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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19年底成书的刘复《中国文法通论》，与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陈承泽《国文法草创》一起，被认为是摆脱自《马氏文通》始即成风习的仿照西洋文法研究中国语言的巢臼、建构中国本土文法的最早探索。此后刘复忙于实验语音学、国语推广、古文考订乃至行政事物，对此不复关注，只在30年代出版了半部《中国文法讲话》，完全放弃了当初雷厉风行、旗帜鲜明的革新主张。但他的初创之勇气和《中国文法通论》所达语法研究之高度是不可埋没的。1923年《中国文法通论》四版，刘复作长达二十余页的《附言》于后，表达了他“最近对于研究中国文法的观念”（P.113）。我们认为，无论从语言观的科学性还是语法研究普遍方法论的探索角度，这篇《附言》都能代表刘复语法研究的最高成就。
1.语言观的科学性
也许与留学伦敦、巴黎，较多接触到欧洲理论语言学有关，刘复的语法研究，善于从普通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入手，将语法研究作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实践活动。在《附言》中，这种精神得到彻底应用。
1.1 语言学作为一种科学，必然要遵循科学的基本原则。中国语法学研究或者偏于繁冗琐碎的语言现象的描写，或者失于肤浅单薄的表面现象的概述。刘复在《附言》中指出，研究语言要“精细”，可以在一个字的用法上，定下五十个条例，每个条例下有十个例外，每个例外下又有三五个例外之例外——这真是麻烦得够了。”他认为，研究语法，必须有对这种“麻烦”的耐心，但并不是一味“麻烦”，还须得有“简约”，“但必须经过了这麻烦以后所得到的简约，才识有价值的简约”（P.134）科学的研究，必须在科学的方法指导下，从大量复杂的现实材料中。找出可行的规律，再以规律指导现实。复杂——简单——再复杂——再简单，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正如爱斯所说：“人一方面企图包罗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人类经验；而另一方面，他又总是在追求基本假定中的简单和经济。”（转引自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刘复举“在”为例，说只是把“在”说成英语的at，法语的a，是没有用的简约，即“破陋”。刘复详细分析了“在”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表达：
a.我在纸上写字。
b.我在草地上跳舞。
c.倒茶在茶杯里。
三句话中，“在”从相对于“地位”（即位置）的视点上来看是不同的：
a.在位置上。
b.在位置外。
c.在位置里。
这令人想起陆俭明在《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中对“台上坐着主席团”等句子中“v”进行的深入分析。
1.2 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运动的、发展的。刘复明确提出：“我以为语言是活的。”因此他在《附言》中指出，《通论》将文言文与现代的口语混合举例是不对的，研究语法应当分清现代与历史的文法，分别作为“中国文法”的一部分，“中国文法”的概念本身就太宽泛了，应该“主张现代的文法与历史的文法分家”（P.117）。刘复看到语言在几千年间的发展中形成了文与法的分化，以及五四以前白话文的推广，强烈主张区分共时与历时的语法，他形象地说：“许再过若干年，目下所通用的文言文，也就变做了历史。”可惜这样的主张，他并没有亲自去实践。
1.3 因为看到了语言是活的，且有它本身的规律，“我们尽可以看着某种语言变化到如何脱离本相，仔细一推求，他的变化的可能，还是先天所赋有的，决不是偶然的，也决不是用强力做成的。”（P.121）所以刘复认为不能强行以人力规范修正语言，而应顺其自然，顺应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因而，对于当时语体的保守或者欧化，不必硬行地反对。“我们研究文法的，只能做书生，不能做政客”，“我们不能发起，不能赞成，只能成而后塑。”（P.123）这种科学的、先进的语言规范观，几十年后仍有许多人没能理解和接受。
2.对于研究语法的普遍方法论，刘复在《附言》中也有自己的探索。他指出对西洋和前人的语法研究理论，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且仍需创造。同时对语法的研究本身也应区分理论的与实用的，重点在实用。
2.1 刘复认为，研究西洋文法对中国语法的研究，只有有限的两种作用，即某些手腕的借鉴和语言现象的比较。语法研究重在创造。刘复比喻马建忠是“穿了西装的经生”，虽然他仿照西洋文法来研究中国文法有不妥之处，但毕竟独创之功极大，而后人若要继他而起，非但套用西洋文法不妥，其本身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价值，是“经生没有做像，却拾了些经生的涕唾；洋装没穿成，恰拾了支破皮鞋！”（P.128）比喻虽极辛辣，却也恰切。在《通论》中，刘复已经开始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语法的骨骼。三十年代他却又转向保守，其中原因何在，还需我们进一步研究。但是缺乏自己的有解释力的理论，确实一直是中国语法研究的弊病，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语法研究，也仍是新的穿了西装的经生。
2.2 刘复认为语法的研究必须区分理论的与实用的两种，在五四时期白话文初兴的阶段，实用的语法是需要赶紧做的，理论的语法则是慢慢做的。刘复将“文法”区分为四种：
所谓现代的文体语法，即五四时期仍留存、使用的文言文，如“梁任公章行严蔡子民李守常诸生生的文言文”，历史的文体文法即古代文言文语法，现在已经废弃了。笔写的语体文法即现在意义上的语法，口说的语体文法即口语语法。刘复认为甲与丙是实用的，乙与丁是理论的。因为乙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丁人人会说，实用并不重要，而丙是当务之急，即推行白话文之必要，“于学问之外，还有一个实用”（P.117），甲则是当时过渡时期问题的需要。甲与丙刻不容缓，需“教育的学者”赶紧去做，乙与丁则是“清客式学者”去做的，若两者并行，则“一刻没有结果”。而现在的“教学语法”“实用语法”与“现代语法”之争，仍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明确的解答。
3. 刘复《附言》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对中国语法的研究提出了几条颇具真知灼见的建议，如从语音、方言角度研究语法，重视口语语法的研究等，与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的主张不谋而合。
3.1 刘复在《附言》中指出，可以研究“某种方言的文法”或“某某等方言的比较文法”，“如有建造方言文学的作者，我们正是欢迎之不暇” （P.120），他还举Pidgin-English的歌谣为例，认为Pidgin-English作为一种社会方言，“就语言哲学上说，他是个很有价值的材料” （P.122）。从文中所举方言材料看，刘复十分注意方言及其比较研究。利用方言研究语法是当今语法研究者所走的一条很重要、也很有效的路子，而方言作为一门学科，它的语法研究只是刚刚起步，如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是国内方言语法的首次汇总。
3.2 《附言》严格区分“语体文法”（书面语法）、“国语文法”（口语语法），认为研究口语语法的理论方面，“重要到万分”，“如要研究中国的言语学，只这口中所说的话语，是个无尽的宝藏”。刘复还提出了研究口语语法的三个方面：一，看见口说语中语句的组织与笔写语中差异到怎样的一步；二，口说语中的分子，因种种原因而起变化，变化到怎样的一步；三，某一分子的机能，从最初以至于最后，逐步转变，转变到怎样的一步。
3.3《附言》认为研究语法，不能只单纯从规范的句型的表面去分析它的语义和结构，而应参考语音、语境来研究。如“我读书”，若只从字面上看，则只有一个意义，一种语序。但若考虑到重音和语调，这句话可以有九个不同的意义：
1）我读书。4）我读书？7）我读书！
2）我读书。5）我读书？8）我读书！
3）我读书。6）我读书？9）我读书！
若考虑到语境，则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构造：
1）你书读过了没有？
2）那本书我要读。
3）他！打球他很来得，读书他可不要。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刘复的语法研究在二十年代就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为此后对语法研究的停滞，乃至对整个文学革命、五四革命的前进精神的中途转向，刘复没有能够作出实际上的成就，实属可惜。但是他能够站在那个时代看到如此远的未来，能够甘愿冒着迷路的危险，以自己的“迷路史”，做别人的“引路灯”，其勇气与精神都极其可嘉。这使我们在读了《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之后，既惊且叹。
（赵家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1919年底成书的刘复《中国文法通论》，与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陈承泽《国文法草创》一起，被认为是摆脱自《马氏文通》始即成风习的仿照西洋文法研究中国语言的巢臼、建构中国本土文法的最早探索。此后刘复忙于实验语音学、国语推广、古文考订乃至行政事物，对此不复关注，只在30年代出版了半部《中国文法讲话》，完全放弃了当初雷厉风行、旗帜鲜明的革新主张。但他的初创之勇气和《中国文法通论》所达语法研究之高度是不可埋没的。1923年《中国文法通论》四版，刘复作长达二十余页的《附言》于后，表达了他“最近对于研究中国文法的观念”（P.113）。我们认为，无论从语言观的科学性还是语法研究普遍方法论的探索角度，这篇《附言》都能代表刘复语法研究的最高成就。
1.语言观的科学性
也许与留学伦敦、巴黎，较多接触到欧洲理论语言学有关，刘复的语法研究，善于从普通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入手，将语法研究作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实践活动。在《附言》中，这种精神得到彻底应用。
1.1 语言学作为一种科学，必然要遵循科学的基本原则。中国语法学研究或者偏于繁冗琐碎的语言现象的描写，或者失于肤浅单薄的表面现象的概述。刘复在《附言》中指出，研究语言要“精细”，可以在一个字的用法上，定下五十个条例，每个条例下有十个例外，每个例外下又有三五个例外之例外——这真是麻烦得够了。”他认为，研究语法，必须有对这种“麻烦”的耐心，但并不是一味“麻烦”，还须得有“简约”，“但必须经过了这麻烦以后所得到的简约，才识有价值的简约”（P.134）科学的研究，必须在科学的方法指导下，从大量复杂的现实材料中。找出可行的规律，再以规律指导现实。复杂——简单——再复杂——再简单，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正如爱斯所说：“人一方面企图包罗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人类经验；而另一方面，他又总是在追求基本假定中的简单和经济。”（转引自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刘复举“在”为例，说只是把“在”说成英语的at，法语的a，是没有用的简约，即“破陋”。刘复详细分析了“在”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表达：
a.我在纸上写字。
b.我在草地上跳舞。
c.倒茶在茶杯里。
三句话中，“在”从相对于“地位”（即位置）的视点上来看是不同的：
a.在位置上。
b.在位置外。
c.在位置里。
这令人想起陆俭明在《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中对“台上坐着主席团”等句子中“v”进行的深入分析。
1.2 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运动的、发展的。刘复明确提出：“我以为语言是活的。”因此他在《附言》中指出，《通论》将文言文与现代的口语混合举例是不对的，研究语法应当分清现代与历史的文法，分别作为“中国文法”的一部分，“中国文法”的概念本身就太宽泛了，应该“主张现代的文法与历史的文法分家”（P.117）。刘复看到语言在几千年间的发展中形成了文与法的分化，以及五四以前白话文的推广，强烈主张区分共时与历时的语法，他形象地说：“许再过若干年，目下所通用的文言文，也就变做了历史。”可惜这样的主张，他并没有亲自去实践。
1.3 因为看到了语言是活的，且有它本身的规律，“我们尽可以看着某种语言变化到如何脱离本相，仔细一推求，他的变化的可能，还是先天所赋有的，决不是偶然的，也决不是用强力做成的。”（P.121）所以刘复认为不能强行以人力规范修正语言，而应顺其自然，顺应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因而，对于当时语体的保守或者欧化，不必硬行地反对。“我们研究文法的，只能做书生，不能做政客”，“我们不能发起，不能赞成，只能成而后塑。”（P.123）这种科学的、先进的语言规范观，几十年后仍有许多人没能理解和接受。
2.对于研究语法的普遍方法论，刘复在《附言》中也有自己的探索。他指出对西洋和前人的语法研究理论，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且仍需创造。同时对语法的研究本身也应区分理论的与实用的，重点在实用。
2.1 刘复认为，研究西洋文法对中国语法的研究，只有有限的两种作用，即某些手腕的借鉴和语言现象的比较。语法研究重在创造。刘复比喻马建忠是“穿了西装的经生”，虽然他仿照西洋文法来研究中国文法有不妥之处，但毕竟独创之功极大，而后人若要继他而起，非但套用西洋文法不妥，其本身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价值，是“经生没有做像，却拾了些经生的涕唾；洋装没穿成，恰拾了支破皮鞋！”（P.128）比喻虽极辛辣，却也恰切。在《通论》中，刘复已经开始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语法的骨骼。三十年代他却又转向保守，其中原因何在，还需我们进一步研究。但是缺乏自己的有解释力的理论，确实一直是中国语法研究的弊病，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语法研究，也仍是新的穿了西装的经生。
2.2 刘复认为语法的研究必须区分理论的与实用的两种，在五四时期白话文初兴的阶段，实用的语法是需要赶紧做的，理论的语法则是慢慢做的。刘复将“文法”区分为四种：
所谓现代的文体语法，即五四时期仍留存、使用的文言文，如“梁任公章行严蔡子民李守常诸生生的文言文”，历史的文体文法即古代文言文语法，现在已经废弃了。笔写的语体文法即现在意义上的语法，口说的语体文法即口语语法。刘复认为甲与丙是实用的，乙与丁是理论的。因为乙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丁人人会说，实用并不重要，而丙是当务之急，即推行白话文之必要，“于学问之外，还有一个实用”（P.117），甲则是当时过渡时期问题的需要。甲与丙刻不容缓，需“教育的学者”赶紧去做，乙与丁则是“清客式学者”去做的，若两者并行，则“一刻没有结果”。而现在的“教学语法”“实用语法”与“现代语法”之争，仍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明确的解答。
3. 刘复《附言》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对中国语法的研究提出了几条颇具真知灼见的建议，如从语音、方言角度研究语法，重视口语语法的研究等，与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的主张不谋而合。
3.1 刘复在《附言》中指出，可以研究“某种方言的文法”或“某某等方言的比较文法”，“如有建造方言文学的作者，我们正是欢迎之不暇” （P.120），他还举Pidgin-English的歌谣为例，认为Pidgin-English作为一种社会方言，“就语言哲学上说，他是个很有价值的材料” （P.122）。从文中所举方言材料看，刘复十分注意方言及其比较研究。利用方言研究语法是当今语法研究者所走的一条很重要、也很有效的路子，而方言作为一门学科，它的语法研究只是刚刚起步，如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是国内方言语法的首次汇总。
3.2 《附言》严格区分“语体文法”（书面语法）、“国语文法”（口语语法），认为研究口语语法的理论方面，“重要到万分”，“如要研究中国的言语学，只这口中所说的话语，是个无尽的宝藏”。刘复还提出了研究口语语法的三个方面：一，看见口说语中语句的组织与笔写语中差异到怎样的一步；二，口说语中的分子，因种种原因而起变化，变化到怎样的一步；三，某一分子的机能，从最初以至于最后，逐步转变，转变到怎样的一步。
3.3《附言》认为研究语法，不能只单纯从规范的句型的表面去分析它的语义和结构，而应参考语音、语境来研究。如“我读书”，若只从字面上看，则只有一个意义，一种语序。但若考虑到重音和语调，这句话可以有九个不同的意义：
1）我读书。4）我读书？7）我读书！
2）我读书。5）我读书？8）我读书！
3）我读书。6）我读书？9）我读书！
若考虑到语境，则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构造：
1）你书读过了没有？
2）那本书我要读。
3）他！打球他很来得，读书他可不要。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刘复的语法研究在二十年代就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为此后对语法研究的停滞，乃至对整个文学革命、五四革命的前进精神的中途转向，刘复没有能够作出实际上的成就，实属可惜。但是他能够站在那个时代看到如此远的未来，能够甘愿冒着迷路的危险，以自己的“迷路史”，做别人的“引路灯”，其勇气与精神都极其可嘉。这使我们在读了《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之后，既惊且叹。
（赵家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