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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夹边沟，有过两次难忘的邂逅。
一次是在领取邮包的时候。
农场里每个月有一天，在场部分发邮包。谁有邮包，名字写在小黑板上，收件人收工回来看到，可以在晚饭后学习前的那段时间，去排队领取。人多，邮包要检查，所以等的时间长。学习会往往迟到，但不算犯规。
那天我有邮包，和许多人一起，在场部办公室外的墙根，或蹲或坐，等着叫自己的名字。大家默默无言。有的打盹，有的在薄暗中缝补什么，有的三个五个一起，抽自制的烟卷。我呢，就这么坐着，干等。深秋的晚风掠过寸草不生的地面，尘沙和垃圾落寞地回舞。有时回风穿过人群，在身上留下灰土。
我旁边坐着一个老头儿，大约五十来岁。戴着一顶皱巴巴的解放帽，帽檐塌下来搭拉在前额上。花白胡子很脏。眼囊肥大空虚，松弛下垂，一副衰疲不堪的样子。他紧闭着嘴，反复看他的两只手。手上许多大大小小的裂口，如同象形文字。天黑下来以后，他同我搭讪起来，问我叫什么名字，说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见过，问我是不是在《新建设》上发表过文章，题目是《论美》？说那篇文章，观点鲜明，概念模糊，逻辑不严格，算不得科学论文，他只当艺术品看。还举了几个例子，记忆力之好，思维之敏捷，使我惊讶。
我说你是搞美学的吗？他说不是不是，只不过是个爱好者。因为好奇，什么都感兴趣，杂七杂八都看。他的专业是语言学。他懂好几国语言，最喜欢的却是藏语。他说藏语的表达能力，一点儿也不比汉语差。用藏文翻译的梵文佛经，和迦利陀婆的著作，还有泰戈尔用英文写的诗，都比汉文翻译的更好，更达意也更传神。用藏文记载的各种西藏典籍，包括苯教的教义，那精深独到之处也不是不懂藏文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的。我问他冰心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怎么样？他说可以，但损失还是很多。诗本不可以转述，何况是泰戈尔。
他说泰戈尔写过一本书，也叫《论美》，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我不懂英文。他说要学。学外国语要趁早，年纪大了就难了。接着他向我介绍泰戈尔那本书，说得很详细，可惜我都记不得了。那时的我，这方面的兴趣已经衰退。粗糙刚硬的现实，打磨掉我一层柔嫩的皮肤，打磨掉我许多纤细精致的感觉的触须，把我也变成了粗糙与刚硬。我要的已经不是虚幻空灵的诗与美，而是足够的食物、休息和睡眠，是火与剑，野性的叫喊，掀天揭地的狂风暴雨。一切梦想家、议论家、感伤家、爱美家，包括过去的我自己，对于我来说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在这没有绿色的土地上，在这无爱的人们中间，听一个无力的老人谈论那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不觉得多么有趣。
无心地听着，无心地望着他，黑暗中依稀覺得，他的语调，他的面影，有什么地方，参差像我的父亲。对面土屋墙上，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月光，淡得如果不是半墙阴影的衬托就看不出来，却映照得一排一排的土屋清冷荒寒凄厉得慌，仿佛是被世界抛弃遗忘在那里的一些空房。空房与空房之间是无边的旷野，雾海一般隐约微茫。那人苍老、沙哑而又热烈的话语，听起来也像这月光，黯淡、虚幻，而又遥远。忽然办公室里叫我的名字，我一下子跳起来，向那里跑去。包裹是母亲寄来的寒衣，里面有一封信。等管教干部一一看过，已变成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来不及整理，一股脑儿抱着就往回跑，都忘了向那位不知姓名的老汉打个招呼。第二天想起来，才意识到这是失礼，肯定伤了他的心。我只能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遇见他，向他道个歉，听他说说话。后来农场的形势越来越严酷，年轻人日益衰弱，老弱者纷纷死去，这个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
还有一次难忘的邂逅，是在夏收的时候。干农业活，夏收是一个特别紧张的环节。为赶在麦子成熟以后脱粒以前把它抢收回来，农村里都要男女老少齐出动，披星戴月地干。我们分场四个大队都是基建队，但是到了夏收时节，全都要支援场本部的农业队。这是紧张的突击任务，要求连夜干。分场长在动员报告中说，外面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在大跃进，插红旗寸土不让，干革命分秒必争。很多人通夜不睡，连续作战几天几夜。你们要立功赎罪，难道可以比人民群众还少出力气吗？农场的麦地，同荒地也差不多。麦子稀疏矮小，许多地方根本就没长出来。长出来了的也有许多没抽穗。不管有穗没穗，我们的任务是把它一齐连根拔起，捆成捆儿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走。没法子掌握进度，有时大片的地只要走个过场就行了，有时又得寸寸前进。有时在前进中会遇见别的基建队，并排干一阵，各又分开。没见过面，但又似曾相识。陌路相逢，也不甚觉得有趣。
沙土很松软，拔起来不费劲，一抖，根上就没土了。但是晚上不睡觉，很困。长时间蹲着，腰、背、膝都很酸痛。受不了时，可以跪下，爬着干。比较省力，但是跟不上趟，爬一阵还得再起来，蹲着追赶一阵，难受得很。不过这中间可以偷吃生麦子。把揉下的麦粒在手掌心里一搓，吹去麸皮，往嘴里一丢，是一件快事。大家都饿，都偷，所以没人举报，都只装没看见。这样各个孤独的和对立着的个人之间，似乎又有了某种无形的联系，这也令人惬意。
问题在于，人吃了生麦子，要拉稀。那几天普遍拉稀。农场有不少右派医生，和我们一样劳动。有幸分配到医务所，可以看病派药的，只两个。夏收时，他们背着药箱在工地上跑来跑去，也通夜不睡，很困很累。地大，人多，顾此失彼，难得一见。见着了，就给几粒土霉素，很管用。那天半夜里，我们队和另一个队在高地上会合，转移前坐在地边休息，来了医生，大家蜂拥过去，他每人给四粒预先包好的土霉素。有人嫌少，过一会儿又再去要一次，医生记不清，照给。我也想这样，刚要站起来，坐在旁边的一个陌生人按住我的胳膊，说，土霉素吃多了不好。又说，我是医生，你要相信我。
月光下看不清他的年龄，只觉得那头发浓密、嘴唇宽厚，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样子，像个书呆子。我依他没去，他似乎对我有了好感，又说，我不骗你。这话，也像书呆子说的，我觉得。
他告诉我，所有霉素类的药物，都对人类有害，它们不但杀死外界侵入的细菌，也杀死我们自己身上的细菌，比方说大肠里面的葡萄球菌。他说要是没有葡萄球菌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充分消化食物。实际上，作为消化器官不可缺少的零件，葡萄球菌已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他说这就像豆根一样，你看到过豆根上有许多瘤子吗？那是根瘤菌造成的，但也是植物合成养料的器官。他说他相信，我们全身各个部分，都有像葡萄球菌和根瘤菌那样同我们共生的各种细菌。他说他猜想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不过是一个各种微生物的共同体。我们的大脑活动，我们的思想感情，不过是许多微生物协同行动所产生的合力。
他说他小时候，听说人的身体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水分，很吃惊很难过，因为那不是他的“我”。看到骷髅就觉得害怕和恶心，听说自己身体里也有这个东西，简直不敢相信！后来上了医学院，进了研究所，才发现“我”就是那些东西的总和。究竟有没有“我”，确实是个问题。他说，出去了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明白。
在深夜的荒原上，野沉沉，月茫茫，星汉垂地。听这些骇人的和忧郁的话语，我受到深深的震撼。但我无知，只能沉默。哨子一响，各走一方，从此没有再见。他提出的问题，长久地困扰着我。每想到这些问题，我就想到他。他姓“鄢”，这个字我不识，以致牢记不忘，竟把他的名字给忘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文革”后期，我在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听说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当门诊大夫，“文革”中被打死了，就姓这个姓。我常想：那恐怕就是他了。
三十九年以后，一九九五年那个多雪的冬天，我在美国曼彻斯特图书馆，看到一本评介近十年来科学成果的书，说人体细胞内部的腺粒体，实际上是一些早先进入我们的真核细胞并留在里面的原始细菌。它们和其他许多居住在我们体内的小生物一起，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以其不同于我们的DNA和RNA自我复制。它们推动我们的细胞运作，供给我们氧化能，使我们能活动和思想。我们没有它们就不行。甚至我们自己的DNA也来自这共生体的编码。也就是说，连我们的基因也是由各方面信息指令的协同机制构成的……这本书的作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Lewis Thomas教授感慨地说：原来我的细胞，竟然是一个比牙买加海湾还要复杂的生态系统。但愿它们为我工作，并感我之所感，想我之所想。
把拳头放在书上，我，或者名之为我的这个生态系统，靠着椅背呆想。我想这个世界，对于那个我曾在月夜旷野里遇见的医生来说，真是太不公平了。
（冯金良摘自花城出版社《寻找家园》）
一次是在领取邮包的时候。
农场里每个月有一天，在场部分发邮包。谁有邮包，名字写在小黑板上，收件人收工回来看到，可以在晚饭后学习前的那段时间，去排队领取。人多，邮包要检查，所以等的时间长。学习会往往迟到，但不算犯规。
那天我有邮包，和许多人一起，在场部办公室外的墙根，或蹲或坐，等着叫自己的名字。大家默默无言。有的打盹，有的在薄暗中缝补什么，有的三个五个一起，抽自制的烟卷。我呢，就这么坐着，干等。深秋的晚风掠过寸草不生的地面，尘沙和垃圾落寞地回舞。有时回风穿过人群，在身上留下灰土。
我旁边坐着一个老头儿，大约五十来岁。戴着一顶皱巴巴的解放帽，帽檐塌下来搭拉在前额上。花白胡子很脏。眼囊肥大空虚，松弛下垂，一副衰疲不堪的样子。他紧闭着嘴，反复看他的两只手。手上许多大大小小的裂口，如同象形文字。天黑下来以后，他同我搭讪起来，问我叫什么名字，说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见过，问我是不是在《新建设》上发表过文章，题目是《论美》？说那篇文章，观点鲜明，概念模糊，逻辑不严格，算不得科学论文，他只当艺术品看。还举了几个例子，记忆力之好，思维之敏捷，使我惊讶。
我说你是搞美学的吗？他说不是不是，只不过是个爱好者。因为好奇，什么都感兴趣，杂七杂八都看。他的专业是语言学。他懂好几国语言，最喜欢的却是藏语。他说藏语的表达能力，一点儿也不比汉语差。用藏文翻译的梵文佛经，和迦利陀婆的著作，还有泰戈尔用英文写的诗，都比汉文翻译的更好，更达意也更传神。用藏文记载的各种西藏典籍，包括苯教的教义，那精深独到之处也不是不懂藏文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的。我问他冰心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怎么样？他说可以，但损失还是很多。诗本不可以转述，何况是泰戈尔。
他说泰戈尔写过一本书，也叫《论美》，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我不懂英文。他说要学。学外国语要趁早，年纪大了就难了。接着他向我介绍泰戈尔那本书，说得很详细，可惜我都记不得了。那时的我，这方面的兴趣已经衰退。粗糙刚硬的现实，打磨掉我一层柔嫩的皮肤，打磨掉我许多纤细精致的感觉的触须，把我也变成了粗糙与刚硬。我要的已经不是虚幻空灵的诗与美，而是足够的食物、休息和睡眠，是火与剑，野性的叫喊，掀天揭地的狂风暴雨。一切梦想家、议论家、感伤家、爱美家，包括过去的我自己，对于我来说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在这没有绿色的土地上，在这无爱的人们中间，听一个无力的老人谈论那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不觉得多么有趣。
无心地听着，无心地望着他，黑暗中依稀覺得，他的语调，他的面影，有什么地方，参差像我的父亲。对面土屋墙上，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月光，淡得如果不是半墙阴影的衬托就看不出来，却映照得一排一排的土屋清冷荒寒凄厉得慌，仿佛是被世界抛弃遗忘在那里的一些空房。空房与空房之间是无边的旷野，雾海一般隐约微茫。那人苍老、沙哑而又热烈的话语，听起来也像这月光，黯淡、虚幻，而又遥远。忽然办公室里叫我的名字，我一下子跳起来，向那里跑去。包裹是母亲寄来的寒衣，里面有一封信。等管教干部一一看过，已变成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来不及整理，一股脑儿抱着就往回跑，都忘了向那位不知姓名的老汉打个招呼。第二天想起来，才意识到这是失礼，肯定伤了他的心。我只能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遇见他，向他道个歉，听他说说话。后来农场的形势越来越严酷，年轻人日益衰弱，老弱者纷纷死去，这个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
还有一次难忘的邂逅，是在夏收的时候。干农业活，夏收是一个特别紧张的环节。为赶在麦子成熟以后脱粒以前把它抢收回来，农村里都要男女老少齐出动，披星戴月地干。我们分场四个大队都是基建队，但是到了夏收时节，全都要支援场本部的农业队。这是紧张的突击任务，要求连夜干。分场长在动员报告中说，外面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在大跃进，插红旗寸土不让，干革命分秒必争。很多人通夜不睡，连续作战几天几夜。你们要立功赎罪，难道可以比人民群众还少出力气吗？农场的麦地，同荒地也差不多。麦子稀疏矮小，许多地方根本就没长出来。长出来了的也有许多没抽穗。不管有穗没穗，我们的任务是把它一齐连根拔起，捆成捆儿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走。没法子掌握进度，有时大片的地只要走个过场就行了，有时又得寸寸前进。有时在前进中会遇见别的基建队，并排干一阵，各又分开。没见过面，但又似曾相识。陌路相逢，也不甚觉得有趣。
沙土很松软，拔起来不费劲，一抖，根上就没土了。但是晚上不睡觉，很困。长时间蹲着，腰、背、膝都很酸痛。受不了时，可以跪下，爬着干。比较省力，但是跟不上趟，爬一阵还得再起来，蹲着追赶一阵，难受得很。不过这中间可以偷吃生麦子。把揉下的麦粒在手掌心里一搓，吹去麸皮，往嘴里一丢，是一件快事。大家都饿，都偷，所以没人举报，都只装没看见。这样各个孤独的和对立着的个人之间，似乎又有了某种无形的联系，这也令人惬意。
问题在于，人吃了生麦子，要拉稀。那几天普遍拉稀。农场有不少右派医生，和我们一样劳动。有幸分配到医务所，可以看病派药的，只两个。夏收时，他们背着药箱在工地上跑来跑去，也通夜不睡，很困很累。地大，人多，顾此失彼，难得一见。见着了，就给几粒土霉素，很管用。那天半夜里，我们队和另一个队在高地上会合，转移前坐在地边休息，来了医生，大家蜂拥过去，他每人给四粒预先包好的土霉素。有人嫌少，过一会儿又再去要一次，医生记不清，照给。我也想这样，刚要站起来，坐在旁边的一个陌生人按住我的胳膊，说，土霉素吃多了不好。又说，我是医生，你要相信我。
月光下看不清他的年龄，只觉得那头发浓密、嘴唇宽厚，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样子，像个书呆子。我依他没去，他似乎对我有了好感，又说，我不骗你。这话，也像书呆子说的，我觉得。
他告诉我，所有霉素类的药物，都对人类有害，它们不但杀死外界侵入的细菌，也杀死我们自己身上的细菌，比方说大肠里面的葡萄球菌。他说要是没有葡萄球菌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充分消化食物。实际上，作为消化器官不可缺少的零件，葡萄球菌已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他说这就像豆根一样，你看到过豆根上有许多瘤子吗？那是根瘤菌造成的，但也是植物合成养料的器官。他说他相信，我们全身各个部分，都有像葡萄球菌和根瘤菌那样同我们共生的各种细菌。他说他猜想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不过是一个各种微生物的共同体。我们的大脑活动，我们的思想感情，不过是许多微生物协同行动所产生的合力。
他说他小时候，听说人的身体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水分，很吃惊很难过，因为那不是他的“我”。看到骷髅就觉得害怕和恶心，听说自己身体里也有这个东西，简直不敢相信！后来上了医学院，进了研究所，才发现“我”就是那些东西的总和。究竟有没有“我”，确实是个问题。他说，出去了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明白。
在深夜的荒原上，野沉沉，月茫茫，星汉垂地。听这些骇人的和忧郁的话语，我受到深深的震撼。但我无知，只能沉默。哨子一响，各走一方，从此没有再见。他提出的问题，长久地困扰着我。每想到这些问题，我就想到他。他姓“鄢”，这个字我不识，以致牢记不忘，竟把他的名字给忘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文革”后期，我在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听说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当门诊大夫，“文革”中被打死了，就姓这个姓。我常想：那恐怕就是他了。
三十九年以后，一九九五年那个多雪的冬天，我在美国曼彻斯特图书馆，看到一本评介近十年来科学成果的书，说人体细胞内部的腺粒体，实际上是一些早先进入我们的真核细胞并留在里面的原始细菌。它们和其他许多居住在我们体内的小生物一起，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以其不同于我们的DNA和RNA自我复制。它们推动我们的细胞运作，供给我们氧化能，使我们能活动和思想。我们没有它们就不行。甚至我们自己的DNA也来自这共生体的编码。也就是说，连我们的基因也是由各方面信息指令的协同机制构成的……这本书的作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Lewis Thomas教授感慨地说：原来我的细胞，竟然是一个比牙买加海湾还要复杂的生态系统。但愿它们为我工作，并感我之所感，想我之所想。
把拳头放在书上，我，或者名之为我的这个生态系统，靠着椅背呆想。我想这个世界，对于那个我曾在月夜旷野里遇见的医生来说，真是太不公平了。
（冯金良摘自花城出版社《寻找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