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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
六年前，与其他所有到海外“镀金”的中国车手一样，计成带着“中国式”的自行车思维来到荷兰—过惯了等待教练安排的训练生活，过惯了等待被国家队教练选中的日子，过惯了无时不刻计算个人选拔赛积分的时光—每一个中国运动员无不是遵循着这种狭窄的、被安排的集权化路径。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不习惯，手边是大把的自由时间，但却又仿佛过了头。“你不习惯这样的安排，这样的自由，不习惯这样（欧洲）的比赛节奏，你还是要参加比赛，能做的只有适应。”
六年后，这位第一个完成环西班牙公路自行车比赛的中国车手已经可以从容地讲述这一切，面带笑容娓娓道来：“现在一切都很好，已经完全适应过来了。”他用了四年的时间，完成了“重生”，他也已经爱上了自行车这项运动。这个来自中国最北方的孩子，有着一股子不服输的拼劲，也许是从小并不优越的家境让人理解拼搏的重要性，他从不掩饰当初选择做运动员的原因：“骑自行车根本不是爱好，只是不爱学习，希望得到更好的将来。”
不过，这一切却在荷兰慢慢发生改变，“以前是教练要你练，现在是你要自己练。”荷兰的生活，初看起来是自由的世界，但过起来却满是自律的信条。“国外的生活一切都要自理，训练也是如此。”每天睡前，他都不忘查看天气预报，安排第二天的训练。在这里，没有人管理你的行踪，叫醒你的只有闹钟。
也许你还不知道，计成以前其实是一名田径运动员，只是被自行车队的教练选中之后，才开始改练自行车。和很多体校少年一样，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选择权，只是依附在教练的选择上，让你练什么，你就得练什么。对于他们而言，如果能出成绩，那么是教练的成功、运动员的成功，如果出不了成绩，只能再被踢回社会，并未受到多少教育的他们又有什么一技之长来满足自己的温饱呢？你永远无法理解，当你问国内的自行车运动员是否喜欢自行车运动时，他们几乎一致的口吻会让你产生些许失望—“我恨死了自行车，以后我希望再也不要碰自行车了”。
计成是他们当中的幸运儿，被早早地送到国外的职业车队进行培养，虽然自行车在一开始只是谋生工具，但他也最终慢慢的改变了，他喜欢上了自行车，再加上他的坚持才让如今的成绩看起来顺理成章。试想一下，假如一个运动员、一个车手连他最亲密的伙伴都不喜欢的话，那么他还会有什么动力呢？
转变
在计成刚刚加入车队的时候，这名20岁的小伙子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争强好胜，以为凭着一身力气便可以在比赛中冲在前头，他像是一台刚刚被启动的机器，迷茫地只顾向前冲。“很疯狂，什么比赛都领骑，就想把所有人都甩到后面。” 印象中，让他感到一切都需要推倒重来的，是荷兰当地的一场小比赛。“强度太大，根本完成不了。”刚刚进入车队，看着欧洲车手不同于亚洲高强度的比赛骑法，这个在中国堪称优秀的车手却只能在比赛中从抢位置、抢弯的细节学起，强烈的自尊心让他越发拼命地训练。
第一年，他只能努力说服自己改掉国内的习惯，参加尽可能多的比赛。直到2010年， 一切都有了起色，最让他惊喜的进步莫过于身体的本能反应。“很多比赛里，脑子想其他的事情，身体却可以不由自由地上去，自然而然地跑到队伍前面的安全位置。”慢慢地，他熟悉了这种规则：你的适应能力决定了你能走多远，也决定了是否能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学习了五六年，也必须有东西拿得出来了。”
当计成独自苦练时，他并非不知道外部世界的嘈杂，在一个需要合作的车队中，谁都不想成为软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除了适应高强度，必须用脑比赛。”这一改变，他用了五年的时间，身体素质的提高也帮助他突破了技术的限制。计成学会了如何判断比赛的走势，如何进攻，这些曾经只是脑海中闪过的简单名词现在已经被领会得十分透彻。“赛季很长，体力和状态不可能总在高峰，这就需要感受比赛的节奏。现在拼的就是脑子，用脑来分析，对比赛的解读就会清楚很多。”在顺利完成环西班牙三个星期的比赛后，计成获得了车队教练和队友的认可。也许，这一刻是他在六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场景，从不会说英文到可以和外国人自如交流，从一名体制内车手到一名职业车手，那些可见的不可见的变化见证了他的成长。
这样的成长也让他更自信，更好胜。因为实力的缘故，对成功也会有更切肤的欲望。职业车队开放的交流模式同样让他更自如：有意见可以和教练商讨，赛后队友们会在一起交流感受，这一切都是体制内运动员无法体验的。“教练不会安排你做什么，比如安排主力的位置。如果你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想在车队中担当主力的位置，你就可以和教练说。”
写到这里我在思考，在目前国内举办的各大洲际类赛事中，为何难得有中国车手站上领奖台？此前在环中赛曾和参赛的一名国内车队的队员聊天，他也坦承自己是临时征召到车队中的，车队没有主将，没有辅助车手，各自为政，完赛便可。如此一支车队，还如何跟国外的车队竞争呢？每名车手都不知道该怎么比赛，在比赛中所承担的任务是什么。在我看来，各大环赛设立的“大中华区最佳车手”的奖项更像是一个笑话，你懂的。
无奈
原本以为2013年同样将成为计成绽放的一年，但一只拦路虎横亘在他面前，那就是全运会。最终，在与车队管理层沟通之后，计成进入了车队参加环意大利赛的阵容，原本计划环意之后便要回到国内，准备在国内备战全运会。
在外界看来，他在职业车队的融入度很高，事业堪称顺风顺水，但他的身份依然是个敏感话题。“我并不完全是名职业车手。”由于省队多年的培养，他拥有双重身份：有义务代表省队参加明年的全运会，而这注定要与职业车队的赛季撞车。
“我必须做出让步，以全运会为重，因为在职业队、省队和我三个角色中，我是最小的。”计成无奈地如是说，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各省体育局比拼成绩、拼政绩的地方。对于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待遇甚至是命运也将会因此改变。“如果在全运会夺得金牌，你的待遇将会提高很多。”
回忆起六年前的出国路，让他难忘的是层层的审查制度，“必须要省队放我走我才可以走”。为此，黑龙江省队下发了对他红头文件的放行许可，凭此，他拿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的的证明，随后换取UCI的参赛证，获得参加欧洲比赛的资格。“因此，我必须为省队全运会效力，才有机会继续在欧洲比赛。” 如果不是这所谓的审查制度，那是不是有更多的车手能够走出国门，加入到顶级职业车队？这不敢想像。目前自行车运动的中心是在欧洲，但我们却依然在“闭关锁国”，连美国自协都在比利时设立了基地，我们为何不行呢？
希望
六年的时光，计成已经看到整个欧洲模式与中国的天壤之别。也是到了国外，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运动和生活的结合。在欧洲的公园，随处可见供自行车训练的场地，只要挂上“自行车训练中”的牌子，无论是业余队还是专业队都可以进行训练。
在他的车队，国外潜力的青年车手也层出不穷，“人们都是出自热爱来骑车，发展速度很快”。在欧洲，小孩子从6、7岁便开始接触自行车运动，在计成的欧洲之行中，曾有过一次山地车训练的有趣经历：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教练给孩子画一个半个足球场大小的范围，进行骑车抓人游戏。十几个人中有两人负责抓人，两人负责救人，如果抓到，便判出局，脚落地也算出局。“这种游戏非常有趣味，既不枯燥，也非常锻炼小孩的定车技术， 一玩就是两个小时，效果很好。”
除了见闻日益增长，在异国的体制下工作，也让计成变得十分平和、包容。对于中国自行车的职业化发展，他亦有自己的想法：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车手去国外骑车。因为自身的经历，他对海外的生活十分了解，也看到了这种经历对车手的启发。“最好能在欧洲待个四五年，专门就在欧洲比赛，短期是学不到东西的。”
之前在采访全球自行车推广机构的主席阿兰·鲁姆普夫时，他所认为的推动中国自行车运动的方式，就是每年中国都会派出几位车手到UCI位于瑞士等地的训练机构进行训练，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远远不够，可能刚刚适应当地的饮食、气候后，就回到了国内，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那么，UCI既然想要推动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发展，为何不派出教练来对中国的教练进行培训？古话说，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这才是关键。
此前我曾乐观地认为，像李富玉、金龙或者计成这些在顶级职业车队中生活过的车手，回到国内后也会将他们在顶级车队所学习到的训练模式传授给国内的车手，但我们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将来难道仅仅寄托在这几位车手身上吗？我们的官方机构是否也应该有所行动，建立起完善的教练员培训机制，接轨国际流行的训练模式，从而让中国的青少年人才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
台湾作家陈文茜曾说过一句话：年轻的时候相信革命，年老的时候则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革。这句话让我停顿了很久的时间来思考，在计成身上发生的重生、转变、无奈，让我们看清楚了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而我们的体制所造成的困扰从一开始便输给人家，我们还拿什么来竞争，我们还能否看到自行车运动的希望。相比于之前众多国内外媒体对于中国体育体制的抨击，寄望体制需要重大变革的声音而言，这句话是否更适合我们的现状？ 自行车运动的发展需要时间，而我们也希望在将来能有更多的“计成”……
六年前，与其他所有到海外“镀金”的中国车手一样，计成带着“中国式”的自行车思维来到荷兰—过惯了等待教练安排的训练生活，过惯了等待被国家队教练选中的日子，过惯了无时不刻计算个人选拔赛积分的时光—每一个中国运动员无不是遵循着这种狭窄的、被安排的集权化路径。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不习惯，手边是大把的自由时间，但却又仿佛过了头。“你不习惯这样的安排，这样的自由，不习惯这样（欧洲）的比赛节奏，你还是要参加比赛，能做的只有适应。”
六年后，这位第一个完成环西班牙公路自行车比赛的中国车手已经可以从容地讲述这一切，面带笑容娓娓道来：“现在一切都很好，已经完全适应过来了。”他用了四年的时间，完成了“重生”，他也已经爱上了自行车这项运动。这个来自中国最北方的孩子，有着一股子不服输的拼劲，也许是从小并不优越的家境让人理解拼搏的重要性，他从不掩饰当初选择做运动员的原因：“骑自行车根本不是爱好，只是不爱学习，希望得到更好的将来。”
不过，这一切却在荷兰慢慢发生改变，“以前是教练要你练，现在是你要自己练。”荷兰的生活，初看起来是自由的世界，但过起来却满是自律的信条。“国外的生活一切都要自理，训练也是如此。”每天睡前，他都不忘查看天气预报，安排第二天的训练。在这里，没有人管理你的行踪，叫醒你的只有闹钟。
也许你还不知道，计成以前其实是一名田径运动员，只是被自行车队的教练选中之后，才开始改练自行车。和很多体校少年一样，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选择权，只是依附在教练的选择上，让你练什么，你就得练什么。对于他们而言，如果能出成绩，那么是教练的成功、运动员的成功，如果出不了成绩，只能再被踢回社会，并未受到多少教育的他们又有什么一技之长来满足自己的温饱呢？你永远无法理解，当你问国内的自行车运动员是否喜欢自行车运动时，他们几乎一致的口吻会让你产生些许失望—“我恨死了自行车，以后我希望再也不要碰自行车了”。
计成是他们当中的幸运儿，被早早地送到国外的职业车队进行培养，虽然自行车在一开始只是谋生工具，但他也最终慢慢的改变了，他喜欢上了自行车，再加上他的坚持才让如今的成绩看起来顺理成章。试想一下，假如一个运动员、一个车手连他最亲密的伙伴都不喜欢的话，那么他还会有什么动力呢？
转变
在计成刚刚加入车队的时候，这名20岁的小伙子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争强好胜，以为凭着一身力气便可以在比赛中冲在前头，他像是一台刚刚被启动的机器，迷茫地只顾向前冲。“很疯狂，什么比赛都领骑，就想把所有人都甩到后面。” 印象中，让他感到一切都需要推倒重来的，是荷兰当地的一场小比赛。“强度太大，根本完成不了。”刚刚进入车队，看着欧洲车手不同于亚洲高强度的比赛骑法，这个在中国堪称优秀的车手却只能在比赛中从抢位置、抢弯的细节学起，强烈的自尊心让他越发拼命地训练。
第一年，他只能努力说服自己改掉国内的习惯，参加尽可能多的比赛。直到2010年， 一切都有了起色，最让他惊喜的进步莫过于身体的本能反应。“很多比赛里，脑子想其他的事情，身体却可以不由自由地上去，自然而然地跑到队伍前面的安全位置。”慢慢地，他熟悉了这种规则：你的适应能力决定了你能走多远，也决定了是否能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学习了五六年，也必须有东西拿得出来了。”
当计成独自苦练时，他并非不知道外部世界的嘈杂，在一个需要合作的车队中，谁都不想成为软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除了适应高强度，必须用脑比赛。”这一改变，他用了五年的时间，身体素质的提高也帮助他突破了技术的限制。计成学会了如何判断比赛的走势，如何进攻，这些曾经只是脑海中闪过的简单名词现在已经被领会得十分透彻。“赛季很长，体力和状态不可能总在高峰，这就需要感受比赛的节奏。现在拼的就是脑子，用脑来分析，对比赛的解读就会清楚很多。”在顺利完成环西班牙三个星期的比赛后，计成获得了车队教练和队友的认可。也许，这一刻是他在六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场景，从不会说英文到可以和外国人自如交流，从一名体制内车手到一名职业车手，那些可见的不可见的变化见证了他的成长。
这样的成长也让他更自信，更好胜。因为实力的缘故，对成功也会有更切肤的欲望。职业车队开放的交流模式同样让他更自如：有意见可以和教练商讨，赛后队友们会在一起交流感受，这一切都是体制内运动员无法体验的。“教练不会安排你做什么，比如安排主力的位置。如果你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想在车队中担当主力的位置，你就可以和教练说。”
写到这里我在思考，在目前国内举办的各大洲际类赛事中，为何难得有中国车手站上领奖台？此前在环中赛曾和参赛的一名国内车队的队员聊天，他也坦承自己是临时征召到车队中的，车队没有主将，没有辅助车手，各自为政，完赛便可。如此一支车队，还如何跟国外的车队竞争呢？每名车手都不知道该怎么比赛，在比赛中所承担的任务是什么。在我看来，各大环赛设立的“大中华区最佳车手”的奖项更像是一个笑话，你懂的。
无奈
原本以为2013年同样将成为计成绽放的一年，但一只拦路虎横亘在他面前，那就是全运会。最终，在与车队管理层沟通之后，计成进入了车队参加环意大利赛的阵容，原本计划环意之后便要回到国内，准备在国内备战全运会。
在外界看来，他在职业车队的融入度很高，事业堪称顺风顺水，但他的身份依然是个敏感话题。“我并不完全是名职业车手。”由于省队多年的培养，他拥有双重身份：有义务代表省队参加明年的全运会，而这注定要与职业车队的赛季撞车。
“我必须做出让步，以全运会为重，因为在职业队、省队和我三个角色中，我是最小的。”计成无奈地如是说，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各省体育局比拼成绩、拼政绩的地方。对于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待遇甚至是命运也将会因此改变。“如果在全运会夺得金牌，你的待遇将会提高很多。”
回忆起六年前的出国路，让他难忘的是层层的审查制度，“必须要省队放我走我才可以走”。为此，黑龙江省队下发了对他红头文件的放行许可，凭此，他拿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的的证明，随后换取UCI的参赛证，获得参加欧洲比赛的资格。“因此，我必须为省队全运会效力，才有机会继续在欧洲比赛。” 如果不是这所谓的审查制度，那是不是有更多的车手能够走出国门，加入到顶级职业车队？这不敢想像。目前自行车运动的中心是在欧洲，但我们却依然在“闭关锁国”，连美国自协都在比利时设立了基地，我们为何不行呢？
希望
六年的时光，计成已经看到整个欧洲模式与中国的天壤之别。也是到了国外，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运动和生活的结合。在欧洲的公园，随处可见供自行车训练的场地，只要挂上“自行车训练中”的牌子，无论是业余队还是专业队都可以进行训练。
在他的车队，国外潜力的青年车手也层出不穷，“人们都是出自热爱来骑车，发展速度很快”。在欧洲，小孩子从6、7岁便开始接触自行车运动，在计成的欧洲之行中，曾有过一次山地车训练的有趣经历：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教练给孩子画一个半个足球场大小的范围，进行骑车抓人游戏。十几个人中有两人负责抓人，两人负责救人，如果抓到，便判出局，脚落地也算出局。“这种游戏非常有趣味，既不枯燥，也非常锻炼小孩的定车技术， 一玩就是两个小时，效果很好。”
除了见闻日益增长，在异国的体制下工作，也让计成变得十分平和、包容。对于中国自行车的职业化发展，他亦有自己的想法：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车手去国外骑车。因为自身的经历，他对海外的生活十分了解，也看到了这种经历对车手的启发。“最好能在欧洲待个四五年，专门就在欧洲比赛，短期是学不到东西的。”
之前在采访全球自行车推广机构的主席阿兰·鲁姆普夫时，他所认为的推动中国自行车运动的方式，就是每年中国都会派出几位车手到UCI位于瑞士等地的训练机构进行训练，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远远不够，可能刚刚适应当地的饮食、气候后，就回到了国内，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那么，UCI既然想要推动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发展，为何不派出教练来对中国的教练进行培训？古话说，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这才是关键。
此前我曾乐观地认为，像李富玉、金龙或者计成这些在顶级职业车队中生活过的车手，回到国内后也会将他们在顶级车队所学习到的训练模式传授给国内的车手，但我们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将来难道仅仅寄托在这几位车手身上吗？我们的官方机构是否也应该有所行动，建立起完善的教练员培训机制，接轨国际流行的训练模式，从而让中国的青少年人才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
台湾作家陈文茜曾说过一句话：年轻的时候相信革命，年老的时候则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革。这句话让我停顿了很久的时间来思考，在计成身上发生的重生、转变、无奈，让我们看清楚了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而我们的体制所造成的困扰从一开始便输给人家，我们还拿什么来竞争，我们还能否看到自行车运动的希望。相比于之前众多国内外媒体对于中国体育体制的抨击，寄望体制需要重大变革的声音而言，这句话是否更适合我们的现状？ 自行车运动的发展需要时间，而我们也希望在将来能有更多的“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