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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碗内，“better，better，better，better”的渐进强音逐渐汇成八万人的高亢合唱，70岁的保罗?麦卡特尼站在体育场中央，用老迈的喉咙重唱青春之歌，高举双手邀约观众。仍有论者不满于保罗沉闷的鼓动方式，但要让奥运会“激励一代人”，此时此地只有他做得到。而曾被披头士和《Hey Jude》激励起的那一代人，一部分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精英和元老。
40多年过去，《Hey Jude》的歌声传遍世界，响彻铁幕内外、后方与前线。列侬与哈里森都已不在，“爱与和平”似乎依旧遥远，“悲伤的歌”也还在，但人们愿意“make it better”，将希望传给下一个世代。
亲情絮语与逐爱之歌
1968年，披头士乐队已蜚声欧美乐坛，但成员间的裂隙已愈渐明显，每个人也都遇到了各自的私生活危机。保罗?麦卡特尼与相恋五年的女友简?阿舍（Jane Asher）分手，同琳达?伊士曼（Linda Eastman ）相恋；约翰?列侬开始同小野洋子同居，使他和妻子辛西娅的婚姻濒于崩溃，5岁的儿子朱利安也将陷于父母离异的痛苦。一直喜爱朱利安的麦卡特尼曾因车祸失去母亲，理解这种痛苦的他突然造访辛西娅和朱利安的住处并悉心安慰这对母子。据麦卡特尼的说法，他在返程途中写下意在鼓励朱利安的《Hey Jules》，后为上口押韵，将歌名和歌词改成“Hey Jude”。歌词中反复出现的“her”可能就指的是朱利安的母亲辛西娅。直到20年后朱利安?列侬才知晓保罗叔叔的良苦用心。
但列侬第一次听到《Hey Jude》时，却以为那是写给他的。正处在选择乐队还是洋子岔路口的列侬这样说道：“在潜意识层面似乎在说‘Hey，John！去吧，离开我们（和洋子在一起吧）’，在意识层面似乎又并不想我前去。”列侬在探望妻儿归来的当天，用自己的钢琴试录了《Hey Jude》。同样的歌，在孩子那里是驱散阴霾的喁喁絮语，在父亲那里却成了炙热的恋歌，父亲的热恋却正是孩子苦恼的根源。
当列侬把想法告诉麦卡特尼时，被后者一口否认。列侬以为，这或许是麦卡特尼在追求新女友问题上的自勉之歌。但这些都已不重要，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本就像是在安慰他人的同时也让自己得到治愈。
但此时的列侬更执著于另一件事：把精心创制的单曲《Revolution》同期发行并置于碟片A面。这是列侬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他声明革命不是故作姿态和暴力对抗，应是心灵的自我解放。这是半年来的激进学运带给他的思考。与《Revolution》相比，《Hey Jude》就像是注定会流行的口水歌。其他三人不以为然，坚持将《Hey Jude》置于A面，最终列侬妥协。这次分歧看似喜好之争，却暗含着重大的理念分歧：披头士乐队是要顺从于流行曲风和文化工业的规则，还是坚持反叛并亮明自己的政治诉求？
8月初，《Hey Jude》在英美市场发行，并一举席卷畅销榜榜单，长居榜首不下。在这个非比寻常的年份里，“泼人冷水”的是列侬，而给人勇气的是麦卡特尼。在巴黎，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与警察打起街垒战。在北京，臂缠红袖标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受到领袖的接见，回家与父母老师决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几天后被强制驱散。在布拉格，苏联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在街头遭到唾骂和打砸。披头士所在的伦敦，空前规模的反战游行演变为暴力冲突，一位名叫托尼?布莱尔的披头士歌迷身处其中。在东京，学生们戴上安全帽轰轰烈烈地走上街头，迷上披头士的年轻人村上春树对此冷眼旁观。横空出世的《Hey Jude》注定与1968彼此缠绕，酿成一代人难遣的乡愁。
“一片止痛药和一场大笑”
披头士的成员多来自于工业港口城市利物浦的工人阶级家庭，乐队前身名叫“采矿人”，最初在港口后街的小酒吧里表演。与来自中产家庭而放荡不羁的滚石乐队相比，他们原本的装扮随意而贴近本来的身份：穿牛仔裤和皮夹克，上台后一边拨吉他一边抽烟、嚼口香糖。直到经纪人爱泼斯坦对这四个大男孩的形象进行了彻底改造，要求他们改穿羊毛西装和剪裁得体的衬衫，系素色领带，以显出贴近英伦绅士的中产阶级青年形象。事实证明这一改造令披头士广受认同。
以《Hey Jude》为例，其简单通俗而又内涵丰富的歌词，能轻易打破英美两种文化间的隔阂，同时又在两种文化间激起了迥异的想象。如吉姆?柯蒂斯（Jim Curtis）在《Rock Eras》一书中所指出的，披头士借助美国黑人音乐（猫王），继承了一种反抗英国主流文化霸权的精神。彼时英国的“建制派”依靠暴力压制底层的社会运动，而且所有广播都被官方媒体掌控，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会很自然地借助“粗俗”的美国文化，反对英国现存体制，达成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在学者卡翠娜?欧文（Katrina Irving）看来，在保守的体制下，工人阶级青年聚集在小酒吧里听共同喜爱的披头士，是一种团结与联合的姿态，这种听歌方式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
在媒体氛围开放的美国，披头士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战后美国形成富裕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其反主流文化不像英国新左派那样执著于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三大差别，美国的代际矛盾远远严重于阶级矛盾。上世纪60年代美国抗议文化，可以说是老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借用社会主义的语言造自己父辈的反。披头士、《Hey Jude》的美国歌迷便是这样一群中产之子。菲利普?诺曼（Philip Norman）指出，披头士的出现之于美国青年如“一种新理念、一件新玩具、一片止痛药和一场大笑”。披头士就像刚被暗杀的肯尼迪，“年轻、英俊、诙谐、坦然、自信并超越于所有成功”。
继续以工人阶级之子的角色而奋斗，还是满足于成为流行偶像，这一矛盾贯穿披头士乐队始终，就像他们对于该把《Hey Jude》放在A面还是B面一样。当60年代繁华落幕，列侬和麦卡特尼终因对“音乐介入政治”问题的态度而分道扬镳。列侬彻底倒向他的“革命”，与英美左翼活动家频繁联络，通过行为艺术和音乐节宣传反战，把社会主义理论写进歌词，呼吁释放抗议人士，令尼克松当局和FBI颇感紧张。麦卡特尼则选择出没于“四海一家”（援助非洲义演）这样的慈善演唱会，这种反讽的表演形式表面上让音乐展现出改变世界的力量，却令其幕后的音乐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从而把具有反叛性的音乐轻易收编到文化工业体制的笼中。 春泥掩埋的自由魂
1968年，《Hey Jude》的歌声也在东方掀起波澜。在披头士的影响下，苏联第一支摇滚乐队“时间机器”于这一年成立。捷克偶像女歌手玛尔塔?库碧索娃则在“布拉格之春”夭折之际，将《Hey Jude》演绎为抗议苏联入侵的自由之歌。
同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取消文化审查，令捷克社会享有空前的表达自由和文化活力。
玛尔塔?库碧索娃正是这一时期的偶像歌手。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玛尔塔，曾为获得高考资格在工厂辛苦劳动3年，苦工使她强化了对斯大林体制和特权阶层的反感。当终于获知高考无望后，她只得去参加小剧场歌手的面试，意外走上演艺之路，并于1966年24岁时成为风靡捷克乐坛的“金娃娃”三人组成员之一。“布拉格之春”令玛尔塔激动万分，她也成了杜布切克的支持者。
1968年8月20日深夜，5000辆坦克驶入捷克斯洛伐克，碾进布拉格古雅的街道。杜布切克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亲苏派领导人，言论审查和秘密审讯重新开始。苦恼的玛尔塔收听到了刚刚发行的《Hey Jude》，她决定用捷克语翻唱该曲以激励同胞，并将其作为新专辑的主打歌。
捷克版《Hey Jude》歌词内容是两个少女间的对话：“Hey，Jude，甜言蜜语虽然动听，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所有押韵的歌词背后，都有弦外之音在对我们倾诉。人生多美好，人生多残酷，可是Jude，要相信它，人生给我们带来创痛，或在我们伤口撒盐，或毒打我们直到棒断，人生玩弄我们，但请不要伤悲……”唱片售出60万张，歌曲很快传遍布拉格的大街小巷，穿过冰冷的装甲与愤怒而沮丧的人群。
1969年10月，当局传讯玛尔塔，问歌词有没有影射批判苏军入侵。玛尔塔回答：“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玛尔塔遭到永久禁演，所有唱片被销毁，忠实的歌迷则把唱片偷偷掩埋在泥土里。玛尔塔只能靠糊纸袋、打字勉强维生，与流亡国外的丈夫离婚，并和一个官员之子再婚，诞下一女。
1979年，玛尔塔受托出任捷克反对派发言人，遭受数十次的逮捕和审讯，但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1989年，玛尔塔登上瓦茨拉夫广场的阳台，面对百万民众重新放声歌唱。
在这年一个大学生集会上，玛尔塔被要求重唱《Hey Jude》，可她完全不记得歌词了。“我们都记得”，学生们说。《Hey Jude》的唱片被从解冻的泥土中挖出，重新响遍布拉格的街巷。
怀旧风与竞技场：消费主义的征服
60年代远去了，连同那些新左派和自由派的革命之歌。当年的披头士歌迷托尼?布莱尔和村上春树都已成长为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精英，《Hey Jude》也无可避免地与那些披头士的反叛音乐一道，被划入了“经典”范畴。主流社会人士借之回忆青春，音乐公司借之翻唱牟利，地下乐团则借之向前辈致敬。
《Hey Jude》被改编为古典乐曲。古典流行通吃的德国音乐神童戴维?格雷特（David Garrett）曾在2010年Open Air演唱会压轴演奏了小提琴曲《Hey Jude》。1930年出生的日本作曲家武满彻，在西方摇滚乐中加入日本传统乐器元素，谱成吉他曲《Hey Jude》。
在东亚，翻唱版《Hey Jude》成为华语音乐产制和流通的范本。新加坡歌手孙燕姿翻唱的《Hey Jude》收录于她的第四张专辑《Start自选集》（该专辑多数为翻唱歌曲），由位于台湾的华纳唱片（华语）公司包装出品，并向中国大陆和日本、韩国推广，在全亚洲售出240余万张。华纳借此将“小天后”孙燕姿打造完成，更打下了大陆改革开放后一代人对《Hey Jude》和披头士的心理烙印。在英国读书的香港歌手陈奕迅和大陆歌手张靓颖也相继演唱过此歌。
村上春树也把对披头士的情愫融于作品中。《挪威的森林》的书名就来自于披头士的歌曲《Norwegian Wood》，又取其“静谧、忧伤，而又令人莫名地沉醉”之格调。书中女主人公、披头士歌迷直子的葬礼上，男主人公渡边听玲子弹奏51首曲子（其中15首披头士的歌），《Hey Jude》列第14首。《挪威的森林》1987年在日本出版，2001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如今该书已成为中国所谓“小资”的流行文化符号之一，而与《Hey Jude》诞生的60年的背景相去甚远。
2007年由披头士迷茱莉?泰莫导演的致敬音乐片《Across the Universe》由“革命”工作室制作，索尼公司出品。该片可谓33首披头士歌曲的大串烧。男主人公叫Jude，成长于利物浦码头，前往美国寻找新生活时遇到了中产家庭的Max和Lucy（出自披头士歌曲《Lucy in the Sky》），成立乐队，旋即卷入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Hey Jude》出现于剧情从低谷到高潮的转折点上，由Jude的友人Max对他唱起。作为商业机制收编流行文化的极致，2009年，德国电信子公司T-Mobile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组织了一场1.3万人齐唱《Hey Jude》的“快闪”活动，以“生活就是分享”为名制成该公司的广告片。
在集体记忆和商业操纵两股力量下，音乐会和竞技场最终融为一体。2012年，曼城队在44年沉寂后重夺英超/英甲联赛冠军。而在曼城首次夺冠的1968年，《Hey Jude》刚刚发行。伊蒂哈德球场的球迷一齐高歌起“na，na，na，nananana”，温情之歌亦成狂欢之歌。
44年过去，唱《Hey Jude》的保罗?麦卡特尼与唱《Imagine》的约翰?列侬“重逢”于伦敦奥运会上。是他们改变了一代人、改变了世界，还是披头士自己也被整合于“英国文化”这个超级概念之中？
如今，《Hey Jude》已经传唱给了下一个世代，交由他们续写新的故事。
40多年过去，《Hey Jude》的歌声传遍世界，响彻铁幕内外、后方与前线。列侬与哈里森都已不在，“爱与和平”似乎依旧遥远，“悲伤的歌”也还在，但人们愿意“make it better”，将希望传给下一个世代。
亲情絮语与逐爱之歌
1968年，披头士乐队已蜚声欧美乐坛，但成员间的裂隙已愈渐明显，每个人也都遇到了各自的私生活危机。保罗?麦卡特尼与相恋五年的女友简?阿舍（Jane Asher）分手，同琳达?伊士曼（Linda Eastman ）相恋；约翰?列侬开始同小野洋子同居，使他和妻子辛西娅的婚姻濒于崩溃，5岁的儿子朱利安也将陷于父母离异的痛苦。一直喜爱朱利安的麦卡特尼曾因车祸失去母亲，理解这种痛苦的他突然造访辛西娅和朱利安的住处并悉心安慰这对母子。据麦卡特尼的说法，他在返程途中写下意在鼓励朱利安的《Hey Jules》，后为上口押韵，将歌名和歌词改成“Hey Jude”。歌词中反复出现的“her”可能就指的是朱利安的母亲辛西娅。直到20年后朱利安?列侬才知晓保罗叔叔的良苦用心。
但列侬第一次听到《Hey Jude》时，却以为那是写给他的。正处在选择乐队还是洋子岔路口的列侬这样说道：“在潜意识层面似乎在说‘Hey，John！去吧，离开我们（和洋子在一起吧）’，在意识层面似乎又并不想我前去。”列侬在探望妻儿归来的当天，用自己的钢琴试录了《Hey Jude》。同样的歌，在孩子那里是驱散阴霾的喁喁絮语，在父亲那里却成了炙热的恋歌，父亲的热恋却正是孩子苦恼的根源。
当列侬把想法告诉麦卡特尼时，被后者一口否认。列侬以为，这或许是麦卡特尼在追求新女友问题上的自勉之歌。但这些都已不重要，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本就像是在安慰他人的同时也让自己得到治愈。
但此时的列侬更执著于另一件事：把精心创制的单曲《Revolution》同期发行并置于碟片A面。这是列侬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他声明革命不是故作姿态和暴力对抗，应是心灵的自我解放。这是半年来的激进学运带给他的思考。与《Revolution》相比，《Hey Jude》就像是注定会流行的口水歌。其他三人不以为然，坚持将《Hey Jude》置于A面，最终列侬妥协。这次分歧看似喜好之争，却暗含着重大的理念分歧：披头士乐队是要顺从于流行曲风和文化工业的规则，还是坚持反叛并亮明自己的政治诉求？
8月初，《Hey Jude》在英美市场发行，并一举席卷畅销榜榜单，长居榜首不下。在这个非比寻常的年份里，“泼人冷水”的是列侬，而给人勇气的是麦卡特尼。在巴黎，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与警察打起街垒战。在北京，臂缠红袖标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受到领袖的接见，回家与父母老师决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几天后被强制驱散。在布拉格，苏联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在街头遭到唾骂和打砸。披头士所在的伦敦，空前规模的反战游行演变为暴力冲突，一位名叫托尼?布莱尔的披头士歌迷身处其中。在东京，学生们戴上安全帽轰轰烈烈地走上街头，迷上披头士的年轻人村上春树对此冷眼旁观。横空出世的《Hey Jude》注定与1968彼此缠绕，酿成一代人难遣的乡愁。
“一片止痛药和一场大笑”
披头士的成员多来自于工业港口城市利物浦的工人阶级家庭，乐队前身名叫“采矿人”，最初在港口后街的小酒吧里表演。与来自中产家庭而放荡不羁的滚石乐队相比，他们原本的装扮随意而贴近本来的身份：穿牛仔裤和皮夹克，上台后一边拨吉他一边抽烟、嚼口香糖。直到经纪人爱泼斯坦对这四个大男孩的形象进行了彻底改造，要求他们改穿羊毛西装和剪裁得体的衬衫，系素色领带，以显出贴近英伦绅士的中产阶级青年形象。事实证明这一改造令披头士广受认同。
以《Hey Jude》为例，其简单通俗而又内涵丰富的歌词，能轻易打破英美两种文化间的隔阂，同时又在两种文化间激起了迥异的想象。如吉姆?柯蒂斯（Jim Curtis）在《Rock Eras》一书中所指出的，披头士借助美国黑人音乐（猫王），继承了一种反抗英国主流文化霸权的精神。彼时英国的“建制派”依靠暴力压制底层的社会运动，而且所有广播都被官方媒体掌控，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会很自然地借助“粗俗”的美国文化，反对英国现存体制，达成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在学者卡翠娜?欧文（Katrina Irving）看来，在保守的体制下，工人阶级青年聚集在小酒吧里听共同喜爱的披头士，是一种团结与联合的姿态，这种听歌方式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
在媒体氛围开放的美国，披头士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战后美国形成富裕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其反主流文化不像英国新左派那样执著于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三大差别，美国的代际矛盾远远严重于阶级矛盾。上世纪60年代美国抗议文化，可以说是老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借用社会主义的语言造自己父辈的反。披头士、《Hey Jude》的美国歌迷便是这样一群中产之子。菲利普?诺曼（Philip Norman）指出，披头士的出现之于美国青年如“一种新理念、一件新玩具、一片止痛药和一场大笑”。披头士就像刚被暗杀的肯尼迪，“年轻、英俊、诙谐、坦然、自信并超越于所有成功”。
继续以工人阶级之子的角色而奋斗，还是满足于成为流行偶像，这一矛盾贯穿披头士乐队始终，就像他们对于该把《Hey Jude》放在A面还是B面一样。当60年代繁华落幕，列侬和麦卡特尼终因对“音乐介入政治”问题的态度而分道扬镳。列侬彻底倒向他的“革命”，与英美左翼活动家频繁联络，通过行为艺术和音乐节宣传反战，把社会主义理论写进歌词，呼吁释放抗议人士，令尼克松当局和FBI颇感紧张。麦卡特尼则选择出没于“四海一家”（援助非洲义演）这样的慈善演唱会，这种反讽的表演形式表面上让音乐展现出改变世界的力量，却令其幕后的音乐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从而把具有反叛性的音乐轻易收编到文化工业体制的笼中。 春泥掩埋的自由魂
1968年，《Hey Jude》的歌声也在东方掀起波澜。在披头士的影响下，苏联第一支摇滚乐队“时间机器”于这一年成立。捷克偶像女歌手玛尔塔?库碧索娃则在“布拉格之春”夭折之际，将《Hey Jude》演绎为抗议苏联入侵的自由之歌。
同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取消文化审查，令捷克社会享有空前的表达自由和文化活力。
玛尔塔?库碧索娃正是这一时期的偶像歌手。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玛尔塔，曾为获得高考资格在工厂辛苦劳动3年，苦工使她强化了对斯大林体制和特权阶层的反感。当终于获知高考无望后，她只得去参加小剧场歌手的面试，意外走上演艺之路，并于1966年24岁时成为风靡捷克乐坛的“金娃娃”三人组成员之一。“布拉格之春”令玛尔塔激动万分，她也成了杜布切克的支持者。
1968年8月20日深夜，5000辆坦克驶入捷克斯洛伐克，碾进布拉格古雅的街道。杜布切克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亲苏派领导人，言论审查和秘密审讯重新开始。苦恼的玛尔塔收听到了刚刚发行的《Hey Jude》，她决定用捷克语翻唱该曲以激励同胞，并将其作为新专辑的主打歌。
捷克版《Hey Jude》歌词内容是两个少女间的对话：“Hey，Jude，甜言蜜语虽然动听，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所有押韵的歌词背后，都有弦外之音在对我们倾诉。人生多美好，人生多残酷，可是Jude，要相信它，人生给我们带来创痛，或在我们伤口撒盐，或毒打我们直到棒断，人生玩弄我们，但请不要伤悲……”唱片售出60万张，歌曲很快传遍布拉格的大街小巷，穿过冰冷的装甲与愤怒而沮丧的人群。
1969年10月，当局传讯玛尔塔，问歌词有没有影射批判苏军入侵。玛尔塔回答：“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玛尔塔遭到永久禁演，所有唱片被销毁，忠实的歌迷则把唱片偷偷掩埋在泥土里。玛尔塔只能靠糊纸袋、打字勉强维生，与流亡国外的丈夫离婚，并和一个官员之子再婚，诞下一女。
1979年，玛尔塔受托出任捷克反对派发言人，遭受数十次的逮捕和审讯，但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1989年，玛尔塔登上瓦茨拉夫广场的阳台，面对百万民众重新放声歌唱。
在这年一个大学生集会上，玛尔塔被要求重唱《Hey Jude》，可她完全不记得歌词了。“我们都记得”，学生们说。《Hey Jude》的唱片被从解冻的泥土中挖出，重新响遍布拉格的街巷。
怀旧风与竞技场：消费主义的征服
60年代远去了，连同那些新左派和自由派的革命之歌。当年的披头士歌迷托尼?布莱尔和村上春树都已成长为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精英，《Hey Jude》也无可避免地与那些披头士的反叛音乐一道，被划入了“经典”范畴。主流社会人士借之回忆青春，音乐公司借之翻唱牟利，地下乐团则借之向前辈致敬。
《Hey Jude》被改编为古典乐曲。古典流行通吃的德国音乐神童戴维?格雷特（David Garrett）曾在2010年Open Air演唱会压轴演奏了小提琴曲《Hey Jude》。1930年出生的日本作曲家武满彻，在西方摇滚乐中加入日本传统乐器元素，谱成吉他曲《Hey Jude》。
在东亚，翻唱版《Hey Jude》成为华语音乐产制和流通的范本。新加坡歌手孙燕姿翻唱的《Hey Jude》收录于她的第四张专辑《Start自选集》（该专辑多数为翻唱歌曲），由位于台湾的华纳唱片（华语）公司包装出品，并向中国大陆和日本、韩国推广，在全亚洲售出240余万张。华纳借此将“小天后”孙燕姿打造完成，更打下了大陆改革开放后一代人对《Hey Jude》和披头士的心理烙印。在英国读书的香港歌手陈奕迅和大陆歌手张靓颖也相继演唱过此歌。
村上春树也把对披头士的情愫融于作品中。《挪威的森林》的书名就来自于披头士的歌曲《Norwegian Wood》，又取其“静谧、忧伤，而又令人莫名地沉醉”之格调。书中女主人公、披头士歌迷直子的葬礼上，男主人公渡边听玲子弹奏51首曲子（其中15首披头士的歌），《Hey Jude》列第14首。《挪威的森林》1987年在日本出版，2001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如今该书已成为中国所谓“小资”的流行文化符号之一，而与《Hey Jude》诞生的60年的背景相去甚远。
2007年由披头士迷茱莉?泰莫导演的致敬音乐片《Across the Universe》由“革命”工作室制作，索尼公司出品。该片可谓33首披头士歌曲的大串烧。男主人公叫Jude，成长于利物浦码头，前往美国寻找新生活时遇到了中产家庭的Max和Lucy（出自披头士歌曲《Lucy in the Sky》），成立乐队，旋即卷入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Hey Jude》出现于剧情从低谷到高潮的转折点上，由Jude的友人Max对他唱起。作为商业机制收编流行文化的极致，2009年，德国电信子公司T-Mobile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组织了一场1.3万人齐唱《Hey Jude》的“快闪”活动，以“生活就是分享”为名制成该公司的广告片。
在集体记忆和商业操纵两股力量下，音乐会和竞技场最终融为一体。2012年，曼城队在44年沉寂后重夺英超/英甲联赛冠军。而在曼城首次夺冠的1968年，《Hey Jude》刚刚发行。伊蒂哈德球场的球迷一齐高歌起“na，na，na，nananana”，温情之歌亦成狂欢之歌。
44年过去，唱《Hey Jude》的保罗?麦卡特尼与唱《Imagine》的约翰?列侬“重逢”于伦敦奥运会上。是他们改变了一代人、改变了世界，还是披头士自己也被整合于“英国文化”这个超级概念之中？
如今，《Hey Jude》已经传唱给了下一个世代，交由他们续写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