水平极优秀良莠不齐。但是来国外学习的中国研究生，通常都是国内顶尖大学或国外大学本科毕业。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主任、中国商业策略学教授道格·格思里教授介绍，他们（中国在海外的研究生）一般在国外学习都很拔尖。
在国外学习的中国研究生经常会有政府奖学金。这种奖学金一般中国政府都心照不宣，因为有些领域最好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像工程和自然科学这样的专业还需要去西方学习。
数量有了，但质量呢？
在很多中国新建的大学里走走看看，第一感觉就是它们很像美国那些规模很大的州立大学。
在过去十年中国大力建设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的同时，还建设了全是现代化教室的教学楼、宿舍、图书馆和办公大楼。
往教室里一看，总是济济一堂。
中国大学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师资、教什么及怎么教的问题。中国到处争抢好的教授。直到十年前，中国上大学的人都很少，能上研究生的就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大部分大学都在和其他学校及那些需要中层管理人员的公司争夺师资。
吉利大学的姜副校长介绍说：“最大的问题是找到好的教授，特别是40岁左右有经验的好教授，他们是中国最吃香的老师。”
除了顶尖大学，其他学校都必须在近年的毕业生里找老师，他们可能缺乏经验，要么去找退休下来的老师，但他们的知识又可能已经过时。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在1999年以前，中国每年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不超过1万名。所以每个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现在都可能正处于其教学生涯的黄金时期。
特别是像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专业比如工程学这样的领域，公司企业的出价往往高过大学。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基本工资为300美元，比流水线上的工人工资还低。
但教授若被提拔到管理层，他的薪资就能得到大幅提高，但这些位置一般取决于党内的决定而不是科研成果。那些当教授的便都同时参与若干课题研究小组的工作挣外块，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问题。
还有些对工资不满的高级教授则去兼职开公司，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员温桂芬说：“他们把精力放到第二职业上赚钱。”
根据西方标准，中国的教学方式已经过时，根本不适合培养管理和攻关方面及跨国公司需要的人才。
一些新建的院校开始尝试举办研讨会和开设工作室。但主要的教学方式还是教授上大课，只要求学生静听。
“一些年轻教师喜欢和学生交流，但老教师还是站在学生前自顾自说。”2010年从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龙露庭介绍说，她刚刚完成了一个两年的培训并进入了德国跨国化工公司—巴斯夫公司北京代表处的管理层。
和日本一样，中国学生最紧张的学习阶段是在高中。到了大学他们便可以放缓节奏，要么去发展各种兴趣，要么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学生一样，去参加很多聚会。 在四川自贡一个市政府公务员家庭长大的独生子小龙说，在高中时她几乎每天一醒就开始学习，根本没机会和别人交流。
她还说：“高中生活简直就是一场悲剧。”想起她父亲告诉她的获取成功的忠告，“我的同班同学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我们都承受了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
但当她来到天津大学时，小龙说，她可以在上午上完所有课和做完所有作业。她下午去参加一个英语俱乐部，花了很大精力练习口语，尽管还从没出过国。
一些中国大学建有上千个俱乐部，从学语言到学卡拉OK无所不包。
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质疑，越来越多的俱乐部是否有助于启发学生的创造力，中国的教育体制仍然要求学生很早就决定专业。大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就决定了专业，上大学后就高度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学习，很少能顾及其他方面的知识。
中国的企业喜欢招聘特定专业的学生，以便来了后能很快在专门岗位工作。他们对其他专业受过长期培养的学生缺乏兴趣，比如人文学科专业的。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使用中国学生的方法却很不同，他们注重长期职业发展的培养，通过让他们充当成员或领导参与不同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理解其他复杂问题的能力。
比如小龙，她在巴斯夫头两年当实习生时在市场营销、绩效管理及业务运营部门都待过，最后才被安排进业务运营部门工作，负责跟踪管理巴斯夫在中国的销售和其他方面的工作。
巴斯夫中国首席代表约尔格说，像小龙这样毕业于中国前20位大学的学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但是跨国公司却能比中国等级分明的公司更好地使用他们。
“不管是在荒芜或肥沃的土地上播种，我们都能从聘用这些才华横溢的毕业生身上获益。”
准备好进军美国
中国已经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去年是美国或日本生产的轿车和卡车产量的两倍。但他们还没能实现对西方国家的出口。
中国汽车厂商的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准备了多年效法日本和韩国模式。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却需要至少四个基本前提：设计更多的有吸引力的汽车和发动机；增强可靠性；开发自有技术而不是依赖从国外厂家租用专利；以及了解海外客户并懂得如何向他们推销。
中国政府官员称他们之所以投入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资金开发电力和混合能源汽车，一个重要原因是要跨越过西方发展，在其他国家着手前开发自己的技术。
节能和减少污染的技术可以给中国公司带来一些优势，比如，当纽约市出租车和豪华车协会在2021年决定其下次采购的出租车型时，该市要求出租车要用改进的节能车型。
中国在下一代汽车技术的大手笔投入引起了全世界关注，中国也在尝试开发国际商业的软内容，如营销人员、广告专家及其他了解海外顾客需求的人员。
吉利汽车的主席李书福，尽管成长在中国东中部一个农民家里，但他通过制造有特点的廉价汽车成了中国汽车行业的翘楚。他的控股公司—吉利集团，在2010年时从福特汽车手里买下了瑞典汽车沃尔沃，现在他要进入西方市场。
吉利已经开始在英国进行详细的市场研究以确定它的哪款车会在那里受欢迎，这是中国汽车厂家在2015年可能向西方市场全面进攻的一场前沿战。
李书福很早就进行了另一项工作，即培训自己的管理人员，他的公司从他自己的三所大学里招聘最好的毕业生。
三亚大学增加了国际商业方面的教学。那里像小张一样的学生，都在努力学习更多的国外市场方面的知识，包括语言、文化标准等内容。
小张的专业是英语，但她喜欢的课程是市场营销。她业余时间还去国际会议和运动会上当向导，得以有机会能更多地和英语国家的客人交流。她还主动学习汽车发展潮流的知识，她对说服纽约市采购吉利汽车当出租车满怀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