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农历9月13日（公历10月25日），我出生的那天夜里（实际是农历9月14日凌晨），爷爷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在路上捡了个男孩儿。娘说，是我落地后的一阵哭声把爷爷从梦中唤醒的。
　　于是，爷爷给我取了个名字，叫“梦”。看来，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命运已经注定，我一辈子都要在夢中寻觅。
　　两岁时，娘抱着我去北山（陕北与关
　　中交界地区，国共两党在那一带拉锯）找父亲。父亲是游击队长，有三四十个人、十几杆枪，任务是往陕北运送紧缺物资，如药品、纸张、火柴等。父亲带着他的人马东奔西突，娘和我（后来又有了弟弟）居无定所，到处逃荒。当时，娘也就30岁左右，娘儿仨滚过沟、坠过崖，还差点被狼吃掉。有一回，娘被国军抓了去，经受了审问、拷打，棉袄被刺刀捅透都没有招供，保住了游击队藏匿的文件和延安紧缺物资。


　　解放后，一些领导干部甩掉“土包子”老婆，娶了“洋学生”。父亲说，要不是被娘那次英雄行为感动，也“休”了她了。
　　后来，父亲当了“县太爷”。我们全家搬进三原县城的政府大院里住。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政府大院的叔叔送给我一个雅号——小“土匪”。那时，我9岁。
　　1950年，上级通知，县级领导干部可以送一个孩子去省城的“保育小学”上学。父亲给弟弟报了名。但弟弟年纪小，娘不放心，让我去。但因为改换姓名的手续麻烦，父亲就让我冒名顶替。从此，我叫了弟弟的名字——吴天明。这是个吉利的名字，它使我一路顺风。弟弟改叫吴继明，继续我“明”，却一辈子不顺。
　　不知走了哪根筋，我从小喜欢文艺，数理化总没好成绩。
　　我上小学的时候，爱说快板。当时在陕西很有名的农民诗人王老九、谢茂恭的快板书，我一天背一本，经常在学校的文艺晚会上出风头。父亲批评我“不务正业”。
　　初中时，我用陕西话说相声。到了高中，我热衷于演话剧，编舞蹈，不久又迷上了电影。
　　1960年，我考上西影演员训练班。爷爷绝望了，说祖宗造的孽，家里出了个“戏子”。
　　1982年后，我独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在国内外获奖，爸爸笑了。
　　1983年10月，在陕北拍《人生》外景，突然得知，我被任命为西影厂厂长。“官阶”相当“五品”，比父亲的“从五品”高半级。老人家又为我担忧了。
　　《人生》在全国引起轰动，得了“百花奖”。父亲终于说：“这小子还行。”这是他惟一一句夸奖我的话。


　　《老井》国内外得了一串奖。西影厂也搞得红红火火，被外国人誉为“中国新电影的摇篮”。可惜，父亲走了，没赶上我的风光。不然，老人家也许会为他这个儿子感到一丝自豪。
　　1980年代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我抛到太平洋彼岸。转瞬间，一个中国电影界的风云人物，异乡飘零。命运把我扔进了冰冷的深渊，在那里，为养家糊口，苦苦地挣扎了五年。
　　1994年隆冬时节，我回归祖国，一切从零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奋斗。十余年来，在朋友们帮助下，我导演了三部电影、四部电视连续剧，在国内外得了三四十个奖。这些作品唤回了我的自信，也让社会重新接纳了我。
　　2005年1月11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把第一个“导演终身成就奖”颁给了我，这是莫大的鼓励！同行们对我大半辈子的劳动做了公正的评判，我当死而瞑目。但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还有精神再干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