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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杨儒怀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深感悲痛。
他是极其罕见的音乐理论大家，名副其实的名教授、好老师。
杨先生开设过和声、复调、作曲、作品分析课程，还开过英语音乐文献阅读、现代作曲技法等课。教过本科、进修班，带过硕士和博士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备课、上课、研究、翻译、写作和创作，从不懈怠。
他教过我们班和声。当时，斯波索宾和声学还没被翻译出来，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就边翻译边上课。由于备课认真，因此讲课不但熟练，而且条理清晰、用词准确。我们必须非常专注地听课，方能跟进所讲的内容。他给我们改题既严格又反对死板，并主张学生要有自己的创意。这从后来我们与别班同学所写作品的和声风格进行比较中可见一斑。
杨先生还教过我两年作曲。我从普通高中毕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入学前只学过一点乐理及和声知识，没学过作曲，更没写过作品。在他的教导下写出了从乐段、单二、单三到复三，以及回旋和变奏曲式的钢琴曲、艺术歌曲、混声合唱、小提琴独奏曲等。他的教学富有启发性并且很灵活。有一次，我在写一首艺术歌曲时，对中段应该如何发展遇到了瓶颈，他建议我先按构思的结构写好旋律，然后再把歌词填上，果然难题就解决了。这首作品还被选入“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曲目。
我虽没上过他的作品分析课，但知道上过课的学生们都很喜欢，尤其是课堂讨论。对作曲的学生来说，分析、研究经典名作是主要的学习手段之一。杨先生的课对作品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并且所有的曲例全由自己在钢琴上弹奏。他双手的中指先天性成90度弯曲，但我们从未听到他弹奏中有任何瑕疵，可见他年轻时是多么用功地练琴，现在又是多么认真地备课。他的课堂讨论具有前瞻性，除了曲式学中经常有的作品外，还选用了中国作品中不同类别的、非典型性的优秀之作，如民乐合奏、京剧选段等。他把作品分析的理论与分析当代创作结合起来，联系中国民间音乐实际，对同学帮助很大。他用的谱例很多，有时教材组忙不过来，他就自己动手刻写钢板。为了寻找合适的谱例，他对中外作品进行了几乎是地毯式的搜索。所以姚锦新先生说“杨儒怀把书都掏空了”。
杨先生把课堂看成是传授知识的圣坛，很注重课堂仪表的严肃性，上课必着正装。某次，指挥系的一个同学听课心不在焉，随意将手搭在钢琴上，杨先生马上把他的手推开，并批评了他。他热爱教学，上课总是很有激情，语调高昂并且语速很快。由于他酷爱音乐，高一时就考上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但因无高中毕业证书而无法入读。后来他又先后入读辅仁大学的外国文学系、燕京大学神学系和音乐系，为一生的事业和修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他住的宿舍小屋，纱窗几乎不透光了，白天也不得不开着灯工作。除了到课室上课，他总是坐在桌前忙碌着。他的学术研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教学。他不单出版了《音乐的分析与创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翻译了俄文的对位教材和英文的作曲教材，还创作了一些艺术歌曲、钢琴作品等。
他很关心学生，学生们去看望他，他总是热情接待，询问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并帮助解决一些教学和专业的疑难问题。有一位50年代的毕业生从未教过作品分析，去请教杨先生，仍得到了他不厌其烦的帮助。1979下半年，我回到母校进修。杨先生见到我以后，问了我的近况，拿出一份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考试的卷子让我做；过几天又随手拿起一首钢琴曲让我试奏，并找出一篇英文让我试译，甚至鼓励我这个42岁“高龄”的学生报考研究生。我曾在教学中深感对中国作品的曲式分析缺少教材，因此很想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杨先生和金文达先生都有这方面的意向，他们邀我参加这一跨院校的合作工程，但可惜由于某些阻隔而未能如愿。2000年我突然决定退休，他得知后不怎么高兴，问我为什么不带研究生。在他看来只要身体没问题，事业是不应该终止的。当他知道我在事业上受挫时就鼓励我说：“我这学生做人和专业都好，但不要和他们比（指在北京工作的我的同班同学），因为条件和环境不同。”在第二次“马思聪研讨会”上，杨先生和我在论文中对同一首作品的分析持有不同意见，而我在发言中仍坚持我的观点。他没有丝毫不快，反而邀我一起再撰写这方面的论文。
杨先生在关心学生方面，对我只是其中一例。凡是有人向他求助，无论是否是他的学生，先生从不拒绝。甚至外系的学生写论文去求教他指导，他也都同样认真、耐心。如果发现该生在学习思想或态度上存在问题，他会义正辞严地提出批评，毫不客气。这些在同学们之间都是有口皆碑的。
杨先生的好学也是可赞可叹的。50年代他通过广播自学俄语，并译出了复调教材。1980年5月中央院请来了英国剑桥大学的亚历山大·葛尔教授讲学，各音乐学院都派代表听课，我被指定为听课组长。每晚杨先生和我负责整理讲稿，以便及时复印出来发给听课学员。我们整理完讲稿后，杨先生有时还要和我作一些十二音技法的练习。这般的资历、年龄，如此好学，真是少见。后来他又译出了《现代作曲技法》，并以此作基础为研究生开设选修课。
除了正式的学术会议和讲学，他从不利用关系为自己联系讲学、游学或参加带有名利性的活动。星海音乐学院有两次请他作短期讲学，他除了参加必要的活动，其他时间都在备课。据胡师母说，一次他“奉命”陪同旅游，按常理来说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但他到了目的地并不快乐，还板着脸说：“这和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因此而成为大家的笑谈。
他既是一个性格自然的人，又是一个修养、情操很高的人。他为人坦诚耿直，对事业忠贞不渝，对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上艰苦朴素（他和师母经常在饭堂吃饭）。他淡薄名利，从不收授私人学生学费。一次我去看望他，问及他的工资，竟比我的还要少。在我惊讶之时他却说：“够了。”杨先生除了一般的衣食住行，早餐时喝一点咖啡外，几乎没有别的嗜求。他珍惜时间，走路似小跑，上楼梯时经常两级并成一级。他的信念是“以不变应万变”，因此不管环境如何艰难都能泰然处之。他和夫人曾居隔两地十多年，既不抱怨也不发牢骚，还把儿子培养成才。待夫人调到北京时，他仍住在2号楼3层16平米的宿舍。他工作的那张写字台，白天上面摆满了书籍、资料，晚上旁边接上一个装资料的小方柜就是胡师母的床。他出差在外，完成任务后还不忘买一点小礼物给家人。人们都说“文人相轻”，但他对同行或同事都很尊重、坦诚，我从未听到他讲别人的是非。如果客人偶有议论，哪怕是闲言碎语，他也会搪塞过去或者保持沉默。他是一位真君子。 他的个性既爽朗又不失幽默，一次给我改题，他说了三次我才弄明白，他急得说“你恍然大胡涂”！又有一次我约定15时去看望他和师母，因为找不到商店买水果而迟到了半小时。胡师母说：“他早就为你冲了一大杯咖啡在等了，还以为你会失约，就对我说‘那你得给喝了’。”我们三人都大笑起来。
他很有绅士风度。同学们去探望他，要先约定时间，他听到门铃会亲自下楼来迎接。如果同学们请他去吃饭，他不一定去。如去，为节省时间，也不去远处的地方。他不摆架子，不在意点什么菜肴，不管是谁买单，他都会把剩菜装回去，说免得浪费。
他视教学等同生命，图书馆就等于他的专业食堂，他长期被聘为图书馆的顾问。据说学院曾考虑到他的住房太狭小要给他分一间小屋，但因离图书馆远，他没要。其实他患病已多年，先是胆结石，体检时发现结石已充满了胆囊，切除后又患失眠。这些疾患虽使他烦恼、痛苦，却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患癌症后经过了几次手术和治疗，苦不堪言，但他仍然乐观地坚持上课和研究，直至病危还记挂着有一个博士生将要毕业，课还没有上完。
杨先生每次出版他的著作都送给我一本，每次去看望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方面都能得到他的教诲。他的师道、教学思想和方法以及精辟的技术理论，对于我一生的教学、科研都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在曲式和作品分析理论方面沿用欧洲和苏联的体系已超过半个世纪之久。虽然也有多位理论家研究和发表了这方面的成果，但像杨儒怀先生这样在60年间风雨无阻地苦心钻研并构建我们中国的曲式理论体系，特别是对边缘曲式和再现四部曲式的发现和总结，这是仅有的。在我研究《会唱歌的竹林》（杜建刚作曲的）中就是用杨先生的“再现四部曲式”所找到的例证。
不规范的曲式和结构虽然在许多作品中都存在，但只有在分析了大量实例后才能归纳并提升为理论。在这方面杨先生不但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曲式理论，而且对作曲家和音乐家无疑具有指导和实用的价值。它必将在中外曲式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杨儒怀教授对我国作曲专业、对音乐教育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获得了“金钟奖”终身成就奖是实至名归。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非凡的人，大写的人。因此周海宏说：“杨儒怀是我们的精神坐标。”
泰斗去了。我们在痛惜他逝世之余想到的是：他建立的理论需要更多的实证和应用，他的精神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
常敬仪 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他是极其罕见的音乐理论大家，名副其实的名教授、好老师。
杨先生开设过和声、复调、作曲、作品分析课程，还开过英语音乐文献阅读、现代作曲技法等课。教过本科、进修班，带过硕士和博士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备课、上课、研究、翻译、写作和创作，从不懈怠。
他教过我们班和声。当时，斯波索宾和声学还没被翻译出来，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就边翻译边上课。由于备课认真，因此讲课不但熟练，而且条理清晰、用词准确。我们必须非常专注地听课，方能跟进所讲的内容。他给我们改题既严格又反对死板，并主张学生要有自己的创意。这从后来我们与别班同学所写作品的和声风格进行比较中可见一斑。
杨先生还教过我两年作曲。我从普通高中毕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入学前只学过一点乐理及和声知识，没学过作曲，更没写过作品。在他的教导下写出了从乐段、单二、单三到复三，以及回旋和变奏曲式的钢琴曲、艺术歌曲、混声合唱、小提琴独奏曲等。他的教学富有启发性并且很灵活。有一次，我在写一首艺术歌曲时，对中段应该如何发展遇到了瓶颈，他建议我先按构思的结构写好旋律，然后再把歌词填上，果然难题就解决了。这首作品还被选入“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曲目。
我虽没上过他的作品分析课，但知道上过课的学生们都很喜欢，尤其是课堂讨论。对作曲的学生来说，分析、研究经典名作是主要的学习手段之一。杨先生的课对作品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并且所有的曲例全由自己在钢琴上弹奏。他双手的中指先天性成90度弯曲，但我们从未听到他弹奏中有任何瑕疵，可见他年轻时是多么用功地练琴，现在又是多么认真地备课。他的课堂讨论具有前瞻性，除了曲式学中经常有的作品外，还选用了中国作品中不同类别的、非典型性的优秀之作，如民乐合奏、京剧选段等。他把作品分析的理论与分析当代创作结合起来，联系中国民间音乐实际，对同学帮助很大。他用的谱例很多，有时教材组忙不过来，他就自己动手刻写钢板。为了寻找合适的谱例，他对中外作品进行了几乎是地毯式的搜索。所以姚锦新先生说“杨儒怀把书都掏空了”。
杨先生把课堂看成是传授知识的圣坛，很注重课堂仪表的严肃性，上课必着正装。某次，指挥系的一个同学听课心不在焉，随意将手搭在钢琴上，杨先生马上把他的手推开，并批评了他。他热爱教学，上课总是很有激情，语调高昂并且语速很快。由于他酷爱音乐，高一时就考上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但因无高中毕业证书而无法入读。后来他又先后入读辅仁大学的外国文学系、燕京大学神学系和音乐系，为一生的事业和修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他住的宿舍小屋，纱窗几乎不透光了，白天也不得不开着灯工作。除了到课室上课，他总是坐在桌前忙碌着。他的学术研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教学。他不单出版了《音乐的分析与创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翻译了俄文的对位教材和英文的作曲教材，还创作了一些艺术歌曲、钢琴作品等。
他很关心学生，学生们去看望他，他总是热情接待，询问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并帮助解决一些教学和专业的疑难问题。有一位50年代的毕业生从未教过作品分析，去请教杨先生，仍得到了他不厌其烦的帮助。1979下半年，我回到母校进修。杨先生见到我以后，问了我的近况，拿出一份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考试的卷子让我做；过几天又随手拿起一首钢琴曲让我试奏，并找出一篇英文让我试译，甚至鼓励我这个42岁“高龄”的学生报考研究生。我曾在教学中深感对中国作品的曲式分析缺少教材，因此很想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杨先生和金文达先生都有这方面的意向，他们邀我参加这一跨院校的合作工程，但可惜由于某些阻隔而未能如愿。2000年我突然决定退休，他得知后不怎么高兴，问我为什么不带研究生。在他看来只要身体没问题，事业是不应该终止的。当他知道我在事业上受挫时就鼓励我说：“我这学生做人和专业都好，但不要和他们比（指在北京工作的我的同班同学），因为条件和环境不同。”在第二次“马思聪研讨会”上，杨先生和我在论文中对同一首作品的分析持有不同意见，而我在发言中仍坚持我的观点。他没有丝毫不快，反而邀我一起再撰写这方面的论文。
杨先生在关心学生方面，对我只是其中一例。凡是有人向他求助，无论是否是他的学生，先生从不拒绝。甚至外系的学生写论文去求教他指导，他也都同样认真、耐心。如果发现该生在学习思想或态度上存在问题，他会义正辞严地提出批评，毫不客气。这些在同学们之间都是有口皆碑的。
杨先生的好学也是可赞可叹的。50年代他通过广播自学俄语，并译出了复调教材。1980年5月中央院请来了英国剑桥大学的亚历山大·葛尔教授讲学，各音乐学院都派代表听课，我被指定为听课组长。每晚杨先生和我负责整理讲稿，以便及时复印出来发给听课学员。我们整理完讲稿后，杨先生有时还要和我作一些十二音技法的练习。这般的资历、年龄，如此好学，真是少见。后来他又译出了《现代作曲技法》，并以此作基础为研究生开设选修课。
除了正式的学术会议和讲学，他从不利用关系为自己联系讲学、游学或参加带有名利性的活动。星海音乐学院有两次请他作短期讲学，他除了参加必要的活动，其他时间都在备课。据胡师母说，一次他“奉命”陪同旅游，按常理来说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但他到了目的地并不快乐，还板着脸说：“这和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因此而成为大家的笑谈。
他既是一个性格自然的人，又是一个修养、情操很高的人。他为人坦诚耿直，对事业忠贞不渝，对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上艰苦朴素（他和师母经常在饭堂吃饭）。他淡薄名利，从不收授私人学生学费。一次我去看望他，问及他的工资，竟比我的还要少。在我惊讶之时他却说：“够了。”杨先生除了一般的衣食住行，早餐时喝一点咖啡外，几乎没有别的嗜求。他珍惜时间，走路似小跑，上楼梯时经常两级并成一级。他的信念是“以不变应万变”，因此不管环境如何艰难都能泰然处之。他和夫人曾居隔两地十多年，既不抱怨也不发牢骚，还把儿子培养成才。待夫人调到北京时，他仍住在2号楼3层16平米的宿舍。他工作的那张写字台，白天上面摆满了书籍、资料，晚上旁边接上一个装资料的小方柜就是胡师母的床。他出差在外，完成任务后还不忘买一点小礼物给家人。人们都说“文人相轻”，但他对同行或同事都很尊重、坦诚，我从未听到他讲别人的是非。如果客人偶有议论，哪怕是闲言碎语，他也会搪塞过去或者保持沉默。他是一位真君子。 他的个性既爽朗又不失幽默，一次给我改题，他说了三次我才弄明白，他急得说“你恍然大胡涂”！又有一次我约定15时去看望他和师母，因为找不到商店买水果而迟到了半小时。胡师母说：“他早就为你冲了一大杯咖啡在等了，还以为你会失约，就对我说‘那你得给喝了’。”我们三人都大笑起来。
他很有绅士风度。同学们去探望他，要先约定时间，他听到门铃会亲自下楼来迎接。如果同学们请他去吃饭，他不一定去。如去，为节省时间，也不去远处的地方。他不摆架子，不在意点什么菜肴，不管是谁买单，他都会把剩菜装回去，说免得浪费。
他视教学等同生命，图书馆就等于他的专业食堂，他长期被聘为图书馆的顾问。据说学院曾考虑到他的住房太狭小要给他分一间小屋，但因离图书馆远，他没要。其实他患病已多年，先是胆结石，体检时发现结石已充满了胆囊，切除后又患失眠。这些疾患虽使他烦恼、痛苦，却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患癌症后经过了几次手术和治疗，苦不堪言，但他仍然乐观地坚持上课和研究，直至病危还记挂着有一个博士生将要毕业，课还没有上完。
杨先生每次出版他的著作都送给我一本，每次去看望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方面都能得到他的教诲。他的师道、教学思想和方法以及精辟的技术理论，对于我一生的教学、科研都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在曲式和作品分析理论方面沿用欧洲和苏联的体系已超过半个世纪之久。虽然也有多位理论家研究和发表了这方面的成果，但像杨儒怀先生这样在60年间风雨无阻地苦心钻研并构建我们中国的曲式理论体系，特别是对边缘曲式和再现四部曲式的发现和总结，这是仅有的。在我研究《会唱歌的竹林》（杜建刚作曲的）中就是用杨先生的“再现四部曲式”所找到的例证。
不规范的曲式和结构虽然在许多作品中都存在，但只有在分析了大量实例后才能归纳并提升为理论。在这方面杨先生不但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曲式理论，而且对作曲家和音乐家无疑具有指导和实用的价值。它必将在中外曲式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杨儒怀教授对我国作曲专业、对音乐教育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获得了“金钟奖”终身成就奖是实至名归。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非凡的人，大写的人。因此周海宏说：“杨儒怀是我们的精神坐标。”
泰斗去了。我们在痛惜他逝世之余想到的是：他建立的理论需要更多的实证和应用，他的精神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
常敬仪 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