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秋，笔者有幸收藏了一件清代的锡包紫壶，此壶用料考究、做工精湛、刻绘精美，从中可一窥古代艺术的精妙所在。
　　所谓三镶锡包壶，即以砂为胎，包锡覆面，用白玉作壶提子，有的壶柄、壶流也是白玉镶接，多施以书画铭刻，非常别致，曾风行一时。根据史料记载，大致应该是在明代万历年闾，由苏州人赵良壁首次创制了锡壶;到了清代康熙时期，沈存周在锡器上镌刻自作诗句，使之文人化;而后陈鸿寿、朱石梅、杨彭年在此基础上又为之综合，所制成的砂胎锡壶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目前看来，三镶锡包壶壶式主要有几类。一是借鉴古代铜器、汉砖汉瓦的造型，比如秦权壶就是仿秦秤砣外型制壶，有“飞鸿延年壶”“半瓦壶”“砖方壶”和古币形等;二是借鉴生活用器的造型，比如“覆斗壶”“井栏壶”“笠式壶”等等;还有就是仿动植物形态的壶式，比如“瓜形壶”“桃形壶”等。
　　笔者收藏的此壶为仿古琴样式，造型奇特、优美，线条流畅，十分少见。此壶一面篆刻青铜器铭文：“贞从王伐梁，孚，用作鐼簋。右贞敦盖器铭即春秋之梁国也，俊三刊”，此铭文见清代金石家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第六卷有着录。“敦”为青铜器名，是古代用来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就饪食器总体的发展变化而言，与鼎中盛肉食相配套的盛饭食的器物，西周是簋、春秋是敦、战国以后则是盒。《礼记·明堂位》中记载“有虞氏之两敦”，说明其很早就已经从盛储器演变成为礼器，它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至秦代以后渐趋消失。此铭文记载了春秋时期周王征伐诸侯的事迹。笔者通过资料查阅发现，贞敦为清代书家钱坫的旧藏，可惜目前笔者还未见此原器物最终归处与相关图片。
　　另一方面，在资料中笔者注意到，参与锡包紫砂壶刻铭者有竹隐、雨庭、一亭、筠斋、步郎、符生等，而之前未见过“俊三”落款的资料。经过此次对该壶的追根溯源，笔者了解到，清代的吴焯，字俊三，海州板浦人，工画、善弈;乾隆年间其游京师，客怡亲王邸15年，与蒋和、罗聘齐名，《海州文献录》有其传。再观此壶刻字铭文，与资料基本符合，证明刻者有金石书法基础而非一般匠人。此壶另一面刻兰花菖蒲图，刻工潇洒流畅，以刀代笔倾以篆刀刻就，直抒胸臆;下刻“共咏霓裳”四字，书法工整，文人气息呼之欲出。
　　壶底部有印款：道口锡器。这种工艺又名“点铜”，源于清，是河南道口的传统的手工业。据传在清代乾隆年间，山西省洪洞县一位姓刘的老艺人来到道口开设“同太”号锡店，生意日盛。制作道口锡器的艺人也约定俗成：凡是质量达到七成锡以上的，均要在锡器上打上“点铜”二字。道口锡器的制作是很讲究的，锡器主要以广锡为原料，但它并不纯粹是锡，还掺有一定比例的铅和铜。上世纪30年代，道口镇有名的锡器店有兴盛、广盛、松盛、兴盛公等20多家，其中的店铺又有新号与老号之分，制作工匠数百人，年产锡器达到10万公斤，制锡业盛况空前。
　　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三镶锡包壶在官宦、文人、商贾非常盛行，当时的锡包壶专门请人量身定做，锡求上佳，工求精绝，手刻书画，熔紫砂与锡、玉工艺于一炉。在当时，一把三镶锡包壶的价格远遠超过一把紫砂壶，盛极一时。三镶锡包壶的流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砂胎锡包壶的锡面甚软，易于受刀。到了晚清时期，三镶锡包壶逐渐走向衰落，原因除了工艺复杂、备料不易之外，也是受到了壶身笨重，泡茶实用功能差的限制。
　　如今，流行于清中期的紫砂胎锡包壶，以其精良的制作，独特的文人气息，存世量稀少受到了收藏者的追捧，其中不乏收藏大家。而笔者有缘入藏，并能在此与同好中人分享有关它的种种，确是藏者生涯的一大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