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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具有悠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成立“马克思研究会”，最早开设唯物史观课程。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大学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冯定教授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起了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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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具有悠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成立“马克思研究会”，最早开设唯物史观课程。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大学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冯定教授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起了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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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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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期
其他文献
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昭示着一个新的秩序——帝国，这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混合性宪政秩序：以美国为代表的君主制，以其他发达国家和跨国财团所代表的贵族制以及由边缘性的民族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民主制。正是这三个层级构成了新的帝国秩序。身处其中的大众在面对帝国时所采取的阶级斗争形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出走日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斗争形式。两位作者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演变切入——因为生命政治劳动日益占据霸权地位，劳动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在生产空间具备自主地进行协作和组织的能力，也就是说，具备了摆脱资本的潜
由中央编译局、河南省委宣传部和郑州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于2014年10月18日至19日在河南郑州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军事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防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政治学院、郑州大学等单位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
本文试图探索如何将女性主义的哲学概念“关怀伦理”（theethicsofcare）与福柯的概念“自我关怀”（eare—for—the—self）综合在一起，为“承认”的伦理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期望借此来减弱激进的平等主义或者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破坏和道德危害倾向，从而在市场化背景下丰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马克思曾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如何推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协同发展，仍旧是我们今天最为关心的问题。在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考途径出发，进一步认识社会主
文章提出了今天应当如何理解经典（或经典作家）的问题，回溯了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尼采、雅各布·布克哈特等人的著作编辑史，把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编辑置于这一背景之下来理解；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手稿为例，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版本的特点，并论述了MEGA第四部分即笔记和摘录卷的学术价值；最后论述了自己对什么是经典（或经典作家）这一问题的理解。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MEGA第二版（MEGA2）编辑结构中设置第四部分的历史渊源，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中摘录笔记和旁注部分的具体情况，肯定了这些材料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和考证其主要著作创作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意义。本文还回顾了梁赞诺夫主持编辑的MEGA第一版收录和编辑摘录笔记的情况，评价了其得失。在第二部分，本文列举了大量论据，证明在MEGA第二版（MEGA2）中设立单独的第四部分收录摘录笔记和旁注的必要性。最后，介绍了MEGA2第四部分在1992年之后的编辑进展，强调了第四部分的编辑原则。
2013年11月2日至3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广西师范大学、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
2013年12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STS）研究中心与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联合举办的“北京2013·STS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国家科技战略与生态文明”。来自首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现将会议概述如下。
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均提出了问题。对资本主义来说，它表明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过程中，有一天它将达到内在的极限。对马克思来说，它表明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弹性，即尽管困难重重，资本主义仍持续扩张，至少目前还在继续否定有关它最终衰落的预言。我将论证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毫无疑问仍然是确切的，但全球化的现象表明它需要被调整，需要超越马克思所遗留的地方而继续发展。我还将进一步论证，既然全球化显然仍没有解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关键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全球化就是有问题的。
2010年在中国频发的罢工事件是劳资对抗的一个转折点。这些社会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劳资双方达到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力量平衡；这些冲突属于抵制资本主义国际运动的一部分，而中国政府在应对劳资新问题采取的法律和行政措施赋予了工人更多的权利，保障他们的权利。面对新一代农民则也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工会组织则在调节劳资问题方面发挥新的作用。
文章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与费希特之间的关系问题，并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如何理解费希特主义者。作者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立场是试图以人类能动性理论为基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规划人类自由的现实条件。这种通过人类的能动性理解人类的方法是由费希特在批判康德的时候形成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时候借用并改造了这一方法。在这一意义上，作者得出马克思确实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