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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教导
父亲为了让我们三个男孩接受文官考试，很早就为我们聘请了家庭教师，不让我们上小学，对我们施行了严格的单独教育。学习的内容与过去只为进京赶考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相同。从最初步开始，尽是些《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唐诗选》、《古文选》、《左传》这样的书，都是必须死记硬背的。
到了四岁，我也与二位兄长一起被按在书桌前坐下，从早到晚，每天勤学苦读。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厉，若是每天叫背的书背不下来，手就会挨板子打。到了深夜，书背不下来不让睡觉。记得母亲为此常常心疼地劝父亲说：“已经晚了，别让他们背了行不行？”可是，父亲还是不肯罢休。甚至本应是休息的星期日，由于父亲布置的课程有耽误的部分，必须补课，因而实际上我们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不管怎样说，我最年幼，可是读书的分量与二兄毫无两样，何况我身体虚弱，可真是岁月难熬。那阵子，我胸肺有疾，每日都吐痰不止，不过好歹自然地痊愈了。父亲这种刻板的教育方法，日复一日地持续到我七岁半为止。
我七岁时，不知刮的是哪阵风，父亲信了道教。于是，只见他每日往来悟善社，盘腿打坐。看来父亲像是对尽职官署感到绝望，经亲戚的入教劝说而动了真心。父亲天生就是个好着迷的性格，热衷于书法时，立即买来大堆字贴摹本；迷上了小说时，书库里顿时增添了一大批小说。这次也同样，没多久就成为道教的虔诚信徒。
后来，父亲终于觉察到在这种前途难测的混乱时代里，强制地对孩子们施行仿古式教育恐怕是毫无意义了。于是，辞去了汉学教师，给我的长兄聘请了英语、数学家庭教师，责令他为考中学做好准备。至于我，即便什么也不学，父亲也不管不问了。这件事可以说是父亲性好着迷的缘故，才造成了如此突然的大转变。现在回想起来，若无父亲的这次大转变，我肯定不会作为棋士来到日本的。
父亲自从往来悟善社后，每天回到家也要在下午三点和晚十点各盘腿打坐一小时，另外，从那时开始，时常与孩子们一起玩军棋。官署那里，即便去上班也无甚要紧的工作，所以父亲那阵子想去就去，想不去就在家里玩。特别是父亲钻研起军棋来，并且编排出许多新的玩法。当时他编的新玩法曾照成相片登载在《北京晨报》的画报刊物上，因而博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后来不知不觉中，父亲也教孩子们玩起围棋来了。并且，当父亲了解到兄弟当中我学棋最快，便渐渐地着重对我一个人用心施教。
父亲首先教我们掌握了围棋规则，然后将收藏已久的围棋书翻腾出来，让我们每天摆棋书中的棋谱。当我觉得围棋非常有趣的时候，自己便主动地想学棋了。那时，父亲腾出更多的时间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地守着，指点我研究棋谱。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对于围棋的记性特别好，只要是摆过一次的定式，再复杂也能记住不忘。那阵子，我每天从早上九点起开始摆棋谱，直摆到夜里十二点左右。由于学棋过于着迷，惹得母亲心疼起来，有几次竟狠心地把棋盘藏了起来。
父亲起初既让我看中国的对局谱，同时还让我学他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棋谱。后来，又为我订购了由日本方圆社发行的月刊杂志《围棋新报》的合订本。那书一到手，我便如饥似渴地捧住不放了。《围棋新报》合订本分为三册，合计有六百局的对局谱，并附带有村懒秀甫的简单评论。合订本是相当沉重的书，尤其是第二册、第三册最重。因为我每天一只手擎书学摆棋谱，所以，左右两手支撑重量最吃力的中指，现在仍然是弯曲着的。
然而，父亲仅仅是将大量的棋谱给我看，并未像现在的先生那样热心细致地教过我。只是有时他自己先看看棋谱的解释，然后让我猜测下一手走在哪儿。或在学摆日本的棋谱时，将日文的解释译成易懂的语言来教我；再就是实战对局时，除了父亲自己作我的对手外，还让他的棋友也来当我的对手。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只要一学起棋来，从来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从学棋开始到第二年我九岁时，便可与父亲势均力敌地平下了。父亲的棋并不那么高超，可能比过去的业余初段还稍微弱些。
到我十岁时，父亲为了让我们见见世面，开始带我们兄弟三人到当时北京惟一的“棋会所”——“海丰轩”去下棋。其实那里与日本的“棋会所”不同，门面上是个小吃店，店的里面才是个下棋的场所。当时北京的围棋迷们云集那里，并时常下赌博棋。客人从赌金中抽出一成作为入席费付与店家。父亲好像也是那里的常客之一。另外，当时北京有名的棋手如顾水如、汪云峰、刘棣怀等常常出入于此。父亲请他们与我弈棋，记得首次对局好像是让五子左右，不过当时的胜败都已忘记。
顺便一提，中国的棋盘与日本的不同，大都是用布制做，比日本的稍微大一点儿，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形状像是将一个小球切去三分之一，可以想象成一个小馒头的样子。因此，说起下棋时的“投子”，实际上是将棋子摆于盘上，或是将棋子推放到某一点上，并不像日本的棋子落盘时能发出“啪”、“啪”的那种惬意的声音。另外，中国最上等的棋子是云南石子，棋盒属紫檀木的最为珍贵。
父亲之死
1925年，父亲不幸患了开放性肺结核病，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吐血不止，两个月后便成为不归之人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我当时只有十一岁。
父亲临终的前几天，将我们三个男孩召集至病榻前，吩咐将遗物分赠给我们——给长子浣以习字用的拓本；给次子炎以小说；给三子我以围棋棋谱。这些都是父亲遗言的代替物。特别是习字的拓本与小说，全都是父亲生前非常喜爱的东西，曾经满满地收藏在很大的行李箱中。后来，大哥作了官，二哥成了文学家，我跻身棋士。所以，我们兄弟三人都是遵循父亲期待过的道路而笃行进益的。
父亲弥留之际，还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母亲为了使父亲免遭一死，曾经向神乞求并许过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因父亲刚刚三十三岁，正是年轻有为之年，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小，若撇下全家而去的话，对母亲来说日子可太难熬了。于是，母亲为了使父亲多活几年，向神乞求并许愿道：“让三个男孩的寿命各缩减五年，将那十几年赐给他爹吧！”接着，母亲为了请神能“听”到她的祈祷，向诸神苦苦地哀求，然而，得到的神谕却是“前世因缘，无可奈何”。
结果，母亲白白地祈祷了许久也未能如愿以偿。却说父亲死后，母亲对神许下的“孩子们的寿命各缩减五年”之约言，又必须要解除、撤回，因此，按照道教的方法，在黄纸上写好”解愿书”，由王先生在父亲灵前烧掉。王先生是父亲的道友，是特为我们主持殡葬仪式的人。据说，那天晚上，王先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王先生坐上一辆漂亮的马车，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朦胧之中，他看见我的父亲由一些穿着华丽纸衣的纸人陪伴着站在那里。那些纸衣和纸人都是和父亲的遗体一同火葬了的。据说，父亲告诉王先生：“因自身仍处修行之中，所以，于我灵前烧了解愿书也无济于事。”并将解愿方法和如何在黄纸上写文章等事教给了他。王先生生怕忘了那篇文章，于梦中突然惊醒，提紧了一颗“火枣”。火枣并非现实存在的食物，据道教解释，吃了它就不会忘事。
王先生起床后，马上将“父亲教他写的”文章提笔誊写到黄纸上。他本来是个不善作文章的人，可是那一天写的文章却相当出色，简直就像出自父亲之手一样。我记得是以“祖母、家慈在……”这样作开头语的。后来，据说是将此托梦书按照梦中“父亲指教”的那样，在灶王爷的神像前烧了。这样，母亲终于得以“解愿”。
其实，灶王爷并不是司掌寿命的神，可能是请他向专管寿命的神转达乞求吧，专管寿命的神是“北斗星君”。在父亲弥留之际，信奉道教的父亲的亲朋道友们曾聚于香案之前，向北斗星君祈祷过“延长父亲的寿命”。据说，众人祈祷的结果是得到了这样的神谕：“将洗脸盆盛满水，一周之后请看水面！”一周过后，哥哥俯身观看水面时，说是看见了一匹倒卧着的马的影子。可是，我也凑近脸盆看了看，却什么也没看见。
段祺瑞大总统
正当我们一家的头上降临了“父亲病笃”这一厄运之时，段祺瑞和张作霖这些亲日的奉天派军阀与吴佩孚为首的亲美英的直隶派军阀的战争，以北京为舞台反复不休地展开了。因而每次军阀开战，我们都不得不到天津去，在英租界外公的别墅避难，不过，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果是奉天派取得了政权，段祺瑞当上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北京才暂时得以风平浪静……
段祺瑞这位将军对围棋非常喜好，常常允许北京的围棋高手出入他的公馆，当时在中国，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的以下棋为职业的职业棋士，但有几位棋士可以说是近乎于半职业的。这些棋士大多以担当秘书或顾问为名受聘，出入于权贵者的府邸。他们有时也与来客弈棋，有时也接受有钱的棋迷的赏金，以此来谋生。
在段祺瑞将军公馆常常出入的棋士中，有当时人称第一棋士的顾水如。就是这位顾水如，将当时年幼棋高、初有名气的我介绍给了段祺瑞将军。从那时起，我每月以学费为名领取一百元的补贴，往来于将军的公馆。那时，我家因父亲去世收入全无，对亲戚又难有过多的指望，所以一直是靠变卖家产勉强度日，佣人也大多辞退了，即使是这样，仍然难以糊口，哥哥甚至忍痛将父亲留下的碑贴拓本也拿出变卖。因此，对全家来讲，我每月百元的学费补贴，便成为支撑全家生计的主要收入了。
顾水如为何将我介绍给段祺瑞将军，至今也搞不清楚。我想，可能是由于李律阁为我开了尊口。而顾水如恰巧就在北京李律阁开的赛马场担当着顾问的差事。李律阁是我姨母婆家的大老板，所以我称他为姨父。他很会做买卖，是个大富翁。他的兄弟之中有一位名叫李择一的人，曾被安福派政权委以重任，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厂买进了两艘军舰。他还曾在为解决满秒事变后的塘沽协定时，以中方代表的身份作过公证，李氏家族曾经为段祺瑞和张作霖等亲日派的北洋军阀提供过相当数量的资金。段祺瑞将军于1918年招待过方圆社的广濑平治郎先生和岩本熏先生，那时的资金主要是仰仗了王克敏和李律阁。我这位姨父还是打麻将的名人，有关他的故事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有事来到姨父家。恰巧姨父夜出晨归，刚刚进门不久。众人见姨父满面春风，喜气洋洋的，一问才知道昨夜与张作霖及其部下打了桌麻将，整整输了五十万元。据姨父说，原来去时就打算好了输那么多的，结果输得不多不少，正好是预定的金额。只见姨父十分得意地说：“这比赢五十万元要难得多噢！不简单吧！”五十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十亿日元的巨额，我觉得姨父的话真是气量太宏大了！我也同众人一样被惊得膛目结舌。日后一问，确实有这么一笔帐：输给张作霖的那五十万元，以位于北京郊外的数万公顷的广阔农田“南苑”来作抵代，白白地出让了。无疑，输给张作霖的五十万元，是手法体面的一种贿赂而已。类似这种事情当时在中国到处皆是，司空见惯。
这个包括赛马场在内的广阔农田“南苑”于1942年被日军接收去了。被接收时恰巧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在李律阁的家里亲眼看到了这一幕情景。虽说我是偶然在场，但似乎我与此事深深有缘。那一年，我因有关“红十会”的宗教事务回国探访，因而有时也抽空上李律阁家串门。当时我和李律阁及王克敏正在畅谈以前邀请日本棋士来的趣事，大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突然，一群日本军官鱼贯而入，将李律阁叫到二楼上去密谈。过了一会，只见李律阁绷着脸从楼上踉跄下来。我立即感到：可能是要被接收了。果然，事实证明我的直感是对的。
书归正传，话说段祺瑞有个习惯，每逢星期日六点左右便步出内室，与他私聘的棋士下棋；或是观看棋士之间的对局；然后请大家共进早餐。从我家到段将军的公馆，坐人力车也要一小时以上，所以一到星期日，必须摸着黑爬起来赶路。
段将军行棋如飞，直感力强，其棋力完全具有日本业余段级水平。不过，因他自尊心强人一倍，输棋便恼，那些私聘的棋士人人皆知。伴君如伴虎，为了尽量不败他的兴致，必须设法让他赢棋。将军的下法大体定型，布局时，双方相互围空，接近中盘，觉得双方的围空基本完成了，便猛然打入对方的阵势中，只求活小块便罢。将军称这是“花园里面建小舍”。毫无疑问，对方因手下留情，既不能把打入的子吃掉，又不敢在将军的宝地上动土。当然，“常胜将军”是他了。
我只有一次作为将军的对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况且谁也没告诉我不能赢将军，因此，我根本不懂要讲什么客气。对局是让我二子，将军平时就蛮横无理，盛气凌人，所以，对局时也满不在乎地对我使用无理着，我也毫不旁骛地拼命追杀白棋，顾不上对将军察言观色，终于将盘上的白棋大部吃掉。据说当时旁观的棋士及随从们都为我捏了把汗。而我由于只顾下棋，对此竟毫无察觉,后来，将军无奈，投棋认输，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没露面。都怪我的“失敬”，被顾水如训了一通不说，就连照例有的美味早餐也未能混上。可怜那天大家都只好自认倒霉，饿着肚子回家 。据说,1918年岩本熏来华时与将军对弈，因他也是未满十七岁的少年，和我一样地“失敬”，大概事后也被广濑先生训斥了一顿。
从那以后，将军再也不指名让我和他下棋了，尽管如此，一到月底，我去求取百元的补贴时，将军仍然照旧如数发给。我想这一点可真是不错。
记得战后我应邀去过台湾，听到这样一个关于段将军下棋的故事。将军有个儿子叫段宏业，此人棋术非常高强。某一天，父亲吩咐要见他，于是他急忙乘火车长途跋涉赶到北京将军的公馆。将军见到儿子，二话没说，先和他下了盘 棋。结果儿子毫不客气地赢了老子，于是将军恼火了：“你小子除了下棋没别的能耐，马上给我滚回去！”就这样．儿子是他自己叫来的，他竟不屑一顾地立刻将他哄了回去。
我就是这样经常去这位将军的公馆下棋，然而未到一年的光景，他便倒台了。我也因此失业，全家不得不再次饱尝生活的辛酸。几年前，住在天津的二哥来日探访，我们阔别了四十四年再次重逢。当畅谈起过去的事情时，记得哥哥曾这样说过：“段祺瑞在中国，因他镇压抗日运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罪恶昭彰，臭名远扬。不过，他也干了一件好事，就是援助过吴清源，使他的天才得以发挥，结果在日中友好中起了作用。”
离家赴日(上)
在北京，有三个很早就建造起来的美丽的公园，即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和南海公园。一时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的一部分曾对游人开放过。北海公园里的“漪澜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都是设有棋席的馆子。北京的棋迷们全喜欢到这两处馆子来以棋会友，聚乐消遣。在那里，时常有些阔绰富有的棋迷自愿提供赏金和奖品，自命不凡的棋士都可自由参加，为夺赏金而争高低。
段祺瑞将军倒台后，我成为那两个棋席的常客，并且是连战连胜，赚了许多赏金和奖品。有一天，《北京晨报》登载了我抱着大批奖品的照片及报导，于是，围棋神童出现啦!我的名声大振，顿时传遍了整个北京城。
那时，我们在大陆也常常听说台湾有个很有成就的林家，昔日在福州曾与吴家一起作过盐商，于后来迁到台湾去的。林家掌门的弟弟林熊祥来到北京，得知我的事情后，不知何意，非要让我与日本强手对上几局不可。他带着我来到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一试锋芒。 “日本人俱乐部”也想试试这个“神童”到底有多厉害，因而早就预备好了棋盘、棋子，静等着我的出场。
对局是以我的先手开始的。记得对手是个有职业初段左右棋力的人。由于我在布局时上了两手骗着的当，几乎要全盘崩溃，不得已陷入苦战之中。不过，中盘以后，我拼命地吃掉了对方近四十目左右的棋，用尽心机实现了逆转，终于获得了六目的胜利。
这时，观众中有一位先生名叫山崎有民，就是他将“北京有个围棋天才少年”——我的存在，告诉了越宪作先生。看来，这就是我被日本了解的引线。
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经营美术商品，与越宪作先生很熟。他热情地劝我赴日留学。有关徙居日本之事，他作为我们一家的代言人，和濑越先生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多封，就连在日本的生活保证等细节条件，也由他那个窗口来作决定。他对我们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不遗余力，是我们永世难忘的恩人之一。
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的夏天，岩本熏六段、小杉丁四段一行来北京访问。那时我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的职业棋士，并和他们下了几盘棋。结果与岩本熏六段让三子下了两局全胜、二子一局输二目；与小杉丁四段让二子一局胜。因此，我的实力被大大地证实了。
那时的成绩传报到日本后，有关催我赴日的事便骤然间具体化了。只因我自己还是个孩子，交涉的经过等等一概不得而知，详细的经过也毫不了解。算来，有关我迁徙日本之事，从提起到实现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
日本方面，对我来日之事最热心奔走的人是濑越先生。他踏破铁鞋，向犬养木堂先生、望月圭介先生、大仓喜七郎先生等财、政界有钱有势的后援者周旋游说。最后的结果是，由日本国内发出指令，委托犬养先生的女婿——驻北京的芳泽公使来全权交涉办理。于是，芳泽公使便找到当时刚刚从北京政府的国务次官宝座上退职不久的杨子安来商谈此事。
杨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章与书法都十分出色，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与吴家并无交往，只是认作我的义父，以便承蒙他照应。在中国，与官府的老人结识，或是受到未曾交往的长辈的关照时而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例子很多。虽称为义父，但在户籍上并无变化，仅仅是以亲戚的形式给予关照罢了。这并不像日本的习俗那样事关重大。
日本方面决定：由大仓财阀的公子、当时为日本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男爵来作保，以两年为限，每月发给我二百元的生活费，并在两年之内彻底考察我的才能深浅。总之，事情终于这样地谈妥了。不过，从杨子安的内心来看，对我渡海赴日之事曾抱以消极的态度。也可能他对我的身体虚弱、以及对日中关系越发险恶的将来十分担忧，因而他也曾考虑过让我作为学者立身于世。因此，杨子安向日方答复时提出：“清源尚是幼童，身体亦非健壮，希望再等两年，让他完成了象韶之仪再去。”芳泽公使觉得此话有理，便欣然同意了。所谓的象韶之仪，是指虚岁十五时举行的成人仪式。然而，据说濑越先生误认为那就是结婚仪式，担心事情要糟，便急忙向山崎有民先生打听此事……（待续）□ （本文摘自飞扬围棋网）
父亲为了让我们三个男孩接受文官考试，很早就为我们聘请了家庭教师，不让我们上小学，对我们施行了严格的单独教育。学习的内容与过去只为进京赶考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相同。从最初步开始，尽是些《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唐诗选》、《古文选》、《左传》这样的书，都是必须死记硬背的。
到了四岁，我也与二位兄长一起被按在书桌前坐下，从早到晚，每天勤学苦读。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厉，若是每天叫背的书背不下来，手就会挨板子打。到了深夜，书背不下来不让睡觉。记得母亲为此常常心疼地劝父亲说：“已经晚了，别让他们背了行不行？”可是，父亲还是不肯罢休。甚至本应是休息的星期日，由于父亲布置的课程有耽误的部分，必须补课，因而实际上我们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不管怎样说，我最年幼，可是读书的分量与二兄毫无两样，何况我身体虚弱，可真是岁月难熬。那阵子，我胸肺有疾，每日都吐痰不止，不过好歹自然地痊愈了。父亲这种刻板的教育方法，日复一日地持续到我七岁半为止。
我七岁时，不知刮的是哪阵风，父亲信了道教。于是，只见他每日往来悟善社，盘腿打坐。看来父亲像是对尽职官署感到绝望，经亲戚的入教劝说而动了真心。父亲天生就是个好着迷的性格，热衷于书法时，立即买来大堆字贴摹本；迷上了小说时，书库里顿时增添了一大批小说。这次也同样，没多久就成为道教的虔诚信徒。
后来，父亲终于觉察到在这种前途难测的混乱时代里，强制地对孩子们施行仿古式教育恐怕是毫无意义了。于是，辞去了汉学教师，给我的长兄聘请了英语、数学家庭教师，责令他为考中学做好准备。至于我，即便什么也不学，父亲也不管不问了。这件事可以说是父亲性好着迷的缘故，才造成了如此突然的大转变。现在回想起来，若无父亲的这次大转变，我肯定不会作为棋士来到日本的。
父亲自从往来悟善社后，每天回到家也要在下午三点和晚十点各盘腿打坐一小时，另外，从那时开始，时常与孩子们一起玩军棋。官署那里，即便去上班也无甚要紧的工作，所以父亲那阵子想去就去，想不去就在家里玩。特别是父亲钻研起军棋来，并且编排出许多新的玩法。当时他编的新玩法曾照成相片登载在《北京晨报》的画报刊物上，因而博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后来不知不觉中，父亲也教孩子们玩起围棋来了。并且，当父亲了解到兄弟当中我学棋最快，便渐渐地着重对我一个人用心施教。
父亲首先教我们掌握了围棋规则，然后将收藏已久的围棋书翻腾出来，让我们每天摆棋书中的棋谱。当我觉得围棋非常有趣的时候，自己便主动地想学棋了。那时，父亲腾出更多的时间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地守着，指点我研究棋谱。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对于围棋的记性特别好，只要是摆过一次的定式，再复杂也能记住不忘。那阵子，我每天从早上九点起开始摆棋谱，直摆到夜里十二点左右。由于学棋过于着迷，惹得母亲心疼起来，有几次竟狠心地把棋盘藏了起来。
父亲起初既让我看中国的对局谱，同时还让我学他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棋谱。后来，又为我订购了由日本方圆社发行的月刊杂志《围棋新报》的合订本。那书一到手，我便如饥似渴地捧住不放了。《围棋新报》合订本分为三册，合计有六百局的对局谱，并附带有村懒秀甫的简单评论。合订本是相当沉重的书，尤其是第二册、第三册最重。因为我每天一只手擎书学摆棋谱，所以，左右两手支撑重量最吃力的中指，现在仍然是弯曲着的。
然而，父亲仅仅是将大量的棋谱给我看，并未像现在的先生那样热心细致地教过我。只是有时他自己先看看棋谱的解释，然后让我猜测下一手走在哪儿。或在学摆日本的棋谱时，将日文的解释译成易懂的语言来教我；再就是实战对局时，除了父亲自己作我的对手外，还让他的棋友也来当我的对手。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只要一学起棋来，从来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从学棋开始到第二年我九岁时，便可与父亲势均力敌地平下了。父亲的棋并不那么高超，可能比过去的业余初段还稍微弱些。
到我十岁时，父亲为了让我们见见世面，开始带我们兄弟三人到当时北京惟一的“棋会所”——“海丰轩”去下棋。其实那里与日本的“棋会所”不同，门面上是个小吃店，店的里面才是个下棋的场所。当时北京的围棋迷们云集那里，并时常下赌博棋。客人从赌金中抽出一成作为入席费付与店家。父亲好像也是那里的常客之一。另外，当时北京有名的棋手如顾水如、汪云峰、刘棣怀等常常出入于此。父亲请他们与我弈棋，记得首次对局好像是让五子左右，不过当时的胜败都已忘记。
顺便一提，中国的棋盘与日本的不同，大都是用布制做，比日本的稍微大一点儿，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形状像是将一个小球切去三分之一，可以想象成一个小馒头的样子。因此，说起下棋时的“投子”，实际上是将棋子摆于盘上，或是将棋子推放到某一点上，并不像日本的棋子落盘时能发出“啪”、“啪”的那种惬意的声音。另外，中国最上等的棋子是云南石子，棋盒属紫檀木的最为珍贵。
父亲之死
1925年，父亲不幸患了开放性肺结核病，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吐血不止，两个月后便成为不归之人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我当时只有十一岁。
父亲临终的前几天，将我们三个男孩召集至病榻前，吩咐将遗物分赠给我们——给长子浣以习字用的拓本；给次子炎以小说；给三子我以围棋棋谱。这些都是父亲遗言的代替物。特别是习字的拓本与小说，全都是父亲生前非常喜爱的东西，曾经满满地收藏在很大的行李箱中。后来，大哥作了官，二哥成了文学家，我跻身棋士。所以，我们兄弟三人都是遵循父亲期待过的道路而笃行进益的。
父亲弥留之际，还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母亲为了使父亲免遭一死，曾经向神乞求并许过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因父亲刚刚三十三岁，正是年轻有为之年，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小，若撇下全家而去的话，对母亲来说日子可太难熬了。于是，母亲为了使父亲多活几年，向神乞求并许愿道：“让三个男孩的寿命各缩减五年，将那十几年赐给他爹吧！”接着，母亲为了请神能“听”到她的祈祷，向诸神苦苦地哀求，然而，得到的神谕却是“前世因缘，无可奈何”。
结果，母亲白白地祈祷了许久也未能如愿以偿。却说父亲死后，母亲对神许下的“孩子们的寿命各缩减五年”之约言，又必须要解除、撤回，因此，按照道教的方法，在黄纸上写好”解愿书”，由王先生在父亲灵前烧掉。王先生是父亲的道友，是特为我们主持殡葬仪式的人。据说，那天晚上，王先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王先生坐上一辆漂亮的马车，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朦胧之中，他看见我的父亲由一些穿着华丽纸衣的纸人陪伴着站在那里。那些纸衣和纸人都是和父亲的遗体一同火葬了的。据说，父亲告诉王先生：“因自身仍处修行之中，所以，于我灵前烧了解愿书也无济于事。”并将解愿方法和如何在黄纸上写文章等事教给了他。王先生生怕忘了那篇文章，于梦中突然惊醒，提紧了一颗“火枣”。火枣并非现实存在的食物，据道教解释，吃了它就不会忘事。
王先生起床后，马上将“父亲教他写的”文章提笔誊写到黄纸上。他本来是个不善作文章的人，可是那一天写的文章却相当出色，简直就像出自父亲之手一样。我记得是以“祖母、家慈在……”这样作开头语的。后来，据说是将此托梦书按照梦中“父亲指教”的那样，在灶王爷的神像前烧了。这样，母亲终于得以“解愿”。
其实，灶王爷并不是司掌寿命的神，可能是请他向专管寿命的神转达乞求吧，专管寿命的神是“北斗星君”。在父亲弥留之际，信奉道教的父亲的亲朋道友们曾聚于香案之前，向北斗星君祈祷过“延长父亲的寿命”。据说，众人祈祷的结果是得到了这样的神谕：“将洗脸盆盛满水，一周之后请看水面！”一周过后，哥哥俯身观看水面时，说是看见了一匹倒卧着的马的影子。可是，我也凑近脸盆看了看，却什么也没看见。
段祺瑞大总统
正当我们一家的头上降临了“父亲病笃”这一厄运之时，段祺瑞和张作霖这些亲日的奉天派军阀与吴佩孚为首的亲美英的直隶派军阀的战争，以北京为舞台反复不休地展开了。因而每次军阀开战，我们都不得不到天津去，在英租界外公的别墅避难，不过，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果是奉天派取得了政权，段祺瑞当上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北京才暂时得以风平浪静……
段祺瑞这位将军对围棋非常喜好，常常允许北京的围棋高手出入他的公馆，当时在中国，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的以下棋为职业的职业棋士，但有几位棋士可以说是近乎于半职业的。这些棋士大多以担当秘书或顾问为名受聘，出入于权贵者的府邸。他们有时也与来客弈棋，有时也接受有钱的棋迷的赏金，以此来谋生。
在段祺瑞将军公馆常常出入的棋士中，有当时人称第一棋士的顾水如。就是这位顾水如，将当时年幼棋高、初有名气的我介绍给了段祺瑞将军。从那时起，我每月以学费为名领取一百元的补贴，往来于将军的公馆。那时，我家因父亲去世收入全无，对亲戚又难有过多的指望，所以一直是靠变卖家产勉强度日，佣人也大多辞退了，即使是这样，仍然难以糊口，哥哥甚至忍痛将父亲留下的碑贴拓本也拿出变卖。因此，对全家来讲，我每月百元的学费补贴，便成为支撑全家生计的主要收入了。
顾水如为何将我介绍给段祺瑞将军，至今也搞不清楚。我想，可能是由于李律阁为我开了尊口。而顾水如恰巧就在北京李律阁开的赛马场担当着顾问的差事。李律阁是我姨母婆家的大老板，所以我称他为姨父。他很会做买卖，是个大富翁。他的兄弟之中有一位名叫李择一的人，曾被安福派政权委以重任，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厂买进了两艘军舰。他还曾在为解决满秒事变后的塘沽协定时，以中方代表的身份作过公证，李氏家族曾经为段祺瑞和张作霖等亲日派的北洋军阀提供过相当数量的资金。段祺瑞将军于1918年招待过方圆社的广濑平治郎先生和岩本熏先生，那时的资金主要是仰仗了王克敏和李律阁。我这位姨父还是打麻将的名人，有关他的故事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有事来到姨父家。恰巧姨父夜出晨归，刚刚进门不久。众人见姨父满面春风，喜气洋洋的，一问才知道昨夜与张作霖及其部下打了桌麻将，整整输了五十万元。据姨父说，原来去时就打算好了输那么多的，结果输得不多不少，正好是预定的金额。只见姨父十分得意地说：“这比赢五十万元要难得多噢！不简单吧！”五十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十亿日元的巨额，我觉得姨父的话真是气量太宏大了！我也同众人一样被惊得膛目结舌。日后一问，确实有这么一笔帐：输给张作霖的那五十万元，以位于北京郊外的数万公顷的广阔农田“南苑”来作抵代，白白地出让了。无疑，输给张作霖的五十万元，是手法体面的一种贿赂而已。类似这种事情当时在中国到处皆是，司空见惯。
这个包括赛马场在内的广阔农田“南苑”于1942年被日军接收去了。被接收时恰巧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在李律阁的家里亲眼看到了这一幕情景。虽说我是偶然在场，但似乎我与此事深深有缘。那一年，我因有关“红十会”的宗教事务回国探访，因而有时也抽空上李律阁家串门。当时我和李律阁及王克敏正在畅谈以前邀请日本棋士来的趣事，大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突然，一群日本军官鱼贯而入，将李律阁叫到二楼上去密谈。过了一会，只见李律阁绷着脸从楼上踉跄下来。我立即感到：可能是要被接收了。果然，事实证明我的直感是对的。
书归正传，话说段祺瑞有个习惯，每逢星期日六点左右便步出内室，与他私聘的棋士下棋；或是观看棋士之间的对局；然后请大家共进早餐。从我家到段将军的公馆，坐人力车也要一小时以上，所以一到星期日，必须摸着黑爬起来赶路。
段将军行棋如飞，直感力强，其棋力完全具有日本业余段级水平。不过，因他自尊心强人一倍，输棋便恼，那些私聘的棋士人人皆知。伴君如伴虎，为了尽量不败他的兴致，必须设法让他赢棋。将军的下法大体定型，布局时，双方相互围空，接近中盘，觉得双方的围空基本完成了，便猛然打入对方的阵势中，只求活小块便罢。将军称这是“花园里面建小舍”。毫无疑问，对方因手下留情，既不能把打入的子吃掉，又不敢在将军的宝地上动土。当然，“常胜将军”是他了。
我只有一次作为将军的对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况且谁也没告诉我不能赢将军，因此，我根本不懂要讲什么客气。对局是让我二子，将军平时就蛮横无理，盛气凌人，所以，对局时也满不在乎地对我使用无理着，我也毫不旁骛地拼命追杀白棋，顾不上对将军察言观色，终于将盘上的白棋大部吃掉。据说当时旁观的棋士及随从们都为我捏了把汗。而我由于只顾下棋，对此竟毫无察觉,后来，将军无奈，投棋认输，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没露面。都怪我的“失敬”，被顾水如训了一通不说，就连照例有的美味早餐也未能混上。可怜那天大家都只好自认倒霉，饿着肚子回家 。据说,1918年岩本熏来华时与将军对弈，因他也是未满十七岁的少年，和我一样地“失敬”，大概事后也被广濑先生训斥了一顿。
从那以后，将军再也不指名让我和他下棋了，尽管如此，一到月底，我去求取百元的补贴时，将军仍然照旧如数发给。我想这一点可真是不错。
记得战后我应邀去过台湾，听到这样一个关于段将军下棋的故事。将军有个儿子叫段宏业，此人棋术非常高强。某一天，父亲吩咐要见他，于是他急忙乘火车长途跋涉赶到北京将军的公馆。将军见到儿子，二话没说，先和他下了盘 棋。结果儿子毫不客气地赢了老子，于是将军恼火了：“你小子除了下棋没别的能耐，马上给我滚回去！”就这样．儿子是他自己叫来的，他竟不屑一顾地立刻将他哄了回去。
我就是这样经常去这位将军的公馆下棋，然而未到一年的光景，他便倒台了。我也因此失业，全家不得不再次饱尝生活的辛酸。几年前，住在天津的二哥来日探访，我们阔别了四十四年再次重逢。当畅谈起过去的事情时，记得哥哥曾这样说过：“段祺瑞在中国，因他镇压抗日运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罪恶昭彰，臭名远扬。不过，他也干了一件好事，就是援助过吴清源，使他的天才得以发挥，结果在日中友好中起了作用。”
离家赴日(上)
在北京，有三个很早就建造起来的美丽的公园，即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和南海公园。一时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的一部分曾对游人开放过。北海公园里的“漪澜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都是设有棋席的馆子。北京的棋迷们全喜欢到这两处馆子来以棋会友，聚乐消遣。在那里，时常有些阔绰富有的棋迷自愿提供赏金和奖品，自命不凡的棋士都可自由参加，为夺赏金而争高低。
段祺瑞将军倒台后，我成为那两个棋席的常客，并且是连战连胜，赚了许多赏金和奖品。有一天，《北京晨报》登载了我抱着大批奖品的照片及报导，于是，围棋神童出现啦!我的名声大振，顿时传遍了整个北京城。
那时，我们在大陆也常常听说台湾有个很有成就的林家，昔日在福州曾与吴家一起作过盐商，于后来迁到台湾去的。林家掌门的弟弟林熊祥来到北京，得知我的事情后，不知何意，非要让我与日本强手对上几局不可。他带着我来到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一试锋芒。 “日本人俱乐部”也想试试这个“神童”到底有多厉害，因而早就预备好了棋盘、棋子，静等着我的出场。
对局是以我的先手开始的。记得对手是个有职业初段左右棋力的人。由于我在布局时上了两手骗着的当，几乎要全盘崩溃，不得已陷入苦战之中。不过，中盘以后，我拼命地吃掉了对方近四十目左右的棋，用尽心机实现了逆转，终于获得了六目的胜利。
这时，观众中有一位先生名叫山崎有民，就是他将“北京有个围棋天才少年”——我的存在，告诉了越宪作先生。看来，这就是我被日本了解的引线。
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经营美术商品，与越宪作先生很熟。他热情地劝我赴日留学。有关徙居日本之事，他作为我们一家的代言人，和濑越先生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多封，就连在日本的生活保证等细节条件，也由他那个窗口来作决定。他对我们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不遗余力，是我们永世难忘的恩人之一。
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的夏天，岩本熏六段、小杉丁四段一行来北京访问。那时我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的职业棋士，并和他们下了几盘棋。结果与岩本熏六段让三子下了两局全胜、二子一局输二目；与小杉丁四段让二子一局胜。因此，我的实力被大大地证实了。
那时的成绩传报到日本后，有关催我赴日的事便骤然间具体化了。只因我自己还是个孩子，交涉的经过等等一概不得而知，详细的经过也毫不了解。算来，有关我迁徙日本之事，从提起到实现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
日本方面，对我来日之事最热心奔走的人是濑越先生。他踏破铁鞋，向犬养木堂先生、望月圭介先生、大仓喜七郎先生等财、政界有钱有势的后援者周旋游说。最后的结果是，由日本国内发出指令，委托犬养先生的女婿——驻北京的芳泽公使来全权交涉办理。于是，芳泽公使便找到当时刚刚从北京政府的国务次官宝座上退职不久的杨子安来商谈此事。
杨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章与书法都十分出色，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与吴家并无交往，只是认作我的义父，以便承蒙他照应。在中国，与官府的老人结识，或是受到未曾交往的长辈的关照时而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例子很多。虽称为义父，但在户籍上并无变化，仅仅是以亲戚的形式给予关照罢了。这并不像日本的习俗那样事关重大。
日本方面决定：由大仓财阀的公子、当时为日本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男爵来作保，以两年为限，每月发给我二百元的生活费，并在两年之内彻底考察我的才能深浅。总之，事情终于这样地谈妥了。不过，从杨子安的内心来看，对我渡海赴日之事曾抱以消极的态度。也可能他对我的身体虚弱、以及对日中关系越发险恶的将来十分担忧，因而他也曾考虑过让我作为学者立身于世。因此，杨子安向日方答复时提出：“清源尚是幼童，身体亦非健壮，希望再等两年，让他完成了象韶之仪再去。”芳泽公使觉得此话有理，便欣然同意了。所谓的象韶之仪，是指虚岁十五时举行的成人仪式。然而，据说濑越先生误认为那就是结婚仪式，担心事情要糟，便急忙向山崎有民先生打听此事……（待续）□ （本文摘自飞扬围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