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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弟家的高脚屋搭建在海滩上，距离大海不到十米。两名疍家妇女正站在海水里洗刷晾鱼干的架子。看着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架子，林仪胜想起自己小时候每天都在这块海滩上玩耍。
林仪胜今年65岁了，他是海南三亚后海港疍家人，在船上出生长大，作为船长在海上航行了十年。曾经在海上救援过多名溺水人员。
像很多疍家人一样，我出生在船上，从小在渔船和海滩上长大。
我们家世代捕鱼为生，跟附近的其他疍家渔民一样，我们的祖辈原来是广东沿海地区一带的渔民，一百多年前，为了打鱼，一路往南漂泊，最后到了三亚后海港。到我这，已经是第五代了。
三亚外海，船员在整理渔网渔具
我父亲最初也是一名渔民，跟着祖父母、伯父们一起在自家的小船上打鱼。1950年，海南解放了，祖父母掏钱，在三亚西岛请人给父亲做了一艘木帆船。于是，父亲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便做了船长。他开着这艘船，穿梭于海南和广东的各个港口，给人运输货物。船上除了父亲和祖父母，以及后来我的母亲，还请了两名水手。
1951年，父母结了婚。第二年，母亲在船上生下我，由祖母接生。我出生之后，母亲用布袋背着我，一边在家里的船上帮忙，一边照顾我。稍大两岁，父母忙不过来的时候，便用绳子把我拴在船上。他们怕我到处攀爬，掉到海里——尤其是晚上，漆黑一片，摔到海里他们也发现不了。在一些疍家人的渔船上，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祖父在我小的时候就去世了。1957年之后，祖母年纪大了，不想在木帆船上了，父亲就让她回到后海。那个时候，家里的小孩也越来越多，需要人照顾。我们家当时有一艘五六米长的渔船。在海上漂泊了几年之后，我就跟着祖母回到了后海村，住在这艘渔船上，住在一起的还有我的弟弟妹妹和堂弟们。在那个年代，疍家人都希望家里打鱼的人多，所以都生了不少孩子。我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最小的弟弟是1969年出生的。
我跟着祖母在渔船上生活了很多年。到1960年代的时候，祖母还请人新做了一艘七八米长的渔船。那时候，我们的船就停靠在岸边，到了晚上，一家人并排睡在舱内。尽管摇摇晃晃，但大家都睡得很熟。渔船有弧形的雨蓬，刮风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躲在里面。我们的渔船两旁，停泊着几百艘渔船，里面住满了疍家人。不过，每当大風暴或者台风来的时候，小船顶不住了，祖母便摇着橹，带我们找海湾，或者内河，把船摇到里面去躲避。
一直到1960年代末，政府为方便管理渔民和出于安全考虑，动员疍家人搬到陆上生活。我们于是在三亚红洲附近的河边，搭建了木头高脚屋，开始上岸居住。那是在水上搭建的木棚，上面盖着茅草，在木棚里拆开木板，都可以直接钓鱼。“文革”期间被炮弹毁过一次，后来又重建了。
和祖母生活的时候，白天我们就在海滩上玩。天气好的时候，祖母便把船摇到近岸的海面去捕鱼。我和弟弟妹妹们趴在船舷上，用手划着水，帮祖母划船。我们跟着她，把一两百米长的渔网下到海里。渔网上面有浮萍，底下是铅块，拉得很直，一个小时不到，渔网中便钻进去一百多斤鱼，那时候鱼的种类也多。从小在海里长大，我们很早便学会了打鱼，而且掌握了多种方法。很长时间里，对于疍家人来说，打鱼是维持生活的惟一方式，也是我们从小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
1960年，到了八岁，我才去读书。疍家人以前很少受教育，因为我们一直在水上，没有学校。解放以后，才有了渔民小学。我搬到岸上去，寄住在大伯家。其实大伯家在陆上也没有房子。大伯几年前去了西沙捕鱼。那时候，后海有一座旧庙，里面是空的，大伯母就住到里面。二年级的时候，转到三亚的南海小学，这是政府专门为渔民盖的小学，98%的学生都是疍家人。在三亚，我寄住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每个月付差不多十块钱。
我在学校的时候，父母的船每隔几个月都要回后海运咸鱼。每次船一出现，我就高兴地跑到码头等他们。他们要离开，看着船越走越远，就蹲在海边哭。放假的时候，我常常会跑到父母的船上玩，有风吹过来，使船向一侧倾斜，我就跑到另一侧想把船压下去，母亲就笑我傻。每天看着父亲开船，年头久了，我也学会了如何操作。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开船的感觉。成为船长，也渐渐成了我的理想。
不过，想要成为船长，并没有那么容易。在此之前，我干了好多工作。1968年，我还在读初二的时候，部队在安游（三亚榆林港附近）修建船坞，到三亚镇招民工。那时候，我的妹妹们有的都读不了书，因为家里人太多，供不起。我就辍了学，报名参加。
在那里的工作就是挑石头。没有机械，全靠我们几千人用扁担、簸箕挑。我当时不到16周岁，个子小小的，瘦瘦的。肩膀经常磨肿，只好用热毛巾敷着。不过，我很卖力。一天赚一块五，一个月45块，比很多人都要多。很多年后，我当船长，一个月也才45块。在工地干了两年，工程结束，我回到了三亚。
1970年4月，我被招工去了三亚航运公司上班，做码头工人，从码头扛盐包到货船上，一百多斤一包。做了两年，后来，又先后在航运公司捞珊瑚、做水手和捕鱼。捕鱼队有一艘木帆船，因为没人会开，我便负责开船。这是我第一次正经驾船。从这以后，我想做船长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1974年，三亚航运公司从一千多名职工中，推荐表现优秀的员工到广东省航运学校读中专，我成为其中之一。单位想做机械厂，希望我学轮机，但我坚持要学航海。两年之后，从航运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三亚航运公司第一公司，开始到船上工作。
那艘船叫“崖航1012”，是公司第一艘动力船，50吨的木质船。我在船上做大副。出海前，我的工作是组织货源，到港务部门办理各种手续。航行的时候，则要接船长的班，直接开船。 那时候，我刚结婚。妻子是原来在蜈支洲岛上工作的一位姑娘。她父亲也是船长，与我父亲相熟。
第一次航行是从万宁运钛矿到湛江。万宁有很多钛矿，多是私人矿主开发。矿砂都是运到广东的工厂加工。
我们从三亚出发，过了分界洲岛，便到了万宁管辖的海域。我们沿着海岸线航行，沿岸晚上渔船多，还有很多礁石，甚至暗礁。我们一直依据海图，都是靠眼睛观察。船长和我都是第一次走这条航线。我根据海图和航速计算，我们快要到一块大礁石附近。不过，海图总会有误差，小暗礁也没有全部标注。那天下半夜，能见度极低，加上又下点小雨，前方什么都看不清。我观察了一段时间，都没看到那块礁石，开始有些慌了。后来，忽然在前面看到那块礁石的时候，只相距几百米。我们就赶紧减速，转向，最后才避开了它。
过了大礁石，我们便抛锚了，等到第二天天亮，再慢慢开到沙湾去装矿。那里还没有港口，靠不了岸，我们只能停在离海岸300米的地方，放下小舢板，上岸去联系货主。那时候没有电话，都是提前约定时间和地点见面。
我们用小舢板把矿砂一船一船地从岸边运上大船，一次只能运两三吨。浪很大，把小舢板打下去，又冲上来，海水直接冲到了矿砂上。慢慢地，我们发现了潮水的规律。那时候早上吹北风，从岸上吹过来，像扫把一样，把海面扫平，浪比较小。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段装货。上午10点以后，浪变大了，装不了货。我们就把船开到分界洲岛附近去打鱼，改善伙食。有的时候打得多，还可以卖掉。装了几天货，我们便出发前往湛江。
差不多航行了三天才到湛江。到了目的地，需要在码头排队很长时间，才能卸货。这些完成之后，我又跑到当地港务局商务科找货，货主们一般会在那里登记货运信息。
后来，我在这条航线运了五六年钛矿，慢慢摸索，渐渐熟悉海南岛沿海的航线。哪里浅，哪里深，哪里有礁盘，哪里水流急，我都知道。对于船长而言，经验常常是宝贵的。
在“崖航1012”做了两年大副，我被调到了另一艘船“崖航1004”上做大副。不过，几个月之后，我便顺利成为船长。原来船长六十多岁了，很快便退休了。
他开了几十年帆船，经验很丰富，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就能知道大概几点，看看月亮便能判断潮水流向，对天气也了如指掌，对航线的每一片水域都很熟悉，他用肉眼就能判断距离。跟着他的几个月，让我受益终生。
1979年，我又被调到“崖航1005”上担任船长。开了六年，直到1985年3月上岸工作。十年航海生涯，我一直在南方海域航行，最东边到厦门，最西边至广西北海。我们到港卸货之后，有去哪里的货，我们便去哪里。每次从三亚出来，最多两三个月就要回去一次。
在船上的日子過得很辛苦，也很寂寞。在海上连续航行几天几夜，眼前除了茫茫大海，什么都看不到。船员们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没什么娱乐。一些年轻的船员受不了，有时会跑到驾驶室来和我聊天，也会打打牌。不过，我们四个小时换一班，时间紧张、宝贵，不休息的话，就到下一班了。
航行到港之后，大家通常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每次到港卸货之后，并不是立马就能接到下一单。有时候要在码头等好些天。我们只好待在船上等，有的人看书，更多人则打牌，后来还有麻将。船上的日子很无聊，水手们有时候会觉得烦躁。所以我也常常带他们到岸上去逛。
那时候，娱乐活动并不多。在岸上，无非是逛街、去公园、看电影。即便这样，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到了2000年以后，各种娱乐活动才多了起来。
最受欢迎的活动是看电影。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电影，看来看去都是战争片，比如《南征北战》、《地道战》。现在想来，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很多片子我们看了不下十遍，但是当时大家都很乐意。1980年以后，才有了香港武侠片。偶尔，也能碰到爱情电影。有位老船员想看电影，我带他去看的时候，正好在放映爱情片。电影里出现了男女亲嘴的画面，他就赶紧喊“啊，不卫生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们的船一般停在离岸四五百米的地方。每次去看电影，船上的一名老水手便会驾着我们自己的小船送大家上岸，然后在岸边等大家回来。我们一般晚上就看一场电影，但有时候兴致高了，还想看第二场。看完电影，回到码头时已经很晚了。老水手等不了，就自己划船回到大船睡觉去了。岸边私人的摆渡小船也早收工了。我们只好脱了衣服，举在头顶，游回船上。碰到水流急的时候，我们得花一段时间才能游过去，还要斜着游，不然会冲到下面去。
大家最乐意的是运货到广州，城市大很多，新鲜的东西也多。在广州，我们一般停靠在太古仓码头，或者猎德码头。大家乐意去逛街，虽然舍不得买东西。有的时候，也会去公园里转转。公园里会有青年男女谈恋爱，坐在一起聊天，或者抱一下。有的年轻船员就躲在一旁偷看。毕竟对生活在船上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很少见到的，而且他们也年轻。
有时候，我也会在靠岸之后，去找朋友和同学。我原来在广东航运学校的同学，他们多在大单位工作，有很多人分配在各地码头工作。所以，广东和海南的码头上，我差不多都有认识的人。我们在码头排队靠岸的时候，也会让他们行个方便，帮忙插队。
航行的时候，也很少认识其他的朋友。不过，我喜欢观察别人。船停在码头的时候，我就站在船上，或者在岸上看每个船长的操作。有的船长很笨，要两三次才能靠上码头，有的很灵活，甚至给我带来启发。
在岸上，我们可以很随意地去玩，但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我总是放松不下来。因为一旦发生事故，就有可能葬身大海。也正因这样，我会叮嘱船员们在航行时尽量不喝酒，更要小心烟头。有一次，我们路过江门上川岛时看到的一幕，让我总不能忘记：一艘货轮在海面上烧没了，火源就是一颗烟头。
在我十来年的航海过程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帆风顺，但也有好几次意外事故。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
我刚到“崖航1004”工作不久，开船从海南文昌七洲列岛一直朝东北航行，准备走直线穿过大海，前往广东江门，不再沿着海岸线航行，我们叫“翻洋”。这是最近的航线。那时候是夏天，晚上刮起了五级风，浪翻起来有两米高。当时，轮到二副和轮机长值班，轮机长在陆地上长大，没开过船。我正在船舱里睡觉。 行到下半夜，二副晕船，想吐，他没有喊我过去代班，而是叫来轮机长暂时开船。当时除了他们两人，还有一个水手醒着。我们有两艘船，动力船用缆绳拖着驳船航行。二副离开驾驶位置，跑到三米以外的厕所去吐了。
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小罗盘。轮机长没看懂，以为罗针指向的是航行方向。实际上罗针一直是指北的。那时候，我们是从西南往东北方向开。他以为船要向左转，才能调正航行方向。随后，一直向左打舵。结果，我们的动力船绕了一个大圈。海上漆黑一片，他也看不到前面。
我躺在船上，半睡半醒间感觉船摇晃的方向不对劲，立马爬起来，已经看不到后面驳船的灯光了。等我跑到驾驶舱的时候，才发现动力船快撞上后面的驳船。我什么话都来不及说，立即向右打舵，调整方向。最危险的时候，两艘船只相距十几米。
这两艘船都装满货物，又都是木头船，如果撞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两艘船上二十多人摔到海里，漆黑一片，相互之间都找不着。
解除危险后，我就大骂二副：“你要吐也要在旁边吐，跑什么厕所去！”这是一次严重事故。后来，我们回到三亚，专门开会总结这次事故。
后来我到“崖航1005”做船长，在广东江门下川岛北面，又遇到了一次事故。那天已经是下午，我们从上川岛航行过来，准备回海南。船距离下川岛几百米的时候，水手发现船舱底部涌进了很多水。机轮的螺旋桨把船舱里的水打得很高，舱底的一些木板已经浮起来了。我赶紧下令冲滩，开足马力，往下川岛沙滩上冲去，主动搁浅。我当时知道下川岛沙滩主要是泥沙，比较软，冲上去不会弄坏船。
搁浅之后，船舱里的积水已经有一米多深，快到腰部。我叫水手下到船舱底部，在水下用手慢慢摸，寻找缺口。有水灌进来的地方，水是凉的。我们还把船舱底部的木板一片一片拆开，最后发现用来抽水冷却主机的进水管脱落。我们又用抽水机把里面的水抽出来，把管子重新接上，加牢，又重新检查了整艘船。当天晚上便重新起航，返回海南。
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算是比较幸运，如果开到深海里才出现问题。我们就只能绝望地等着船慢慢沉入大海，包括我们自己。
我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不过，有好几年时间，我驾驶的货船一直处于武装状态，带着枪和手榴弹。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爆发，之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中越之间常常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在海上也是这样。我到“崖航1012”担任船长之后，经常在海南岛西线的北部湾航行。
战争爆发后，我们经常在航线附近看到越南船只。大多数时候相安无事。不过，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来自越南的大船，过来抢东西。我们航行的时候，就看到过一艘越南船在海上围堵中国的渔船。越南人靠近了之后，就直接抢东西。渔民刚打的鱼都被抢走了，甚至把渔船直接开走。渔民不敢反抗，因為他们都带着枪。他们的船有时候也没有标识，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船。
他们也不敢抢大船。有一段时间，看到中国渔船就抢。我们的船也不大，动力船和驳船总共才一百多吨。我比较谨慎，看到越南船就只能加速跑，往中国海岸线方向开。很多时候，我都贴着海岸线航行，不敢离岸太远，尽管这样可能需要避开许多礁石。
碰到这种情况后，我就向公司反映，让公司打报告到武装部，申请领一些枪支来防止意外发生。最后，我们领到了一支轻机枪、两支冲锋枪和八支半自动步枪，还有一千多发子弹和两箱手榴弹。
我以前参加过民兵，领到装备之后，就带着水手们在海上演习，从船头打到船尾。演习结束，我便把这些装备收起来，自己保管。在船上，我的卧室床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暗格，我把装备全藏在那里，锁着。
武装了货船之后，航行到海南西线的时候，我们也就没那么害怕。这之后也没有真正开过枪，除了演习的时候。有一次，一艘越南船追着我们。我们一拿出枪，他们便掉头了。因为有枪，这些越南船也就不敢碰我们。我那时候想，如果真的跟他们产生冲突，我们有这么多武装，又经常演习训练，根本不用怕。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在北部湾海域有时能碰到开着船从越南逃出来的难民。他们不少是越法混血，长得好看，也有钱。有的人甚至拿出黄金，希望上我们的船。不过，中国边防不允许他们进入国境之内，只是给他们提供食物淡水等。我自然也不敢让他们上船。
后来，我们的船与越南人没怎么发生冲突，却与中国的渔船产生了矛盾。有一天，我们航行到乐东海域，那里有很多渔船正在用围网捕鱼。我们小心地避让，穿过之后，发现有一艘渔船追着我们，还向我们后面的驳船扔土炮。那种他们用炸山石的炸药自制的土炮。我听到一阵闷响，赶紧跑到动力船后面，看见他们的炮就在离驳船很近的水里爆炸。我向他们发出警告。这些渔民说我们的船弄坏了他们的渔网。我说，我们一直很小心避让，根本没碰到他的网。但渔民并没有停止向我们扔炮。我没办法，就从船舱取出一支枪，没有上子弹。他们看到情况不对，才停下来了。
后来在万宁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像往常一样，到沙湾装载钛矿砂。当我们把船停泊在海边，准备往船上运矿砂的时候，一群本地人跑来阻止我们。他们认为矿砂开采破坏了当地的环境。我向他们解释，我们也是在帮别人运货。当地人不理会，还要砍断我们缆绳。当时浪比较大，一旦缆绳断了，我们的船会被海浪冲到岸上，两艘船都有可能解体。他们并不理会我的解释，执意要砍断缆绳。我也很生气，就叫人取出两支冲锋枪，也没有上子弹。我拿着枪吓唬这些人。他们看到枪后，果真被吓到，领头的人立马用海南话连说了几遍：“兄弟，开玩笑的啊。”“我没开玩笑！”我说。他们最后全部撤走。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仍然被三亚海事局返聘回去做顾问，也会帮单位开开船，每个月会定期给三亚的私人游艇公司做游艇教练，还是做着与开船有关的工作。三亚海域每年都会有事故发生，我在海事局也做海上搜救工作，提供搜救方案，至今已经救了几十人。
1985年3月，在海上航行了十年之后，我申请调到岸上，到三亚航政局工作（后改为三亚海事局）。自从我上船工作之后，妻子也跟着在船上生活了十年。1979年，我女儿差点在文昌的海上出生。当时，妻子肚子痛起来以后，我就开足马力，加速航行，赶到最近的码头，把她送到医院。
我很喜欢做船长。在海上一直漂泊虽然令我开心、兴奋，却没办法给家人带来稳定的生活。几个孩子陆续出生之后，我也渐渐说服自己彻底告别了船长生涯。
（实习记者何钻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林仪胜今年65岁了，他是海南三亚后海港疍家人，在船上出生长大，作为船长在海上航行了十年。曾经在海上救援过多名溺水人员。
水上的孩子
像很多疍家人一样，我出生在船上，从小在渔船和海滩上长大。
我们家世代捕鱼为生，跟附近的其他疍家渔民一样，我们的祖辈原来是广东沿海地区一带的渔民，一百多年前，为了打鱼，一路往南漂泊，最后到了三亚后海港。到我这，已经是第五代了。
我父亲最初也是一名渔民，跟着祖父母、伯父们一起在自家的小船上打鱼。1950年，海南解放了，祖父母掏钱，在三亚西岛请人给父亲做了一艘木帆船。于是，父亲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便做了船长。他开着这艘船，穿梭于海南和广东的各个港口，给人运输货物。船上除了父亲和祖父母，以及后来我的母亲，还请了两名水手。
1951年，父母结了婚。第二年，母亲在船上生下我，由祖母接生。我出生之后，母亲用布袋背着我，一边在家里的船上帮忙，一边照顾我。稍大两岁，父母忙不过来的时候，便用绳子把我拴在船上。他们怕我到处攀爬，掉到海里——尤其是晚上，漆黑一片，摔到海里他们也发现不了。在一些疍家人的渔船上，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祖父在我小的时候就去世了。1957年之后，祖母年纪大了，不想在木帆船上了，父亲就让她回到后海。那个时候，家里的小孩也越来越多，需要人照顾。我们家当时有一艘五六米长的渔船。在海上漂泊了几年之后，我就跟着祖母回到了后海村，住在这艘渔船上，住在一起的还有我的弟弟妹妹和堂弟们。在那个年代，疍家人都希望家里打鱼的人多，所以都生了不少孩子。我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最小的弟弟是1969年出生的。
我跟着祖母在渔船上生活了很多年。到1960年代的时候，祖母还请人新做了一艘七八米长的渔船。那时候，我们的船就停靠在岸边，到了晚上，一家人并排睡在舱内。尽管摇摇晃晃，但大家都睡得很熟。渔船有弧形的雨蓬，刮风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躲在里面。我们的渔船两旁，停泊着几百艘渔船，里面住满了疍家人。不过，每当大風暴或者台风来的时候，小船顶不住了，祖母便摇着橹，带我们找海湾，或者内河，把船摇到里面去躲避。
一直到1960年代末，政府为方便管理渔民和出于安全考虑，动员疍家人搬到陆上生活。我们于是在三亚红洲附近的河边，搭建了木头高脚屋，开始上岸居住。那是在水上搭建的木棚，上面盖着茅草，在木棚里拆开木板，都可以直接钓鱼。“文革”期间被炮弹毁过一次，后来又重建了。
和祖母生活的时候，白天我们就在海滩上玩。天气好的时候，祖母便把船摇到近岸的海面去捕鱼。我和弟弟妹妹们趴在船舷上，用手划着水，帮祖母划船。我们跟着她，把一两百米长的渔网下到海里。渔网上面有浮萍，底下是铅块，拉得很直，一个小时不到，渔网中便钻进去一百多斤鱼，那时候鱼的种类也多。从小在海里长大，我们很早便学会了打鱼，而且掌握了多种方法。很长时间里，对于疍家人来说，打鱼是维持生活的惟一方式，也是我们从小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
1960年，到了八岁，我才去读书。疍家人以前很少受教育，因为我们一直在水上，没有学校。解放以后，才有了渔民小学。我搬到岸上去，寄住在大伯家。其实大伯家在陆上也没有房子。大伯几年前去了西沙捕鱼。那时候，后海有一座旧庙，里面是空的，大伯母就住到里面。二年级的时候，转到三亚的南海小学，这是政府专门为渔民盖的小学，98%的学生都是疍家人。在三亚，我寄住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每个月付差不多十块钱。
我在学校的时候，父母的船每隔几个月都要回后海运咸鱼。每次船一出现，我就高兴地跑到码头等他们。他们要离开，看着船越走越远，就蹲在海边哭。放假的时候，我常常会跑到父母的船上玩，有风吹过来，使船向一侧倾斜，我就跑到另一侧想把船压下去，母亲就笑我傻。每天看着父亲开船，年头久了，我也学会了如何操作。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开船的感觉。成为船长，也渐渐成了我的理想。
船长
不过，想要成为船长，并没有那么容易。在此之前，我干了好多工作。1968年，我还在读初二的时候，部队在安游（三亚榆林港附近）修建船坞，到三亚镇招民工。那时候，我的妹妹们有的都读不了书，因为家里人太多，供不起。我就辍了学，报名参加。
在那里的工作就是挑石头。没有机械，全靠我们几千人用扁担、簸箕挑。我当时不到16周岁，个子小小的，瘦瘦的。肩膀经常磨肿，只好用热毛巾敷着。不过，我很卖力。一天赚一块五，一个月45块，比很多人都要多。很多年后，我当船长，一个月也才45块。在工地干了两年，工程结束，我回到了三亚。
1970年4月，我被招工去了三亚航运公司上班，做码头工人，从码头扛盐包到货船上，一百多斤一包。做了两年，后来，又先后在航运公司捞珊瑚、做水手和捕鱼。捕鱼队有一艘木帆船，因为没人会开，我便负责开船。这是我第一次正经驾船。从这以后，我想做船长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1974年，三亚航运公司从一千多名职工中，推荐表现优秀的员工到广东省航运学校读中专，我成为其中之一。单位想做机械厂，希望我学轮机，但我坚持要学航海。两年之后，从航运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三亚航运公司第一公司，开始到船上工作。
那艘船叫“崖航1012”，是公司第一艘动力船，50吨的木质船。我在船上做大副。出海前，我的工作是组织货源，到港务部门办理各种手续。航行的时候，则要接船长的班，直接开船。 那时候，我刚结婚。妻子是原来在蜈支洲岛上工作的一位姑娘。她父亲也是船长，与我父亲相熟。
第一次航行是从万宁运钛矿到湛江。万宁有很多钛矿，多是私人矿主开发。矿砂都是运到广东的工厂加工。
我们从三亚出发，过了分界洲岛，便到了万宁管辖的海域。我们沿着海岸线航行，沿岸晚上渔船多，还有很多礁石，甚至暗礁。我们一直依据海图，都是靠眼睛观察。船长和我都是第一次走这条航线。我根据海图和航速计算，我们快要到一块大礁石附近。不过，海图总会有误差，小暗礁也没有全部标注。那天下半夜，能见度极低，加上又下点小雨，前方什么都看不清。我观察了一段时间，都没看到那块礁石，开始有些慌了。后来，忽然在前面看到那块礁石的时候，只相距几百米。我们就赶紧减速，转向，最后才避开了它。
过了大礁石，我们便抛锚了，等到第二天天亮，再慢慢开到沙湾去装矿。那里还没有港口，靠不了岸，我们只能停在离海岸300米的地方，放下小舢板，上岸去联系货主。那时候没有电话，都是提前约定时间和地点见面。
我们用小舢板把矿砂一船一船地从岸边运上大船，一次只能运两三吨。浪很大，把小舢板打下去，又冲上来，海水直接冲到了矿砂上。慢慢地，我们发现了潮水的规律。那时候早上吹北风，从岸上吹过来，像扫把一样，把海面扫平，浪比较小。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段装货。上午10点以后，浪变大了，装不了货。我们就把船开到分界洲岛附近去打鱼，改善伙食。有的时候打得多，还可以卖掉。装了几天货，我们便出发前往湛江。
差不多航行了三天才到湛江。到了目的地，需要在码头排队很长时间，才能卸货。这些完成之后，我又跑到当地港务局商务科找货，货主们一般会在那里登记货运信息。
后来，我在这条航线运了五六年钛矿，慢慢摸索，渐渐熟悉海南岛沿海的航线。哪里浅，哪里深，哪里有礁盘，哪里水流急，我都知道。对于船长而言，经验常常是宝贵的。
在“崖航1012”做了两年大副，我被调到了另一艘船“崖航1004”上做大副。不过，几个月之后，我便顺利成为船长。原来船长六十多岁了，很快便退休了。
他开了几十年帆船，经验很丰富，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就能知道大概几点，看看月亮便能判断潮水流向，对天气也了如指掌，对航线的每一片水域都很熟悉，他用肉眼就能判断距离。跟着他的几个月，让我受益终生。
1979年，我又被调到“崖航1005”上担任船长。开了六年，直到1985年3月上岸工作。十年航海生涯，我一直在南方海域航行，最东边到厦门，最西边至广西北海。我们到港卸货之后，有去哪里的货，我们便去哪里。每次从三亚出来，最多两三个月就要回去一次。
游泳看电影
在船上的日子過得很辛苦，也很寂寞。在海上连续航行几天几夜，眼前除了茫茫大海，什么都看不到。船员们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没什么娱乐。一些年轻的船员受不了，有时会跑到驾驶室来和我聊天，也会打打牌。不过，我们四个小时换一班，时间紧张、宝贵，不休息的话，就到下一班了。
航行到港之后，大家通常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每次到港卸货之后，并不是立马就能接到下一单。有时候要在码头等好些天。我们只好待在船上等，有的人看书，更多人则打牌，后来还有麻将。船上的日子很无聊，水手们有时候会觉得烦躁。所以我也常常带他们到岸上去逛。
那时候，娱乐活动并不多。在岸上，无非是逛街、去公园、看电影。即便这样，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到了2000年以后，各种娱乐活动才多了起来。
最受欢迎的活动是看电影。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电影，看来看去都是战争片，比如《南征北战》、《地道战》。现在想来，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很多片子我们看了不下十遍，但是当时大家都很乐意。1980年以后，才有了香港武侠片。偶尔，也能碰到爱情电影。有位老船员想看电影，我带他去看的时候，正好在放映爱情片。电影里出现了男女亲嘴的画面，他就赶紧喊“啊，不卫生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们的船一般停在离岸四五百米的地方。每次去看电影，船上的一名老水手便会驾着我们自己的小船送大家上岸，然后在岸边等大家回来。我们一般晚上就看一场电影，但有时候兴致高了，还想看第二场。看完电影，回到码头时已经很晚了。老水手等不了，就自己划船回到大船睡觉去了。岸边私人的摆渡小船也早收工了。我们只好脱了衣服，举在头顶，游回船上。碰到水流急的时候，我们得花一段时间才能游过去，还要斜着游，不然会冲到下面去。
大家最乐意的是运货到广州，城市大很多，新鲜的东西也多。在广州，我们一般停靠在太古仓码头，或者猎德码头。大家乐意去逛街，虽然舍不得买东西。有的时候，也会去公园里转转。公园里会有青年男女谈恋爱，坐在一起聊天，或者抱一下。有的年轻船员就躲在一旁偷看。毕竟对生活在船上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很少见到的，而且他们也年轻。
有时候，我也会在靠岸之后，去找朋友和同学。我原来在广东航运学校的同学，他们多在大单位工作，有很多人分配在各地码头工作。所以，广东和海南的码头上，我差不多都有认识的人。我们在码头排队靠岸的时候，也会让他们行个方便，帮忙插队。
航行的时候，也很少认识其他的朋友。不过，我喜欢观察别人。船停在码头的时候，我就站在船上，或者在岸上看每个船长的操作。有的船长很笨，要两三次才能靠上码头，有的很灵活，甚至给我带来启发。
幸运没有葬身大海
在岸上，我们可以很随意地去玩，但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我总是放松不下来。因为一旦发生事故，就有可能葬身大海。也正因这样，我会叮嘱船员们在航行时尽量不喝酒，更要小心烟头。有一次，我们路过江门上川岛时看到的一幕，让我总不能忘记：一艘货轮在海面上烧没了，火源就是一颗烟头。
在我十来年的航海过程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帆风顺，但也有好几次意外事故。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
我刚到“崖航1004”工作不久，开船从海南文昌七洲列岛一直朝东北航行，准备走直线穿过大海，前往广东江门，不再沿着海岸线航行，我们叫“翻洋”。这是最近的航线。那时候是夏天，晚上刮起了五级风，浪翻起来有两米高。当时，轮到二副和轮机长值班，轮机长在陆地上长大，没开过船。我正在船舱里睡觉。 行到下半夜，二副晕船，想吐，他没有喊我过去代班，而是叫来轮机长暂时开船。当时除了他们两人，还有一个水手醒着。我们有两艘船，动力船用缆绳拖着驳船航行。二副离开驾驶位置，跑到三米以外的厕所去吐了。
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小罗盘。轮机长没看懂，以为罗针指向的是航行方向。实际上罗针一直是指北的。那时候，我们是从西南往东北方向开。他以为船要向左转，才能调正航行方向。随后，一直向左打舵。结果，我们的动力船绕了一个大圈。海上漆黑一片，他也看不到前面。
我躺在船上，半睡半醒间感觉船摇晃的方向不对劲，立马爬起来，已经看不到后面驳船的灯光了。等我跑到驾驶舱的时候，才发现动力船快撞上后面的驳船。我什么话都来不及说，立即向右打舵，调整方向。最危险的时候，两艘船只相距十几米。
这两艘船都装满货物，又都是木头船，如果撞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两艘船上二十多人摔到海里，漆黑一片，相互之间都找不着。
解除危险后，我就大骂二副：“你要吐也要在旁边吐，跑什么厕所去！”这是一次严重事故。后来，我们回到三亚，专门开会总结这次事故。
后来我到“崖航1005”做船长，在广东江门下川岛北面，又遇到了一次事故。那天已经是下午，我们从上川岛航行过来，准备回海南。船距离下川岛几百米的时候，水手发现船舱底部涌进了很多水。机轮的螺旋桨把船舱里的水打得很高，舱底的一些木板已经浮起来了。我赶紧下令冲滩，开足马力，往下川岛沙滩上冲去，主动搁浅。我当时知道下川岛沙滩主要是泥沙，比较软，冲上去不会弄坏船。
搁浅之后，船舱里的积水已经有一米多深，快到腰部。我叫水手下到船舱底部，在水下用手慢慢摸，寻找缺口。有水灌进来的地方，水是凉的。我们还把船舱底部的木板一片一片拆开，最后发现用来抽水冷却主机的进水管脱落。我们又用抽水机把里面的水抽出来，把管子重新接上，加牢，又重新检查了整艘船。当天晚上便重新起航，返回海南。
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算是比较幸运，如果开到深海里才出现问题。我们就只能绝望地等着船慢慢沉入大海，包括我们自己。
武装货船
我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不过，有好几年时间，我驾驶的货船一直处于武装状态，带着枪和手榴弹。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爆发，之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中越之间常常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在海上也是这样。我到“崖航1012”担任船长之后，经常在海南岛西线的北部湾航行。
战争爆发后，我们经常在航线附近看到越南船只。大多数时候相安无事。不过，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来自越南的大船，过来抢东西。我们航行的时候，就看到过一艘越南船在海上围堵中国的渔船。越南人靠近了之后，就直接抢东西。渔民刚打的鱼都被抢走了，甚至把渔船直接开走。渔民不敢反抗，因為他们都带着枪。他们的船有时候也没有标识，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船。
他们也不敢抢大船。有一段时间，看到中国渔船就抢。我们的船也不大，动力船和驳船总共才一百多吨。我比较谨慎，看到越南船就只能加速跑，往中国海岸线方向开。很多时候，我都贴着海岸线航行，不敢离岸太远，尽管这样可能需要避开许多礁石。
碰到这种情况后，我就向公司反映，让公司打报告到武装部，申请领一些枪支来防止意外发生。最后，我们领到了一支轻机枪、两支冲锋枪和八支半自动步枪，还有一千多发子弹和两箱手榴弹。
我以前参加过民兵，领到装备之后，就带着水手们在海上演习，从船头打到船尾。演习结束，我便把这些装备收起来，自己保管。在船上，我的卧室床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暗格，我把装备全藏在那里，锁着。
武装了货船之后，航行到海南西线的时候，我们也就没那么害怕。这之后也没有真正开过枪，除了演习的时候。有一次，一艘越南船追着我们。我们一拿出枪，他们便掉头了。因为有枪，这些越南船也就不敢碰我们。我那时候想，如果真的跟他们产生冲突，我们有这么多武装，又经常演习训练，根本不用怕。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在北部湾海域有时能碰到开着船从越南逃出来的难民。他们不少是越法混血，长得好看，也有钱。有的人甚至拿出黄金，希望上我们的船。不过，中国边防不允许他们进入国境之内，只是给他们提供食物淡水等。我自然也不敢让他们上船。
后来，我们的船与越南人没怎么发生冲突，却与中国的渔船产生了矛盾。有一天，我们航行到乐东海域，那里有很多渔船正在用围网捕鱼。我们小心地避让，穿过之后，发现有一艘渔船追着我们，还向我们后面的驳船扔土炮。那种他们用炸山石的炸药自制的土炮。我听到一阵闷响，赶紧跑到动力船后面，看见他们的炮就在离驳船很近的水里爆炸。我向他们发出警告。这些渔民说我们的船弄坏了他们的渔网。我说，我们一直很小心避让，根本没碰到他的网。但渔民并没有停止向我们扔炮。我没办法，就从船舱取出一支枪，没有上子弹。他们看到情况不对，才停下来了。
后来在万宁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像往常一样，到沙湾装载钛矿砂。当我们把船停泊在海边，准备往船上运矿砂的时候，一群本地人跑来阻止我们。他们认为矿砂开采破坏了当地的环境。我向他们解释，我们也是在帮别人运货。当地人不理会，还要砍断我们缆绳。当时浪比较大，一旦缆绳断了，我们的船会被海浪冲到岸上，两艘船都有可能解体。他们并不理会我的解释，执意要砍断缆绳。我也很生气，就叫人取出两支冲锋枪，也没有上子弹。我拿着枪吓唬这些人。他们看到枪后，果真被吓到，领头的人立马用海南话连说了几遍：“兄弟，开玩笑的啊。”“我没开玩笑！”我说。他们最后全部撤走。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仍然被三亚海事局返聘回去做顾问，也会帮单位开开船，每个月会定期给三亚的私人游艇公司做游艇教练，还是做着与开船有关的工作。三亚海域每年都会有事故发生，我在海事局也做海上搜救工作，提供搜救方案，至今已经救了几十人。
1985年3月，在海上航行了十年之后，我申请调到岸上，到三亚航政局工作（后改为三亚海事局）。自从我上船工作之后，妻子也跟着在船上生活了十年。1979年，我女儿差点在文昌的海上出生。当时，妻子肚子痛起来以后，我就开足马力，加速航行，赶到最近的码头，把她送到医院。
我很喜欢做船长。在海上一直漂泊虽然令我开心、兴奋，却没办法给家人带来稳定的生活。几个孩子陆续出生之后，我也渐渐说服自己彻底告别了船长生涯。
（实习记者何钻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