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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云堂主
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为吴昌硕,但是创建西泠印社的却是王福庵与叶铭、丁仁、吴隐等人,这四位被后人称为“西泠创社四英”。王福庵与朋友约定终身不会担任印社社长,因此还刻了一方印“但开风气不为师”。
王福庵,原名禔(tí),浙江杭州人,出自书香门第,精于文字训诂,十多岁时就以书法、篆刻闻名乡间。在王福庵生活的时代,篆刻者以“浙派”为入门的路径,但已经逐渐被印人程式化。王福庵虽然先以“浙派”为师法对象,但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逐渐脱离“浙派”的程式化,走出了一条被后人称为“新浙派”的路子。因此,王福庵也成为“新浙派”的领军人物。
1920年,经唐醉石的推荐,王福庵开始供职于国民政府印铸局,被北京政府聘为印铸局技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的印文就出自王福庵之手。由此,可以看出王福庵在印坛的地位。有趣的是,新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是出自他的学生顿立夫之手。他们师徒二人都曾为政府大印的制作贡献了力量。
四十六岁时,王福庵因触电受伤,导致不能长时间伏案工作。此后,他的印章多为躺在藤椅上仰面刻制。因为印面向下,胸前经常到处都是石屑,他却全然不顾。
1930年,王福庵辞去官职定居上海,以售卖字、画、印为生。因为名气极大,每天上门求印的人络绎不绝,所以,他一生刻印达三万余方。王福庵的篆刻以细元朱文最为出类拔萃,其中“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瓜李故乡 盐梅旧族 糟糠残梦 鸱(chī)夷前身”可谓鬼斧神工,成为近代元朱文的杰出代表作。
王福庵一生著作等身,有《说文部首字帖》《糜研斋印存》《福厂藏印》《说文部属检异》《作篆通假》等。新中国成立后,王福庵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及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并任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委会主任。
在王福庵逝世前一年,他将毕生刻制的三百余方精品印章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逝世之后,家人按照他的遗志,又将家藏的三百余方印章和收藏的四百余种书画碑版资料捐赠给了西泠印社,令后人肃然起敬。
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为吴昌硕,但是创建西泠印社的却是王福庵与叶铭、丁仁、吴隐等人,这四位被后人称为“西泠创社四英”。王福庵与朋友约定终身不会担任印社社长,因此还刻了一方印“但开风气不为师”。
王福庵,原名禔(tí),浙江杭州人,出自书香门第,精于文字训诂,十多岁时就以书法、篆刻闻名乡间。在王福庵生活的时代,篆刻者以“浙派”为入门的路径,但已经逐渐被印人程式化。王福庵虽然先以“浙派”为师法对象,但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逐渐脱离“浙派”的程式化,走出了一条被后人称为“新浙派”的路子。因此,王福庵也成为“新浙派”的领军人物。
1920年,经唐醉石的推荐,王福庵开始供职于国民政府印铸局,被北京政府聘为印铸局技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的印文就出自王福庵之手。由此,可以看出王福庵在印坛的地位。有趣的是,新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是出自他的学生顿立夫之手。他们师徒二人都曾为政府大印的制作贡献了力量。
四十六岁时,王福庵因触电受伤,导致不能长时间伏案工作。此后,他的印章多为躺在藤椅上仰面刻制。因为印面向下,胸前经常到处都是石屑,他却全然不顾。
1930年,王福庵辞去官职定居上海,以售卖字、画、印为生。因为名气极大,每天上门求印的人络绎不绝,所以,他一生刻印达三万余方。王福庵的篆刻以细元朱文最为出类拔萃,其中“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瓜李故乡 盐梅旧族 糟糠残梦 鸱(chī)夷前身”可谓鬼斧神工,成为近代元朱文的杰出代表作。
王福庵一生著作等身,有《说文部首字帖》《糜研斋印存》《福厂藏印》《说文部属检异》《作篆通假》等。新中国成立后,王福庵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及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并任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委会主任。
在王福庵逝世前一年,他将毕生刻制的三百余方精品印章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逝世之后,家人按照他的遗志,又将家藏的三百余方印章和收藏的四百余种书画碑版资料捐赠给了西泠印社,令后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