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王世襄先生住院以后，我就未能前去探望，老人家过世时因为得到消息已晚，也错过了王先生的葬礼，至今心中留有遗憾。今年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与王老生前交往的点滴记忆，一一浮上心头。借此文抒发心中追忆之情，作为对王先生的一种纪念。
　　王老对中国家具产业的贡献，可谓无人能及。王老建立的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体系，自此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的家具研究。此前所有家具研究出版物，皆为外国人所著，而且基本上只是一种图录的形式，远不及王先生的家具研究。如今古典家具市场红火，这都要归功于王世襄先生的古代家具著作。“黄花梨”、“明式家具”，这些被中国大众熟知的家具名词，都是源于王世襄先生著作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没有一位研究家具的学者能够影响中国大众如此之深。在王世襄先生之前，除了个别外国收藏家，中国的收藏界对于家具的认识浅薄，没几人真正的承视古代家具，是王老的研究，让中国古典家具史化进入了普罗大众的视野。
　　我与王老结识始于1985年，王老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刚刚面世，天津的一个朋友带我拜见了王老。当时他还位在北京的老房子里，记得屋里摆满了老家具，如此简陋狭窄的老房子却陪伴王先生夫妇大半生，这一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老人真的是把家具当成自己的生命。我们谈起了他的新书，老人说到当时出版社只给了两百本书作为稿费，每本定价200元，我立即买了两本。回来后我便开始细心研读，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王老的书。后来再次见面是王老在香港东方陶瓷学会的演讲，当时我去听了工老的演讲，对于叫式家具的概念才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了解。演讲后香港艺术品商会宴请王老，这一次我父亲代表香港艺术品商会出而做东，我才得知原来王老同我父亲都是北京燕京大学的校友，王老还是学长。自从王老的《叫式家具研究》英文版出版后，国外兴起了明式家具收藏热潮，国外的收藏家、博物馆争相邀请王老前去讲学，其中有许多是我收藏界的朋友，都对王老推崇备至，他们对于王老书上著录的东西，都有兴趣购买。鉴于王老当时的身份，不方便参与古家具的买卖。一次偶然的机会，上海博物馆建新馆，一位香港企业家想通过捐赠藏品留名后世，由此便促成了王老把他的全部藏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一事。事后有一次和王老交谈，王老对于展览上没有提到是他的收藏而郁闷，好在后来我再次去上海博物馆参观发现已改正。我觉得这算是还王老一个公道。
　　我从1981年就进入了古典家具行业，在1989年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后，我进行了反思，我看到当时中国市场上出现的大量柴木家具如潮水般涌向国外，外国人只是出于猎奇心理大量购买，这其中有许多造型奇特的家具出现在市场上，中国人并不重视，业者也只追寻紫檀黄花梨等硬木家具。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些东西收藏起来，也许能形成一个系列收藏。我害怕将来有一天中国人生活富足了，需要关注文化生活的时候，这些东西就看不到了。由此我便立下了收藏的决心。由于自己的能力有限，我决定只把收藏范围界定在漆木家具这一类别，把它做精做专，坚持下来定有所成。后来我的另一位朋友陪同王老夫妇来参观我的收藏，同来的还有田家青，正是在这一次见面中，王夫人鼓励我要出书，并夸赞我的收藏：“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让人知道”。正是在王世襄夫妇的支持和鼓励下，我才有了出版《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的勇气。后来在柯惕斯和其他几位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在1999年出版了英文版《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王老特别为此书拟定了书名和写了一篇长序，原文名《未临沧海难言水》发表在《收藏家》杂志上。王老用“未临沧海”这个说法其实是一种自谦，以王老对中国家具历史的了解不会不知道这类家具的重要性，但是他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对待学问，以王老这样的大家，尤为难得。
　　王老不但支持和鼓励我出版了《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一书，而且以80多岁的高龄亲自参加了我在北京京城大厦举行的发行仪式。那天我去接王老，没想到一下车，王老绊了一下，差点摔着，惊出我一身冷汗，但王老神态自若，没有显出不悦之情，我在想，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值得我们永远敬佩。
　　在王老住院以前，我每年都要去探望他，这时他的家里除了一些书籍之外，已没有留下什么。几年前王老把其他收藏品交给某拍卖行进行了一次拍卖，据说拍卖所得成立了一个基金。王老在走前把所有东西都送走了，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无价的精神遗产。王老虽然已经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伴随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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