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创作得益于淮河这条母亲河，得益于生我养我的名叫大河湾的故土。大河湾是淮河两岸成千上万个村庄中的一个，但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又与别的村庄有着千差万别的不同。
　　大河湾是怎样的一个村庄呢？
　　俗话说，七十二水归正阳。淮河的源头在桐柏山，一路流下汇合着千沟万壑的细水，流着、流着，流成一条大河。淮河经正阳后，一下凶猛起来，逼近凤台竟成南北流向，直到硖山口才甩过头朝正东流过来。这里是一片平原，淮河还拧着一股气顺不开，分开两条河汊，一分分了四十里，在田家庵才又汇合成一条河。这块被两条河汊围拢的土地，人们称河湾地。我家靠着南边一条较宽的河汊，叫大河，村庄自然就命名为大河湾。
　　由于大河湾的独特地理位置，也就必然决定了这里村人生态、心态的独特性。比如房屋要盖在淮河岸边的土台上，这土台叫庄台。为避河水早涨，靠近淮河的河滩地种早熟的大麦，常常大麦快成熟时，淮河水就涨上来了。河水涨一尺，村人大麦地里割一尺。
　　早年间流传这么一句民谣：大河湾哟大河湾，十年倒有九年淹；淹了大河湾，单被改成裤子穿。
　　又比如这里人家异姓间很少通婚。闺女大了嫁到真正“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村庄去。还有大河湾老年人死后不愿埋葬在大河湾。表层的原因是怕常遭水灾，棺材容易沤烂。深层里是否还包含着“生不能离开这里，死必離开这里”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隐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爱还是恨呢？
　　再比如，我们村里有几户陈姓人家早年是渔民，一代代漂泊船上养成了中午过年的习惯，沿袭至今。每年春节我回老家冷不丁地听见他们中午燃放过年的炮仗声响，我都想这一习俗扭曲该又是一个怎么漫长的过程呀！
　　我想正是因为大河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才相应地具备了独特的文学性，才能凸现出淮河的“这一个”。
　　淮河流域地跨河南大部、安徽和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和湖北少部，养育着两岸近2亿人民，其人口密度居全国各大流域之首。淮河南有长江，北有黄河，是一条不该被文学遗忘的河流。具体到“怎样写出独属淮河而又能被世人所接受的文学作品”似乎牵扯到了淮河流域本土化写作的大问题。我的理解应该是仰仗本土的区域经验和语言资源，表现出淮河流域最基本、也最深厚的精神层面。它不应借助异质的词语，不应借助他者的眼光，更不应借助现成的理论或成见去诠释。
　　往简单里说，就是小说里的人物该去怎么说，怎么做。小说里的人物说些什么话，是怎样的一种行为举止，很大程度上是依附笔下故事类型的择选。非常民间化，力争呈现出民间的机智以及融入其间毛茸茸的细微质地来，是我择选故事的标准。写作这种融有大量民间情态、民间机智的故事时，我能感觉出那种独属淮河才有的东西是怎样通过我的笔悄悄流到文字当中去的。
　　我作品里的语言力争口语化，少书卷气很浓的词汇，少成语、官话，人物对话不加引号，叙述与对话相交相融。我企图通过这样一种叙事获得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感。
　　毫无疑问，作家必须用标准的汉语进行写作，这与淮河流域的语言相差很大。寫作时，语言的口语化追求与书面表达之间的差异常令我笔下的人物张口结舌。但我还是适当地选用个别方言。当这些方言从笔下人物嘴里说出来时，我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亲切感。
　　如若与时空相对应，我笔下的故事类型无非是两类：一类是“当下”，一类是“过去”。
　　“当下”作品，应该说是我创作的主流。但写好这类作品十分不易。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新闻报道，能准确地把握这些文化表象已是困难，更枉谈深刻了。因此，我感兴趣的还有“过去”。当我拿起笔注视大河湾的时候，睁开的是两只眼。一只盯着大河湾迅疾变化着的事物，而另一只眼却盯着大河湾那些亘古不变的事物。这是隐藏土地深处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神秘密码；这是萦绕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血脉气息；这是人类共同的心灵震颤和苦痛。
　　有一组与“童年记忆”相关的小说，便属“过去”类型的。
　　我的童年生长在一种特殊的年份里。这种年份叫“文革”，它是人类成长历史上的罕有年份。写作时，我企图在“过去”找一找与自己生命相关联的一些东西，或与我们每个人生命相关联的一些东西。我认为“童年记忆”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原始的记忆，又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主要的记忆。可以说它决定了一个人一生怎样看待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与个体相关的骄傲、谦卑、忍耐、勇气和同情等，都可以在“童年记忆”中找到最原始的母本。俗话说：“三岁看老。”一个人的生命元素一旦形成，就远非后天的知识，或环境的改变所能轻易改变的了。写作此组小说时，我还想看一看我自己，以及我们是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人类只有看清了自己的历史，面对现实时才知道怎样去做，才能更加有力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