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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维艰之际，汪蒋之争愈显。投敌卖国，汪氏主导“和平谈判”；一叶障目，高陶追随“曲线救国”。暴露野心，日本人威逼利诱；
舍本逐末，汪精卫步步妥协。国将不国，高陶改过不吝，
披露卖国契约，举世哗然。非常年代，高陶壮举令人击节称叹，
史称“高陶事件”，又因意义重大，被称为“小西安事变”……
1938年12月18日上午，寒气袭人。重庆珊瑚坝机场戒备森严，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10时左右，一辆吉普车疾驰而来，“嘎”的一声停靠在候机厅入口处。
在贴身卫士桂连轩的陪同下，西装革履的汪精卫从吉普车上下来，快步进了候机厅。见他来了，先一步前来候机的陈璧君（汪的妻子）带着亲信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女婿何文杰、侄子陈常焘等人迎了上去。
汪精卫没有停住脚步，只朝他们挥了挥手，便朝登机入口走去。这时，航空检查所所长姚悟千带着几个军统特务急匆匆过来，拦住汪精卫一行，说：“汪副总裁，您没有特别通行证，暂时不能登机。”
汪精卫瞪了他一眼，说：“我是去昆明演讲，是什么人下的命令不能登机？让开！”
汪精卫是副总裁，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即便是军统局局长戴笠本人，也不敢当面阻拦，更何况是几个小特务。听到呵斥，姚悟千几个慌忙站到一旁，目送他们进了登机口。
“终于出来了！”坐下之后，汪精卫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根据11月汪日双方秘密签订的《重光堂协定》，他应该在12月8日离开重庆，因为担心被蒋介石发现，他只得再三推迟。正想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啪”的一个立正，说：“汪主席好！您这是去哪儿啊？”
此人是空军司令周至柔，他怎么也在飞机上？难道是老蒋派他来监视我的？汪精卫心中一惊，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好。陈璧君在一旁忙说：“汪主席应云南龙云主席的邀请，去昆明讲演。周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
周至柔满脸堆笑，说：“回汪夫人的话，卑职去昆明航校出一趟公差。”
汪精卫松了口气，说：“周司令，飞机就要起飞了，你回座位吧。”周至柔答应一声，回自己座位去了。很快，飞机起飞，慢慢升上空中。
大约15分钟后，周至柔忽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汪主席，我给您作汇报表演去！”说完，他不等汪精卫回应，便起身朝驾驶室走去。
是不是周至柔接到老蒋的指令，准备驾机返航？陈璧君一阵紧张，急忙和曾仲鸣商量怎么办。曾仲鸣想了想，掏出笔记本，快速撕下一页，在上面写道：“密切注视，如果航向转变，连轩立刻把周至柔击毙，文杰和常焘保护主席夫妇。”
纸条在同伙中传阅，机舱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过了一段时间，陈璧君透过机窗，细细看了一下下面，不由大惊失色，说：“怎么飞回重庆了？”听到这话，曾仲鸣、桂连轩等人马上把手插进口袋，紧紧握住手枪。
坐在前面的乘务员听了，忙解释说：“汪夫人，这是沱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不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
汪精卫听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说：“航向没错，刚才经过的地方确实是泸州。”
原来是虚惊一场！陈璧君尴尬地笑了笑。
直到飞机到了云南上空，周至柔才离开驾驶室，回到机舱。他站到汪精卫面前，哈着腰笑道：“报告汪主席，周至柔汇报表演完毕，您看我这个航空兵合不合格？”
因为被他吓了一跳，汪精卫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强装笑脸，说：“合格，合格，当然合格！”
下午一点左右，飞机终于在昆明机场徐徐降落。待乘务员说可以下机了，汪精卫才起身。正要下机，他却看到外面人山人海，彩旗飘扬，还听到有“热烈欢迎汪主席”的欢呼声。
汪精卫面露不悦，坐回座位。曾仲鸣急忙过去，悄声问他是不是身体不适。
汪精卫按了按太阳穴，说：“我是秘密出走，怎么可以大张旗鼓，弄得人人皆知？仲鸣，你去告诉龙将军，就说我因飞机颠簸得太厉害，感觉很不舒服，见不了客，只要他一个人来就可以了。”
曾仲鸣马上明白过来，答应一声，下机落实去了。很快，人群散去，机场恢复平静。确定没有欢迎的人群之后，汪精卫才下飞机，乘专车前往龙公馆。
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进行了数小时的密谈。他详谈了此行的前因后果和全部计划，并且征询了龙云的意见。龙云听后，表示完全支持汪精卫的想法和行动。
次日下午五点半，在龙云的协助下，汪精卫夫妇包机抵达越南河内。随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曾仲鸣、周佛海（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历史学家、国民党参议员兼艺文研究会设计总干事）、陈君慧（陈璧君的弟弟）等十余人。因为天气不好，陈公博（四川省党部主任）推迟至21日才从成都经昆明赶到河内。
根据《重光堂协定》，为配合汪精卫离开重庆，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开记者会，发表和平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和平条件，希望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查遍了近卫文麿声明的内容，汪精卫找不到任何关于日方撤兵的文字。他虽感震惊，但还是依照秘密协定，在卧榻上起草声明，呼吁重庆方面打开和议之门，另外自行加上“日本军队全部从中国撤出，必须普遍而迅速”的字样，算是对国内有个交代。
因为河内条件不好，29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着汪精卫拟定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声明（即臭名昭著的“艳电”），乘飞机到达香港。31日，该声明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全文刊出。周佛海、陶希圣二人暂时留居香港九龙约道5号。
1939年1月1日，蒋介石召开临时联席会议，作出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定。4日，日本政坛发生剧变——首相近卫文麿辞职。
蒋介石的反应自然是意料之中，可近卫辞职全然出乎意料，这让汪精卫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 处在内外交困的汪精卫急召还在香港的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来河内，以求应对之策。多方磋商之后，2月21日，受汪精卫的委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先后与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等军政首脑会见，详谈了汪精卫提出的和平运动方案。3月16日，高宗武从日本横滨出发，秘密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加菲尔德总统号”轮船。
下午四点过十分，“加菲尔德总统号”轮船准时抛锚靠岸。身形瘦小的高宗武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拎着手提包，随着人流下了轮船。出了码头，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往九龙约道5号。
下车后，高宗武警觉地看了看周围，感觉没人跟踪，他才抬起脚步，朝九龙约道5号走去。快到大门口的时候，陶希圣迎面走来，大声招呼说：“高司长，你终于回来了！”
高宗武急忙快走几步，握住他的手，说：“陶教授，走，我们进屋说去。”
两个人寒暄几句，朝里面走去。突然，一个中年男子猛地从旁边的小巷子冲了出来，重重地撞在陶希圣身上。陶希圣“哎哟”一声，倒在了地上。高宗武见了，急忙转过身，想去扶起他。
就在他弯腰的时候，中年男子一把揪住他的手提包狠命一扯。因为高宗武把手提包的带子套在手腕上，这一扯，手提包没有扯脱，倒把人扯了一个趔趄。
抢劫！高宗武心中一紧，忙一把抱住手提包。中年男子又狠命抢了几次，见抢夺不了，他抡起拳头，朝高宗武一顿猛揍，想逼他放手。不管对方怎么揍，高宗武死命抱住手提包，就是不放手。
陶希圣从地上爬起来，扶了扶眼镜，见高宗武被打，慌忙大声呼救。见势不妙，中年男子只得放手，仓皇逃跑。
终于护住手提包了！高宗武一阵眩晕，昏倒在地。陶希圣见状，急忙把他送往医院。
晚上十点左右，高宗武终于醒来了。陪在一旁的沈惟瑜（高宗武之妻）拉着他的手，关切地问：“宗武，感觉怎么样？”
高宗武说：“好多了，我的包呢？”
陶希圣说：“我把包藏好了，你放心。那里面是什么东西，你这么死命护着？”
高宗武说：“这次去东京，我先后拜访了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等军政首脑，和他们详谈了汪先生提出的和谈方案。我终于看出来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控制汪先生，利用他作武器，逼迫蒋先生谈和。如果达不到目的，他们就会扶持汪先生建立傀儡政权。”
陶希圣倒吸了一口凉气，说：“你是说，和谈只是日本人的一个幌子，他们的目的是引诱汪主席，达到奴役我们中国的目的？”
高宗武说：“你分析得没错，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劝汪先生中止与日本人谈判。我得马上去河内，把这些谈话材料交给汪先生，让他看清楚日本人的真实意图。”说完，他挣扎着想坐起身来。
沈惟瑜急忙扶起他，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去得了？曾夫人（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明天去河内，资料可以托她带去。”
高宗武咳嗽了一会儿，说：“也可以，你去帮我准备纸和笔，我得把这些谈话记录写成报告，让汪先生知晓日本人的险恶用心。”
陶希圣劝道：“你的身体这么虚弱，还是明天再写吧，我要君璧缓一天再走。”
高宗武坚持说：“我这次被袭击，极有可能是日本特务干的，他们就是想让汪先生看不到或者晚一点看到这些谈话记录。所以，我得尽快让汪先生知道日本人的真实意图，一刻也不能耽搁。”
见高宗武如此坚持，沈惟瑜不好再反对，只得找来笔和纸，让他连夜整理。
河内高朗街别墅区27号楼三楼卧室里，汪精卫闷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
陈璧君进来，叹息一声，说：“兆铭，你总是这样坐着，会坐出病的。今天天气好，我陪你到外面走走，好吗？”汪精卫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坐着，情绪极度低落。
丈夫的这种精神状态，做妻子的当然能够理解。汪精卫原以为，只要他发表了响应近卫文麿三原则的求和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缵绪、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等人都会追随他，相继采取行动，使抗日阵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他取而代之，挽狂澜于即倒。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些人不但没跟着他行动，还加入了声讨他的行列。高宗武去日本半个多月了，也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日本人现在到底持什么态度。堂堂的原国民党副总裁，竟落得如此下场，怎不让他情绪低落？
想到这儿，陈璧君劝道：“兆铭，我们这样一直等着也不是办法，得主动出击，才会有出路。”
“主动出击？”汪精卫摇了摇头，“现在日方态度不明，等宗武回来了再说吧。”
陈璧君说：“宗武已经回了香港，只是旧病复发，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不过，你想要的东西，他会托君壁带来的。”她没把高宗武遇袭的事讲出来，免得刺激他，让他难受。
“那就好，那就好！”汪精卫的精神为之一振。
正说着，汪文惺进来，轻声说：“父亲，十一姑（方君璧）来了。”
汪精卫马上起身，说：“我马上下去，要她在客厅等。”说完，他接过陈璧君递来的衣服，快速穿上，下楼去了。
一楼客厅里，方君璧站在那里，曾仲鸣则坐在一旁抽烟。见汪精卫下楼，她迎上去，说：“汪主席，打扰您休息了！”
汪精卫笑呵呵地说：“没事，没事，宗武的东西呢？”
听到这句话，曾仲鸣马上起身，把手里的牛皮纸袋送过去。汪精卫接过牛皮纸袋，松开线，想拿出里面的资料看。刚拿出一半资料，他觉得自己的表现有点儿迫不及待，便又把资料塞进去，故作淡定地说：“仲鸣，君璧刚来，你去安排一下，今天我们一起去三桃山散散心，暂时不谈正事。”
三桃山在河内郊区，是河内的避暑胜地。听说去那里，陈璧君马上响应说：“太好了，我换衣服去！”说完，她身子一扭，上楼换衣服去了。
曾仲鸣则说：“汪主席，我看还是不去为好，您拒绝了重庆方面的请求，我担心他们会对您采取下三烂的手段。先生的身体是属于四万万同胞的，请千万珍惜，不可随便。” 前几天，谷正鼎带着蒋介石的指示来河内，劝汪精卫放弃与日本和谈的主张，去欧洲疗养，并提供三张护照和50万元的支票。但是，他不但没接受，还痛骂了谷正鼎一顿。
想到这儿，汪精卫犹豫起来。可是，见穿戴一新的陈璧君已经下来，他又不好改变主意，只得说：“你放心，老蒋还不至于卑劣到如此地步。”
陈璧君也在一旁帮衬说：“我们快去快回，没事的。”
见他们夫妇坚持，曾仲鸣不好再反对，只得去准备。很快，两辆车驶出高朗街27号楼，开往三桃山避暑胜地。车到达莫桥头的时候被阻住了，因为桥上正在搞维修。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车辆才放行。
慢慢地，道路开始畅通，车辆渐渐加速。正行进中，一辆警车鸣着警笛，呜呜地超过汪精卫的车队，硬生生地在前面停下。两辆车紧急停住。随即，一个法国警察下车，大步朝车队走来。
他想干什么？曾仲鸣马上下车，拦在车前，不让他靠近。警察只得站住，朝汪精卫他们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曾仲鸣懂法语，他听懂了警察说的内容，慌忙走到汪精卫的车窗前，说：“这个法国警察说，他们接到可靠情报，有人想刺杀您，请您马上回去，警方会在高朗街一带增派警力，保证您的安全。”
这样的话从警察口中说出，不由汪精卫不信。他叹了口气，说：“回吧！”
回到住处，汪精卫直奔卧室，拿出高宗武写的那份报告和相关材料，细细地看了一遍。
“日本人误我啊！”看完之后，他一声悲叹，陷入痛苦状态。他这才知道，小日本的目的是要拿他当傀儡！
何去何从？坐在那里，汪精卫痛苦地想着，想找出一个最佳答案。想了好久，他依然没有任何想法。他把曾仲鸣叫上来，给他看高宗武提供的材料。
看完之后，曾仲鸣也吓了一跳，说：“日本人答应撤兵，您才出走河内的，到河内之后，他们却只字不提撤兵一事；日本人同意让您组建独立的中央政府，您才答应出面负责的。可真的把组府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又改变想法。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啊？”
汪精卫说：“长沙会战失败，武汉会战失败，老蒋在军事上接连失败，撑大了日本人的胃口。现在他们想的，就是怎么独霸我们中国。”
曾仲鸣试探着说：“那您打算如何应对当下的局面？”
汪精卫叹了口气，说：“再走下去，我就真成了卖国贼，坐实老蒋对我的诬陷了。我的想法是中止与日本人的和谈，远走欧洲算了。老蒋如果把党国搞好了，我就终生不再回国，如果搞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的。”
“我不同意！”陈璧君进来道，“兆铭，你想想，现在出走欧洲，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你前前后后去过八次欧洲，可每次都是光明正大地去，又光明正大地回。可是，这次不同了，你现在被定性为通敌求降，你若去了欧洲，那不是因为叛国被逼出逃吗？如此一来，你还会有翻身的机会吗？”
陈璧君这么一说，汪精卫又不好拿主意了。天色渐渐地暗下去，佣人上来，说可以吃晚饭了。汪精卫本不愿意的，但想到方君璧在，还是勉强下了楼。吃完饭，大伙聊了几句，觉得没趣，便纷纷散了。
曾仲鸣夫妇也起身，准备去他的租住地——中都酒店歇息。汪精卫忙说：“仲鸣、君璧肯定累了，今晚就别过去，睡我这里。”
方君璧说：“这不好吧，怕吵着您和夫人。”
陈璧君说：“没事，你们睡27号楼，我们睡25号楼，互不干扰，都可以睡安稳觉。”
见他们夫妇强留，曾仲鸣夫妇不好拒绝，便点头答应。当即，汪精卫夫妇带着曾仲鸣一家人到27号楼的三楼卧室。然后，他们夫妇朝25号楼走去。在过过道门的时候，陈璧君还顺便把门关上，插上插销。
25号楼三楼后房睡的是汪文惺夫妇，里面的灯已经熄了。进了前房，汪精卫本想再和陈璧君聊聊高宗武的报告，见她心情不好，只得睡觉。因为有心事，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迷迷糊糊中，汪精卫被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惊醒。好像是爆竹声！他一想，感觉不对。现在是三月下旬，又不是在国内，谁会深更半夜放爆竹？他有种不祥的感觉，急忙下床，打开门张望。
何文杰在门口张望，汪精卫忙问是怎么回事。
“只怕是有人来捣乱。”何文杰也感觉有点儿不对劲，把汪文惺推进前房，“你去爸爸房间，千万不要出来，我去看看。”说完，他摸索着走了出去。但很快，他返回房间，把门关好，大惊失色地说：“来了刺客，千万别出声！”
原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是枪声。
越南是法国人的殖民地，根据他们的规定，任何非法国人都不许持有枪支。所以，汪精卫他们都没有枪支。根据枪声判断，刺客持有的是可以连发的自动枪。刺客冲进来，众人肯定是死路一条！想到这儿，汪精卫心中一紧，急忙靠着墙壁坐下。
忽地又是一阵枪声，随后是一阵猛烈的砸门声，紧接着又是一阵激烈的枪声，至少持续了一分多钟。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再也没了动静。
很明显，事情发生在27号楼。何文杰站起身，壮着胆子打开门，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骇然看到曾仲鸣夫妇躺在血泊中。
经过四五天的治疗，高宗武终于感觉好了许多。21日上午，他打完吊针，由沈惟瑜陪着，在医院里面散步。
陶希圣急匆匆赶过来，说：“高司长，出大事了！”
高宗武愣了一下，说：“什么大事？”
陶希圣说：“汪主席在河内遇刺！”
高宗武惊了一大跳，一把揪住陶希圣，说：“情况怎么样？”
陶希圣说：“汪主席倒是躲过去了，仲鸣遇刺身亡，曾夫人身中数弹，正在医院抢救。”
高宗武说：“是谁如此卑鄙，使用这样下三烂的手段？”
陶希圣说：“这还用问，肯定是蒋先生。”
“这不可能，蒋先生没这个必要！”高宗武摇了摇头，“肯定是日本人，他们想离间汪先生与蒋先生的关系，让汪先生铁了心跟着他们走。”
陶希圣冷笑一声，说：“高司长，你太幼稚了。走，周部长要我们赶快去他的住宅开会。”说完，他扭头就走。高宗武见了，急忙跟上去。 沈惟瑜一把扯住他，说：“宗武，你的病还没好呢。”
高宗武说：“你帮我办出院手续，在家等我。”说完，他推脱她的手，急匆匆走了。
很快，高宗武、陶希圣赶到了周佛海的住处——九龙太子道。除了主人周佛海之外，里面还有梅思平、何炳贤等人。见他俩进来，周佛海就连连招手，说：“高司长、陶教授，你们来了，快快请坐。”
等他俩坐下后，周佛海神情肃然地说：“今天凌晨两点左右，几个暴徒闯入汪主席在河内的住所，进行行刺，跟随汪主席多年的曾仲鸣先生因伤重逝世，他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正在医院抢救。庆幸的是，汪主席躲过了暗杀，毫发无损。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我召集大家来，就是想听下大家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周佛海的话音一落，陶希圣就说：“不论是主战还是主和，都是为了国家的存亡，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汪主席提出主和意见，是希望由政府和谈，而不是由他自己去主和，即使政府认为不妥，对于一个陈述国事主张的人，中央已经作出严厉处分，为什么还要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我的意见，对于重庆方面的这种卑劣行径，应马上在报上刊文声讨。”
如果在报上刊文声讨，不就等于完全与蒋介石撕破脸了吗？想到这儿，高宗武忙说：“陶教授，这事还需商榷，不可贸然行事。河内暗杀，到底是不是重庆方面所为，现在还不清楚！”
周佛海冷笑几声，说：“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日本人有必要这么干吗？共产党敢这么干吗？只有蒋介石！他想借这个机会，置汪主席于死地，达到清除政敌的目的。陶教授，我认可你的建议，由你主笔，今天写好，明天见报。”
得到许可后，陶希圣马上找来纸笔，坐在沙发上，俯身矮茶几，奋笔疾书。很快，在大伙的议论声中，一篇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的文章写成。
次日，这篇文章以社论的形式，刊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同一天，汪精卫夫妇和方君璧联名在《南华日报》上刊登讣闻，内容为：“曾仲鸣先生于3月21日上午三时在河内寓所为凶徒阻击，下午四时半伤重逝世。曾先生努力国事20余年，兹卒以身殉国哀此讣闻。”
接下来几天，《南华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与河内暗杀事件有关的社论，严厉谴责重庆国民政府暗杀不同政见者的卑劣行为。汪精卫更是在报上撰文《举一个例》，除对重庆国民政府谋刺事件表示愤怒外，他还公布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会议记录，证明与日谋和是最高当局的一致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想法，揭露了蒋介石的求和企图。
到西南建立与老蒋对抗的政权已不可能，在河内呆下去又有性命之忧，汪精卫心头焦躁，连连发电报给在香港的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要他们赶快想出办法，找到出路。
几天后，汪精卫接到香港方面联名发来的电报，建议他去香港，或者去上海。
接到电报后，汪精卫马上和陈璧君等人商量，如何取舍。陈璧君说：“香港虽然好，而且日本政府应我们的要求，调派我们比较熟悉的田尻爱义出任总领事，但是，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公博他们都难以开展活动，你去了会有安全保障？”
汪精卫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去上海？”
陈璧君点了点头，说：“上海虽然有日本军队，但这个地方又不完全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因为英法美等国的公共租界区还很大，裁判权仍然在外国人手中。如果我们去上海，民众就不会认为你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下搞和平运动。”
“知我者，夫人也！”汪精卫连连点头，表示认可。
陈璧君说：“兆铭，你要周部长他们尽快赶到上海，为你前往上海做好准备工作。”
汪精卫点了点头，当即要副官发电报给周佛海等人，催他们尽快赶到上海，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坐等周佛海他们发来好消息。
这日下午，汪精卫夫妇正在院子里乘凉，汪文惺进来，说：“父亲，高司长来了电报。”
汪精卫没有接电报，而是说：“读给我听。”
汪文惺拿起电报，读了起来：“我的东京之行令我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务人员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北平傀儡王克敏因被日本人欺骗而每天以泪洗面，我不要我的朋友汪先生成为王克敏第二，或者溥仪第二。听说日本人要来河内见您，您千万别和他们见面，已经没这个必要了。”
陈璧君听了，皱了皱眉头，说：“这个高宗武，先是要你别去上海，现在又阻止你和日本人见面，还说出如此难听的话，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汪精卫叹了口气，说：“宗武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我们还是慎重一点儿为好。”
陈璧君冷笑一声，说：“兆铭，老蒋搞次暗杀，就让你害怕了？”
听到这话，汪精卫马上气愤起来，说：“我和日本人搞和谈，怎么是卖国投降呢？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老蒋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文麿声明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为什么却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我只是想让我们中国得以复苏，得以复兴。我一定会坚持到底，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不会因为老蒋的加害放弃我的主张，也不会因为别人的造谣中伤改变我的想法！”
对于汪精卫的性格，陈璧君自然了如指掌。关键时刻，只要她鼓鼓劲，他肯定会听从她的。只是近卫文麿下台，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似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一直没有派人来谈。想到这儿，她不无担心地说：“我们来河内快四个月了，日本方面没有一点儿积极举动，是不是他们不想和谈了？”
汪精卫摇了摇头，说：“应该不可能，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日本最大的对手是美国，而不是我们中国。如果不是老蒋在军事上一再失利，他们早就争取主动，和我来谈了。”
陈璧君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干脆另立中央，建立一个和平的国民政府，逼老蒋下台。”
“什么？”听到这话，汪精卫惊了一跳。“宁汉分裂”的结局让他至今心有余悸，另立中央是一步险棋，轻易不能走。 汪精卫正想着，外面传来几声汽车喇叭声。接着，桂连轩进来报告，说有两个日本人求见。
汪精卫看着陈璧君，见她点头，便说：“请他们到客厅里坐，我马上到。”说完，他起身回到楼上，换上西装，来到客厅。
见他来了，客厅里的两个日本人马上起身，用中国话作自我介绍，一个自称是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另一个自称是众议院议员犬养健。
看来，这两个日本人是中国通。汪精卫客气地请他们坐下，说：“两位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影佐祯昭说：“听说汪先生在河内遇险，帝国马上组织召开五相会议，命令我们前来河内，帮助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河内刺杀竟然让日本政府特意召开了五相会议，看来和谈有望！汪精卫一阵激动，他压了压惊喜，故意说：“我一个在野村夫，哪里值得贵国政府如此看重？”
影佐祯昭说：“汪先生，您谦虚了。照当前局势来看，只有您才能救中国。只要您出面，我们日方愿意满足您的任何要求。”
“真的？”汪精卫按捺不住喜悦，“如果真是这样，这事就有商量的余地了。”
影佐祯昭说：“有什么具体要求，您提出来。”
汪精卫咳嗽几声，说：“为了更好地推进中日和平，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中国和平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经毫无意义，从而迫使重庆方面转向和平路线。”
汪精卫的这个说法大大超出了影佐祯昭的意料，他和犬养健交流了一下眼神，为难地说：“汪先生，这个主意是不错。不过，这次我们的任务只是奉命来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所以，对于您的建议，我没有权力作出答复。”
汪精卫有些懊恼，说：“希望贵国政府拿出和平诚意，接受我这个建议。”
犬养健说：“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我帝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汪精卫说：“主要是希望贵国政府能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卖国投降。对于国人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所以，在和平运动过程中，我必定会遭到严厉的批评，比如说卖国贼、汉奸等等。但我已经做好了挨骂的思想准备，我将把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往我所相信的和平而迈进。”
汪精卫的一番陈词，让影佐祯昭大为感动，他说：“汪先生，有您这样的赤胆忠心，中日和平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请您放心，我和犬养健阁下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绝不让您失望！”
听到这样的承诺，汪精卫也大为感动。
接下来，影佐祯昭、犬养健劝汪精卫尽快搭乘他们的轮船离开河内去上海，并承诺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汪精卫答应可以随行，但坚持自己租条法国船。于是，双方约定，在4月27日，各自乘各自的船，结伴离开河内，前往上海。
因为周佛海、梅思平夫妇的离去，住所里显得空荡荡的，很是冷清。沈惟瑜拎起手提包，推了推坐在椅子上的高宗武，说：“你都坐了一上午了，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高宗武叹了口气，说：“走吧，走吧！”说完，他站起身来，抽出旅行箱的拉杆，准备出门。
“等一下！”随着这个声音，几个大汉走了进来。然后，一个五十出头的单瘦男人不紧不慢地走进来。
高宗武急忙把沈惟瑜护在身后，紧张地说：“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单瘦男人抬了抬手，说：“我是杜月笙。”
杜月笙，上海青帮头目，跺一下脚可以让上海滩颤三颤的大人物。日本侵占了上海，他被迫逃亡，避居香港。听到这个名字，高宗武陡然一惊，惊诧地说：“原来是杜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吗？”
杜月笙说：“上海你去不得！”
我去上海的事没告诉过外人，买票也是秘密进行，他是怎么知道的？高宗武愣了一下，支吾着说：“您是怎么知道的？”
杜月笙说：“我还知道你是乘坐5月3日上午10时20分的黄龙号油轮，将于两日后抵达上海。高先生，我说得没错吧？”
杜月笙对自己的行踪了如指掌，再隐瞒下去没有任何意义。高宗武只得点头，说：“没错，汪先生催我，我不能不去。”
杜月笙冷笑几声，说：“汪先生走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在上海经历了‘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我知道小日本的心思，他们的胃口大得很，怎么会让汪先生搞什么和平呢？你留在香港，还可以帮我做些抗日方面的事，去上海，那是绝路一条。”
“跟您说老实话，我非去上海不可！”高宗武咬了咬牙，坚定地说，“我的好几个朋友已经在路上，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还会采取断然措施的！”
杜月笙点了点头，说：“有你这样的承诺，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不要食言。”说完，他拱了拱手，带着手下人离开了房间。
等他们离开，沈惟瑜才松了口气，说：“宗武，杜先生很恨日本人呢。你用那样的口吻和他说话，我担心极了。”
高宗武说：“杜先生是大英雄，怎么会随随便便动粗呢？夫人，我们动身吧，要不然赶不上船了。”
于是，夫妻两个拿起行李，急匆匆赶往码头。
5月5日下午，高宗武夫妇所乘油轮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一下船，梅西平带着两个人迎上去，说：“宗武老弟，你终于来了。来来来，我帮你拎箱子，你歇一歇。”说完，他一手接过高宗武的行李箱。
高宗武说：“汪先生到了吗？”
梅西平说：“还没有，不过，他已经从台湾动身，明天应该可以到。”
高宗武突然发现梅西平身后跟着两个陌生人，便问：“这两个人是谁，我怎么以前没见过？”
梅西平不无得意地说：“他们是日本宪兵，来保护我们的。我和周部长住在日租界的虹口，住宅四周都有日本宪兵保护，安全得很。宗武老弟，那个地方不错，我已经帮你找好房间了。” 高宗武马上停住脚步，说：“我在法租界有房子，我不去那里。”
跟在一旁的日本便衣说：“高先生，你住那边会被暗杀的。”
高宗武说：“你以为解决中日问题的人需要日本宪兵保护吗？”
梅西平在一旁讪讪地说：“高司长，人家也是一番好意。这样吧，你们两个跟着高先生，保护他和夫人的安全。”
高宗武急忙拒绝说：“梅主任，这个真用不着，惟瑜，我们走吧。”说完，他接过梅西平手中的行李箱，挽着沈惟瑜的手，自顾自地走了。
次日上午十点左右，汪精卫乘坐的日本货船“北满丸”终于抵达上海虹口码头。不过，他不愿意下船。
汪先生终究还是搭日本船来的！见到这个情景，高宗武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走，上船去！”周佛海手一挥，带着大伙朝船上走去。高宗武默默地跟在后面。
见到大伙，汪精卫很是激动，说：“我不下船，我要坐这艘船到日本去。”
这个时候汪先生去日本干什么呢？高宗武很是不解，看着站在一旁的影佐祯昭，希望听到他的解释。影佐祯昭便简单地给他解释了一下。
原来，在航行中，汪精卫和影佐祯昭、犬养健具体谈了他的和平运动的想法：第一，建立和平政府，真正体现日华合作，向国民证实抗战没有意义；第二，和平政府建立后，组织军队；第三，为了建立和平政府，希望先去日本，与日本政府要人交换意见；第四，该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的传统，称之为国民政府，采取迁都的形式，实现‘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如果在东京的日本人表示诚意并提供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继续努力。”说完这番话，汪精卫对高宗武说，“宗武，你替我决定！”
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高宗武吓了一跳，他脱口说道：“汪先生，您去东京只有一个条件：您必须在拿到日本的和平条件之后，立即直接从东京飞往重庆，否则，您不能去东京！”
听到这番话，陈璧君马上尖声尖气地说：“高宗武，你安的什么心，居然要送汪先生去重庆受罪？那边的人杀他没有杀成，你还要他回去！”
高宗武坚持说：“汪先生是我党元老级人物，我不相信重庆会有人要汪先生的命。如果他抱着正义的精神前去，没有人会杀他的。”
周佛海插话说：“高司长，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仲鸣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吗？”
高宗武说：“我知道仲鸣的死对汪先生的打击很大，可我们不能因为仲鸣的死迷失方向，更不能因为仲鸣的死怂恿汪先生走上错误的道路。”
“好啦，好啦，你们别争了，我下船，我下船！”说完，汪精卫马上起身，朝码头走去。
见他下船，高宗武急忙跟上去，说：“汪先生，您在法租界有自己的房子，就住那里好了。我马上通知惟瑜，要她过去帮您打扫卫生。”
汪精卫点了点头，表示认可。可是，他刚下船，影佐祯昭便说：“汪先生，我们已经帮您找了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处，请跟我来。”说完，他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高宗武过去，说：“大佐阁下，汪先生自己有房子，不麻烦了。”
前来接站的土肥原贤二（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皱了皱眉，凶巴巴地说：“汪先生想和我大日本帝国和谈，难道连这点儿诚意都没有？”
见日本人生气了，陈璧君忙说：“大佐阁下，我们去你那儿住，我们去你那儿住。”她一边说，一边挽着汪精卫的手臂，朝停在一旁的日本小车走去。
“汪先生，汪先生——”高宗武连声喊道。可是，汪精卫没有理睬他，径直上了小车。
看着渐渐远去的日本车队，高宗武一阵悲凉。虹口是日租界，在日租界和日本人搞和谈，中国人会相信这样做对国家有利吗？汪先生啊汪先生，你只要踏进虹口，就很难把自己与在北平的那些被中国人称为汉奸的傀儡们区分开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林伯生、梅思平、高宗武、褚民宜等人连续开会，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了“组府”的三个步骤：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维持党的法统，收揽人心；第二，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新政府组成人员；第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取消南北两个组织，以示统一，并号召重庆人员来归。
5月31日，一架神秘的飞机从上海大场机场起飞。机场戒备森严，交通临时中断。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等人，在影佐祯昭、犬养健的陪同下，乘防弹车秘密来到机场，乘日本海军飞机去东京商谈《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
数小时后，飞机在日本横须贺追滨的海军机场降落。前来欢迎的人中，既无日本的政府官员，也没有日本民众，只有几个策划和平运动的日本“同志”。这是汪精卫历次出国中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冷遇，他自然郁闷极了。
一直到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才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要旨是：“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现有政权（指‘维新’、‘临时’政府）、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然后，日本五相以及前首相近卫文麿等人，分别会见汪精卫，传达五相会议的决定。
6月10日，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但没什么实质内容。第二天上午，在影佐祯昭的陪同下，他早早地出发，去拜访日陆军大臣板垣。对于他的到来，板垣并不热情。听完汪精卫的陈述后，他眉头一皱，说：“难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在其他地方建立新政权吗？比如说在皇军占领区以外。”
汪精卫讪讪地说：“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
板垣说：“南京已经有了维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
汪精卫解释说：“我们不是说在南京建立一个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因为国民政府首都本来就在南京，重庆被称为陪都。‘还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予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处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板垣听后，连连摇头说：“分治合作是我大日本帝国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维新两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
汪精卫愣了一下，说：“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还向主子要条件，主子岂会容许？影佐祯昭马上插话，训斥道：“汪先生，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残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提出这样的新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听了，大惊失色，说：“大佐阁下，我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我希望根据上述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精卫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由日本直接控制，未来的汪伪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他汗涔涔地带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
回去之后，汪精卫打电话，要高宗武过去。一见高宗武，他悲叹道：“他们两个要我来日本，根本没用的。”他们两个，自然是指周佛海和梅思平。
肯定是又碰了一鼻子灰！高宗武一问，果然如此。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次的会谈结果竟然是这样。当汪精卫问他怎么办的时候，他不由激动地说：“汪先生，你现在唯一要做的，是表示你要回中国，同时派我们其中一人正式通知日方，说明你和日本的看法差距太大，无法协调。告诉他们，我们准备向我们的同胞通报真实情况，支持抗战政策，我们寻求和平的企图已告中止。”
这一次，汪精卫接受了高宗武的建议。他马上送了一份声明给日本官方，并要求他们为他准备一架飞机。
为了不打消汪精卫的积极性，日本人还是做了一点点让步，并允许他去北平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谈判，答应只要他们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17日，汪精卫结束了与日本人的所有会谈。18日，他带着日本人的指示，在周佛海等人的陪同下，搭乘飞机直飞北平，欲处理他与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华中维新政府”的合作关系，建立以他为首的傀儡中央政府。
其他人都跟着汪精卫去了，剩下的就只有高宗武、梅思平两人。从机场送行回来，他俩的情绪都比较低落。吃过晚饭，梅思平走进高宗武的房间，说：“高司长，明天我们就得乘船回上海了，今晚去艺伎馆好好享受一番，如何？”
日本的艺伎馆，相当于中国的妓院。堂堂的国民政府官员，去那种地方，岂不有损身份？高宗武不好明说，便借口说：“我身体不好，去不了那样的地方。”
梅思平没有强求，一个人享受去了。
从华北回来后不久，汪精卫便召集周佛海他们，在虹口住处举行“行政会议”，拟定计划，成立一个和重庆政府相对抗的傀儡政府以及一个傀儡权力机构的国民党。
为了制造所谓的“党统”、“法统”根据，汪精卫决定假借国民党的名义，召开“六中全会”。
要召开“六大”，代表上哪里去找呢？这件事情使汪精卫他们很伤脑筋，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他左右为难之时，汪精卫的旧部下周化民受重庆国民政府的派遣，出使欧洲，事情办完后呆在香港。汪精卫马上拍电报给他，要他回重庆复命时，用高价钱去招人来上海当代表。
除了这种方式，陈璧君、周佛海、李圣五等人也发动他们的亲戚朋友前来凑数。可是，即使这样，人数还是不够，更谈不上什么代表性。无奈之下，丁默邨带着“76号”的特务们，采取恐吓、绑架等手段，逼上海那些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参加。
得知这些情况，高宗武觉得太可笑了。可是，他无能为力，只能置身事外，随他们去弄。这天，他正在书房看书，沈惟瑜进来，说：“宗武，有个叫张锐的年轻人来拜访。”
高宗武放下书，来到客厅。见到他，张锐马上起身，作自我介绍说：“高司长好，我叫张锐，毕业于清华大学，在美国留学多年，现在重庆行政院工作。”
“请坐，请坐！”高宗武示意他坐下，“阁下找我，不知有什么事？”
张锐说：“汪主席派人邀请我参加和平运动，您是和平运动的先驱者，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高宗武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在河内的时候，我就提醒过汪先生，日本人的话要打四折。现在，日本人的话更不可信。此一时彼一时，和平运动已经大打折扣，我劝你还是不要参加为好。”
张锐很是失望，说：“多亏高司长提醒，我会记住您的忠告的。不过，我已经来了上海，还是拜访一下汪主席，再走不迟。”
终于劝走了一个！看着张锐离去的背影，高宗武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当天晚上，周佛海和梅思平来到高宗武家。一见面，周佛海就埋怨说：“高宗武，你不但不劝人加入和平运动，反而把人劝走，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来他们知道了张锐的事！高宗武冷笑一声，说：“周部长，今日的和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你不清楚？我不想骗自己，更不想骗别人。”
被高宗武这么一斥，周佛海张口结舌，站在一旁的梅思平急忙插话，说：“宗武，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工作，却又不离开上海，我们很不懂你！”
高宗武苦笑一声，说：“我是个傻瓜，因为我的信念，所以我不愿跟你们工作；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而你们又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不能离开你们。”
周佛海冷笑几声，说：“高宗武，你这是什么话？分明是背叛汪主席，却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
再说下去，只怕会引来更为激烈的争吵。想到这儿，梅思平说：“宗武，你先好好想想吧！周部长，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说完，他强拉着周佛海出了房间。
周佛海和梅思平的立场与汪先生完全一致，我该怎么办啊？陶希圣过几天也会来上海，他是和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肯定是来帮汪先生建立傀儡中央政府的。如此一来，我就更成了孤家寡人，该怎么拯救汪先生啊？坐在客厅里，高宗武苦苦地想着。 很长时间，高宗武没有去见汪精卫，一是没有心思，二是没有必要。听说陶希圣也已经奔赴上海了，高宗武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十分无奈。8月27日下午，梅思平打来电话，火急火燎地说：“宗武，汪主席要你马上过来一下。对了，我们已经搬到愚园路，汪主席住1136弄31号楼，你别搞错了。”
他们搬到愚园路去了？高宗武惊了一跳，说：“愚园路是一块是非之地，你们怎么搬到那里去了？”
梅思平说：“原来我们住虹口，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需要日本人的保护。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了，不需要日本人保护，住到英租界去，这不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和平运动吗？”
愚园路在沪西，是英国人越界筑路，形成的新租界，而中国政府又没有承认。所以，这一带就成了三不管地带，各种流氓势力、黑暗势力都在这里拉帮结派肆意横行。汪主席他们搬到那里，又能跳出日本人的控制？想到这儿，高宗武不由说道：“你们这是换汤不换药，是从锅里跳到火里。”
梅思平听了，很不高兴，说：“你反对我们住日租界，现在我们搬出来了，住到英租界，你也冷言冷语，你这个人啊，真是搞不懂。好啦，我懒得跟你说了，你快点儿动身吧。”
通完电话，高宗武告诉沈惟瑜一声，便到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往愚园路。
愚园路虽是三不管地带，可相当繁华，街道两旁赌馆、歌厅、酒店林立，还有许多高档别墅楼。坐在车上，高宗武免不了一番感叹。
开了一会儿，出租车放慢车速，慢慢地拐向1136弄。在弄堂口，一伙便衣冲出来，拦住出租车。司机急忙停车，吓得面如土色。高宗武知道这伙人是“76号”的特务，忙安慰司机不要害怕。然后，他拿出证件，递给他们。
特务们看了，马上毕恭毕敬，予以放行。除了弄堂口有特务之外，里面的特务更多。司机小心翼翼地开着，把高宗武送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楼前停下。
高宗武付了钱，下了车。眼前的别墅楼是一栋英国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的建筑，里面有花园，其高档程度在整个上海都是数一数二的。别墅外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保镖，看上去都是中国人。高宗武试着用日语朝站在一旁的保镖说：“汪主席在里面吗？”
马上，有保镖过来，用日语恭敬地说：“汪主席没有出去，应该在里面。”
真的是换汤不换药，汪先生依然在日本宪兵的牢牢掌控中！高宗武一阵痛苦，他朝日本宪兵点了点头，抬步进了别墅。汪精卫一见高宗武，便递给他一份电报，催他快看。
高宗武接过电报，快速看完，吃惊地说：“平沼内阁因为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辞职，这太让人意外了。”
汪精卫按了按太阳穴，说：“宗武，你看这事对我召开六中全会有没有影响？”
高宗武说：“汪先生，我认为您应该把召开六中全会的事缓一缓。您的和平运动也许有人同情，可是知识阶层不会有人支持您要做的事。您叫来参加大会的人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无聊政客，叫他们要饭的更为恰当，他们钻营的目的是要讨一份生活。”
这番话说得尖酸刻薄，让汪精卫很不舒服。他生气地说：“宗武，我不是要你来浇冷水的，我是问平沼内阁辞职对我召开六中全会有什么影响？”
高宗武说：“平沼内阁刚刚下台，您知道日本的新内阁往往急于变更前任的政策。野村就任日外务大臣，他可能要同英国和美国做某些妥协。这绝不是您出来和日本人站在一边的时候。”
汪精卫说：“日本政府已经承诺，只要我做通王克敏和梁鸿志的工作，就可以还都南京，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高宗武说：“溥仪离开天津去当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人曾答应他不干涉，可您看看今天的满洲？王克敏成为华北傀儡头目以前，多田骏将军写下八条承诺，他还说那些承诺是天皇提出的，没有人能够违背。结果呢，头一个月没有一条被违背，可到第二个月就全部被违背了。汪先生，您已经十分清楚今天做的事，远远不同于一年前您计划要做的。”
汪精卫很不喜欢高宗武这么说，他不无恼怒地说：“你反对我来上海，反对我去东京，反对我去北平。现在，你又反对我召开六大会议。我管不得那么多了，明天我肯定准时召开！”
高宗武满肚子火，心想：“把我找来，说是要听我的意见；我提出意见之后，你又一概不听，汪先生，我真不懂你！”
到了开会的这一天，高宗武站在窗前，看着滂沱大雨，心头莫名地悲凉起来。沈惟瑜过来，说：“快八点钟了，你再不动身，会迟到的。”
说实在话，高宗武真想迟到，甚至不去。可是，如果这样，汪精卫肯定会生气的。为了长远，他不得不去，而且得准时去。想到这儿，高宗武起身，接过沈惟瑜递来的西服，一边穿，一边急匆匆出了家门。
为了安全，会议地点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路这个被称为“魔窟”的汪伪特务机关礼堂。赶到那里，高宗武发现，在“76号”门口搭着一座牌坊，中间缀着一个用灯泡组成的“寿”字，周围陪着松枝彩花。乍一看，这里俨然是在办寿宴。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大门两侧和附近街道上，有一队意大利士兵，他们携带机枪，守在“76号”的对面，三三两两的便衣特务像幽灵一样在会场附近游荡，通向礼堂的走道上也布满了便衣特务，严密监视着每一个与会代表的一举一动。
开个会，竟如临大敌，这事就是不体面！高宗武摇头叹息着，朝礼堂走去。
“高司长，高司长——”正走着，高宗武听到有人喊他。回头一看，见是陶希圣，他冷笑一声，说：“陶教授，你来得真是时候！”
说完这话，高宗武环顾了一下周围，看见便衣特务警惕地看着这边，高宗武一脸无奈。
陶希圣快步走到高宗武身边，和他并肩而立，站在牌坊下，气喘吁吁地说：“这么大的事，我能不来？我一下船，就直奔会场来了。”
高宗武冷笑一声，说：“那是，汪先生的大事，别人可以缺席，你陶教授怎么可以缺席呢？”
陶希圣愣了一下，不无讽刺地说：“高司长，你不也一样，来上海帮汪先生了吗？” 两个人各怀心事，都不能确定对方是敌是友，也不敢轻易亮明身份，便分头进了礼堂，找到对应的座位坐下。
主席台的天幕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
当大会主席汪精卫、副主席周佛海等登上主席台的时候，既没有欢乐的乐曲，也没有欢呼的掌声，只有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和遍布各个角落的窃窃私语。主席团是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何世桢等人。在代表名单中，有人看到了卢英（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局长）的名字，马上骚动起来。
中午休息的时候，有几个代表去找汪精卫，想问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们没有见到汪精卫，只见到了周佛海。周佛海说：“汪先生在午休，诸位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提。”
于是，有人说：“为什么在这个大会中，与会职员名单中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
还有人说：“以汉奸任大会的秘书，我们羞与为伍！”
这不是要拆台吗？周佛海一听，说：“谁可以证明卢英是汉奸？汪先生来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以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
周佛海的这几句话，不仅为卢英做汉奸辩护，也为自己的卖国盖上一块遮羞布，还有对这批新汉奸的威胁，可谓一箭三雕。果然，那些自认为清高的代表们听了，面面相觑，不敢再说半个字。
见他们不敢说什么了，周佛海趁机说：“老实告诉诸位，汪先生已经决定，要卢英做中央委员。”
一群人一听这话，顿感无趣，便三三两两散去了。
根据大会程序，上午是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汪精卫的开幕词，下午是修改党章，宣布国民党主席。接着又通过一个临时决议：本届中央委员的产生，授权主席提名介绍，再由大会予以通过。
在汪精卫介绍中央委员的时候，出现了好几个比卢英更大的老牌汉奸，如温宗尧、陈群等，且都名列前茅。会场上顿时骚乱，唏嘘声一片。
见势不妙，李士群急忙带着一批腰挂手枪的特务围上去，警告他们识相一点儿。这批人吓得支支吾吾，直打哆嗦，不敢多言。
这哪里是党的代表大会，简直成了鸿门宴。汪精卫急忙站起身来，打圆场说：“同志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说。现在宣布《大会宣言》，请大会予以通过。”
会议的议程一一通过，汪精卫松了一口气，他站在主席台的中央，不无得意地说：“许多人说日本人不会给中国人自由，你们有人看见会场里有日本兵吗？有没有一个日本人？这，足可以证明我们有完全的自由！”
马上，会场上许多人高呼：“没有日本人，没有日本人！”
主席台右侧，心如明镜的高宗武当下脸色一变。日本人整天都在汪先生周围，还谈自由？汪先生已经开始自欺欺人了吗？
汪精卫站起身来，挥舞着手，得意地说：“今天的大会，是成功的大会，更是胜利的大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请同志们务必牢牢记住孙总理的遗训，继续前进！”说完，他快速离开主席台，从后面出了礼堂。
在特务们的监视下，代表们闹哄哄地拥出会场。随着人流，高宗武也朝外面走去。正走着，陶希圣跟上来，说：“高司长，这会场真没日本人？”
这样的会没有日本人？高宗武真想说他幼稚，不过，他忍着没说，而是用日语朝站在一旁的特务说：“你们来了多少人？”
对方以为高宗武是日本人，马上毕恭毕敬地答道：“大约70人。”
高宗武说：“他们都穿中国衣服？”
对方点了点头，说：“是的，先生。”
陶希圣心下了然，无奈地说：“我以为日本人真会给汪先生这个面子，没想到都是假象。”
高宗武苦笑着摇了摇头，望向窗外。天又下起了滂沱大雨。
开完会，一切都看似平静。没过几天，陶希圣突然来到高宗武的住处。对于他的到来，高宗武并不高兴。他冷言冷语地说：“陶部长光临寒舍，高某荣幸之至。”
陶希圣讪讪地说：“宗武，我误会你了！”
高宗武有些不解，说：“你误会我了？你误会我什么？”
陶希圣说：“前几天，汪主席主持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部，连我都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而你没任何头衔。可见，你和汪主席并非一条心。”
高宗武冷笑一声，说：“陶部长，你来就是为了奚落我的吗？”
陶希圣连连摇头，说：“宗武，你别误会，我怎么会奚落你呢？我是来告诉你，过几天，汪主席就会去南京，筹划成立以他为首的中央政府。”
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宗武惊了一跳。他猛地站起身，揪住陶希圣，激动地说：“你怎么不反对？”
陶希圣又摇了摇头，痛苦地说：“我来上海就是反对汪先生去南京的，可他根本听不进去。宗武，你得赶快想办法，阻止汪先生去南京。”
阻止汪先生去南京，这可能吗？高宗武松开手，跌坐在椅子上，一阵痛苦。忽地，他站起身，朝外面走去。陶希圣急忙跟上去，问：“宗武，你去哪里？”
高宗武一边疾走，一边说：“我去见汪先生！”
陶希圣说：“那我陪你一起去！”
高宗武说：“不用，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免得他认为我俩合起来与他作对。”
走到街上，高宗武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到愚园路1136弄31号。见到汪精卫，他就直奔主题，说：“汪先生，我也想去南京！”
汪精卫听了，很是高兴，开玩笑说：“你们看，连悲观的高宗武也乐观起来了，我的和平运动百分之百可以成功！”
周佛海说：“宗武，你有这样的积极态度，我们很高兴。还都南京后，百废待兴，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帮着去做。到时候，你我作为股肱之臣，汪主席肯定会委以重任的。” 他们都以为我跟着去是为了在新中央政府谋个好职位！高宗武不置可否，以沉默应对。
9月19日，在日本宪兵的护卫下，汪精卫一行抵达南京，在“聚星俱乐部”与王克敏、梁鸿志举行第一轮正式会谈。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要求他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提出尽快在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的计划，到时候希望临时、维新政府宣告取消。
王克敏和梁鸿志自恃资格比汪精卫老，要他们乖乖地交出已到手的权力，他们当然不情愿。但他们意识到日本对汪精卫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硬顶不行，只好敷衍汪精卫。王克敏公开表示：“这件事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只要他们商量好了，也就可以做了。”
这里所说的他们，就是指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梅机关、王克敏背后的喜多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确确实实，他们三个人的会谈，实际上是他们背后的操纵者之间的谈判。
汪精卫当然知道言外之意，可事实就是如此，逼他们同意没什么用。
当天晚上，高宗武偷偷地给王克敏去了个电话，请求进行一次私人谈话。
赶到王克敏的住处后，高宗武被引到二楼一个清静的房间。王克敏基本上盲了，戴着墨镜，脸色阴沉。问候之后，高宗武说：“王先生，我对这些会议完全没有兴趣，我来南京的目的只是看看您，希望能够说服您，阻止汪先生组织傀儡中国政府，您我都很清楚，日本人是在玩弄把中国分而治之的老把戏，这对中国非常不利！”
王克敏依然阴沉着脸，说：“就私人交情而言，我了解汪精卫比了解蒋介石多。但是，现在的中国，确实应该由蒋先生来处理这个局面。跟日本人打交道，汪先生太没经验，太容易动摇。不但中国人反对汪精卫组织政府，一些日本人也反对。”
高宗武心头一喜，说：“王先生，您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王克敏说：“在上海，有些日本人反对整个计划，更反对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
高宗武说：“既然这样，您如果再坚持一下自己的想法，这事不就成了？”
王克敏皱了皱眉头，叹了口气说：“前途黑暗，过去几年，我每次向日本人提出要求，都要经过激烈争吵，但每次我都失败了。”
高宗武听了，别无他法，只好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影佐、原田和刚从东京赶回来的喜多，参加了三方会谈。在会上，影佐当众宣布了新首相阿部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新的中央政府。如此一来，虽然王、梁二人对中央政治会议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问题仍有不同意见，但经影佐、原田、喜多在幕后协商，要汪在名额分配上再作一些让步，终于达成了一纸协议——《决定事项》。
会后，汪精卫派梅思平、陶希圣做高宗武的工作，要他接受新中央政府的一个职位。高宗武说：“我不参加，也不离开。我既不能背叛我的国家，也不愿背叛我的朋友。”
梅思平说：“协议已经达成，尽管还有许多具体的事情有待解决，但新政权的建立只是时间问题了，宗武，你要看到希望，不要总是悲观。汪主席需要你，新政府也需要你。”
高宗武说：“梅部长，当初你我倡导的是和谈，不是投降。现在，汪先生所走之路是彻头彻尾的投降卖国，你还如此支持，这不是害汪先生吗？”
梅思平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还能回头吗？”
高宗武说：“能，这就好比喝毒药，刚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在喝。一旦我们清楚了是喝毒药，就应当机立断，或许还有活路。”
梅思平讪讪地说：“谈判已经结束，明天我们就得动身回上海，时候不早了，我得回去歇息。”说完，他没和陶希圣招呼，就自顾自地走了。
高宗武又对陶希圣说：“陶部长，你得好好劝汪先生，万万不可组织什么新中国政府。”
陶希圣点了点头，说：“宗武，你放心，我会的！”
10月30日，日本人向汪方开出了组织新政府的条件。汪精卫得到消息，马上指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到虹口六三花园去接受文件，文件的标题是《中日关系调整基本纲要及附件》。
11月1日开始，梅机关与汪组织正式谈判，日方代表为影佐祯昭（首席代表）、犬养健、须贺彦次郎等人，汪方代表为周佛海（首席代表）、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谈判地点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到4日，双方开了两次会。
5日上午，汪精卫在住所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人员有陈壁君、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很显然，汪精卫被日方的条件吓坏了。他一边摇头一边叹气说：“这些条款意味着我们国家独立的终结。看来那些坚持抗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
听到这番话，高宗武以为拯救汪精卫的机会来了，便说：“汪先生，日本人开出的‘和约’比‘二十一条’还狠。正如您所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份文件，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会断送。所以，我们不能讨论它，也没必要讨论它。”
汪精卫说：“照你这么说，那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份文件呢？”
高宗武说：“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文件退回去，告诉日本人我们不可能考虑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他们的不诚实，所有近卫、平沼、头山满、板垣等人所说的，不论是私人的或者官方的，全都是谎言，我们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和平运动。我们还要把文件公布出去，让国人知道日本人的野心！”
大伙听了，都保持沉默，不置一词。
见没人说话，汪精卫说：“这份文件属于高度机密，日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么详细和具体的条件。如果泄漏出去，日本人必定会视为最严重的事件，他们会解读为我们不具诚意。”
很明显，汪精卫不愿接受高宗武的建议。明知是一碗毒药，他也要一口吞下去。
晚上，陶希圣坐在住处的窗前，连着抽了好几支烟。想起白天会上高宗武的话，他陷入了沉思。高宗武的话很有道理，可这个时候要汪主席停下来，根本不现实。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谈判中，能争取更大的主动，坚持中方的立场与和谈原则，不至于落入日本人的圈套。通过两次会谈，日本人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诚意，应该有谈判的余地。 想到这些，陶希圣的心渐渐有了些许愉悦。好长时间没写家信了，他得告诉妻子这里的情况，让她放心。于是，他拿来纸笔，开始写了起来：
“……现在前也有曙光，断不致竟落入奸人之手，故我心渐有生计，只要良心自问可求适当方法以无愧，不必求人谅解，终必为人谅解，一天阴霾由此而散，两三个月后行踪可定，望忍一切痛苦以待之，此行不虚矣。”
汪日双方的谈判继续，到12日，一共在虹口六三花园及愚园路开了七次正式会议，还有多次会外的私下商谈，仍然有十七项问题无法解决。其中，双方分歧最大的是驻兵和撤兵问题。比如，方案中的防共驻军，由原来的“平津及蒙疆地带”扩大为“华北”；撤兵时限，原来“两年内完成撤兵”的条文，在方案中竟改为“从速撤退”而无期限，等到日方同意加入“两年撤兵”后，又在撤兵条件“治安确立”的定义上发生争论，等等。
12日，谈判告一段落。陶希圣、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来到汪精卫住处，向他汇报谈判情况。
陶希圣心情沉重地说：“从前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将黄河流域看作‘腹里’，把长江以南的人视为‘南人’，置于圈外为其剥削之用，今天日本军部的计划，是分割中国为五层。最深内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地带，第四层是华中地带，第五层是华南地带，而海南岛则为日军在南海的军事基地。日方条约要纲所谓紧密协力地带与协力地带，要分为这几个层次来研究。但这五个地带并不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很明显，这是瓜分中国的大阴谋。”
汪精卫听完，恼怒地说：“日本如果能够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在他们的计划上签字，这文件说不上是卖国契，中国是我卖不了的。我签了字，不过是我的卖身契而已。”
高宗武说：“这怎么不是卖国契？地上，天上，海上，包括老百姓的思想，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人哪是和我们搞和平谈判，他们是要亡我中华！”
听高宗武这么一说，汪精卫的情绪低落起来，他扫视了一下大家，说：“好，我明天就迁出愚园路，搬到法租界福屡路去住，然后发表一个声明，停止一切和平活动，立刻转往法国。”
陶希圣说：“汪主席，如果现在您能作出这样的决定，那是国家之幸运，民族之幸运。”
周佛海马上极力反对，说：“汪主席，这样做万万不可。重庆方面已经把您作为通缉要犯，您又能走到哪去？只要我们再好好争取，日本方面会作出让步的。”
于是，高宗武、陶希圣为一方，周佛海、梅思平为一方，各执己见，互不同意，吵起来了。
“好啦，这两天我就搬出去！”汪精卫挥了挥手，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散了吧，我想歇一歇。”说完，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回到住处，已经是天黑时分。进门后，高宗武闻到一股菜香，心头生出一股幸福感。见他回来了，沈惟瑜马上张罗，把饭菜端到饭桌上。
吃着香喷喷的饭菜，高宗武不由说道：“惟瑜，这段时间要是没有你相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熬过去！”
沈惟瑜笑着说：“我是你的妻子，我不陪你，谁来陪你？别多想了，快吃饭。吃完饭，你得陪我去外滩看夜景。”
高宗武这才想起，来上海近三个月了，还没陪妻子去过外滩。想到这，他答应一声，加快了吃饭速度。正吃着，沈惟瑜说：“宗武，下午有人来会你，见你不在家，他留了张纸条给你。”说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递给高宗武。
纸条上是一首题为《高宗武来访同宿云仙观光旅馆赋赠》：“平生朋旧知多少，谁访孤踪到日边。为我远来留一宿，与君阔别忽三年。身经夷险情逾见，谈到兴亡思欲然。山馆高寒夜寥寂，偶闻石罅泻温泉。（徐寄庼）”
看完之后，高宗武很是迷惑，因为诗与作者不一致。
去年，高宗武去了日本，顺便拜访了在长崎养病的黄群（字漱初）。那天晚上，他们两个就国事时局谈了许多，一直到次日凌晨才散。在谈到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时，黄群一再告诫高宗武，要救国先要自救，千万别让汪精卫被日本人利用，成为分化中国的工具。也就是从这次谈话开始，高宗武开始萌生脱离汪伪集团的想法，并请黄群牵线搭桥，和重庆方面商谈。前不久，黄群又秘密赶往香港，和杜月笙进行沟通。
这首诗，写的就是当天晚上的事。这诗明明是黄老写的，为什么落的名字是徐寄庼？这个徐寄庼是上海滩的金融巨子，时任上海商会会长、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可以肯定，如果不是黄老的挚友，外人肯定不可能知道这首诗。看来，徐寄庼应该是受黄老所托而来。
想到这儿，高宗武急忙起身，说：“惟瑜，对不起，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去外滩，我有急事。”说完，他抓起西装，一边穿，一边急匆匆地朝外面赶去。
徐寄庼是上海滩的名人，他的住处自然不难找。很快，高宗武赶到徐府，自报家门。没过多久，徐寄庼亲自来到大门口，把他带到二楼的一间书房。坐下后，高宗武直奔主题，说：“徐先生找我，肯定有重要的事情，所以高某就不请自来了。”
徐寄庼说：“高先生果然是聪明人，不过，不是我有事情找你，而是黄漱初先生有事找你。”
高宗武心中一喜，说：“重庆方面有消息了？”
徐寄庼点了点头，说：“这是蒋委员长写给你的亲笔信，你看一下。”
高宗武接过信，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在信中，蒋介石称高宗武为浙中健儿，高度肯定他能够迷途知返脱离汪伪集团，并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离开上海。看完之后，他激动地说：“蒋先生已经谅解了我的无知，我无后顾之忧了。谢谢徐先生，谢谢黄老先生。”
徐寄庼说：“你最应该感谢的，不是我和漱初先生，而是杜月笙先生。为了促成此事，他两次冒险飞往重庆，遭遇敌机，差点儿丢了性命。”
高宗武感叹说：“杜先生真是大仁大义之人啊！”
徐寄庼点了点头，说：“黄漱初先生已经派人潜回你的家乡，用运炭的小船偷偷地把你的家人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你离开上海的事，具体由杜先生的大弟子万墨林负责，到时候他会安排好一切的。还有，杜先生说，你离开上海的时候，如果能把密约带出来公之于众，那更是大功一件。” 高宗武说：“请转告杜先生，我就是拼上性命，也会把这件事情办好！”
汪方不想谈判了！这个消息传到日方，影佐慌了，马上去愚园路见汪精卫。见影佐来了，汪精卫很是激动，他讲了自己如何脱离重庆，如何响应近卫声明，一直说到“要纲”，声明他不能接受，最后说明他将要移居法租界，闭门思过。
影佐拿着纸笔，一边听，一边记。听着听着，他流出了眼泪。等汪精卫讲完，他说“要纲”是“兴亚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内阁设立的专业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提出的方案，确实有与近卫声明不相符合的地方。最后，他说：“汪先生，我愿意协助你迁居，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保护你和夫人迁出愚园路。然后，我立刻回东京，叩请近卫公出面干涉。”
被影佐这么一说，汪精卫没那么激动了。次日，他召集周佛海等人开会。他讲了一下昨天与影佐会谈的基本情况，讲到影佐一边记笔记一边流泪的事，说：“看来，影佐还是很有诚意的。”
陶希圣站起身来，愤愤地说：“汪主席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了？那是鳄鱼的眼泪！”
周佛海冷笑几声，说：“陶部长，你太刻薄了！对方表达诚意，我们怎么可以随便怀疑，随便否定呢？这样的态度，很不利于和平谈判！”
高宗武揶揄地说：“东京日本参谋本部里有美国课、中国课、印度课，等等，我相信还有个流泪课。这个课的课员们的专长就是用眼泪当武器，有时会达到效果。影佐将军曾经当过中国课的课长，我想他一定还兼任过流泪课的课长。”
高宗武的一番抢白，让周佛海很是尴尬，不知说什么好。他只好看着汪夫人，希望她能及时制止高宗武他们的错误想法。
陈璧君自然知道他的想法，便说：“影佐明天就带着我方提出的修正案回东京请示，我看迁居的事先搁着，等他回上海再说吧。”
汪夫人都这么说了，汪先生肯定不会反对。看着他们夫妇善变的脸，高宗武、陶希圣唯有苦笑。
几天后，影佐回到上海。可是，他的态度不但没有变软，反而更加强硬起来。因为，东京给他的指示，是绝对不许让步。从他回到上海那天到25日，双方的谈判完全陷入决裂，没有任何进展。
陶希圣、高宗武等人显示拒绝态度，坚持全部悬案没有得到日方让步之前，交涉不能继续。
见事情这样，汪精卫不得不求影佐说：“对梅华堂诸君从大局着眼的态度虽不胜感激，但我认为，不如就把成立政府的这种方式停下来。”
影佐很不耐烦，软硬兼施，逼迫汪方依照日方旨意，早日通过方案。
影佐从东京回来以后的态度的转变，以及加诸汪方代表的巨大压力，让高宗武感受到形势越来越严峻，到了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可是，所有的谈判都在汪精卫的住处进行。每次会议之后，汪精卫都会收集所有文件，哪怕是一张纸片也不许带走。所以，要想偷走密约，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想出默记这些文件的法子。可是，密约共有几十页，要想在短时间里记住，谈何容易？还有，这样整理出来的密约并非原件，在真实性上会大打折扣。
这天上午，汪精卫在寓所召开临时会议，说：“日方提出要求，说密约的中译本文字比日文原本严厉，要找一个人来更正一下。我看，宗武可以胜任，大家说可以吗？”
高宗武心中暗喜，嘴里却推辞说：“我不喜欢那些条文，这样大的责任推给我，太危险了！日本人可能会说我故意把条文改得比原文更加严厉。”
周佛海忙说：“在我们几个人中，只有你懂得日文和日本文化。如果找另外的懂日文的人，一时之间不好找，找到了也不保险。我看你就不要推辞了，大家都相信你。”
果然如高宗武所料，他越推辞，大家越坚持。最后，高宗武装作无可奈何，只得接受这个任务。见他终于同意了，汪精卫说：“宗武，为了保密，这个工作必须在我的寓所里完成，文件决不能带出我的房间。”
高宗武听了，心中就是一凉。因为这样的话，他不能把文件带出去，更不用说找机会偷偷地抄写一份了。
接下来，高宗武开始在汪精卫家校正条款。他一边默记着条款，一边等待机会。一天，一位从东京来上海的日本国会议员打电话到汪府，说要找高宗武谈谈。因为这位日本议员是重要人物，汪精卫便邀请他来汪府与高宗武见面。
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日本议员说他要回旅馆了。于是，高宗武拿起装有密约的公文包，很礼貌地送他。
到了旅馆，因为担心汪精卫起疑心，高宗武便在会客室里拨电话给汪精卫，说：“汪先生，刚才我匆忙间不小心把文件带了出来，你能不能马上派人来旅馆取回文件。如果不方便，我也可以在一小时之内把文件送回来。”
汪精卫听了，说：“文件在你手里，我放心。不急，你先好好陪着日本朋友。”
放下话筒，高宗武来到旅馆前门，叮嘱司机说他得陪陪日本朋友，要他在前门等。办完这件事，他马上赶到后门，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家里。一进屋，他就关上门，大声喊道：“惟瑜，快把相机找出来！”
听到喊声，沈惟瑜急忙找出相机，问他要拍什么。高宗武从包里拿出文件，说：“快，把所有的文件拍下来，一张不漏。”
于是，夫妻两个配合着把文件全部拍了下来。拍完后，高宗武叮嘱说：“惟瑜，拍文件的事你得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还有，如果有人问我刚才回家没有，你就说没有。”
说完，高宗武把文件装进公文包，又打出租车赶到内弟沈惟泰的住处，把底片交给他，要他冲洗后为他秘密保存。然后，他打出租车回到旅馆，借故进入日本议员的房间，聊了一会儿。确认没人从汪府来电找他之后，高宗武向日本议员告辞，从前门出去，上车吩咐司机回汪府。
“师母，师母！”随着这一声喊，一个年轻人急匆匆进来。陶希圣的妻子万如冰抬头一看，见是丈夫的学生鞠清远，忙说：“清远，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回来了？”
鞠清远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说：“是老师要我来的，这是老师的信。”说完，他把一封信递过去。 万如冰接过信，看完之后，脸色大变，把信给鞠清远看。鞠清远一看，也是脸色大变。因为，信上没说别的，只说事已至此，真是死路一条，或是触电死，或是投黄浦江死。
万如冰说：“清远，你老师还说什么了吗？”
鞠清远说：“陶老师说，谈判还在进行，听说年底前必须签字。”
万如冰说：“你老师去上海之前说过，汪先生决定组织成立伪政府的那一天，就是他陶希圣的死期。”
鞠清远听了，激动地说：“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得尽快想法子，在年底前将老师救出来。师母，我马上回上海，救老师去。”
万如冰忙阻止他，说：“你老师住在上海愚园路，那里除了‘76号’的特务，还有日本宪兵，你怎么救啊？如果能救出来，你老师就不会让你带这封信回了。”
鞠清远想想也是，可眼睁睁看着恩师死去，于心何忍。忍不住，他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万如冰说：“清远，你不用担心。过几天，我就带儿女们去上海。”
鞠清远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老师一人逃出来都难，师母怎么反而要把一家老小都送入魔窟。想到这，他忙提醒说：“师母和世兄都陷入虎口，又如何得了？”
万如冰解释说：“我全家人都去上海住下，汪精卫、周佛海他们才不会怀疑，‘76号’的特务才不会监视，你老师才有脱走的机会。”
鞠清远说：“您这样做，太危险了！”
万如冰说：“我不这样做，就救不出你老师。你老师已经铁下心不跟汪精卫走，要是不救他出来，他肯定会自杀的。我就是要和汪精卫进行一次豪赌，赌注就是我和我的五个儿女。”
见师母如此坚毅，鞠清远知道她已经下定了决心，只得说：“那我马上回上海，帮您在法租界华龙路租好房子。您上船后，发个电报给我，我好通知老师来接您。”
和鞠清远这样商定之后，万如冰分别去学校，帮孩子琴薰、泰来、恒生三人办好休学手续。12月11日早上七点，她带着五个孩子，拎着行李，在尖沙咀码头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两天后，也就是12月13日下午四点左右，万如冰一家大小六口人，乘船抵达上海滩十六铺码头。
见到妻子万如冰的瞬间，陶希圣怔住了。因为，她右手牵着四子晋生，左手抱着五子范生。在她的身后，是大女儿琴薰，还有二子泰来、三子恒生。她这不是亲手把孩子们往虎口里送吗？他一阵眩晕，差点儿昏倒。
“爸爸！”“爸爸！”孩子们欢呼着，跑了过来。听到孩子们的欢呼声，陶希圣急忙稳了稳神，拖着沉重的脚步，迎了上去。
等他们乐够了，站在一旁的周佛海才吩咐几个特务，要他们帮着拎行李。万如冰见了，忙警觉地说：“你们要干什么？”几个孩子也围上去，扯住行李不让他们拿。
陶希圣解释说：“如冰，这是周主任，他是来接你们的。”
万如冰听陶希圣讲过，周佛海是汪日“76号”特务机构的头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她冷冷地说：“接我们的？接我们去哪儿？”
周佛海满脸堆笑，说：“愚园路1136弄31号汪公馆，汪主席住那里，陶教授也住那里。”
就在周佛海说话的时候，孩子们打闹着，把他撞了一下。万如冰急忙喝住孩子们，说：“周主任，你看，我拖儿带女的，住到汪公馆去，这不是去害人吗？我看，还是另外租个房子好一些。”
陶希圣的妻子儿女全来了，他应该不会再生什么异心。另外，五个小孩子闹起来，确实烦人，会影响汪主席夫妇休息的。想到这儿，周佛海说：“陶夫人，你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汪主席，看他怎么说。”说完，他走到旁边，找了一个座机，请示汪精卫怎么办。
不一会儿，周佛海过来，说：“陶教授，汪主席同意你们在外面租住房子。不过，租住地得离愚园路近，方便联络。”
万如冰说：“这个当然，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环龙路租套房子。”
环龙路在法租界，距愚园路不远，方便监视。于是，周佛海同意了。随即，他请万如冰一家人上车，把他们送到环龙路路口。然后，他留下两个特务，要他们帮忙。
因为鞠清远已经安排好，很快，万如冰找到了租住的房子。特务们帮着把行李拎进去，准备离开。万如冰叫住他们，说：“谢谢了，不过，你们还得帮我一个忙。”
特务说：“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万如冰说：“我的三个孩子还要上学，我人生地不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学校。请你转告周主任，麻烦他帮我找一找学校。”
陶希圣忙说：“如冰，这样的事就别去麻烦周主任，还是我去找算了。”
万如冰瞪了他一眼，说：“我早就告诉你我和孩子要来上海长住，可你呢，房子没租好，学校也没联系好，什么都没做好，我不去麻烦周主任，又去麻烦谁？”
陶希圣被抢白了一顿，很是尴尬，不好再说什么。特务们见了，心头暗笑，说：“陶夫人，您放心，我们会转告周主任的。”说完，他们礼貌地告辞，出了房间。
万如冰急忙把房门关闭，然后，她快步走到窗口。很快，两个特务出现在街道。不过，他们没有离开，而是在附近转悠。很显然，这两个特务在监视他们。
陶希圣在房间里检查了一番，确定没有窃听器之后，他才一把拉住万如冰，急切地说：“这里是狼窝，死我一个就算了，你怎么把孩子们都带来了？”
万如冰说：“我已经打听清楚，愚园路是日租界，除了日本鬼子外，还有‘76号’特务机关的特务。你名义上住在那里，实际上是被软禁了。你想想，如果我不把孩子们带来，汪精卫能同意你搬出来？”
陶希圣流着泪，说：“用孩子们来换取我的自由，这代价太大了，我不愿意！”
万如冰伸出衣袖，揩去他脸上的泪水，说：“希圣，我这样做，为的就是不要你当汉奸。你放心，我的第一步已经顺利走出去，接下来，我不但要救你走，还要把孩子们安全送走。”
接下来几天，万如冰带着孩子们，在附近找学校。每次出门之前，她都叮嘱上学的三个孩子，要他们好好熟悉周围的情况，说回家之后，她要考谁的记忆力最好。 听到妈妈要考他们谁的记忆力最好，三个孩子很是卖力，一路走，一路记周围的地名和特征。回到家之后，万如冰就当天走过的地方提问，三个孩子都能很准确地答出来。不过，一连三天过去，孩子们上学的事还是没有着落。直到第四天，汪精卫出面协调，这个事情才得到解决。
晚上，万如冰特意多做了几个菜，想庆贺庆贺。可是，饭菜做好了，陶希圣却没回来。一直等到八点左右，他才到家，而且阴沉着脸。万如冰知道他不开心，忙叮嘱孩子们，不要吵闹，安安静静地吃饭，别去烦爸爸。
平日里，吃早餐的时候，爸爸已经出门。晚上，虽然爸爸一般会回家吃饭，可总是板着脸，很少说话。今儿个有喜事，怎么还得默默吃饭？吃着吃着，恒生忍不住说：“爸爸，明天我们上学，您总得送送我们吧！”
万如冰忙说：“爸爸很忙，哪有时间，明天我送你们！”
孩子们都来三四天了，还没陪过他们。陶希圣一阵愧疚，他放下筷子，笑了笑，说：“爸爸明天请假，送你们上学！”
孩子们听了，自然是一阵欢呼。然而，万如冰分明发现，他的脸部表情很僵硬，笑是强装出来的。孩子们吃完饭，只稍微玩了一会儿，便被她催着睡了。虽然，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但万如冰还是忍着没问。一直到睡觉的时候，她才说：“他们会同意你请假吗？”
陶希圣说：“不同意怎么样？大不了把我的命要去！说什么和平运动，其实是彻头彻尾的投降卖国。要是当初听从了你的劝告，我就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去死！”说完，他用拳头狠狠地击打自己的头部。
万如冰急忙死命揪住他的手，不让他自残。等他稍微平静下来，万如冰说：“希圣，明天我就给你去买票，你走！”
陶希圣摇了摇头，痛苦地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76号’特务机关的掌控之中，你怎么去买票？还有，即使我逃出了上海，你和孩子们怎么办？周佛海已经放出狠话，只要高宗武敢再反对，就把他杀了，然后给他开追悼会。你想想，要是我走了，他们会放过你和孩子们？”
高宗武是汪精卫最信任的人之一，连他都遭遇这样的死亡威胁，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一时之间，万如冰不好怎么安慰，只得默默不语。忽地，她想到了一个主意，说：“高宗武也不想跟汪精卫走，你可以和他通通气，看他怎么办？”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高宗武虽然反对和日本签卖国条约，可他还是和汪精卫走得很近，始终不离不弃。在这件事情上，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还难以捉摸。陶希圣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万如冰，问她怎么办。
万如冰想了想，说：“那你再观察几天，想办法摸清他的真实想法。”
陶希圣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连续几天的会议，一群人已是心力交瘁。28日这天，直到半夜，陶希圣才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环龙路的住处。一进门，他就一声不响地进了卧室，卸下随身佩戴的手枪。
万如冰接过手枪，把它搁在枕头边，关切地说：“希圣，你的脸色怎么这么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陶希圣有气无力地说：“谈判结束了，准备在31日签字。”
万如冰愣了一下，说：“陈公博的意见怎么样？”
陶希圣说：“他明天回香港。”
万如冰说：“陈公博走得了，你为什么不走，还要签字？”
陶希圣说：“他们不敢把陈公博怎么样，我不签字就得死在这里，‘76号’的计划也是先杀了我，然后开追悼会。我要是签字，比死还难看。”
听到这，万如冰咽了咽口水，说：“我用一家人的命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两个就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说完，她真拿起了枕头边的手枪，对着陶希圣。
“如果签字，我就成了出卖国家利益的历史罪人，还不如死了好。如冰，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陶希圣伸出手，把枪口抵在他的太阳穴处。然后，他闭上眼睛，静静地等死。
万如冰哆嗦着，泪水长流。过了好一会儿，她放下手枪，说：“希圣，从明天开始，你就装病，不去愚园路了。”
陶希圣睁开眼睛，苦笑一声，说：“我这个样子，还用得着装病吗？”
确实，他的脸色惨白，全身冰凉，精神状态极不好，已经是病怏怏的样子，哪里还用得着装？万如冰一阵心疼，一把抱住他，说：“明天我就去买船票，你先走！”
陶希圣急忙阻止，说：“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万如冰拢了拢头发，说：“汪精卫再狠心，总不至于对我和孩子们下手。要是你留在这里，肯定是死路一条。”
陶希圣摇了摇头，说：“我就是要走，也得先让你们母子平安离开上海。否则的话，我是不会走的。”
万如冰知道，如果没有万全之策，陶希圣就是死，也不会丢下他们母子离开的。
很快，31日到了。如果希圣不去，汪精卫肯定会派人来接的，怎么办啊？还没天亮，万如冰就已经醒来，想着这个问题。身旁的他，也在辗转反侧。很显然，他也醒了，在急这个问题。
要不，干脆把他的病弄重一些，根本去不了。万如冰急忙坐起身，把这个想法告诉陶希圣。
陶希圣“嗯”了一声，表示认可。可一时之间，怎么把病弄得更重一些？很快，他有了主意。他翻身起床，什么也不穿，躺到地板上。12月天，只穿着内衣内裤，又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怎么忍受得了啊？
屋里静悄悄的，万如冰能清晰地听到他因冷而发出的哆嗦声。虽然，她感到万分心痛，可为了躲过签字这一劫，她只能忍受着。
几个小时过去，天大亮了。这样一番折磨，本就有病的陶希圣自然更加病重。他的脸色更加苍白，嘴唇发紫，发着高烧。医生来了，检查之后，说陶希圣患了重感冒，需打点滴，卧床休息。
果然，十点钟左右，周佛海亲自坐车来接。见陶希圣病成那样子，他不好强求，只得作罢。等周佛海离去，夫妻俩相视一笑，但眼里都含着泪水。一直到天黑，陶希圣发着高烧，滴水未进。 孩子们知道父亲病重，都不吵闹，或者看书，或者玩耍。万如冰坐在一旁，心头凄凉。
“咚咚咚咚——”一阵敲门声起。
谁来了？万如冰惊了一跳，急忙下楼，悄悄地摸到门后。透过猫眼，她看到来访者居然是高宗武。他来当说客的吗？想到这儿，万如冰打开门，冷冷地说：“高司长，不好意思，希圣病了，不方便见您。”
高宗武讪讪地说：“陶教授今天没去签字，我也没去签字，我是和他商量怎么办的。”
他和希圣真的是一路人！万如冰一阵兴奋，急忙把高宗武引到楼上。然后，她快步走到窗前，看外面有什么动静。外面，有好几个人影在晃动。看样子，高宗武是被跟踪过来的。
万如冰拉起窗帘，来到楼下，一边拖地，一边警觉地听着外面的情况。
卧室里，高宗武坐在床前，陶希圣躺在床上，默默无语。过了好一会儿，陶希圣打破沉默，说：“高司长，你的处境很危险，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会动手，你怎么办？”
高宗武虽然知道陶希圣的意思，但还是试探着说：“你没有签字，我也没有签字，不是我该怎么办，而是我们该怎么办。”
陶希圣说：“不如我们离开上海？”
高宗武说：“那我们还等什么？”
陶希圣说：“1月1号、3号、7号有船去香港，我们搭乘哪一条？”
高宗武兴奋地说：“我的朋友万墨林先生已经帮我买了两张3号的船票，这天的船是美国总统号，日本人一般不敢惹。”
“你已经买好了票？”陶希圣兴奋地反问了一句，接着又摇头，表示不相信。
高宗武说：“到上海之后，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必须离开汪先生。他现在走的不是和平救国之路，而是投降卖国之路。我已经和杜月笙先生取得联系，做好了随时离开上海的准备。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没离开，就是还抱着一丝幻想，期待汪先生会悬崖勒马。现在，这丝幻想没了，我必须走！”
原来他一直在做离开汪精卫的准备！陶希圣激动地说：“好，就照你的办，坐3号的船出走，只是我担心——”
高宗武知道他担心什么，说：“我的手上有卖国条约的影印件，只要你我成功逃离上海，周佛海就不敢对你的家人下毒手。”
原来如此！陶希圣一阵兴奋，居然坐了起来。
元旦那天早上，万如冰催陶希圣早点儿起床，去给汪精卫他们拜年。陶希圣有些不理解，说：“我都病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去给他们拜年？”
万如冰说：“正是你病成这样，还去给他们拜年，就表明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减轻他们对你的怀疑，否则的话，你不可能顺利走出去。”
妻子的话很有道理，陶希圣欣然接受。八点左右，他拖着病体，到了汪精卫的住处。见他来了，汪精卫很高兴，急忙招呼他坐下。然后，他又询问他的病情，还问他有什么需要。
过了一会儿，周佛海、李士群等人纷纷登门，向汪精卫夫妇拜年。一时之间，汪宅非常热闹，充满了新年气息。正热闹着，陈璧君说：“陶部长，签约那天你缺席，今天你来了，正好在文件上补签名字。”
没想到陈璧君会提这样一个要求，陶希圣慌了手脚，身体竟然哆嗦起来。他稳了稳神，说：“汪夫人，我现在连握筷子都觉吃力，更不用说握笔了。这么重要的文件，要是我签了个歪歪斜斜的名字，很不好。”
汪精卫听了，说：“璧君，陶部长的身体还没恢复好，没必要急着签字，等他病好了再补签不迟。”
汪精卫已经许可，陈璧君不好强求，只得作罢。
拜年的任务已经完成，陶希圣以身体不好为由，急忙提出告辞。周佛海送他到门口，说：“陶部长，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陶希圣知道他话中有话，故意装傻说：“多谢周主任关心，我这身体，不知道哪天命就没了。”
周佛海说：“日方在催着要这份密约，你和高司长都不签字，汪主席很为难啊。”
陶希圣说：“我病好了，就会过来签的。”
“那就好，那就好！”周佛海说，“为了让陶部长的身体尽快好起来，汪主席说了，这几天给你配个专车。李胖，过来一下。”随着他的喊声，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子小跑着过来，点头哈腰地站在面前。
周佛海说：“陶部长，他叫李胖，是你的专职司机。以后你出门，由他负责驾车，不用搭乘公交车。”
这明显是安插眼线！陶希圣知道无法拒绝，便假装高兴地说：“太谢谢周主任了，改天我一定请周主任吃饭。”
小车载着陶希圣，驶进环龙路的住处。见爸爸从小车上下来，孩子们感到很好奇，纷纷凑过去，这里看看，那里摸摸。陶希圣故意大声说道：“孩子们，以后你们想去哪儿，有专车送啰。”
万如冰从屋里出来，责骂道：“爸爸的车子能乱动吗？泰来，还不带着弟弟们玩去。”听到妈妈责骂，泰来急忙朝弟弟们使眼色，带着他们离开。
等李胖驾车离去，万如冰急忙把陶希圣扯进房间，问是怎么回事。得知情况，她焦急地说：“一出门就得坐车，你怎么甩掉特务？”
“我已经想好了！”说完，陶希圣在她耳旁嘀咕了一会儿。
万如冰听了，很是高兴，说：“这个主意好，明天我带琴薰去宗武家拜年，顺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他。”
1月3日上午九点，陶希圣西装革履。他深情地拥了拥妻子，出了住处。马上，李胖过来，说：“陶部长，您要去哪？”
陶希圣说：“我约了几个朋友，在和平饭店吃中餐。”李胖听了，马上驾车，把陶希圣送到和平饭店前。
陶希圣说：“李胖，今天我约的是几个重要客人，你就别跟着上去了。这是五十块钱，你就在附近吃个饭。”说完，他把钱递过去。
和平饭店是大上海最高档的饭店，能去这地方吃饭的自然不是一般人。听陶希圣这么说，李胖自然不好跟着去。他接过钱，说：“谢谢陶部长，我还是在车里等吧，到时候您给我带个盒饭。”
陶希圣不再理睬，下了车，大步朝饭店走去。一进大厅，他马上找到后门，走了出去。后门不远处，一辆出租车停在那里。见到陶希圣，司机马上下车，迎上去说：“陶教授，万先生派我来接您。” 在出租车的不远处，站着好几个人。这些人，都是万墨林安排接应的枪手。因为事先已经知晓情况，陶希圣没有犹豫，马上上车。出租车发动，载着他朝十六铺码头驶去。
大约十一时许，陶希圣赶到了黄浦滩码头。经过稽查口的时候，他压了压礼帽，把船票递给执勤的日本兵。日本兵看了下船票，见是上等舱的，马上示意陶希圣过去。
上船后，陶希圣找到自己的舱位。因为担心特务，他不敢去找高宗武。直到轮船准时启航，陶希圣才松了口气。然后，他去服务台，想通过他们查一下高宗武在哪个舱位。没想到，查来查去，就是没查到高宗武这个名字。
难道高宗武没有逃出来？陶希圣心头一凉。正在惊慌的时候，他忽地想起，为了安全起见，他俩用的都是假名字，可高宗武用的是什么假名字，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直到第二天上午，陶希圣才在甲板上见到高宗武。终于成功逃离上海！两个人自然是欣喜万分。
1月5日下午，万如冰终于收到陶希圣已经安全抵达香港的电报。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下，可是，另外一种担忧又涌上她的心头。因为，自从陶希圣失踪后，泰来他们上学放学，每次都由“76号”派司机负责接送。家门前的巷子里，增加了许多便衣特务。
无论怎样，我都要带孩子们逃走！
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万如冰表面上若无其事，但内心越来越不安起来。12日那天，一家人都不出门，呆在家里。中午，周佛海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她马上把家搬到愚园路去，并且告诉她已经派车，很快就会到她的住处，要她做好准备。
万如冰知道，如果一家人搬进愚园路，那就绝对摆脱不了特务们的控制，没有机会逃离上海了。怎么办？情急之下，她抓起电话，直接打到汪公馆，说要找汪先生。
电话是陈璧君接的，听到是个女人的声音，她有些诧异，说：“你是谁？”
万如冰说：“我是陶希圣的妻子万如冰，我想见您。”
陈璧君也想见她，自然答应。于是，万如冰带着琴薰，坐了“76号”的车，径直去了汪公馆。
万如冰是旧式女人，极少在公开场合出现过，所以没人认识她。见到她后，陈璧君有些怀疑，说：“你真是陶太太？”
万如冰说：“是的，汪夫人。”
陈璧君说：“那么，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万如冰说：“我家先生已经走了好几天，我很怕他在香港会见什么人，讲什么话，坏了汪先生的大事。我想去香港，把他拉回来。”
把陶希圣拉回上海，这正是陈璧君想的。不过，她不相信万如冰的话，说：“你用不着自己去，派一个学生去就可以了。”
万如冰说：“学生的话他不会相信，只有我去劝才能够让他回来。”
陈璧君冷笑一声，说：“陶太太，你这番话还是留着蒙小孩子吧。”
万如冰说：“我怎么是蒙您呢？我们来上海只有两个星期，若是我家先生有走的打算，他怎么会接我们来这里？我带两个小的去香港，三个大的继续留在这里读书，只是得烦汪夫人和汪先生给予照顾。”
这番话合情合理，让陈璧君去了戒心。她想了下，说：“这事我作不了主，得问问汪先生。”
陈璧君还没上楼，汪精卫就从楼上下来，说：“陶太太，这个事我还得想想。”
这时，一个副官进来，递给汪精卫一封信。汪精卫打开信，扫视一下，马上脸色大变。原来，那封信是陶希圣发来的电报，请求他保护他家人的安全，否则他只有走极端，公开讲话。
这正是汪精卫最为担心的事！他按了按太阳穴，说：“陶太太，就照你说的办。你到香港后，一个星期之内，给我个准信，否则就别怪我翻脸无情。”说完，他还批给万如冰一笔钱作路费。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月13日，汪精卫特意派了辆汽车，送万如冰母子到十六铺码头。上了船之后，看着琴薰带着两个弟弟站在码头，万如冰泪如雨下。因为，她知道，这一走极有可能就是永别。
后来，在万墨林的精心策划下，陶家三姐弟分三路成功逃出魔窟。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公布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摄影件。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重庆《大公报》该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汪伪卖国密约将密摄照片呈送。”
“汪日密约”的公布，让中国人民看清楚了日本想亡我中国的真实意图，给汪伪逆流以沉重打击，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决心。这一事件，史称“高陶事件”，因其意义重大，所以也称“小西安事变”。
舍本逐末，汪精卫步步妥协。国将不国，高陶改过不吝，
披露卖国契约，举世哗然。非常年代，高陶壮举令人击节称叹，
史称“高陶事件”，又因意义重大，被称为“小西安事变”……
1938年12月18日上午，寒气袭人。重庆珊瑚坝机场戒备森严，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10时左右，一辆吉普车疾驰而来，“嘎”的一声停靠在候机厅入口处。
在贴身卫士桂连轩的陪同下，西装革履的汪精卫从吉普车上下来，快步进了候机厅。见他来了，先一步前来候机的陈璧君（汪的妻子）带着亲信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女婿何文杰、侄子陈常焘等人迎了上去。
汪精卫没有停住脚步，只朝他们挥了挥手，便朝登机入口走去。这时，航空检查所所长姚悟千带着几个军统特务急匆匆过来，拦住汪精卫一行，说：“汪副总裁，您没有特别通行证，暂时不能登机。”
汪精卫瞪了他一眼，说：“我是去昆明演讲，是什么人下的命令不能登机？让开！”
汪精卫是副总裁，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即便是军统局局长戴笠本人，也不敢当面阻拦，更何况是几个小特务。听到呵斥，姚悟千几个慌忙站到一旁，目送他们进了登机口。
“终于出来了！”坐下之后，汪精卫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根据11月汪日双方秘密签订的《重光堂协定》，他应该在12月8日离开重庆，因为担心被蒋介石发现，他只得再三推迟。正想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啪”的一个立正，说：“汪主席好！您这是去哪儿啊？”
此人是空军司令周至柔，他怎么也在飞机上？难道是老蒋派他来监视我的？汪精卫心中一惊，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好。陈璧君在一旁忙说：“汪主席应云南龙云主席的邀请，去昆明讲演。周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
周至柔满脸堆笑，说：“回汪夫人的话，卑职去昆明航校出一趟公差。”
汪精卫松了口气，说：“周司令，飞机就要起飞了，你回座位吧。”周至柔答应一声，回自己座位去了。很快，飞机起飞，慢慢升上空中。
大约15分钟后，周至柔忽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汪主席，我给您作汇报表演去！”说完，他不等汪精卫回应，便起身朝驾驶室走去。
是不是周至柔接到老蒋的指令，准备驾机返航？陈璧君一阵紧张，急忙和曾仲鸣商量怎么办。曾仲鸣想了想，掏出笔记本，快速撕下一页，在上面写道：“密切注视，如果航向转变，连轩立刻把周至柔击毙，文杰和常焘保护主席夫妇。”
纸条在同伙中传阅，机舱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过了一段时间，陈璧君透过机窗，细细看了一下下面，不由大惊失色，说：“怎么飞回重庆了？”听到这话，曾仲鸣、桂连轩等人马上把手插进口袋，紧紧握住手枪。
坐在前面的乘务员听了，忙解释说：“汪夫人，这是沱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不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
汪精卫听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说：“航向没错，刚才经过的地方确实是泸州。”
原来是虚惊一场！陈璧君尴尬地笑了笑。
直到飞机到了云南上空，周至柔才离开驾驶室，回到机舱。他站到汪精卫面前，哈着腰笑道：“报告汪主席，周至柔汇报表演完毕，您看我这个航空兵合不合格？”
因为被他吓了一跳，汪精卫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强装笑脸，说：“合格，合格，当然合格！”
下午一点左右，飞机终于在昆明机场徐徐降落。待乘务员说可以下机了，汪精卫才起身。正要下机，他却看到外面人山人海，彩旗飘扬，还听到有“热烈欢迎汪主席”的欢呼声。
汪精卫面露不悦，坐回座位。曾仲鸣急忙过去，悄声问他是不是身体不适。
汪精卫按了按太阳穴，说：“我是秘密出走，怎么可以大张旗鼓，弄得人人皆知？仲鸣，你去告诉龙将军，就说我因飞机颠簸得太厉害，感觉很不舒服，见不了客，只要他一个人来就可以了。”
曾仲鸣马上明白过来，答应一声，下机落实去了。很快，人群散去，机场恢复平静。确定没有欢迎的人群之后，汪精卫才下飞机，乘专车前往龙公馆。
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进行了数小时的密谈。他详谈了此行的前因后果和全部计划，并且征询了龙云的意见。龙云听后，表示完全支持汪精卫的想法和行动。
次日下午五点半，在龙云的协助下，汪精卫夫妇包机抵达越南河内。随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曾仲鸣、周佛海（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历史学家、国民党参议员兼艺文研究会设计总干事）、陈君慧（陈璧君的弟弟）等十余人。因为天气不好，陈公博（四川省党部主任）推迟至21日才从成都经昆明赶到河内。
根据《重光堂协定》，为配合汪精卫离开重庆，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开记者会，发表和平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和平条件，希望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查遍了近卫文麿声明的内容，汪精卫找不到任何关于日方撤兵的文字。他虽感震惊，但还是依照秘密协定，在卧榻上起草声明，呼吁重庆方面打开和议之门，另外自行加上“日本军队全部从中国撤出，必须普遍而迅速”的字样，算是对国内有个交代。
因为河内条件不好，29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着汪精卫拟定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声明（即臭名昭著的“艳电”），乘飞机到达香港。31日，该声明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全文刊出。周佛海、陶希圣二人暂时留居香港九龙约道5号。
1939年1月1日，蒋介石召开临时联席会议，作出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定。4日，日本政坛发生剧变——首相近卫文麿辞职。
蒋介石的反应自然是意料之中，可近卫辞职全然出乎意料，这让汪精卫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 处在内外交困的汪精卫急召还在香港的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来河内，以求应对之策。多方磋商之后，2月21日，受汪精卫的委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先后与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等军政首脑会见，详谈了汪精卫提出的和平运动方案。3月16日，高宗武从日本横滨出发，秘密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加菲尔德总统号”轮船。
下午四点过十分，“加菲尔德总统号”轮船准时抛锚靠岸。身形瘦小的高宗武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拎着手提包，随着人流下了轮船。出了码头，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往九龙约道5号。
下车后，高宗武警觉地看了看周围，感觉没人跟踪，他才抬起脚步，朝九龙约道5号走去。快到大门口的时候，陶希圣迎面走来，大声招呼说：“高司长，你终于回来了！”
高宗武急忙快走几步，握住他的手，说：“陶教授，走，我们进屋说去。”
两个人寒暄几句，朝里面走去。突然，一个中年男子猛地从旁边的小巷子冲了出来，重重地撞在陶希圣身上。陶希圣“哎哟”一声，倒在了地上。高宗武见了，急忙转过身，想去扶起他。
就在他弯腰的时候，中年男子一把揪住他的手提包狠命一扯。因为高宗武把手提包的带子套在手腕上，这一扯，手提包没有扯脱，倒把人扯了一个趔趄。
抢劫！高宗武心中一紧，忙一把抱住手提包。中年男子又狠命抢了几次，见抢夺不了，他抡起拳头，朝高宗武一顿猛揍，想逼他放手。不管对方怎么揍，高宗武死命抱住手提包，就是不放手。
陶希圣从地上爬起来，扶了扶眼镜，见高宗武被打，慌忙大声呼救。见势不妙，中年男子只得放手，仓皇逃跑。
终于护住手提包了！高宗武一阵眩晕，昏倒在地。陶希圣见状，急忙把他送往医院。
晚上十点左右，高宗武终于醒来了。陪在一旁的沈惟瑜（高宗武之妻）拉着他的手，关切地问：“宗武，感觉怎么样？”
高宗武说：“好多了，我的包呢？”
陶希圣说：“我把包藏好了，你放心。那里面是什么东西，你这么死命护着？”
高宗武说：“这次去东京，我先后拜访了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等军政首脑，和他们详谈了汪先生提出的和谈方案。我终于看出来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控制汪先生，利用他作武器，逼迫蒋先生谈和。如果达不到目的，他们就会扶持汪先生建立傀儡政权。”
陶希圣倒吸了一口凉气，说：“你是说，和谈只是日本人的一个幌子，他们的目的是引诱汪主席，达到奴役我们中国的目的？”
高宗武说：“你分析得没错，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劝汪先生中止与日本人谈判。我得马上去河内，把这些谈话材料交给汪先生，让他看清楚日本人的真实意图。”说完，他挣扎着想坐起身来。
沈惟瑜急忙扶起他，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去得了？曾夫人（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明天去河内，资料可以托她带去。”
高宗武咳嗽了一会儿，说：“也可以，你去帮我准备纸和笔，我得把这些谈话记录写成报告，让汪先生知晓日本人的险恶用心。”
陶希圣劝道：“你的身体这么虚弱，还是明天再写吧，我要君璧缓一天再走。”
高宗武坚持说：“我这次被袭击，极有可能是日本特务干的，他们就是想让汪先生看不到或者晚一点看到这些谈话记录。所以，我得尽快让汪先生知道日本人的真实意图，一刻也不能耽搁。”
见高宗武如此坚持，沈惟瑜不好再反对，只得找来笔和纸，让他连夜整理。
河内高朗街别墅区27号楼三楼卧室里，汪精卫闷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
陈璧君进来，叹息一声，说：“兆铭，你总是这样坐着，会坐出病的。今天天气好，我陪你到外面走走，好吗？”汪精卫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坐着，情绪极度低落。
丈夫的这种精神状态，做妻子的当然能够理解。汪精卫原以为，只要他发表了响应近卫文麿三原则的求和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缵绪、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等人都会追随他，相继采取行动，使抗日阵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他取而代之，挽狂澜于即倒。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些人不但没跟着他行动，还加入了声讨他的行列。高宗武去日本半个多月了，也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日本人现在到底持什么态度。堂堂的原国民党副总裁，竟落得如此下场，怎不让他情绪低落？
想到这儿，陈璧君劝道：“兆铭，我们这样一直等着也不是办法，得主动出击，才会有出路。”
“主动出击？”汪精卫摇了摇头，“现在日方态度不明，等宗武回来了再说吧。”
陈璧君说：“宗武已经回了香港，只是旧病复发，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不过，你想要的东西，他会托君壁带来的。”她没把高宗武遇袭的事讲出来，免得刺激他，让他难受。
“那就好，那就好！”汪精卫的精神为之一振。
正说着，汪文惺进来，轻声说：“父亲，十一姑（方君璧）来了。”
汪精卫马上起身，说：“我马上下去，要她在客厅等。”说完，他接过陈璧君递来的衣服，快速穿上，下楼去了。
一楼客厅里，方君璧站在那里，曾仲鸣则坐在一旁抽烟。见汪精卫下楼，她迎上去，说：“汪主席，打扰您休息了！”
汪精卫笑呵呵地说：“没事，没事，宗武的东西呢？”
听到这句话，曾仲鸣马上起身，把手里的牛皮纸袋送过去。汪精卫接过牛皮纸袋，松开线，想拿出里面的资料看。刚拿出一半资料，他觉得自己的表现有点儿迫不及待，便又把资料塞进去，故作淡定地说：“仲鸣，君璧刚来，你去安排一下，今天我们一起去三桃山散散心，暂时不谈正事。”
三桃山在河内郊区，是河内的避暑胜地。听说去那里，陈璧君马上响应说：“太好了，我换衣服去！”说完，她身子一扭，上楼换衣服去了。
曾仲鸣则说：“汪主席，我看还是不去为好，您拒绝了重庆方面的请求，我担心他们会对您采取下三烂的手段。先生的身体是属于四万万同胞的，请千万珍惜，不可随便。” 前几天，谷正鼎带着蒋介石的指示来河内，劝汪精卫放弃与日本和谈的主张，去欧洲疗养，并提供三张护照和50万元的支票。但是，他不但没接受，还痛骂了谷正鼎一顿。
想到这儿，汪精卫犹豫起来。可是，见穿戴一新的陈璧君已经下来，他又不好改变主意，只得说：“你放心，老蒋还不至于卑劣到如此地步。”
陈璧君也在一旁帮衬说：“我们快去快回，没事的。”
见他们夫妇坚持，曾仲鸣不好再反对，只得去准备。很快，两辆车驶出高朗街27号楼，开往三桃山避暑胜地。车到达莫桥头的时候被阻住了，因为桥上正在搞维修。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车辆才放行。
慢慢地，道路开始畅通，车辆渐渐加速。正行进中，一辆警车鸣着警笛，呜呜地超过汪精卫的车队，硬生生地在前面停下。两辆车紧急停住。随即，一个法国警察下车，大步朝车队走来。
他想干什么？曾仲鸣马上下车，拦在车前，不让他靠近。警察只得站住，朝汪精卫他们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曾仲鸣懂法语，他听懂了警察说的内容，慌忙走到汪精卫的车窗前，说：“这个法国警察说，他们接到可靠情报，有人想刺杀您，请您马上回去，警方会在高朗街一带增派警力，保证您的安全。”
这样的话从警察口中说出，不由汪精卫不信。他叹了口气，说：“回吧！”
回到住处，汪精卫直奔卧室，拿出高宗武写的那份报告和相关材料，细细地看了一遍。
“日本人误我啊！”看完之后，他一声悲叹，陷入痛苦状态。他这才知道，小日本的目的是要拿他当傀儡！
何去何从？坐在那里，汪精卫痛苦地想着，想找出一个最佳答案。想了好久，他依然没有任何想法。他把曾仲鸣叫上来，给他看高宗武提供的材料。
看完之后，曾仲鸣也吓了一跳，说：“日本人答应撤兵，您才出走河内的，到河内之后，他们却只字不提撤兵一事；日本人同意让您组建独立的中央政府，您才答应出面负责的。可真的把组府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又改变想法。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啊？”
汪精卫说：“长沙会战失败，武汉会战失败，老蒋在军事上接连失败，撑大了日本人的胃口。现在他们想的，就是怎么独霸我们中国。”
曾仲鸣试探着说：“那您打算如何应对当下的局面？”
汪精卫叹了口气，说：“再走下去，我就真成了卖国贼，坐实老蒋对我的诬陷了。我的想法是中止与日本人的和谈，远走欧洲算了。老蒋如果把党国搞好了，我就终生不再回国，如果搞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的。”
“我不同意！”陈璧君进来道，“兆铭，你想想，现在出走欧洲，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你前前后后去过八次欧洲，可每次都是光明正大地去，又光明正大地回。可是，这次不同了，你现在被定性为通敌求降，你若去了欧洲，那不是因为叛国被逼出逃吗？如此一来，你还会有翻身的机会吗？”
陈璧君这么一说，汪精卫又不好拿主意了。天色渐渐地暗下去，佣人上来，说可以吃晚饭了。汪精卫本不愿意的，但想到方君璧在，还是勉强下了楼。吃完饭，大伙聊了几句，觉得没趣，便纷纷散了。
曾仲鸣夫妇也起身，准备去他的租住地——中都酒店歇息。汪精卫忙说：“仲鸣、君璧肯定累了，今晚就别过去，睡我这里。”
方君璧说：“这不好吧，怕吵着您和夫人。”
陈璧君说：“没事，你们睡27号楼，我们睡25号楼，互不干扰，都可以睡安稳觉。”
见他们夫妇强留，曾仲鸣夫妇不好拒绝，便点头答应。当即，汪精卫夫妇带着曾仲鸣一家人到27号楼的三楼卧室。然后，他们夫妇朝25号楼走去。在过过道门的时候，陈璧君还顺便把门关上，插上插销。
25号楼三楼后房睡的是汪文惺夫妇，里面的灯已经熄了。进了前房，汪精卫本想再和陈璧君聊聊高宗武的报告，见她心情不好，只得睡觉。因为有心事，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迷迷糊糊中，汪精卫被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惊醒。好像是爆竹声！他一想，感觉不对。现在是三月下旬，又不是在国内，谁会深更半夜放爆竹？他有种不祥的感觉，急忙下床，打开门张望。
何文杰在门口张望，汪精卫忙问是怎么回事。
“只怕是有人来捣乱。”何文杰也感觉有点儿不对劲，把汪文惺推进前房，“你去爸爸房间，千万不要出来，我去看看。”说完，他摸索着走了出去。但很快，他返回房间，把门关好，大惊失色地说：“来了刺客，千万别出声！”
原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是枪声。
越南是法国人的殖民地，根据他们的规定，任何非法国人都不许持有枪支。所以，汪精卫他们都没有枪支。根据枪声判断，刺客持有的是可以连发的自动枪。刺客冲进来，众人肯定是死路一条！想到这儿，汪精卫心中一紧，急忙靠着墙壁坐下。
忽地又是一阵枪声，随后是一阵猛烈的砸门声，紧接着又是一阵激烈的枪声，至少持续了一分多钟。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再也没了动静。
很明显，事情发生在27号楼。何文杰站起身，壮着胆子打开门，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骇然看到曾仲鸣夫妇躺在血泊中。
经过四五天的治疗，高宗武终于感觉好了许多。21日上午，他打完吊针，由沈惟瑜陪着，在医院里面散步。
陶希圣急匆匆赶过来，说：“高司长，出大事了！”
高宗武愣了一下，说：“什么大事？”
陶希圣说：“汪主席在河内遇刺！”
高宗武惊了一大跳，一把揪住陶希圣，说：“情况怎么样？”
陶希圣说：“汪主席倒是躲过去了，仲鸣遇刺身亡，曾夫人身中数弹，正在医院抢救。”
高宗武说：“是谁如此卑鄙，使用这样下三烂的手段？”
陶希圣说：“这还用问，肯定是蒋先生。”
“这不可能，蒋先生没这个必要！”高宗武摇了摇头，“肯定是日本人，他们想离间汪先生与蒋先生的关系，让汪先生铁了心跟着他们走。”
陶希圣冷笑一声，说：“高司长，你太幼稚了。走，周部长要我们赶快去他的住宅开会。”说完，他扭头就走。高宗武见了，急忙跟上去。 沈惟瑜一把扯住他，说：“宗武，你的病还没好呢。”
高宗武说：“你帮我办出院手续，在家等我。”说完，他推脱她的手，急匆匆走了。
很快，高宗武、陶希圣赶到了周佛海的住处——九龙太子道。除了主人周佛海之外，里面还有梅思平、何炳贤等人。见他俩进来，周佛海就连连招手，说：“高司长、陶教授，你们来了，快快请坐。”
等他俩坐下后，周佛海神情肃然地说：“今天凌晨两点左右，几个暴徒闯入汪主席在河内的住所，进行行刺，跟随汪主席多年的曾仲鸣先生因伤重逝世，他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正在医院抢救。庆幸的是，汪主席躲过了暗杀，毫发无损。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我召集大家来，就是想听下大家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周佛海的话音一落，陶希圣就说：“不论是主战还是主和，都是为了国家的存亡，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汪主席提出主和意见，是希望由政府和谈，而不是由他自己去主和，即使政府认为不妥，对于一个陈述国事主张的人，中央已经作出严厉处分，为什么还要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我的意见，对于重庆方面的这种卑劣行径，应马上在报上刊文声讨。”
如果在报上刊文声讨，不就等于完全与蒋介石撕破脸了吗？想到这儿，高宗武忙说：“陶教授，这事还需商榷，不可贸然行事。河内暗杀，到底是不是重庆方面所为，现在还不清楚！”
周佛海冷笑几声，说：“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日本人有必要这么干吗？共产党敢这么干吗？只有蒋介石！他想借这个机会，置汪主席于死地，达到清除政敌的目的。陶教授，我认可你的建议，由你主笔，今天写好，明天见报。”
得到许可后，陶希圣马上找来纸笔，坐在沙发上，俯身矮茶几，奋笔疾书。很快，在大伙的议论声中，一篇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的文章写成。
次日，这篇文章以社论的形式，刊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同一天，汪精卫夫妇和方君璧联名在《南华日报》上刊登讣闻，内容为：“曾仲鸣先生于3月21日上午三时在河内寓所为凶徒阻击，下午四时半伤重逝世。曾先生努力国事20余年，兹卒以身殉国哀此讣闻。”
接下来几天，《南华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与河内暗杀事件有关的社论，严厉谴责重庆国民政府暗杀不同政见者的卑劣行为。汪精卫更是在报上撰文《举一个例》，除对重庆国民政府谋刺事件表示愤怒外，他还公布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会议记录，证明与日谋和是最高当局的一致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想法，揭露了蒋介石的求和企图。
到西南建立与老蒋对抗的政权已不可能，在河内呆下去又有性命之忧，汪精卫心头焦躁，连连发电报给在香港的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要他们赶快想出办法，找到出路。
几天后，汪精卫接到香港方面联名发来的电报，建议他去香港，或者去上海。
接到电报后，汪精卫马上和陈璧君等人商量，如何取舍。陈璧君说：“香港虽然好，而且日本政府应我们的要求，调派我们比较熟悉的田尻爱义出任总领事，但是，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公博他们都难以开展活动，你去了会有安全保障？”
汪精卫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去上海？”
陈璧君点了点头，说：“上海虽然有日本军队，但这个地方又不完全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因为英法美等国的公共租界区还很大，裁判权仍然在外国人手中。如果我们去上海，民众就不会认为你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下搞和平运动。”
“知我者，夫人也！”汪精卫连连点头，表示认可。
陈璧君说：“兆铭，你要周部长他们尽快赶到上海，为你前往上海做好准备工作。”
汪精卫点了点头，当即要副官发电报给周佛海等人，催他们尽快赶到上海，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坐等周佛海他们发来好消息。
这日下午，汪精卫夫妇正在院子里乘凉，汪文惺进来，说：“父亲，高司长来了电报。”
汪精卫没有接电报，而是说：“读给我听。”
汪文惺拿起电报，读了起来：“我的东京之行令我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务人员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北平傀儡王克敏因被日本人欺骗而每天以泪洗面，我不要我的朋友汪先生成为王克敏第二，或者溥仪第二。听说日本人要来河内见您，您千万别和他们见面，已经没这个必要了。”
陈璧君听了，皱了皱眉头，说：“这个高宗武，先是要你别去上海，现在又阻止你和日本人见面，还说出如此难听的话，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汪精卫叹了口气，说：“宗武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我们还是慎重一点儿为好。”
陈璧君冷笑一声，说：“兆铭，老蒋搞次暗杀，就让你害怕了？”
听到这话，汪精卫马上气愤起来，说：“我和日本人搞和谈，怎么是卖国投降呢？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老蒋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文麿声明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为什么却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我只是想让我们中国得以复苏，得以复兴。我一定会坚持到底，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不会因为老蒋的加害放弃我的主张，也不会因为别人的造谣中伤改变我的想法！”
对于汪精卫的性格，陈璧君自然了如指掌。关键时刻，只要她鼓鼓劲，他肯定会听从她的。只是近卫文麿下台，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似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一直没有派人来谈。想到这儿，她不无担心地说：“我们来河内快四个月了，日本方面没有一点儿积极举动，是不是他们不想和谈了？”
汪精卫摇了摇头，说：“应该不可能，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日本最大的对手是美国，而不是我们中国。如果不是老蒋在军事上一再失利，他们早就争取主动，和我来谈了。”
陈璧君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干脆另立中央，建立一个和平的国民政府，逼老蒋下台。”
“什么？”听到这话，汪精卫惊了一跳。“宁汉分裂”的结局让他至今心有余悸，另立中央是一步险棋，轻易不能走。 汪精卫正想着，外面传来几声汽车喇叭声。接着，桂连轩进来报告，说有两个日本人求见。
汪精卫看着陈璧君，见她点头，便说：“请他们到客厅里坐，我马上到。”说完，他起身回到楼上，换上西装，来到客厅。
见他来了，客厅里的两个日本人马上起身，用中国话作自我介绍，一个自称是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另一个自称是众议院议员犬养健。
看来，这两个日本人是中国通。汪精卫客气地请他们坐下，说：“两位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影佐祯昭说：“听说汪先生在河内遇险，帝国马上组织召开五相会议，命令我们前来河内，帮助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河内刺杀竟然让日本政府特意召开了五相会议，看来和谈有望！汪精卫一阵激动，他压了压惊喜，故意说：“我一个在野村夫，哪里值得贵国政府如此看重？”
影佐祯昭说：“汪先生，您谦虚了。照当前局势来看，只有您才能救中国。只要您出面，我们日方愿意满足您的任何要求。”
“真的？”汪精卫按捺不住喜悦，“如果真是这样，这事就有商量的余地了。”
影佐祯昭说：“有什么具体要求，您提出来。”
汪精卫咳嗽几声，说：“为了更好地推进中日和平，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中国和平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经毫无意义，从而迫使重庆方面转向和平路线。”
汪精卫的这个说法大大超出了影佐祯昭的意料，他和犬养健交流了一下眼神，为难地说：“汪先生，这个主意是不错。不过，这次我们的任务只是奉命来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所以，对于您的建议，我没有权力作出答复。”
汪精卫有些懊恼，说：“希望贵国政府拿出和平诚意，接受我这个建议。”
犬养健说：“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我帝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汪精卫说：“主要是希望贵国政府能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卖国投降。对于国人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所以，在和平运动过程中，我必定会遭到严厉的批评，比如说卖国贼、汉奸等等。但我已经做好了挨骂的思想准备，我将把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往我所相信的和平而迈进。”
汪精卫的一番陈词，让影佐祯昭大为感动，他说：“汪先生，有您这样的赤胆忠心，中日和平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请您放心，我和犬养健阁下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绝不让您失望！”
听到这样的承诺，汪精卫也大为感动。
接下来，影佐祯昭、犬养健劝汪精卫尽快搭乘他们的轮船离开河内去上海，并承诺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汪精卫答应可以随行，但坚持自己租条法国船。于是，双方约定，在4月27日，各自乘各自的船，结伴离开河内，前往上海。
因为周佛海、梅思平夫妇的离去，住所里显得空荡荡的，很是冷清。沈惟瑜拎起手提包，推了推坐在椅子上的高宗武，说：“你都坐了一上午了，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高宗武叹了口气，说：“走吧，走吧！”说完，他站起身来，抽出旅行箱的拉杆，准备出门。
“等一下！”随着这个声音，几个大汉走了进来。然后，一个五十出头的单瘦男人不紧不慢地走进来。
高宗武急忙把沈惟瑜护在身后，紧张地说：“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单瘦男人抬了抬手，说：“我是杜月笙。”
杜月笙，上海青帮头目，跺一下脚可以让上海滩颤三颤的大人物。日本侵占了上海，他被迫逃亡，避居香港。听到这个名字，高宗武陡然一惊，惊诧地说：“原来是杜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吗？”
杜月笙说：“上海你去不得！”
我去上海的事没告诉过外人，买票也是秘密进行，他是怎么知道的？高宗武愣了一下，支吾着说：“您是怎么知道的？”
杜月笙说：“我还知道你是乘坐5月3日上午10时20分的黄龙号油轮，将于两日后抵达上海。高先生，我说得没错吧？”
杜月笙对自己的行踪了如指掌，再隐瞒下去没有任何意义。高宗武只得点头，说：“没错，汪先生催我，我不能不去。”
杜月笙冷笑几声，说：“汪先生走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在上海经历了‘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我知道小日本的心思，他们的胃口大得很，怎么会让汪先生搞什么和平呢？你留在香港，还可以帮我做些抗日方面的事，去上海，那是绝路一条。”
“跟您说老实话，我非去上海不可！”高宗武咬了咬牙，坚定地说，“我的好几个朋友已经在路上，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还会采取断然措施的！”
杜月笙点了点头，说：“有你这样的承诺，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不要食言。”说完，他拱了拱手，带着手下人离开了房间。
等他们离开，沈惟瑜才松了口气，说：“宗武，杜先生很恨日本人呢。你用那样的口吻和他说话，我担心极了。”
高宗武说：“杜先生是大英雄，怎么会随随便便动粗呢？夫人，我们动身吧，要不然赶不上船了。”
于是，夫妻两个拿起行李，急匆匆赶往码头。
5月5日下午，高宗武夫妇所乘油轮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一下船，梅西平带着两个人迎上去，说：“宗武老弟，你终于来了。来来来，我帮你拎箱子，你歇一歇。”说完，他一手接过高宗武的行李箱。
高宗武说：“汪先生到了吗？”
梅西平说：“还没有，不过，他已经从台湾动身，明天应该可以到。”
高宗武突然发现梅西平身后跟着两个陌生人，便问：“这两个人是谁，我怎么以前没见过？”
梅西平不无得意地说：“他们是日本宪兵，来保护我们的。我和周部长住在日租界的虹口，住宅四周都有日本宪兵保护，安全得很。宗武老弟，那个地方不错，我已经帮你找好房间了。” 高宗武马上停住脚步，说：“我在法租界有房子，我不去那里。”
跟在一旁的日本便衣说：“高先生，你住那边会被暗杀的。”
高宗武说：“你以为解决中日问题的人需要日本宪兵保护吗？”
梅西平在一旁讪讪地说：“高司长，人家也是一番好意。这样吧，你们两个跟着高先生，保护他和夫人的安全。”
高宗武急忙拒绝说：“梅主任，这个真用不着，惟瑜，我们走吧。”说完，他接过梅西平手中的行李箱，挽着沈惟瑜的手，自顾自地走了。
次日上午十点左右，汪精卫乘坐的日本货船“北满丸”终于抵达上海虹口码头。不过，他不愿意下船。
汪先生终究还是搭日本船来的！见到这个情景，高宗武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走，上船去！”周佛海手一挥，带着大伙朝船上走去。高宗武默默地跟在后面。
见到大伙，汪精卫很是激动，说：“我不下船，我要坐这艘船到日本去。”
这个时候汪先生去日本干什么呢？高宗武很是不解，看着站在一旁的影佐祯昭，希望听到他的解释。影佐祯昭便简单地给他解释了一下。
原来，在航行中，汪精卫和影佐祯昭、犬养健具体谈了他的和平运动的想法：第一，建立和平政府，真正体现日华合作，向国民证实抗战没有意义；第二，和平政府建立后，组织军队；第三，为了建立和平政府，希望先去日本，与日本政府要人交换意见；第四，该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的传统，称之为国民政府，采取迁都的形式，实现‘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如果在东京的日本人表示诚意并提供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继续努力。”说完这番话，汪精卫对高宗武说，“宗武，你替我决定！”
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高宗武吓了一跳，他脱口说道：“汪先生，您去东京只有一个条件：您必须在拿到日本的和平条件之后，立即直接从东京飞往重庆，否则，您不能去东京！”
听到这番话，陈璧君马上尖声尖气地说：“高宗武，你安的什么心，居然要送汪先生去重庆受罪？那边的人杀他没有杀成，你还要他回去！”
高宗武坚持说：“汪先生是我党元老级人物，我不相信重庆会有人要汪先生的命。如果他抱着正义的精神前去，没有人会杀他的。”
周佛海插话说：“高司长，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仲鸣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吗？”
高宗武说：“我知道仲鸣的死对汪先生的打击很大，可我们不能因为仲鸣的死迷失方向，更不能因为仲鸣的死怂恿汪先生走上错误的道路。”
“好啦，好啦，你们别争了，我下船，我下船！”说完，汪精卫马上起身，朝码头走去。
见他下船，高宗武急忙跟上去，说：“汪先生，您在法租界有自己的房子，就住那里好了。我马上通知惟瑜，要她过去帮您打扫卫生。”
汪精卫点了点头，表示认可。可是，他刚下船，影佐祯昭便说：“汪先生，我们已经帮您找了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处，请跟我来。”说完，他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高宗武过去，说：“大佐阁下，汪先生自己有房子，不麻烦了。”
前来接站的土肥原贤二（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皱了皱眉，凶巴巴地说：“汪先生想和我大日本帝国和谈，难道连这点儿诚意都没有？”
见日本人生气了，陈璧君忙说：“大佐阁下，我们去你那儿住，我们去你那儿住。”她一边说，一边挽着汪精卫的手臂，朝停在一旁的日本小车走去。
“汪先生，汪先生——”高宗武连声喊道。可是，汪精卫没有理睬他，径直上了小车。
看着渐渐远去的日本车队，高宗武一阵悲凉。虹口是日租界，在日租界和日本人搞和谈，中国人会相信这样做对国家有利吗？汪先生啊汪先生，你只要踏进虹口，就很难把自己与在北平的那些被中国人称为汉奸的傀儡们区分开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林伯生、梅思平、高宗武、褚民宜等人连续开会，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了“组府”的三个步骤：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维持党的法统，收揽人心；第二，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新政府组成人员；第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取消南北两个组织，以示统一，并号召重庆人员来归。
5月31日，一架神秘的飞机从上海大场机场起飞。机场戒备森严，交通临时中断。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等人，在影佐祯昭、犬养健的陪同下，乘防弹车秘密来到机场，乘日本海军飞机去东京商谈《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
数小时后，飞机在日本横须贺追滨的海军机场降落。前来欢迎的人中，既无日本的政府官员，也没有日本民众，只有几个策划和平运动的日本“同志”。这是汪精卫历次出国中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冷遇，他自然郁闷极了。
一直到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才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要旨是：“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现有政权（指‘维新’、‘临时’政府）、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然后，日本五相以及前首相近卫文麿等人，分别会见汪精卫，传达五相会议的决定。
6月10日，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但没什么实质内容。第二天上午，在影佐祯昭的陪同下，他早早地出发，去拜访日陆军大臣板垣。对于他的到来，板垣并不热情。听完汪精卫的陈述后，他眉头一皱，说：“难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在其他地方建立新政权吗？比如说在皇军占领区以外。”
汪精卫讪讪地说：“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
板垣说：“南京已经有了维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
汪精卫解释说：“我们不是说在南京建立一个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因为国民政府首都本来就在南京，重庆被称为陪都。‘还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予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处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板垣听后，连连摇头说：“分治合作是我大日本帝国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维新两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
汪精卫愣了一下，说：“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还向主子要条件，主子岂会容许？影佐祯昭马上插话，训斥道：“汪先生，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残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提出这样的新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听了，大惊失色，说：“大佐阁下，我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我希望根据上述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精卫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由日本直接控制，未来的汪伪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他汗涔涔地带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
回去之后，汪精卫打电话，要高宗武过去。一见高宗武，他悲叹道：“他们两个要我来日本，根本没用的。”他们两个，自然是指周佛海和梅思平。
肯定是又碰了一鼻子灰！高宗武一问，果然如此。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次的会谈结果竟然是这样。当汪精卫问他怎么办的时候，他不由激动地说：“汪先生，你现在唯一要做的，是表示你要回中国，同时派我们其中一人正式通知日方，说明你和日本的看法差距太大，无法协调。告诉他们，我们准备向我们的同胞通报真实情况，支持抗战政策，我们寻求和平的企图已告中止。”
这一次，汪精卫接受了高宗武的建议。他马上送了一份声明给日本官方，并要求他们为他准备一架飞机。
为了不打消汪精卫的积极性，日本人还是做了一点点让步，并允许他去北平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谈判，答应只要他们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17日，汪精卫结束了与日本人的所有会谈。18日，他带着日本人的指示，在周佛海等人的陪同下，搭乘飞机直飞北平，欲处理他与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华中维新政府”的合作关系，建立以他为首的傀儡中央政府。
其他人都跟着汪精卫去了，剩下的就只有高宗武、梅思平两人。从机场送行回来，他俩的情绪都比较低落。吃过晚饭，梅思平走进高宗武的房间，说：“高司长，明天我们就得乘船回上海了，今晚去艺伎馆好好享受一番，如何？”
日本的艺伎馆，相当于中国的妓院。堂堂的国民政府官员，去那种地方，岂不有损身份？高宗武不好明说，便借口说：“我身体不好，去不了那样的地方。”
梅思平没有强求，一个人享受去了。
从华北回来后不久，汪精卫便召集周佛海他们，在虹口住处举行“行政会议”，拟定计划，成立一个和重庆政府相对抗的傀儡政府以及一个傀儡权力机构的国民党。
为了制造所谓的“党统”、“法统”根据，汪精卫决定假借国民党的名义，召开“六中全会”。
要召开“六大”，代表上哪里去找呢？这件事情使汪精卫他们很伤脑筋，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他左右为难之时，汪精卫的旧部下周化民受重庆国民政府的派遣，出使欧洲，事情办完后呆在香港。汪精卫马上拍电报给他，要他回重庆复命时，用高价钱去招人来上海当代表。
除了这种方式，陈璧君、周佛海、李圣五等人也发动他们的亲戚朋友前来凑数。可是，即使这样，人数还是不够，更谈不上什么代表性。无奈之下，丁默邨带着“76号”的特务们，采取恐吓、绑架等手段，逼上海那些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参加。
得知这些情况，高宗武觉得太可笑了。可是，他无能为力，只能置身事外，随他们去弄。这天，他正在书房看书，沈惟瑜进来，说：“宗武，有个叫张锐的年轻人来拜访。”
高宗武放下书，来到客厅。见到他，张锐马上起身，作自我介绍说：“高司长好，我叫张锐，毕业于清华大学，在美国留学多年，现在重庆行政院工作。”
“请坐，请坐！”高宗武示意他坐下，“阁下找我，不知有什么事？”
张锐说：“汪主席派人邀请我参加和平运动，您是和平运动的先驱者，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高宗武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在河内的时候，我就提醒过汪先生，日本人的话要打四折。现在，日本人的话更不可信。此一时彼一时，和平运动已经大打折扣，我劝你还是不要参加为好。”
张锐很是失望，说：“多亏高司长提醒，我会记住您的忠告的。不过，我已经来了上海，还是拜访一下汪主席，再走不迟。”
终于劝走了一个！看着张锐离去的背影，高宗武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当天晚上，周佛海和梅思平来到高宗武家。一见面，周佛海就埋怨说：“高宗武，你不但不劝人加入和平运动，反而把人劝走，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来他们知道了张锐的事！高宗武冷笑一声，说：“周部长，今日的和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你不清楚？我不想骗自己，更不想骗别人。”
被高宗武这么一斥，周佛海张口结舌，站在一旁的梅思平急忙插话，说：“宗武，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工作，却又不离开上海，我们很不懂你！”
高宗武苦笑一声，说：“我是个傻瓜，因为我的信念，所以我不愿跟你们工作；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而你们又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不能离开你们。”
周佛海冷笑几声，说：“高宗武，你这是什么话？分明是背叛汪主席，却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
再说下去，只怕会引来更为激烈的争吵。想到这儿，梅思平说：“宗武，你先好好想想吧！周部长，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说完，他强拉着周佛海出了房间。
周佛海和梅思平的立场与汪先生完全一致，我该怎么办啊？陶希圣过几天也会来上海，他是和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肯定是来帮汪先生建立傀儡中央政府的。如此一来，我就更成了孤家寡人，该怎么拯救汪先生啊？坐在客厅里，高宗武苦苦地想着。 很长时间，高宗武没有去见汪精卫，一是没有心思，二是没有必要。听说陶希圣也已经奔赴上海了，高宗武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十分无奈。8月27日下午，梅思平打来电话，火急火燎地说：“宗武，汪主席要你马上过来一下。对了，我们已经搬到愚园路，汪主席住1136弄31号楼，你别搞错了。”
他们搬到愚园路去了？高宗武惊了一跳，说：“愚园路是一块是非之地，你们怎么搬到那里去了？”
梅思平说：“原来我们住虹口，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需要日本人的保护。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了，不需要日本人保护，住到英租界去，这不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和平运动吗？”
愚园路在沪西，是英国人越界筑路，形成的新租界，而中国政府又没有承认。所以，这一带就成了三不管地带，各种流氓势力、黑暗势力都在这里拉帮结派肆意横行。汪主席他们搬到那里，又能跳出日本人的控制？想到这儿，高宗武不由说道：“你们这是换汤不换药，是从锅里跳到火里。”
梅思平听了，很不高兴，说：“你反对我们住日租界，现在我们搬出来了，住到英租界，你也冷言冷语，你这个人啊，真是搞不懂。好啦，我懒得跟你说了，你快点儿动身吧。”
通完电话，高宗武告诉沈惟瑜一声，便到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往愚园路。
愚园路虽是三不管地带，可相当繁华，街道两旁赌馆、歌厅、酒店林立，还有许多高档别墅楼。坐在车上，高宗武免不了一番感叹。
开了一会儿，出租车放慢车速，慢慢地拐向1136弄。在弄堂口，一伙便衣冲出来，拦住出租车。司机急忙停车，吓得面如土色。高宗武知道这伙人是“76号”的特务，忙安慰司机不要害怕。然后，他拿出证件，递给他们。
特务们看了，马上毕恭毕敬，予以放行。除了弄堂口有特务之外，里面的特务更多。司机小心翼翼地开着，把高宗武送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楼前停下。
高宗武付了钱，下了车。眼前的别墅楼是一栋英国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的建筑，里面有花园，其高档程度在整个上海都是数一数二的。别墅外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保镖，看上去都是中国人。高宗武试着用日语朝站在一旁的保镖说：“汪主席在里面吗？”
马上，有保镖过来，用日语恭敬地说：“汪主席没有出去，应该在里面。”
真的是换汤不换药，汪先生依然在日本宪兵的牢牢掌控中！高宗武一阵痛苦，他朝日本宪兵点了点头，抬步进了别墅。汪精卫一见高宗武，便递给他一份电报，催他快看。
高宗武接过电报，快速看完，吃惊地说：“平沼内阁因为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辞职，这太让人意外了。”
汪精卫按了按太阳穴，说：“宗武，你看这事对我召开六中全会有没有影响？”
高宗武说：“汪先生，我认为您应该把召开六中全会的事缓一缓。您的和平运动也许有人同情，可是知识阶层不会有人支持您要做的事。您叫来参加大会的人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无聊政客，叫他们要饭的更为恰当，他们钻营的目的是要讨一份生活。”
这番话说得尖酸刻薄，让汪精卫很不舒服。他生气地说：“宗武，我不是要你来浇冷水的，我是问平沼内阁辞职对我召开六中全会有什么影响？”
高宗武说：“平沼内阁刚刚下台，您知道日本的新内阁往往急于变更前任的政策。野村就任日外务大臣，他可能要同英国和美国做某些妥协。这绝不是您出来和日本人站在一边的时候。”
汪精卫说：“日本政府已经承诺，只要我做通王克敏和梁鸿志的工作，就可以还都南京，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高宗武说：“溥仪离开天津去当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人曾答应他不干涉，可您看看今天的满洲？王克敏成为华北傀儡头目以前，多田骏将军写下八条承诺，他还说那些承诺是天皇提出的，没有人能够违背。结果呢，头一个月没有一条被违背，可到第二个月就全部被违背了。汪先生，您已经十分清楚今天做的事，远远不同于一年前您计划要做的。”
汪精卫很不喜欢高宗武这么说，他不无恼怒地说：“你反对我来上海，反对我去东京，反对我去北平。现在，你又反对我召开六大会议。我管不得那么多了，明天我肯定准时召开！”
高宗武满肚子火，心想：“把我找来，说是要听我的意见；我提出意见之后，你又一概不听，汪先生，我真不懂你！”
到了开会的这一天，高宗武站在窗前，看着滂沱大雨，心头莫名地悲凉起来。沈惟瑜过来，说：“快八点钟了，你再不动身，会迟到的。”
说实在话，高宗武真想迟到，甚至不去。可是，如果这样，汪精卫肯定会生气的。为了长远，他不得不去，而且得准时去。想到这儿，高宗武起身，接过沈惟瑜递来的西服，一边穿，一边急匆匆出了家门。
为了安全，会议地点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路这个被称为“魔窟”的汪伪特务机关礼堂。赶到那里，高宗武发现，在“76号”门口搭着一座牌坊，中间缀着一个用灯泡组成的“寿”字，周围陪着松枝彩花。乍一看，这里俨然是在办寿宴。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大门两侧和附近街道上，有一队意大利士兵，他们携带机枪，守在“76号”的对面，三三两两的便衣特务像幽灵一样在会场附近游荡，通向礼堂的走道上也布满了便衣特务，严密监视着每一个与会代表的一举一动。
开个会，竟如临大敌，这事就是不体面！高宗武摇头叹息着，朝礼堂走去。
“高司长，高司长——”正走着，高宗武听到有人喊他。回头一看，见是陶希圣，他冷笑一声，说：“陶教授，你来得真是时候！”
说完这话，高宗武环顾了一下周围，看见便衣特务警惕地看着这边，高宗武一脸无奈。
陶希圣快步走到高宗武身边，和他并肩而立，站在牌坊下，气喘吁吁地说：“这么大的事，我能不来？我一下船，就直奔会场来了。”
高宗武冷笑一声，说：“那是，汪先生的大事，别人可以缺席，你陶教授怎么可以缺席呢？”
陶希圣愣了一下，不无讽刺地说：“高司长，你不也一样，来上海帮汪先生了吗？” 两个人各怀心事，都不能确定对方是敌是友，也不敢轻易亮明身份，便分头进了礼堂，找到对应的座位坐下。
主席台的天幕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
当大会主席汪精卫、副主席周佛海等登上主席台的时候，既没有欢乐的乐曲，也没有欢呼的掌声，只有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和遍布各个角落的窃窃私语。主席团是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何世桢等人。在代表名单中，有人看到了卢英（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局长）的名字，马上骚动起来。
中午休息的时候，有几个代表去找汪精卫，想问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们没有见到汪精卫，只见到了周佛海。周佛海说：“汪先生在午休，诸位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提。”
于是，有人说：“为什么在这个大会中，与会职员名单中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
还有人说：“以汉奸任大会的秘书，我们羞与为伍！”
这不是要拆台吗？周佛海一听，说：“谁可以证明卢英是汉奸？汪先生来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以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
周佛海的这几句话，不仅为卢英做汉奸辩护，也为自己的卖国盖上一块遮羞布，还有对这批新汉奸的威胁，可谓一箭三雕。果然，那些自认为清高的代表们听了，面面相觑，不敢再说半个字。
见他们不敢说什么了，周佛海趁机说：“老实告诉诸位，汪先生已经决定，要卢英做中央委员。”
一群人一听这话，顿感无趣，便三三两两散去了。
根据大会程序，上午是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汪精卫的开幕词，下午是修改党章，宣布国民党主席。接着又通过一个临时决议：本届中央委员的产生，授权主席提名介绍，再由大会予以通过。
在汪精卫介绍中央委员的时候，出现了好几个比卢英更大的老牌汉奸，如温宗尧、陈群等，且都名列前茅。会场上顿时骚乱，唏嘘声一片。
见势不妙，李士群急忙带着一批腰挂手枪的特务围上去，警告他们识相一点儿。这批人吓得支支吾吾，直打哆嗦，不敢多言。
这哪里是党的代表大会，简直成了鸿门宴。汪精卫急忙站起身来，打圆场说：“同志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说。现在宣布《大会宣言》，请大会予以通过。”
会议的议程一一通过，汪精卫松了一口气，他站在主席台的中央，不无得意地说：“许多人说日本人不会给中国人自由，你们有人看见会场里有日本兵吗？有没有一个日本人？这，足可以证明我们有完全的自由！”
马上，会场上许多人高呼：“没有日本人，没有日本人！”
主席台右侧，心如明镜的高宗武当下脸色一变。日本人整天都在汪先生周围，还谈自由？汪先生已经开始自欺欺人了吗？
汪精卫站起身来，挥舞着手，得意地说：“今天的大会，是成功的大会，更是胜利的大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请同志们务必牢牢记住孙总理的遗训，继续前进！”说完，他快速离开主席台，从后面出了礼堂。
在特务们的监视下，代表们闹哄哄地拥出会场。随着人流，高宗武也朝外面走去。正走着，陶希圣跟上来，说：“高司长，这会场真没日本人？”
这样的会没有日本人？高宗武真想说他幼稚，不过，他忍着没说，而是用日语朝站在一旁的特务说：“你们来了多少人？”
对方以为高宗武是日本人，马上毕恭毕敬地答道：“大约70人。”
高宗武说：“他们都穿中国衣服？”
对方点了点头，说：“是的，先生。”
陶希圣心下了然，无奈地说：“我以为日本人真会给汪先生这个面子，没想到都是假象。”
高宗武苦笑着摇了摇头，望向窗外。天又下起了滂沱大雨。
开完会，一切都看似平静。没过几天，陶希圣突然来到高宗武的住处。对于他的到来，高宗武并不高兴。他冷言冷语地说：“陶部长光临寒舍，高某荣幸之至。”
陶希圣讪讪地说：“宗武，我误会你了！”
高宗武有些不解，说：“你误会我了？你误会我什么？”
陶希圣说：“前几天，汪主席主持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部，连我都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而你没任何头衔。可见，你和汪主席并非一条心。”
高宗武冷笑一声，说：“陶部长，你来就是为了奚落我的吗？”
陶希圣连连摇头，说：“宗武，你别误会，我怎么会奚落你呢？我是来告诉你，过几天，汪主席就会去南京，筹划成立以他为首的中央政府。”
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宗武惊了一跳。他猛地站起身，揪住陶希圣，激动地说：“你怎么不反对？”
陶希圣又摇了摇头，痛苦地说：“我来上海就是反对汪先生去南京的，可他根本听不进去。宗武，你得赶快想办法，阻止汪先生去南京。”
阻止汪先生去南京，这可能吗？高宗武松开手，跌坐在椅子上，一阵痛苦。忽地，他站起身，朝外面走去。陶希圣急忙跟上去，问：“宗武，你去哪里？”
高宗武一边疾走，一边说：“我去见汪先生！”
陶希圣说：“那我陪你一起去！”
高宗武说：“不用，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免得他认为我俩合起来与他作对。”
走到街上，高宗武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到愚园路1136弄31号。见到汪精卫，他就直奔主题，说：“汪先生，我也想去南京！”
汪精卫听了，很是高兴，开玩笑说：“你们看，连悲观的高宗武也乐观起来了，我的和平运动百分之百可以成功！”
周佛海说：“宗武，你有这样的积极态度，我们很高兴。还都南京后，百废待兴，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帮着去做。到时候，你我作为股肱之臣，汪主席肯定会委以重任的。” 他们都以为我跟着去是为了在新中央政府谋个好职位！高宗武不置可否，以沉默应对。
9月19日，在日本宪兵的护卫下，汪精卫一行抵达南京，在“聚星俱乐部”与王克敏、梁鸿志举行第一轮正式会谈。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要求他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提出尽快在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的计划，到时候希望临时、维新政府宣告取消。
王克敏和梁鸿志自恃资格比汪精卫老，要他们乖乖地交出已到手的权力，他们当然不情愿。但他们意识到日本对汪精卫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硬顶不行，只好敷衍汪精卫。王克敏公开表示：“这件事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只要他们商量好了，也就可以做了。”
这里所说的他们，就是指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梅机关、王克敏背后的喜多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确确实实，他们三个人的会谈，实际上是他们背后的操纵者之间的谈判。
汪精卫当然知道言外之意，可事实就是如此，逼他们同意没什么用。
当天晚上，高宗武偷偷地给王克敏去了个电话，请求进行一次私人谈话。
赶到王克敏的住处后，高宗武被引到二楼一个清静的房间。王克敏基本上盲了，戴着墨镜，脸色阴沉。问候之后，高宗武说：“王先生，我对这些会议完全没有兴趣，我来南京的目的只是看看您，希望能够说服您，阻止汪先生组织傀儡中国政府，您我都很清楚，日本人是在玩弄把中国分而治之的老把戏，这对中国非常不利！”
王克敏依然阴沉着脸，说：“就私人交情而言，我了解汪精卫比了解蒋介石多。但是，现在的中国，确实应该由蒋先生来处理这个局面。跟日本人打交道，汪先生太没经验，太容易动摇。不但中国人反对汪精卫组织政府，一些日本人也反对。”
高宗武心头一喜，说：“王先生，您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王克敏说：“在上海，有些日本人反对整个计划，更反对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
高宗武说：“既然这样，您如果再坚持一下自己的想法，这事不就成了？”
王克敏皱了皱眉头，叹了口气说：“前途黑暗，过去几年，我每次向日本人提出要求，都要经过激烈争吵，但每次我都失败了。”
高宗武听了，别无他法，只好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影佐、原田和刚从东京赶回来的喜多，参加了三方会谈。在会上，影佐当众宣布了新首相阿部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新的中央政府。如此一来，虽然王、梁二人对中央政治会议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问题仍有不同意见，但经影佐、原田、喜多在幕后协商，要汪在名额分配上再作一些让步，终于达成了一纸协议——《决定事项》。
会后，汪精卫派梅思平、陶希圣做高宗武的工作，要他接受新中央政府的一个职位。高宗武说：“我不参加，也不离开。我既不能背叛我的国家，也不愿背叛我的朋友。”
梅思平说：“协议已经达成，尽管还有许多具体的事情有待解决，但新政权的建立只是时间问题了，宗武，你要看到希望，不要总是悲观。汪主席需要你，新政府也需要你。”
高宗武说：“梅部长，当初你我倡导的是和谈，不是投降。现在，汪先生所走之路是彻头彻尾的投降卖国，你还如此支持，这不是害汪先生吗？”
梅思平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还能回头吗？”
高宗武说：“能，这就好比喝毒药，刚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在喝。一旦我们清楚了是喝毒药，就应当机立断，或许还有活路。”
梅思平讪讪地说：“谈判已经结束，明天我们就得动身回上海，时候不早了，我得回去歇息。”说完，他没和陶希圣招呼，就自顾自地走了。
高宗武又对陶希圣说：“陶部长，你得好好劝汪先生，万万不可组织什么新中国政府。”
陶希圣点了点头，说：“宗武，你放心，我会的！”
10月30日，日本人向汪方开出了组织新政府的条件。汪精卫得到消息，马上指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到虹口六三花园去接受文件，文件的标题是《中日关系调整基本纲要及附件》。
11月1日开始，梅机关与汪组织正式谈判，日方代表为影佐祯昭（首席代表）、犬养健、须贺彦次郎等人，汪方代表为周佛海（首席代表）、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谈判地点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到4日，双方开了两次会。
5日上午，汪精卫在住所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人员有陈壁君、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很显然，汪精卫被日方的条件吓坏了。他一边摇头一边叹气说：“这些条款意味着我们国家独立的终结。看来那些坚持抗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
听到这番话，高宗武以为拯救汪精卫的机会来了，便说：“汪先生，日本人开出的‘和约’比‘二十一条’还狠。正如您所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份文件，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会断送。所以，我们不能讨论它，也没必要讨论它。”
汪精卫说：“照你这么说，那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份文件呢？”
高宗武说：“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文件退回去，告诉日本人我们不可能考虑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他们的不诚实，所有近卫、平沼、头山满、板垣等人所说的，不论是私人的或者官方的，全都是谎言，我们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和平运动。我们还要把文件公布出去，让国人知道日本人的野心！”
大伙听了，都保持沉默，不置一词。
见没人说话，汪精卫说：“这份文件属于高度机密，日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么详细和具体的条件。如果泄漏出去，日本人必定会视为最严重的事件，他们会解读为我们不具诚意。”
很明显，汪精卫不愿接受高宗武的建议。明知是一碗毒药，他也要一口吞下去。
晚上，陶希圣坐在住处的窗前，连着抽了好几支烟。想起白天会上高宗武的话，他陷入了沉思。高宗武的话很有道理，可这个时候要汪主席停下来，根本不现实。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谈判中，能争取更大的主动，坚持中方的立场与和谈原则，不至于落入日本人的圈套。通过两次会谈，日本人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诚意，应该有谈判的余地。 想到这些，陶希圣的心渐渐有了些许愉悦。好长时间没写家信了，他得告诉妻子这里的情况，让她放心。于是，他拿来纸笔，开始写了起来：
“……现在前也有曙光，断不致竟落入奸人之手，故我心渐有生计，只要良心自问可求适当方法以无愧，不必求人谅解，终必为人谅解，一天阴霾由此而散，两三个月后行踪可定，望忍一切痛苦以待之，此行不虚矣。”
汪日双方的谈判继续，到12日，一共在虹口六三花园及愚园路开了七次正式会议，还有多次会外的私下商谈，仍然有十七项问题无法解决。其中，双方分歧最大的是驻兵和撤兵问题。比如，方案中的防共驻军，由原来的“平津及蒙疆地带”扩大为“华北”；撤兵时限，原来“两年内完成撤兵”的条文，在方案中竟改为“从速撤退”而无期限，等到日方同意加入“两年撤兵”后，又在撤兵条件“治安确立”的定义上发生争论，等等。
12日，谈判告一段落。陶希圣、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来到汪精卫住处，向他汇报谈判情况。
陶希圣心情沉重地说：“从前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将黄河流域看作‘腹里’，把长江以南的人视为‘南人’，置于圈外为其剥削之用，今天日本军部的计划，是分割中国为五层。最深内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地带，第四层是华中地带，第五层是华南地带，而海南岛则为日军在南海的军事基地。日方条约要纲所谓紧密协力地带与协力地带，要分为这几个层次来研究。但这五个地带并不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很明显，这是瓜分中国的大阴谋。”
汪精卫听完，恼怒地说：“日本如果能够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在他们的计划上签字，这文件说不上是卖国契，中国是我卖不了的。我签了字，不过是我的卖身契而已。”
高宗武说：“这怎么不是卖国契？地上，天上，海上，包括老百姓的思想，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人哪是和我们搞和平谈判，他们是要亡我中华！”
听高宗武这么一说，汪精卫的情绪低落起来，他扫视了一下大家，说：“好，我明天就迁出愚园路，搬到法租界福屡路去住，然后发表一个声明，停止一切和平活动，立刻转往法国。”
陶希圣说：“汪主席，如果现在您能作出这样的决定，那是国家之幸运，民族之幸运。”
周佛海马上极力反对，说：“汪主席，这样做万万不可。重庆方面已经把您作为通缉要犯，您又能走到哪去？只要我们再好好争取，日本方面会作出让步的。”
于是，高宗武、陶希圣为一方，周佛海、梅思平为一方，各执己见，互不同意，吵起来了。
“好啦，这两天我就搬出去！”汪精卫挥了挥手，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散了吧，我想歇一歇。”说完，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回到住处，已经是天黑时分。进门后，高宗武闻到一股菜香，心头生出一股幸福感。见他回来了，沈惟瑜马上张罗，把饭菜端到饭桌上。
吃着香喷喷的饭菜，高宗武不由说道：“惟瑜，这段时间要是没有你相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熬过去！”
沈惟瑜笑着说：“我是你的妻子，我不陪你，谁来陪你？别多想了，快吃饭。吃完饭，你得陪我去外滩看夜景。”
高宗武这才想起，来上海近三个月了，还没陪妻子去过外滩。想到这，他答应一声，加快了吃饭速度。正吃着，沈惟瑜说：“宗武，下午有人来会你，见你不在家，他留了张纸条给你。”说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递给高宗武。
纸条上是一首题为《高宗武来访同宿云仙观光旅馆赋赠》：“平生朋旧知多少，谁访孤踪到日边。为我远来留一宿，与君阔别忽三年。身经夷险情逾见，谈到兴亡思欲然。山馆高寒夜寥寂，偶闻石罅泻温泉。（徐寄庼）”
看完之后，高宗武很是迷惑，因为诗与作者不一致。
去年，高宗武去了日本，顺便拜访了在长崎养病的黄群（字漱初）。那天晚上，他们两个就国事时局谈了许多，一直到次日凌晨才散。在谈到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时，黄群一再告诫高宗武，要救国先要自救，千万别让汪精卫被日本人利用，成为分化中国的工具。也就是从这次谈话开始，高宗武开始萌生脱离汪伪集团的想法，并请黄群牵线搭桥，和重庆方面商谈。前不久，黄群又秘密赶往香港，和杜月笙进行沟通。
这首诗，写的就是当天晚上的事。这诗明明是黄老写的，为什么落的名字是徐寄庼？这个徐寄庼是上海滩的金融巨子，时任上海商会会长、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可以肯定，如果不是黄老的挚友，外人肯定不可能知道这首诗。看来，徐寄庼应该是受黄老所托而来。
想到这儿，高宗武急忙起身，说：“惟瑜，对不起，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去外滩，我有急事。”说完，他抓起西装，一边穿，一边急匆匆地朝外面赶去。
徐寄庼是上海滩的名人，他的住处自然不难找。很快，高宗武赶到徐府，自报家门。没过多久，徐寄庼亲自来到大门口，把他带到二楼的一间书房。坐下后，高宗武直奔主题，说：“徐先生找我，肯定有重要的事情，所以高某就不请自来了。”
徐寄庼说：“高先生果然是聪明人，不过，不是我有事情找你，而是黄漱初先生有事找你。”
高宗武心中一喜，说：“重庆方面有消息了？”
徐寄庼点了点头，说：“这是蒋委员长写给你的亲笔信，你看一下。”
高宗武接过信，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在信中，蒋介石称高宗武为浙中健儿，高度肯定他能够迷途知返脱离汪伪集团，并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离开上海。看完之后，他激动地说：“蒋先生已经谅解了我的无知，我无后顾之忧了。谢谢徐先生，谢谢黄老先生。”
徐寄庼说：“你最应该感谢的，不是我和漱初先生，而是杜月笙先生。为了促成此事，他两次冒险飞往重庆，遭遇敌机，差点儿丢了性命。”
高宗武感叹说：“杜先生真是大仁大义之人啊！”
徐寄庼点了点头，说：“黄漱初先生已经派人潜回你的家乡，用运炭的小船偷偷地把你的家人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你离开上海的事，具体由杜先生的大弟子万墨林负责，到时候他会安排好一切的。还有，杜先生说，你离开上海的时候，如果能把密约带出来公之于众，那更是大功一件。” 高宗武说：“请转告杜先生，我就是拼上性命，也会把这件事情办好！”
汪方不想谈判了！这个消息传到日方，影佐慌了，马上去愚园路见汪精卫。见影佐来了，汪精卫很是激动，他讲了自己如何脱离重庆，如何响应近卫声明，一直说到“要纲”，声明他不能接受，最后说明他将要移居法租界，闭门思过。
影佐拿着纸笔，一边听，一边记。听着听着，他流出了眼泪。等汪精卫讲完，他说“要纲”是“兴亚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内阁设立的专业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提出的方案，确实有与近卫声明不相符合的地方。最后，他说：“汪先生，我愿意协助你迁居，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保护你和夫人迁出愚园路。然后，我立刻回东京，叩请近卫公出面干涉。”
被影佐这么一说，汪精卫没那么激动了。次日，他召集周佛海等人开会。他讲了一下昨天与影佐会谈的基本情况，讲到影佐一边记笔记一边流泪的事，说：“看来，影佐还是很有诚意的。”
陶希圣站起身来，愤愤地说：“汪主席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了？那是鳄鱼的眼泪！”
周佛海冷笑几声，说：“陶部长，你太刻薄了！对方表达诚意，我们怎么可以随便怀疑，随便否定呢？这样的态度，很不利于和平谈判！”
高宗武揶揄地说：“东京日本参谋本部里有美国课、中国课、印度课，等等，我相信还有个流泪课。这个课的课员们的专长就是用眼泪当武器，有时会达到效果。影佐将军曾经当过中国课的课长，我想他一定还兼任过流泪课的课长。”
高宗武的一番抢白，让周佛海很是尴尬，不知说什么好。他只好看着汪夫人，希望她能及时制止高宗武他们的错误想法。
陈璧君自然知道他的想法，便说：“影佐明天就带着我方提出的修正案回东京请示，我看迁居的事先搁着，等他回上海再说吧。”
汪夫人都这么说了，汪先生肯定不会反对。看着他们夫妇善变的脸，高宗武、陶希圣唯有苦笑。
几天后，影佐回到上海。可是，他的态度不但没有变软，反而更加强硬起来。因为，东京给他的指示，是绝对不许让步。从他回到上海那天到25日，双方的谈判完全陷入决裂，没有任何进展。
陶希圣、高宗武等人显示拒绝态度，坚持全部悬案没有得到日方让步之前，交涉不能继续。
见事情这样，汪精卫不得不求影佐说：“对梅华堂诸君从大局着眼的态度虽不胜感激，但我认为，不如就把成立政府的这种方式停下来。”
影佐很不耐烦，软硬兼施，逼迫汪方依照日方旨意，早日通过方案。
影佐从东京回来以后的态度的转变，以及加诸汪方代表的巨大压力，让高宗武感受到形势越来越严峻，到了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可是，所有的谈判都在汪精卫的住处进行。每次会议之后，汪精卫都会收集所有文件，哪怕是一张纸片也不许带走。所以，要想偷走密约，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想出默记这些文件的法子。可是，密约共有几十页，要想在短时间里记住，谈何容易？还有，这样整理出来的密约并非原件，在真实性上会大打折扣。
这天上午，汪精卫在寓所召开临时会议，说：“日方提出要求，说密约的中译本文字比日文原本严厉，要找一个人来更正一下。我看，宗武可以胜任，大家说可以吗？”
高宗武心中暗喜，嘴里却推辞说：“我不喜欢那些条文，这样大的责任推给我，太危险了！日本人可能会说我故意把条文改得比原文更加严厉。”
周佛海忙说：“在我们几个人中，只有你懂得日文和日本文化。如果找另外的懂日文的人，一时之间不好找，找到了也不保险。我看你就不要推辞了，大家都相信你。”
果然如高宗武所料，他越推辞，大家越坚持。最后，高宗武装作无可奈何，只得接受这个任务。见他终于同意了，汪精卫说：“宗武，为了保密，这个工作必须在我的寓所里完成，文件决不能带出我的房间。”
高宗武听了，心中就是一凉。因为这样的话，他不能把文件带出去，更不用说找机会偷偷地抄写一份了。
接下来，高宗武开始在汪精卫家校正条款。他一边默记着条款，一边等待机会。一天，一位从东京来上海的日本国会议员打电话到汪府，说要找高宗武谈谈。因为这位日本议员是重要人物，汪精卫便邀请他来汪府与高宗武见面。
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日本议员说他要回旅馆了。于是，高宗武拿起装有密约的公文包，很礼貌地送他。
到了旅馆，因为担心汪精卫起疑心，高宗武便在会客室里拨电话给汪精卫，说：“汪先生，刚才我匆忙间不小心把文件带了出来，你能不能马上派人来旅馆取回文件。如果不方便，我也可以在一小时之内把文件送回来。”
汪精卫听了，说：“文件在你手里，我放心。不急，你先好好陪着日本朋友。”
放下话筒，高宗武来到旅馆前门，叮嘱司机说他得陪陪日本朋友，要他在前门等。办完这件事，他马上赶到后门，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家里。一进屋，他就关上门，大声喊道：“惟瑜，快把相机找出来！”
听到喊声，沈惟瑜急忙找出相机，问他要拍什么。高宗武从包里拿出文件，说：“快，把所有的文件拍下来，一张不漏。”
于是，夫妻两个配合着把文件全部拍了下来。拍完后，高宗武叮嘱说：“惟瑜，拍文件的事你得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还有，如果有人问我刚才回家没有，你就说没有。”
说完，高宗武把文件装进公文包，又打出租车赶到内弟沈惟泰的住处，把底片交给他，要他冲洗后为他秘密保存。然后，他打出租车回到旅馆，借故进入日本议员的房间，聊了一会儿。确认没人从汪府来电找他之后，高宗武向日本议员告辞，从前门出去，上车吩咐司机回汪府。
“师母，师母！”随着这一声喊，一个年轻人急匆匆进来。陶希圣的妻子万如冰抬头一看，见是丈夫的学生鞠清远，忙说：“清远，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回来了？”
鞠清远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说：“是老师要我来的，这是老师的信。”说完，他把一封信递过去。 万如冰接过信，看完之后，脸色大变，把信给鞠清远看。鞠清远一看，也是脸色大变。因为，信上没说别的，只说事已至此，真是死路一条，或是触电死，或是投黄浦江死。
万如冰说：“清远，你老师还说什么了吗？”
鞠清远说：“陶老师说，谈判还在进行，听说年底前必须签字。”
万如冰说：“你老师去上海之前说过，汪先生决定组织成立伪政府的那一天，就是他陶希圣的死期。”
鞠清远听了，激动地说：“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得尽快想法子，在年底前将老师救出来。师母，我马上回上海，救老师去。”
万如冰忙阻止他，说：“你老师住在上海愚园路，那里除了‘76号’的特务，还有日本宪兵，你怎么救啊？如果能救出来，你老师就不会让你带这封信回了。”
鞠清远想想也是，可眼睁睁看着恩师死去，于心何忍。忍不住，他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万如冰说：“清远，你不用担心。过几天，我就带儿女们去上海。”
鞠清远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老师一人逃出来都难，师母怎么反而要把一家老小都送入魔窟。想到这，他忙提醒说：“师母和世兄都陷入虎口，又如何得了？”
万如冰解释说：“我全家人都去上海住下，汪精卫、周佛海他们才不会怀疑，‘76号’的特务才不会监视，你老师才有脱走的机会。”
鞠清远说：“您这样做，太危险了！”
万如冰说：“我不这样做，就救不出你老师。你老师已经铁下心不跟汪精卫走，要是不救他出来，他肯定会自杀的。我就是要和汪精卫进行一次豪赌，赌注就是我和我的五个儿女。”
见师母如此坚毅，鞠清远知道她已经下定了决心，只得说：“那我马上回上海，帮您在法租界华龙路租好房子。您上船后，发个电报给我，我好通知老师来接您。”
和鞠清远这样商定之后，万如冰分别去学校，帮孩子琴薰、泰来、恒生三人办好休学手续。12月11日早上七点，她带着五个孩子，拎着行李，在尖沙咀码头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两天后，也就是12月13日下午四点左右，万如冰一家大小六口人，乘船抵达上海滩十六铺码头。
见到妻子万如冰的瞬间，陶希圣怔住了。因为，她右手牵着四子晋生，左手抱着五子范生。在她的身后，是大女儿琴薰，还有二子泰来、三子恒生。她这不是亲手把孩子们往虎口里送吗？他一阵眩晕，差点儿昏倒。
“爸爸！”“爸爸！”孩子们欢呼着，跑了过来。听到孩子们的欢呼声，陶希圣急忙稳了稳神，拖着沉重的脚步，迎了上去。
等他们乐够了，站在一旁的周佛海才吩咐几个特务，要他们帮着拎行李。万如冰见了，忙警觉地说：“你们要干什么？”几个孩子也围上去，扯住行李不让他们拿。
陶希圣解释说：“如冰，这是周主任，他是来接你们的。”
万如冰听陶希圣讲过，周佛海是汪日“76号”特务机构的头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她冷冷地说：“接我们的？接我们去哪儿？”
周佛海满脸堆笑，说：“愚园路1136弄31号汪公馆，汪主席住那里，陶教授也住那里。”
就在周佛海说话的时候，孩子们打闹着，把他撞了一下。万如冰急忙喝住孩子们，说：“周主任，你看，我拖儿带女的，住到汪公馆去，这不是去害人吗？我看，还是另外租个房子好一些。”
陶希圣的妻子儿女全来了，他应该不会再生什么异心。另外，五个小孩子闹起来，确实烦人，会影响汪主席夫妇休息的。想到这儿，周佛海说：“陶夫人，你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汪主席，看他怎么说。”说完，他走到旁边，找了一个座机，请示汪精卫怎么办。
不一会儿，周佛海过来，说：“陶教授，汪主席同意你们在外面租住房子。不过，租住地得离愚园路近，方便联络。”
万如冰说：“这个当然，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环龙路租套房子。”
环龙路在法租界，距愚园路不远，方便监视。于是，周佛海同意了。随即，他请万如冰一家人上车，把他们送到环龙路路口。然后，他留下两个特务，要他们帮忙。
因为鞠清远已经安排好，很快，万如冰找到了租住的房子。特务们帮着把行李拎进去，准备离开。万如冰叫住他们，说：“谢谢了，不过，你们还得帮我一个忙。”
特务说：“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万如冰说：“我的三个孩子还要上学，我人生地不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学校。请你转告周主任，麻烦他帮我找一找学校。”
陶希圣忙说：“如冰，这样的事就别去麻烦周主任，还是我去找算了。”
万如冰瞪了他一眼，说：“我早就告诉你我和孩子要来上海长住，可你呢，房子没租好，学校也没联系好，什么都没做好，我不去麻烦周主任，又去麻烦谁？”
陶希圣被抢白了一顿，很是尴尬，不好再说什么。特务们见了，心头暗笑，说：“陶夫人，您放心，我们会转告周主任的。”说完，他们礼貌地告辞，出了房间。
万如冰急忙把房门关闭，然后，她快步走到窗口。很快，两个特务出现在街道。不过，他们没有离开，而是在附近转悠。很显然，这两个特务在监视他们。
陶希圣在房间里检查了一番，确定没有窃听器之后，他才一把拉住万如冰，急切地说：“这里是狼窝，死我一个就算了，你怎么把孩子们都带来了？”
万如冰说：“我已经打听清楚，愚园路是日租界，除了日本鬼子外，还有‘76号’特务机关的特务。你名义上住在那里，实际上是被软禁了。你想想，如果我不把孩子们带来，汪精卫能同意你搬出来？”
陶希圣流着泪，说：“用孩子们来换取我的自由，这代价太大了，我不愿意！”
万如冰伸出衣袖，揩去他脸上的泪水，说：“希圣，我这样做，为的就是不要你当汉奸。你放心，我的第一步已经顺利走出去，接下来，我不但要救你走，还要把孩子们安全送走。”
接下来几天，万如冰带着孩子们，在附近找学校。每次出门之前，她都叮嘱上学的三个孩子，要他们好好熟悉周围的情况，说回家之后，她要考谁的记忆力最好。 听到妈妈要考他们谁的记忆力最好，三个孩子很是卖力，一路走，一路记周围的地名和特征。回到家之后，万如冰就当天走过的地方提问，三个孩子都能很准确地答出来。不过，一连三天过去，孩子们上学的事还是没有着落。直到第四天，汪精卫出面协调，这个事情才得到解决。
晚上，万如冰特意多做了几个菜，想庆贺庆贺。可是，饭菜做好了，陶希圣却没回来。一直等到八点左右，他才到家，而且阴沉着脸。万如冰知道他不开心，忙叮嘱孩子们，不要吵闹，安安静静地吃饭，别去烦爸爸。
平日里，吃早餐的时候，爸爸已经出门。晚上，虽然爸爸一般会回家吃饭，可总是板着脸，很少说话。今儿个有喜事，怎么还得默默吃饭？吃着吃着，恒生忍不住说：“爸爸，明天我们上学，您总得送送我们吧！”
万如冰忙说：“爸爸很忙，哪有时间，明天我送你们！”
孩子们都来三四天了，还没陪过他们。陶希圣一阵愧疚，他放下筷子，笑了笑，说：“爸爸明天请假，送你们上学！”
孩子们听了，自然是一阵欢呼。然而，万如冰分明发现，他的脸部表情很僵硬，笑是强装出来的。孩子们吃完饭，只稍微玩了一会儿，便被她催着睡了。虽然，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但万如冰还是忍着没问。一直到睡觉的时候，她才说：“他们会同意你请假吗？”
陶希圣说：“不同意怎么样？大不了把我的命要去！说什么和平运动，其实是彻头彻尾的投降卖国。要是当初听从了你的劝告，我就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去死！”说完，他用拳头狠狠地击打自己的头部。
万如冰急忙死命揪住他的手，不让他自残。等他稍微平静下来，万如冰说：“希圣，明天我就给你去买票，你走！”
陶希圣摇了摇头，痛苦地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76号’特务机关的掌控之中，你怎么去买票？还有，即使我逃出了上海，你和孩子们怎么办？周佛海已经放出狠话，只要高宗武敢再反对，就把他杀了，然后给他开追悼会。你想想，要是我走了，他们会放过你和孩子们？”
高宗武是汪精卫最信任的人之一，连他都遭遇这样的死亡威胁，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一时之间，万如冰不好怎么安慰，只得默默不语。忽地，她想到了一个主意，说：“高宗武也不想跟汪精卫走，你可以和他通通气，看他怎么办？”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高宗武虽然反对和日本签卖国条约，可他还是和汪精卫走得很近，始终不离不弃。在这件事情上，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还难以捉摸。陶希圣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万如冰，问她怎么办。
万如冰想了想，说：“那你再观察几天，想办法摸清他的真实想法。”
陶希圣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连续几天的会议，一群人已是心力交瘁。28日这天，直到半夜，陶希圣才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环龙路的住处。一进门，他就一声不响地进了卧室，卸下随身佩戴的手枪。
万如冰接过手枪，把它搁在枕头边，关切地说：“希圣，你的脸色怎么这么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陶希圣有气无力地说：“谈判结束了，准备在31日签字。”
万如冰愣了一下，说：“陈公博的意见怎么样？”
陶希圣说：“他明天回香港。”
万如冰说：“陈公博走得了，你为什么不走，还要签字？”
陶希圣说：“他们不敢把陈公博怎么样，我不签字就得死在这里，‘76号’的计划也是先杀了我，然后开追悼会。我要是签字，比死还难看。”
听到这，万如冰咽了咽口水，说：“我用一家人的命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两个就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说完，她真拿起了枕头边的手枪，对着陶希圣。
“如果签字，我就成了出卖国家利益的历史罪人，还不如死了好。如冰，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陶希圣伸出手，把枪口抵在他的太阳穴处。然后，他闭上眼睛，静静地等死。
万如冰哆嗦着，泪水长流。过了好一会儿，她放下手枪，说：“希圣，从明天开始，你就装病，不去愚园路了。”
陶希圣睁开眼睛，苦笑一声，说：“我这个样子，还用得着装病吗？”
确实，他的脸色惨白，全身冰凉，精神状态极不好，已经是病怏怏的样子，哪里还用得着装？万如冰一阵心疼，一把抱住他，说：“明天我就去买船票，你先走！”
陶希圣急忙阻止，说：“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万如冰拢了拢头发，说：“汪精卫再狠心，总不至于对我和孩子们下手。要是你留在这里，肯定是死路一条。”
陶希圣摇了摇头，说：“我就是要走，也得先让你们母子平安离开上海。否则的话，我是不会走的。”
万如冰知道，如果没有万全之策，陶希圣就是死，也不会丢下他们母子离开的。
很快，31日到了。如果希圣不去，汪精卫肯定会派人来接的，怎么办啊？还没天亮，万如冰就已经醒来，想着这个问题。身旁的他，也在辗转反侧。很显然，他也醒了，在急这个问题。
要不，干脆把他的病弄重一些，根本去不了。万如冰急忙坐起身，把这个想法告诉陶希圣。
陶希圣“嗯”了一声，表示认可。可一时之间，怎么把病弄得更重一些？很快，他有了主意。他翻身起床，什么也不穿，躺到地板上。12月天，只穿着内衣内裤，又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怎么忍受得了啊？
屋里静悄悄的，万如冰能清晰地听到他因冷而发出的哆嗦声。虽然，她感到万分心痛，可为了躲过签字这一劫，她只能忍受着。
几个小时过去，天大亮了。这样一番折磨，本就有病的陶希圣自然更加病重。他的脸色更加苍白，嘴唇发紫，发着高烧。医生来了，检查之后，说陶希圣患了重感冒，需打点滴，卧床休息。
果然，十点钟左右，周佛海亲自坐车来接。见陶希圣病成那样子，他不好强求，只得作罢。等周佛海离去，夫妻俩相视一笑，但眼里都含着泪水。一直到天黑，陶希圣发着高烧，滴水未进。 孩子们知道父亲病重，都不吵闹，或者看书，或者玩耍。万如冰坐在一旁，心头凄凉。
“咚咚咚咚——”一阵敲门声起。
谁来了？万如冰惊了一跳，急忙下楼，悄悄地摸到门后。透过猫眼，她看到来访者居然是高宗武。他来当说客的吗？想到这儿，万如冰打开门，冷冷地说：“高司长，不好意思，希圣病了，不方便见您。”
高宗武讪讪地说：“陶教授今天没去签字，我也没去签字，我是和他商量怎么办的。”
他和希圣真的是一路人！万如冰一阵兴奋，急忙把高宗武引到楼上。然后，她快步走到窗前，看外面有什么动静。外面，有好几个人影在晃动。看样子，高宗武是被跟踪过来的。
万如冰拉起窗帘，来到楼下，一边拖地，一边警觉地听着外面的情况。
卧室里，高宗武坐在床前，陶希圣躺在床上，默默无语。过了好一会儿，陶希圣打破沉默，说：“高司长，你的处境很危险，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会动手，你怎么办？”
高宗武虽然知道陶希圣的意思，但还是试探着说：“你没有签字，我也没有签字，不是我该怎么办，而是我们该怎么办。”
陶希圣说：“不如我们离开上海？”
高宗武说：“那我们还等什么？”
陶希圣说：“1月1号、3号、7号有船去香港，我们搭乘哪一条？”
高宗武兴奋地说：“我的朋友万墨林先生已经帮我买了两张3号的船票，这天的船是美国总统号，日本人一般不敢惹。”
“你已经买好了票？”陶希圣兴奋地反问了一句，接着又摇头，表示不相信。
高宗武说：“到上海之后，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必须离开汪先生。他现在走的不是和平救国之路，而是投降卖国之路。我已经和杜月笙先生取得联系，做好了随时离开上海的准备。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没离开，就是还抱着一丝幻想，期待汪先生会悬崖勒马。现在，这丝幻想没了，我必须走！”
原来他一直在做离开汪精卫的准备！陶希圣激动地说：“好，就照你的办，坐3号的船出走，只是我担心——”
高宗武知道他担心什么，说：“我的手上有卖国条约的影印件，只要你我成功逃离上海，周佛海就不敢对你的家人下毒手。”
原来如此！陶希圣一阵兴奋，居然坐了起来。
元旦那天早上，万如冰催陶希圣早点儿起床，去给汪精卫他们拜年。陶希圣有些不理解，说：“我都病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去给他们拜年？”
万如冰说：“正是你病成这样，还去给他们拜年，就表明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减轻他们对你的怀疑，否则的话，你不可能顺利走出去。”
妻子的话很有道理，陶希圣欣然接受。八点左右，他拖着病体，到了汪精卫的住处。见他来了，汪精卫很高兴，急忙招呼他坐下。然后，他又询问他的病情，还问他有什么需要。
过了一会儿，周佛海、李士群等人纷纷登门，向汪精卫夫妇拜年。一时之间，汪宅非常热闹，充满了新年气息。正热闹着，陈璧君说：“陶部长，签约那天你缺席，今天你来了，正好在文件上补签名字。”
没想到陈璧君会提这样一个要求，陶希圣慌了手脚，身体竟然哆嗦起来。他稳了稳神，说：“汪夫人，我现在连握筷子都觉吃力，更不用说握笔了。这么重要的文件，要是我签了个歪歪斜斜的名字，很不好。”
汪精卫听了，说：“璧君，陶部长的身体还没恢复好，没必要急着签字，等他病好了再补签不迟。”
汪精卫已经许可，陈璧君不好强求，只得作罢。
拜年的任务已经完成，陶希圣以身体不好为由，急忙提出告辞。周佛海送他到门口，说：“陶部长，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陶希圣知道他话中有话，故意装傻说：“多谢周主任关心，我这身体，不知道哪天命就没了。”
周佛海说：“日方在催着要这份密约，你和高司长都不签字，汪主席很为难啊。”
陶希圣说：“我病好了，就会过来签的。”
“那就好，那就好！”周佛海说，“为了让陶部长的身体尽快好起来，汪主席说了，这几天给你配个专车。李胖，过来一下。”随着他的喊声，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子小跑着过来，点头哈腰地站在面前。
周佛海说：“陶部长，他叫李胖，是你的专职司机。以后你出门，由他负责驾车，不用搭乘公交车。”
这明显是安插眼线！陶希圣知道无法拒绝，便假装高兴地说：“太谢谢周主任了，改天我一定请周主任吃饭。”
小车载着陶希圣，驶进环龙路的住处。见爸爸从小车上下来，孩子们感到很好奇，纷纷凑过去，这里看看，那里摸摸。陶希圣故意大声说道：“孩子们，以后你们想去哪儿，有专车送啰。”
万如冰从屋里出来，责骂道：“爸爸的车子能乱动吗？泰来，还不带着弟弟们玩去。”听到妈妈责骂，泰来急忙朝弟弟们使眼色，带着他们离开。
等李胖驾车离去，万如冰急忙把陶希圣扯进房间，问是怎么回事。得知情况，她焦急地说：“一出门就得坐车，你怎么甩掉特务？”
“我已经想好了！”说完，陶希圣在她耳旁嘀咕了一会儿。
万如冰听了，很是高兴，说：“这个主意好，明天我带琴薰去宗武家拜年，顺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他。”
1月3日上午九点，陶希圣西装革履。他深情地拥了拥妻子，出了住处。马上，李胖过来，说：“陶部长，您要去哪？”
陶希圣说：“我约了几个朋友，在和平饭店吃中餐。”李胖听了，马上驾车，把陶希圣送到和平饭店前。
陶希圣说：“李胖，今天我约的是几个重要客人，你就别跟着上去了。这是五十块钱，你就在附近吃个饭。”说完，他把钱递过去。
和平饭店是大上海最高档的饭店，能去这地方吃饭的自然不是一般人。听陶希圣这么说，李胖自然不好跟着去。他接过钱，说：“谢谢陶部长，我还是在车里等吧，到时候您给我带个盒饭。”
陶希圣不再理睬，下了车，大步朝饭店走去。一进大厅，他马上找到后门，走了出去。后门不远处，一辆出租车停在那里。见到陶希圣，司机马上下车，迎上去说：“陶教授，万先生派我来接您。” 在出租车的不远处，站着好几个人。这些人，都是万墨林安排接应的枪手。因为事先已经知晓情况，陶希圣没有犹豫，马上上车。出租车发动，载着他朝十六铺码头驶去。
大约十一时许，陶希圣赶到了黄浦滩码头。经过稽查口的时候，他压了压礼帽，把船票递给执勤的日本兵。日本兵看了下船票，见是上等舱的，马上示意陶希圣过去。
上船后，陶希圣找到自己的舱位。因为担心特务，他不敢去找高宗武。直到轮船准时启航，陶希圣才松了口气。然后，他去服务台，想通过他们查一下高宗武在哪个舱位。没想到，查来查去，就是没查到高宗武这个名字。
难道高宗武没有逃出来？陶希圣心头一凉。正在惊慌的时候，他忽地想起，为了安全起见，他俩用的都是假名字，可高宗武用的是什么假名字，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直到第二天上午，陶希圣才在甲板上见到高宗武。终于成功逃离上海！两个人自然是欣喜万分。
1月5日下午，万如冰终于收到陶希圣已经安全抵达香港的电报。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下，可是，另外一种担忧又涌上她的心头。因为，自从陶希圣失踪后，泰来他们上学放学，每次都由“76号”派司机负责接送。家门前的巷子里，增加了许多便衣特务。
无论怎样，我都要带孩子们逃走！
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万如冰表面上若无其事，但内心越来越不安起来。12日那天，一家人都不出门，呆在家里。中午，周佛海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她马上把家搬到愚园路去，并且告诉她已经派车，很快就会到她的住处，要她做好准备。
万如冰知道，如果一家人搬进愚园路，那就绝对摆脱不了特务们的控制，没有机会逃离上海了。怎么办？情急之下，她抓起电话，直接打到汪公馆，说要找汪先生。
电话是陈璧君接的，听到是个女人的声音，她有些诧异，说：“你是谁？”
万如冰说：“我是陶希圣的妻子万如冰，我想见您。”
陈璧君也想见她，自然答应。于是，万如冰带着琴薰，坐了“76号”的车，径直去了汪公馆。
万如冰是旧式女人，极少在公开场合出现过，所以没人认识她。见到她后，陈璧君有些怀疑，说：“你真是陶太太？”
万如冰说：“是的，汪夫人。”
陈璧君说：“那么，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万如冰说：“我家先生已经走了好几天，我很怕他在香港会见什么人，讲什么话，坏了汪先生的大事。我想去香港，把他拉回来。”
把陶希圣拉回上海，这正是陈璧君想的。不过，她不相信万如冰的话，说：“你用不着自己去，派一个学生去就可以了。”
万如冰说：“学生的话他不会相信，只有我去劝才能够让他回来。”
陈璧君冷笑一声，说：“陶太太，你这番话还是留着蒙小孩子吧。”
万如冰说：“我怎么是蒙您呢？我们来上海只有两个星期，若是我家先生有走的打算，他怎么会接我们来这里？我带两个小的去香港，三个大的继续留在这里读书，只是得烦汪夫人和汪先生给予照顾。”
这番话合情合理，让陈璧君去了戒心。她想了下，说：“这事我作不了主，得问问汪先生。”
陈璧君还没上楼，汪精卫就从楼上下来，说：“陶太太，这个事我还得想想。”
这时，一个副官进来，递给汪精卫一封信。汪精卫打开信，扫视一下，马上脸色大变。原来，那封信是陶希圣发来的电报，请求他保护他家人的安全，否则他只有走极端，公开讲话。
这正是汪精卫最为担心的事！他按了按太阳穴，说：“陶太太，就照你说的办。你到香港后，一个星期之内，给我个准信，否则就别怪我翻脸无情。”说完，他还批给万如冰一笔钱作路费。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月13日，汪精卫特意派了辆汽车，送万如冰母子到十六铺码头。上了船之后，看着琴薰带着两个弟弟站在码头，万如冰泪如雨下。因为，她知道，这一走极有可能就是永别。
后来，在万墨林的精心策划下，陶家三姐弟分三路成功逃出魔窟。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公布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摄影件。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重庆《大公报》该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汪伪卖国密约将密摄照片呈送。”
“汪日密约”的公布，让中国人民看清楚了日本想亡我中国的真实意图，给汪伪逆流以沉重打击，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决心。这一事件，史称“高陶事件”，因其意义重大，所以也称“小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