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共产主义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终极理想，其指涉对象是全人类，但受到近代国家形态以及国际关系结构的影响，共产主义在现实世界中的事业载体与出发点是民族国家。因此，如何把共产主义理想与本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处理好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必须认真思考并完成的理论课题与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无产阶级政党” ，也是这条道路上的佼佼者。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兴衰特别是近代以来民族命运的基础上，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紧紧把握中华民族的现实机遇与未来发展，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包括对外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南，并结合时代特点，不断更新、发展党的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当前，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面向未来，中国要应对好美国的战略打压、西方的意识形态压力、涉华主权争端等严峻挑战，同时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仍然要紧扣民族复兴这一主题，并在此基础上平衡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国内有关民族复兴的研究成果丰硕， 但将民族复兴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实践结合起来的系统论述相对较少。考虑到民族复兴对中国外交的重要意义，2021年又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本文尝试对民族复兴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的演进过程及其逻辑进行学术归纳，旨在为理解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线索，并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最新理念，从外交视角思考如何推进未来的民族复兴进程。
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在饱经屈辱之后形成的思想与实践共识，塑造了自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政治观、国家观与世界观，是凝聚、团结所有中国人的强大精神指南与事业驱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积极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其对外交往自然也具有民族复兴的深刻烙印。以下三个方面的属性使民族复兴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底色，而且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实践的指南。
（一）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政治的重要合法性来源
民族复兴使命产生于近代中国发展面临内忧外患的艰难年代。此后，所有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政治力量都必须对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交出自己的答卷，而那些不能交出合格答卷的力量只能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派，以太平天国运动领导者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以奕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有所作为，但由于各个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又都没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也终未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孙中山是“振兴中华”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试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但这条路没有走通。因此，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当时的执政当局开出的药方也未能解决民族复兴问题。事实上，正是由于对内不能实现经济发展、繁荣与人民生活富裕，对外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安全，国民党政权才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而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成为历史与人民的共同选择。
中国共产党始终具有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就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复兴思想。他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其不断强调并更新民族复兴这一概念的内涵，使民族复兴成为号召并动员全国人民的重要口号与力量来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光荣一直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并指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三座大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尽管也经历了不少曲折与挫折，但均坚持并发展民族复兴这一思想。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成为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面旗帜。在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概念被写入大会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思想，民族复兴进一步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南。
（二）民族复兴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钥匙”
在世界上的大国兴衰更替中，像中国这样自近代以来就始终强调民族复兴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为数不多。纵观历史，其他大国在衰落以后几乎都未能再次崛起——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辉煌只保存在历史中，西班牙与葡萄牙荣光不再，“海上马车夫”荷兰的辉煌历史已成为过去，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也已逐渐接受其衰落的现实。近代以来的法、德、俄等国家几经兴衰，但其均未在某一时期建立稳固的全球霸权地位，因此也称不上复兴。美国是在二战结束后获得世界霸权地位的国家。相对于霸权巅峰时期而言，美国目前的影响力已下降，但是否衰落仍有争议，因此还不涉及复兴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当时世界的中心地位，并建立了延续千年的东亚朝贡体系。进入近代后，中国因外部入侵而遭受“百年屈辱”，发展陷入停滞。但是，中国人民面对内忧外患进行了顽强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逐步实现繁荣、富强。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到，复兴而非崛起才是理解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最好“钥匙”。正如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崛起”属于用词不当，“复兴”更为准确。 从学术角度看，复兴与崛起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有不同的历史基础与现实逻辑，两者指导下的外交也明显不同。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产生误解的原因有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混淆了復兴与崛起，它们将中国视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而非复兴的古老文明。如果中国只是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那么其国家利益可能就像其他大国那样追求霸权，其行为逻辑也与西方大国类似;但作为一个追求复兴的古老文明，其动机、利益与行事方式就完全不同。因此，如果以崛起而非复兴来解读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误解。要准确、完整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实践，就必须从复兴而非崛起的角度来思考，并以此为前提对民族复兴的内涵、影响进行深入把握。 （三）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期事业
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奋斗了一百年，但民族复兴仍是进行时，并非完成时。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主要是因为在“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双重历史背景的塑造之下，民族复兴具有复杂内涵，从而决定了中华民族复兴是一条长期的道路。
在学术讨论中，关于民族复兴的内涵，多数人都强调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两大要素。 也有学者从文明的角度诠释，如强调民族复興必须“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 ，或强调“民族复兴的实质是一种文明赶超，体现为民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跃升” 。笔者赞同把文明要素纳入民族复兴的观点，但其用意并非是对标西方，而是强调在现代条件下复兴中华文明。历史上，中国的辉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强权（power），而是因为它为当时的东亚世界创造了一套包括语言文字、治理体系、价值理念、社会生活方式等内容在内的有吸引力的伟大文明（civilization）。如果当代中国的复兴不能达到这一层次，那么民族复兴就不够完整。基于此，民族复兴应包括三个层面的具体目标，一是安全保障，包括维护主权独立与民族自决、维护领土完整与反对国家分裂、制止外来侵略、坚持国家平等与民族尊严等;二是富强发展，主要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现富裕与强盛，特别是相对于西方而言，无论在总体实力还是发展水平方面均有相当甚至更出色的表现;三是文明重构，即重建一种有吸引力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与生活模式。尽管这三个目标在一些情况下彼此交错，但总体而言是一种递进关系，安全保障是实现富强发展的基石，而富强发展则是实现文明重构的前提。
民族复兴并非易事。从安全保障角度看，目前中国虽已无遭受外部侵略之虞，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富强发展层面，虽然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许多领域仍富而不强，在关键科学技术上仍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在文明重构层面，中国正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复兴优秀传统文化重塑文化自信，但与历史上中国得到地区认同的文化中心地位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例如，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连续三年发布的东南亚态势报告，超过四成的受访者承认中国是在疫情中为该区域提供最多援助的对话伙伴，但受访者对中国影响力特别是政治与战略影响力感到担忧的比率也有小幅增加。 中国秉持“不闻往教”的传统与不干涉内政的当代国际法原则，不推广自身的政治模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温和特性。但在西方强势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围堵面前，中国也确实面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挑战。
因此，如果对照安全保障、富强发展和文明重构三个层次的内涵，可以发现，尽管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领导中国走过了70余年的历程，而且已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但如果将其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观察，民族复兴仍是一个宏大、长期的历史进程与长久的事业，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努力。
民族复兴既有丰富的内涵，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尽管均以民族复兴为根本指南，但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目标，其相关思想与政策的具体表现也不一样。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在不同时期的演进，既反映了民族复兴的使命如何驱动中国外交演变的历史逻辑，又反映了民族复兴三个层次内涵的逐步递进关系，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提升国际地位、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艰难但辉煌的历程。
（一）致力于保障安全：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改革开放前，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主要聚焦于如何让积贫积弱的中国“站起来”，为国家的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安全保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仍处于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导致中国落后的制度，结束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安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只有推翻“三座大山”，中国才有可能“站起来”;只有实现内外安全保障，中国才能富强发展，文明重构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意识到了这一严峻挑战。1922年7月，中共二大文件明确表示要“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在对外交往思想方面也不可能有完全系统化的主张。但是，面对各种外部挑战，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内外条件，尽可能将一些主张具体化。例如，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曾寻求苏俄的帮助，以扫清国内军阀并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毛泽东提出了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没有实施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的方针，以集中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保障安全”这一民族复兴目标的初步实现。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受冷战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仍然来自安全层面。面对冷战兴起、两极分化的格局，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选择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应对当时安全形势的必要之举。当苏联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 之后，面对中、苏分裂加剧、美国威胁仍在的挑战，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后来，随着“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这一判断的形成，毛泽东又审时度势，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团结一切力量集中反对苏联的威胁。受制于当时严峻的安全形势，中国在很长时期内被迫采取闭关自守、自力更生的政策。为了在严峻的形势下确保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安全，中国还被迫通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同时与印度、苏联以及越南（包括南越）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对外作战频率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反映了中国在当时的安全环境下的反应以及致力于保障共和国安全的决心。 保障安全成为改革开放前党的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的主要焦点，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他两个层次的目标。富强发展一直是中国努力追求的目标。从国内层面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但在对外方面，由于当时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富强发展的目标很难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安全成为发展的前提。事实上，正是为了保障国家有实现富强发展的国际环境，当时的中国外交才不得不以保障安全为主要考虑。就文明重构而言，在安全保障的目标仍需巩固，富强发展的目标远未实现的当时，建立一种有吸引力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的主流。
（二）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集中精力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以此引领外交工作，改革与开放共同成为民族复兴事业的主旋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美苏冷战犹酣，但随着中美建交，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已有重大改善。另外，中国领导人还意识到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有赖于国家的富强发展，这也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例如，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提出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是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和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 而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他认为，“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就会大……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 。这表明中国领导人是从辩证的角度理解安全保障与富强发展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前者的最终实现又依赖于后者（归根到底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的深刻理解。
富强发展实际上包括“谋富”与“求强”两个阶段，而且两者并非并列关系，是先富后强的关系。由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改革开放开始后，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对外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何尽快“富起来”，并特别强调中国外交要以服务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中国进一步改善外部安全环境，中苏关系于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正常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全力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最终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活跃成员。以此为平台，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中国外交呈现出更多的“求强”色彩，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积极维护国家主权，提升在各种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又积极为世界各国提供医疗防护用品和疫苗等物资。面对美国的战略打压与无端指责，中国在2021年3月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坚定回应，同时也在中东、周边方向进行外交布局。总体来看，“富起来”的中国开始更多以“强起来”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有了实质性提升。
尽管“富强”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追求，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安全保障的问题就已完全解决。邓小平在1990年会见外国客人时曾谈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 后来发生的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南海撞机事件，都让人们意识到安全威胁并未远去。当前，中国仍然在维护独立、主权与安全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如在台湾问题上，民进党当局在谋“独”挑衅的道路上动作不断;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的领土争议仍未解决，不时干扰外交大局;美国对华战略打压加剧，国际社会对两国可能发生冲突的忧虑有所上升。但总的来看，正是由于“富强”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中国才更有实力实现“独立”与“安全”。“安全”与“富强”之间的平衡与相互促进，仍将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民族复兴实践中的重要主题。
（三）文明复兴的趋势日益明显：面向未来的党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文明重构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最高层次，也是中国在实现安全保障、富强发展之后对外交目标的全面提升。但是，即使在中國共产党未提出文明重构、中国未实现文明复兴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仍不可避免地在文明层面产生深刻影响。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在其领导下的民族复兴必然包括文明重构这一内涵。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对民族复兴的探索除了应对紧迫的民族危亡这一任务之外，还从器物层面延伸到制度、文化层面，其中也包括文明重构层面的思考。“中体西用”的提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都反映了有识之士对民族复兴道路的全面探索。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并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由此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次，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其任何发展都必定产生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冷战时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任何探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使在中国仍处于贫穷落后的时期，中国的探索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整个世界制度变迁与思想变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将中国视为最大挑战，开始更多地从制度、文化层面应对中国的复兴，这也反过来刺激了中国文明意识的发展，中国开始更多地从文明层面思考发展道路。再次，中国的国家特性决定了其任何发展都必然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中国在幅员、资源、人口等方面均是世界大国，这就决定了即使中国仍处于较不发达的阶段，即安全保障仍然面临挑战、富强发展并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其一举一动仍具有世界性影响。在此背景下，即使中国自身并没有特意强调自身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也会予以特别的关注。 基于上述因素，即使中国处在民族复兴的初级阶段，但仍会对文明层次产生影响。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未来民族复兴道路上，以探索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为特征的文明重构必然会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主题，这也是民族复兴话语从“物质指向”向“全面指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有了更多的文明意识与自信。在学术讨论层面，有学者提出要追寻支撑中国模式背后的中国现代文明， 还有学者相信世界和平需要东方智慧，认为中国文化在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挑战尤其是在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过程中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论对文明的内涵如何认识，越来越多的共识在于中国的复兴不仅是一个实力问题，而且是一个文明问题。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不但要在经济、军事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要通过复兴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对文明复兴内涵的界定与追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民族复兴进程的发展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重构诉求并不具有基于意识形态的扩张性，而是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的基础上倡导自我更新与多元共鉴。西方对文明的认识更多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分异、冲突的基础之上，所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才会得出结论：文明间的冲突将取代国家间的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 但如果这种冲突存在，其根源也是西方追求“己之所欲、必施于人”而不顾及他国意愿与国情的结果。正是在西方文明所谓“普世主义”的旗帜之下，一些西方国家自以为是地输出“民主”“人权”，却导致了更多的国家动乱与国际冲突。相反，中国古代文明秩序的特征是强调“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强调主要以自身文明的优势吸引人、感召人，这恰恰弥补并消解了当代西方文明中内含的对立性与冲突性。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强调文明的互鉴与共存，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但这些理念很难为倡导文明普世主义的西方文明所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文明复兴的抵制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我们应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民族复兴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主观条件上，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2013年中国的GDP为592 963亿元，2020年的GDP初步核算为1 015 986亿元， 约为七年前的1.7倍，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是，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GDP在2030年会超过美国，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会加速中国超过美国的趋势。 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才有底气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但就客观环境来看，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大了。在安全问题上，钓鱼岛、南海以及中印边界等领土争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时有恶化。在发展问题上，中国加入WTO的红利逐步消失，在产业竞争、知识产权等方面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越来越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时期更是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手段打压中国，并且迫使盟友共同围堵中国。拜登执政后，美国打压中国的政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将中国由原来的与俄罗斯并列为“威胁”的定位升级为“唯一有潜力综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对一个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造成持久挑战的竞争者” 。
在此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来越需要处理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来越需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给出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内涵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的理解也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层次。民族复兴既着眼于本国，也着眼于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从学术角度观察，“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复兴’话语的开放性继续增强，朝着世界性话语迈进。习近平关于‘民族复兴’话语论述不再囿于中国问题，而是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积极为世界提供优于西方民族复兴的中国方案，成为世界共享经验的‘民族复兴’。” 这一演进的结果就是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定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民族复兴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出了新的引领性目标。具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民族复兴进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中国特色的民族复兴话语在新时代的新诠释。民族复兴本身并不包含以他国的失利甚至失败为代价的含义，这也是崛起话语与复兴话语的重要区别。在崛起话语之下，一些学者根据历史经验，得出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或是强调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难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等。但是如果从复兴话语的角度研究，就会从历史中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对照中国的汉朝和唐朝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民族复兴不只是要复兴中国一个国家，而是要复兴一套能够协和万邦的国际体系。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需要传统朝贡体系的再现，因为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也不意味着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正如改革开放进程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当代的民族复兴是在融入而不是推翻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上实现的，今后实现民族复兴也必须要更好地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历史与战略的高度指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走向，是民族复兴话语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最新体现。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传统的民族复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倡导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入世路线，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救世精神，推崇“四海之内皆兄弟”、超越国家界限的“天下大同”思想。在朝贡体系被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冲击以后，中国开始向民族国家转型，并逐步学会和适应了西方制定的国际体系规则。但是，传统文化对一国外交的影响不会消失，特别是在中国国力逐步恢复、文化自信逐步提升之际，传统文化理念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而言，无论是思想根源、政策实践，还是特色与风格，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将更加明显，民族复兴的梦想也必然要超越民族边界，中国开始从世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由于文化基础的不同，这种世界主义情怀与近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中强国追求对外殖民扩张或霸权的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动力上，西方的扩张是利益驱动甚至是赤裸裸地攫取利益，而中国强调的是责任驱动，强调一个国家的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应该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多贡献。二是在手段上，西方主要强调以力服人，真正打开殖民地大门的是炮舰而不是传教士，中国则强调以德服人。三是在目的上，西方通过早期的掠夺和后期的规则制定权成为国际体系顶端的掠食者，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生产、技术和金融分工攫取超额利润，而中国强调的是美美与共、互利共赢。在当代国际体系框架下，尽管西方更多地披上了民主、人权的外衣，但难掩其霸权本质;尽管中国不得不向西方规则进行相应调整，但其思想内涵仍然保留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推动中国民族复兴的持久保障。当前，“人类正处在一個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面对这些挑战，国际治理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国际社会仍处于西方国家建立的以“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为根本特征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仍然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因此，中国的民族复兴越发展到深层次，面临的挑战与压力就越大，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及深层次冲突也就越突出。特别是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政策的延续性再一次证明，打压中国的崛起将是美国的一个超越党派分歧的长期战略共识。未来中美关系即使走向缓和，也将是局部性的。总体上竞争、对抗的趋势不会改变，甚至可能出现更严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进一步理顺与世界的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对未来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新思考。这既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与贡献，也是保障中国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在传统的国际关系框架下，国家之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逻辑，特别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难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因此，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必然会面临越来越大的西方压力，甚至存在遭遇重大挫折的风险。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上，发挥传统文化优势，对现有体系的“零和”及冲突本质进行的最大程度的改造。只有坚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为中国的民族复兴提供更大、更广阔以及更宽容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石晨霞]
一、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
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在饱经屈辱之后形成的思想与实践共识，塑造了自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政治观、国家观与世界观，是凝聚、团结所有中国人的强大精神指南与事业驱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积极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其对外交往自然也具有民族复兴的深刻烙印。以下三个方面的属性使民族复兴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底色，而且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实践的指南。
（一）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政治的重要合法性来源
民族复兴使命产生于近代中国发展面临内忧外患的艰难年代。此后，所有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政治力量都必须对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交出自己的答卷，而那些不能交出合格答卷的力量只能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派，以太平天国运动领导者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以奕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有所作为，但由于各个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又都没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也终未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孙中山是“振兴中华”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试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但这条路没有走通。因此，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当时的执政当局开出的药方也未能解决民族复兴问题。事实上，正是由于对内不能实现经济发展、繁荣与人民生活富裕，对外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安全，国民党政权才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而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成为历史与人民的共同选择。
中国共产党始终具有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就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复兴思想。他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其不断强调并更新民族复兴这一概念的内涵，使民族复兴成为号召并动员全国人民的重要口号与力量来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光荣一直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并指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三座大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尽管也经历了不少曲折与挫折，但均坚持并发展民族复兴这一思想。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成为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面旗帜。在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概念被写入大会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思想，民族复兴进一步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南。
（二）民族复兴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钥匙”
在世界上的大国兴衰更替中，像中国这样自近代以来就始终强调民族复兴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为数不多。纵观历史，其他大国在衰落以后几乎都未能再次崛起——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辉煌只保存在历史中，西班牙与葡萄牙荣光不再，“海上马车夫”荷兰的辉煌历史已成为过去，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也已逐渐接受其衰落的现实。近代以来的法、德、俄等国家几经兴衰，但其均未在某一时期建立稳固的全球霸权地位，因此也称不上复兴。美国是在二战结束后获得世界霸权地位的国家。相对于霸权巅峰时期而言，美国目前的影响力已下降，但是否衰落仍有争议，因此还不涉及复兴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当时世界的中心地位，并建立了延续千年的东亚朝贡体系。进入近代后，中国因外部入侵而遭受“百年屈辱”，发展陷入停滞。但是，中国人民面对内忧外患进行了顽强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逐步实现繁荣、富强。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到，复兴而非崛起才是理解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最好“钥匙”。正如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崛起”属于用词不当，“复兴”更为准确。 从学术角度看，复兴与崛起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有不同的历史基础与现实逻辑，两者指导下的外交也明显不同。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产生误解的原因有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混淆了復兴与崛起，它们将中国视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而非复兴的古老文明。如果中国只是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那么其国家利益可能就像其他大国那样追求霸权，其行为逻辑也与西方大国类似;但作为一个追求复兴的古老文明，其动机、利益与行事方式就完全不同。因此，如果以崛起而非复兴来解读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误解。要准确、完整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实践，就必须从复兴而非崛起的角度来思考，并以此为前提对民族复兴的内涵、影响进行深入把握。 （三）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期事业
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奋斗了一百年，但民族复兴仍是进行时，并非完成时。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主要是因为在“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双重历史背景的塑造之下，民族复兴具有复杂内涵，从而决定了中华民族复兴是一条长期的道路。
在学术讨论中，关于民族复兴的内涵，多数人都强调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两大要素。 也有学者从文明的角度诠释，如强调民族复興必须“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 ，或强调“民族复兴的实质是一种文明赶超，体现为民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跃升” 。笔者赞同把文明要素纳入民族复兴的观点，但其用意并非是对标西方，而是强调在现代条件下复兴中华文明。历史上，中国的辉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强权（power），而是因为它为当时的东亚世界创造了一套包括语言文字、治理体系、价值理念、社会生活方式等内容在内的有吸引力的伟大文明（civilization）。如果当代中国的复兴不能达到这一层次，那么民族复兴就不够完整。基于此，民族复兴应包括三个层面的具体目标，一是安全保障，包括维护主权独立与民族自决、维护领土完整与反对国家分裂、制止外来侵略、坚持国家平等与民族尊严等;二是富强发展，主要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现富裕与强盛，特别是相对于西方而言，无论在总体实力还是发展水平方面均有相当甚至更出色的表现;三是文明重构，即重建一种有吸引力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与生活模式。尽管这三个目标在一些情况下彼此交错，但总体而言是一种递进关系，安全保障是实现富强发展的基石，而富强发展则是实现文明重构的前提。
民族复兴并非易事。从安全保障角度看，目前中国虽已无遭受外部侵略之虞，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富强发展层面，虽然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许多领域仍富而不强，在关键科学技术上仍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在文明重构层面，中国正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复兴优秀传统文化重塑文化自信，但与历史上中国得到地区认同的文化中心地位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例如，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连续三年发布的东南亚态势报告，超过四成的受访者承认中国是在疫情中为该区域提供最多援助的对话伙伴，但受访者对中国影响力特别是政治与战略影响力感到担忧的比率也有小幅增加。 中国秉持“不闻往教”的传统与不干涉内政的当代国际法原则，不推广自身的政治模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温和特性。但在西方强势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围堵面前，中国也确实面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挑战。
因此，如果对照安全保障、富强发展和文明重构三个层次的内涵，可以发现，尽管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领导中国走过了70余年的历程，而且已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但如果将其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观察，民族复兴仍是一个宏大、长期的历史进程与长久的事业，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努力。
二、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的百年演进
民族复兴既有丰富的内涵，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尽管均以民族复兴为根本指南，但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目标，其相关思想与政策的具体表现也不一样。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在不同时期的演进，既反映了民族复兴的使命如何驱动中国外交演变的历史逻辑，又反映了民族复兴三个层次内涵的逐步递进关系，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提升国际地位、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艰难但辉煌的历程。
（一）致力于保障安全：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改革开放前，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主要聚焦于如何让积贫积弱的中国“站起来”，为国家的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安全保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仍处于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导致中国落后的制度，结束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安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只有推翻“三座大山”，中国才有可能“站起来”;只有实现内外安全保障，中国才能富强发展，文明重构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意识到了这一严峻挑战。1922年7月，中共二大文件明确表示要“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在对外交往思想方面也不可能有完全系统化的主张。但是，面对各种外部挑战，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内外条件，尽可能将一些主张具体化。例如，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曾寻求苏俄的帮助，以扫清国内军阀并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毛泽东提出了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没有实施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的方针，以集中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保障安全”这一民族复兴目标的初步实现。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受冷战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仍然来自安全层面。面对冷战兴起、两极分化的格局，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选择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应对当时安全形势的必要之举。当苏联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 之后，面对中、苏分裂加剧、美国威胁仍在的挑战，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后来，随着“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这一判断的形成，毛泽东又审时度势，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团结一切力量集中反对苏联的威胁。受制于当时严峻的安全形势，中国在很长时期内被迫采取闭关自守、自力更生的政策。为了在严峻的形势下确保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安全，中国还被迫通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同时与印度、苏联以及越南（包括南越）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对外作战频率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反映了中国在当时的安全环境下的反应以及致力于保障共和国安全的决心。 保障安全成为改革开放前党的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的主要焦点，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他两个层次的目标。富强发展一直是中国努力追求的目标。从国内层面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但在对外方面，由于当时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富强发展的目标很难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安全成为发展的前提。事实上，正是为了保障国家有实现富强发展的国际环境，当时的中国外交才不得不以保障安全为主要考虑。就文明重构而言，在安全保障的目标仍需巩固，富强发展的目标远未实现的当时，建立一种有吸引力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的主流。
（二）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集中精力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以此引领外交工作，改革与开放共同成为民族复兴事业的主旋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美苏冷战犹酣，但随着中美建交，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已有重大改善。另外，中国领导人还意识到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有赖于国家的富强发展，这也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例如，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提出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是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和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 而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他认为，“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就会大……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 。这表明中国领导人是从辩证的角度理解安全保障与富强发展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前者的最终实现又依赖于后者（归根到底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的深刻理解。
富强发展实际上包括“谋富”与“求强”两个阶段，而且两者并非并列关系，是先富后强的关系。由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改革开放开始后，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对外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何尽快“富起来”，并特别强调中国外交要以服务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中国进一步改善外部安全环境，中苏关系于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正常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全力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最终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活跃成员。以此为平台，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中国外交呈现出更多的“求强”色彩，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积极维护国家主权，提升在各种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又积极为世界各国提供医疗防护用品和疫苗等物资。面对美国的战略打压与无端指责，中国在2021年3月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坚定回应，同时也在中东、周边方向进行外交布局。总体来看，“富起来”的中国开始更多以“强起来”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有了实质性提升。
尽管“富强”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追求，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安全保障的问题就已完全解决。邓小平在1990年会见外国客人时曾谈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 后来发生的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南海撞机事件，都让人们意识到安全威胁并未远去。当前，中国仍然在维护独立、主权与安全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如在台湾问题上，民进党当局在谋“独”挑衅的道路上动作不断;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的领土争议仍未解决，不时干扰外交大局;美国对华战略打压加剧，国际社会对两国可能发生冲突的忧虑有所上升。但总的来看，正是由于“富强”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中国才更有实力实现“独立”与“安全”。“安全”与“富强”之间的平衡与相互促进，仍将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民族复兴实践中的重要主题。
（三）文明复兴的趋势日益明显：面向未来的党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文明重构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最高层次，也是中国在实现安全保障、富强发展之后对外交目标的全面提升。但是，即使在中國共产党未提出文明重构、中国未实现文明复兴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仍不可避免地在文明层面产生深刻影响。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在其领导下的民族复兴必然包括文明重构这一内涵。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对民族复兴的探索除了应对紧迫的民族危亡这一任务之外，还从器物层面延伸到制度、文化层面，其中也包括文明重构层面的思考。“中体西用”的提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都反映了有识之士对民族复兴道路的全面探索。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并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由此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次，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其任何发展都必定产生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冷战时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任何探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使在中国仍处于贫穷落后的时期，中国的探索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整个世界制度变迁与思想变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将中国视为最大挑战，开始更多地从制度、文化层面应对中国的复兴，这也反过来刺激了中国文明意识的发展，中国开始更多地从文明层面思考发展道路。再次，中国的国家特性决定了其任何发展都必然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中国在幅员、资源、人口等方面均是世界大国，这就决定了即使中国仍处于较不发达的阶段，即安全保障仍然面临挑战、富强发展并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其一举一动仍具有世界性影响。在此背景下，即使中国自身并没有特意强调自身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也会予以特别的关注。 基于上述因素，即使中国处在民族复兴的初级阶段，但仍会对文明层次产生影响。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未来民族复兴道路上，以探索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为特征的文明重构必然会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主题，这也是民族复兴话语从“物质指向”向“全面指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有了更多的文明意识与自信。在学术讨论层面，有学者提出要追寻支撑中国模式背后的中国现代文明， 还有学者相信世界和平需要东方智慧，认为中国文化在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挑战尤其是在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过程中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论对文明的内涵如何认识，越来越多的共识在于中国的复兴不仅是一个实力问题，而且是一个文明问题。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不但要在经济、军事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要通过复兴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对文明复兴内涵的界定与追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民族复兴进程的发展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重构诉求并不具有基于意识形态的扩张性，而是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的基础上倡导自我更新与多元共鉴。西方对文明的认识更多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分异、冲突的基础之上，所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才会得出结论：文明间的冲突将取代国家间的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 但如果这种冲突存在，其根源也是西方追求“己之所欲、必施于人”而不顾及他国意愿与国情的结果。正是在西方文明所谓“普世主义”的旗帜之下，一些西方国家自以为是地输出“民主”“人权”，却导致了更多的国家动乱与国际冲突。相反，中国古代文明秩序的特征是强调“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强调主要以自身文明的优势吸引人、感召人，这恰恰弥补并消解了当代西方文明中内含的对立性与冲突性。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强调文明的互鉴与共存，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但这些理念很难为倡导文明普世主义的西方文明所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文明复兴的抵制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我们应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三、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复兴在外交领域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民族复兴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主观条件上，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2013年中国的GDP为592 963亿元，2020年的GDP初步核算为1 015 986亿元， 约为七年前的1.7倍，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是，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GDP在2030年会超过美国，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会加速中国超过美国的趋势。 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才有底气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但就客观环境来看，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大了。在安全问题上，钓鱼岛、南海以及中印边界等领土争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时有恶化。在发展问题上，中国加入WTO的红利逐步消失，在产业竞争、知识产权等方面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越来越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时期更是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手段打压中国，并且迫使盟友共同围堵中国。拜登执政后，美国打压中国的政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将中国由原来的与俄罗斯并列为“威胁”的定位升级为“唯一有潜力综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对一个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造成持久挑战的竞争者” 。
在此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来越需要处理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来越需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给出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内涵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的理解也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层次。民族复兴既着眼于本国，也着眼于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从学术角度观察，“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复兴’话语的开放性继续增强，朝着世界性话语迈进。习近平关于‘民族复兴’话语论述不再囿于中国问题，而是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积极为世界提供优于西方民族复兴的中国方案，成为世界共享经验的‘民族复兴’。” 这一演进的结果就是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定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民族复兴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出了新的引领性目标。具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民族复兴进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中国特色的民族复兴话语在新时代的新诠释。民族复兴本身并不包含以他国的失利甚至失败为代价的含义，这也是崛起话语与复兴话语的重要区别。在崛起话语之下，一些学者根据历史经验，得出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或是强调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难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等。但是如果从复兴话语的角度研究，就会从历史中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对照中国的汉朝和唐朝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民族复兴不只是要复兴中国一个国家，而是要复兴一套能够协和万邦的国际体系。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需要传统朝贡体系的再现，因为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也不意味着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正如改革开放进程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当代的民族复兴是在融入而不是推翻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上实现的，今后实现民族复兴也必须要更好地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历史与战略的高度指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走向，是民族复兴话语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最新体现。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传统的民族复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倡导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入世路线，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救世精神，推崇“四海之内皆兄弟”、超越国家界限的“天下大同”思想。在朝贡体系被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冲击以后，中国开始向民族国家转型，并逐步学会和适应了西方制定的国际体系规则。但是，传统文化对一国外交的影响不会消失，特别是在中国国力逐步恢复、文化自信逐步提升之际，传统文化理念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而言，无论是思想根源、政策实践，还是特色与风格，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将更加明显，民族复兴的梦想也必然要超越民族边界，中国开始从世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由于文化基础的不同，这种世界主义情怀与近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中强国追求对外殖民扩张或霸权的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动力上，西方的扩张是利益驱动甚至是赤裸裸地攫取利益，而中国强调的是责任驱动，强调一个国家的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应该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多贡献。二是在手段上，西方主要强调以力服人，真正打开殖民地大门的是炮舰而不是传教士，中国则强调以德服人。三是在目的上，西方通过早期的掠夺和后期的规则制定权成为国际体系顶端的掠食者，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生产、技术和金融分工攫取超额利润，而中国强调的是美美与共、互利共赢。在当代国际体系框架下，尽管西方更多地披上了民主、人权的外衣，但难掩其霸权本质;尽管中国不得不向西方规则进行相应调整，但其思想内涵仍然保留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推动中国民族复兴的持久保障。当前，“人类正处在一個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面对这些挑战，国际治理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国际社会仍处于西方国家建立的以“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为根本特征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仍然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因此，中国的民族复兴越发展到深层次，面临的挑战与压力就越大，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及深层次冲突也就越突出。特别是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政策的延续性再一次证明，打压中国的崛起将是美国的一个超越党派分歧的长期战略共识。未来中美关系即使走向缓和，也将是局部性的。总体上竞争、对抗的趋势不会改变，甚至可能出现更严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进一步理顺与世界的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对未来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新思考。这既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与贡献，也是保障中国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在传统的国际关系框架下，国家之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逻辑，特别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难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因此，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必然会面临越来越大的西方压力，甚至存在遭遇重大挫折的风险。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上，发挥传统文化优势，对现有体系的“零和”及冲突本质进行的最大程度的改造。只有坚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为中国的民族复兴提供更大、更广阔以及更宽容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石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