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胡耀邦同志1958年参观南阳隆中诸葛亮草堂时改写的一副对联。他多次把这副对联抄写和转赠给党内外友人，用来共勉。耀邦同志14岁参加革命，在六十年革命生涯中，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自己的光辉一生，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坚持真理撼人心
　　
　　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坚持真理、百折不挠、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自己的理想充满了坚定的信念。他提倡为正义事业勇敢献身的精神，把追求真理、捍卫正义看得高于一切。正是这种信念，使他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勇担重任，求索不止，自强不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名言所体现出的中华廉洁文化的美德，在耀邦同志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全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后，耀邦同志曾有过与叶剑英同志的一席话：“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这就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新隆中对”。在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后，他以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人昭雪，数千万受到株连的人新生。在“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当时重重的阻力和压力面前，耀邦同志说过：“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这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言、敢为人先的大无畏精神，令亿万国民感动，震撼人心。
　　可见，没有忧国忧民的意识，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耀邦同志是难以承担和完成当时这个历史使命的。正如田纪云同志所说，胡耀邦同志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
　　
　　“七嘴八舌人气旺，民族复兴有希望！”
　　——作风民主聚人心
　　
　　《炎黄春秋》2005年11期以“我们心中的胡耀邦”为专题，刊登了田纪云等14位老同志的一组怀念文章；12期，刊登了胡启立同志写的《我心中的耀邦》。读后令人感动，引人深思。
　　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老同志，亲身感受和见证了胡耀邦的工作和人格。
　　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坚持集体领导，力主发扬民主。他多次对身边的同志说：“要吸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他常说：“鸦雀无声，是走向灭亡的前奏曲，七嘴八舌人气旺，民族复兴有希望。”
　　原新华社一位负责同志回忆说：“我与耀邦同志有过近十年工作关系，感触最深的是他的民主作风。”耀邦并非不坚持己见，但他平等待人，从谏如流。在新闻系统的宣传例会上，他从不居高临下，别人发言，他认真听取，也经常插话。有时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一个身居高位的领导人，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和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意见包括不同政见，尤其难能可贵。
　　耀邦同志能正确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
　　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在纪念胡耀邦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这是对耀邦民主作风感受的一种表达。
　　
　　“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
　　——勤政廉政得人心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胡耀邦同志身居高位，谦虚谨慎。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自奉简朴，作风上艰苦深入，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是耀邦同志的鲜明特征。
　　与耀邦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耀邦干工作几乎是不要命，是全身心的投入，夜以继日。他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经常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到深夜。他办公室的灯是熄得最晚的。他家虽然就在中南海附近，但他只周六回去吃一餐晚饭，其余时间除出访、出差，吃住都在办公地点——勤政殿。他常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
　　耀邦同志在工作中最重视实情，经常往下跑，并带头坐中巴车下去视察。他晚年身体不好，还去过西藏。他曾经发誓要走遍全国两千多个县，大概完成了一多半。
　　耀邦一向反对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他吃饭严格按照标准，非常简朴。有次开会，耀邦公开点名批评某省：“他们给我上熊掌，怎么得了啊，我怎么能吃呢？”后来，耀邦再到下面去，就变了个法子：刚上两三个菜，他就抓紧吃，三下五除二，后面的菜还没上完，他已经吃饱放下筷子起身走了。他一走，陪同人员当然也跟着走，宴会不结束也得结束了。
　　工作雷厉风行，生活一向俭朴。胡启立同志回忆起一件十分感人的事：1984年1月，耀邦同志外出视察，为不耽误时间，他坚持连夜从贵州安顺赶往广西百色，路况不好，又有大雾，夜间12点钟，车到望漠，实在走不了了，只好找地方住下来。因招待所只有大通铺，他就在县委书记办公室单人床上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又赶路，中午到达广西一个小镇，他看到街上很热闹，卖东西的人很多，正好有家路边小摊卖贵州米线，三毛钱一碗。耀邦就说，不要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街上吃饭吧。说完就坐在条凳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完饭，老百姓才发觉，原来是胡耀邦总书记，于是呼啦啦围了过来热烈鼓掌，耀邦站起来，恭恭敬敬给大家鞠了个躬，上车就走了。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耀邦同志经常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三方面都给人们做出了表率。
　　
　　“如果你还要出来，那我就要回去。”
　　——大公无私服人心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耀邦对自己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个人谋取过任何的利益。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
　　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搞特殊化，几十年如一日。他三子一女规规矩矩，自食其力。他亲哥哥胡耀福和侄子都在老家务农。有一次，哥哥到北京来找他，希望帮助给找个工作。耀邦对他说：“我们全国有8亿多农民，如果每个家庭有一个人能出来工作挣工资就不错了，我们家我已经出来了，如果你还要出来，那我就得回去。你看怎么办？”劝服了哥哥后，他从自己工资里给了哥哥二百元钱，他哥哥还是继续当农民，直至去世。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能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他的招牌办事。直到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全是普通农民。
　　1988年11月25日，湖南省委接待处一辆旅行车上下来一个鬓发斑白、皮肤粗糙、面容清瘦黝黑的老汉，身上黑呢子衣服的细绒毛几乎磨光，沾满黄土灰，他就是胡耀邦同志的哥哥胡耀福。胡耀福手提一个已被泥水染黄了的尿素袋，走进五号楼。袋子里装满了弟弟喜欢吃的红皮南瓜和晒干的茄子皮、苦瓜条、刀豆片。耀邦71岁的老嫂子和侄子都没有来。因为耀邦同志怕来的人多了给接待部门添麻烦。
　　廉洁自律是耀邦同志一贯的优良品质。在耀邦同志的家乡浏阳，传颂着许许多多真实动人的故事。胡耀邦故居的陈列室里，就有困难时期（1961年1月）他写给家乡党支部书记龚光繁的亲笔信，其中提到他们送去茶油、豆子等，全都折了价，“一共27.9元，交胡耀福带回，务必退回公社”。参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几人。”
　　——惩治腐败快人心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风反响强烈。胡耀邦同志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在邓小平的关心指导下，耀邦同志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胡耀邦又在思考酝酿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1985年底，这件事正式提上日程，历时半年多，经反复调研、起草，讨论、修改，直到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党内有些同志经不住考验，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消极腐败的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对此，耀邦忧心如焚。那一个时期，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就要从中央抓起，从自己身边抓起，从高干和高干子弟抓起”。他认为，中央机关应当做全国人民的表率。他亲自布置、亲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党政军8000人大会，号召全党同志珍惜党的生命线，显示中央惩治贪污腐败的坚强决心。
　　耀邦同志说，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因为这对党的事业是绝对重要的。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有困难，要坚持，要办案，要从中央抓起，要严格，要有监督检查制度，要让人民有权利。我们要做到光明正大，铁面无私。他神色凝重地对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说：“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一语千钧，震撼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