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2月7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主线，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市场化改革。
一、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不懈探索，改革开放，与时俱进，走出了一条制度创新和发展的新路，构建了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概括和理论创新。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内涵
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三个突出特征：第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的大变化、大调整，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体系备受冲击，进入重构期，各种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第二，我国经济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已进入新旧发展模式转换时期;第三，近年来科技革命、数字革命飞速发展，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也给现行体制、机制，甚至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归纳为四个变局：第一，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化社会，但是很多的制度规则、人的行为方式依然按照工业社会的规则和方式进行;第二，我们进入了地球与人类共存亡的时代。据专家测算，到本世纪中叶海平面将上升0.6米左右，所以GDP再高，温室效应必须要予以控制;第三，人类社会进入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并存的过程，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第四，社会结构中，空巢家庭增多，加之老龄化、少子化、网络社会等问题，因载体崩塌导致家庭结构的解体。
三是有三个变量正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行深刻调整和重构。第一个变量是世界经济格局之变，这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基础性变量。第二个变量是美国的变化，这是搅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最直接变量。第三个变量是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之变，这是影响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时代性变量。
四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影响表现为：世界经济重心东升西降、国际政治多极化重组、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生态环境绿色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机遇、新挑战。
三、深化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与会同志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改革创新，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为改革战线和改革者们提出了新的使命和任务。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第一，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必须坚持改革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第四，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与会的部分同志强调，为完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任务，必须加强五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第一，健全的产权制度。一是健全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制度。包括国有产权制度、非公经济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及各种新型产权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居民财产制度。二是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第二，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即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第三，一致性的要素市场制度，一致性的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机制，一致性的流动规则，实现要素流动的自主性、規范性。一致性的要素配置机制，对各种经济主体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第四，权威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主要体现“三个一”：一是一单尽列，单外无单。二是一年一修，动态调整。三是一目了然，一网通办。第五，刚性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事后审查的刚性。二是审查范围的刚性。三是与产业政策协调的刚性。
与会同志表示，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要做到：第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第二，大力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制度执行力。第三，下大力气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水平。当前，政府统筹协调治理经济建设、市场管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客观、片面性、主观随意的情况。第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就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与会部分同志提出了“特惠模式”的概念，即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动力为某些企业提供特殊帮助和保护，克服不良营商环境对企业的发展造成的阻碍。特惠模式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如不公平和寻租等问题。因此在特惠模式越来越难以起作用的情况下，改善普惠的营商环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实质改善营商环境要重视三方面内容：一是治理结构方面，要提供一站式服务。当企业面临多方监管时，要有一个政府部门来帮助企业统筹协调;二是行业协会要了解、反映市场主体主观感受，让市场主体在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重点突破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率先改善营商环境，先把这些行业的营商环境做好，再逐步扩展至其他行业。
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与会的部分同志分析，近10年经济逐步回落，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由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只有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放松宏观政策，才可能有效。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下一步工作重点应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要做好六件事情：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中小微企业下一步更重要;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的方式。此外，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
有的同志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抓住重点，明确三个层面的优先顺序和安排。第一个层面：产品和服务层面的改革。一是建立法治化、市场化的去产能机制，优胜劣汰，处置僵尸企业;二是建立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三是服务业市场开放，建立健全包容审慎的新兴产业发展监管方式等。第二个层面：市场主体层面的改革。重点是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高民营经济、创新型企业的比重。事业单位也要加快改革。第三个层面：要素层面的改革，改革重点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金融切实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
与会同志强调，“十四五”规划中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宏观政策应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匹配的政策;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只讲“三去一降一补”，最重要的是创造新的供给，创新的事应该更多交给民营企业去做，而不是国企;第三，金融供给侧改革应该加强，关键是要解决资金贵、资金难的问题;第四，物流供给侧改革是“十四五”的重中之重，应该打造一個以水运为基础、以多式联运为支撑的立体物流体系，降低物流成本;第五，企业混改最后不能都是国有企业收购股权，应该是根据发展的需要、市场的需要来抉择。
有的同志表示，从经济增长的一些指标来看，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靠放土地拉动增长的模式已经失效，靠土地招商引资也困难，靠土地抵押融资的模式造成的风险加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国际上的规律是城市化率过半以后开始郊区化发展，但我国城市化率超过60%之后就出现了乡村衰败，主要是因为要素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扭转上述问题，必须要做到：第一，从中央到地方要真正摒弃靠土地推动发展的模式;第二，土地制度的改革核心是促进城乡融合，城市和乡村相互开放权利，让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第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同地同权，可以入市，但面临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还想把这个权力留在自己手上，政府去征地、卖地;第四，农村宅基地制度权利的开放，从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安排适度扩大，让城里的人进到乡村。
五、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与会同志一致肯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施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完善多边贸易体系，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部分同志提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有三个重点领域。一是世贸组织的改革。各方对改什么、怎么改分歧很严重。美国要求重新界定发展中国家，并缩减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二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当前这一体系的根本问题在于未能充分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日益上升的地位和作用。三是新疆域的规则制定。在大数据、数字税收、数字货币等领域，各方均意图引领国际议程，强抓规则的制定权，但治理规则的碎片化非常严重，全球性框架还远没有建立。
关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有的同志提出要做三件事情。一是牢牢占据道义制高点，不断巩固得道多助的道义优势。二是完善对外合作布局，为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演变打造坚实的支撑。三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以增量带存量，不断扩大我国的国际制度性权利。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主义，反对单边和保护主义，推动向G20、世贸组织、IMF等机制化的建设和变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为国内发展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创建更好的国际制度和规则环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与会的部分同志认为要在四方面着力：第一，在政策沟通上下功夫，不断推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软联通;第二，在贸易畅通上下功夫，有效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三，在资金融通上下功夫，建立健全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第四，在民心相通上下功夫，全面推动不同文明互学互鉴与交流合作。
此外，与会同志还就民企疏困，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企改革发展以及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重要建议。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一、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不懈探索，改革开放，与时俱进，走出了一条制度创新和发展的新路，构建了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概括和理论创新。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内涵
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三个突出特征：第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的大变化、大调整，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体系备受冲击，进入重构期，各种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第二，我国经济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已进入新旧发展模式转换时期;第三，近年来科技革命、数字革命飞速发展，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也给现行体制、机制，甚至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归纳为四个变局：第一，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化社会，但是很多的制度规则、人的行为方式依然按照工业社会的规则和方式进行;第二，我们进入了地球与人类共存亡的时代。据专家测算，到本世纪中叶海平面将上升0.6米左右，所以GDP再高，温室效应必须要予以控制;第三，人类社会进入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并存的过程，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第四，社会结构中，空巢家庭增多，加之老龄化、少子化、网络社会等问题，因载体崩塌导致家庭结构的解体。
三是有三个变量正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行深刻调整和重构。第一个变量是世界经济格局之变，这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基础性变量。第二个变量是美国的变化，这是搅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最直接变量。第三个变量是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之变，这是影响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时代性变量。
四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影响表现为：世界经济重心东升西降、国际政治多极化重组、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生态环境绿色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机遇、新挑战。
三、深化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与会同志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改革创新，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为改革战线和改革者们提出了新的使命和任务。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第一，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必须坚持改革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第四，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与会的部分同志强调，为完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任务，必须加强五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第一，健全的产权制度。一是健全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制度。包括国有产权制度、非公经济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及各种新型产权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居民财产制度。二是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第二，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即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第三，一致性的要素市场制度，一致性的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机制，一致性的流动规则，实现要素流动的自主性、規范性。一致性的要素配置机制，对各种经济主体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第四，权威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主要体现“三个一”：一是一单尽列，单外无单。二是一年一修，动态调整。三是一目了然，一网通办。第五，刚性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事后审查的刚性。二是审查范围的刚性。三是与产业政策协调的刚性。
与会同志表示，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要做到：第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第二，大力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制度执行力。第三，下大力气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水平。当前，政府统筹协调治理经济建设、市场管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客观、片面性、主观随意的情况。第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就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与会部分同志提出了“特惠模式”的概念，即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动力为某些企业提供特殊帮助和保护，克服不良营商环境对企业的发展造成的阻碍。特惠模式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如不公平和寻租等问题。因此在特惠模式越来越难以起作用的情况下，改善普惠的营商环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实质改善营商环境要重视三方面内容：一是治理结构方面，要提供一站式服务。当企业面临多方监管时，要有一个政府部门来帮助企业统筹协调;二是行业协会要了解、反映市场主体主观感受，让市场主体在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重点突破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率先改善营商环境，先把这些行业的营商环境做好，再逐步扩展至其他行业。
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与会的部分同志分析，近10年经济逐步回落，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由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只有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放松宏观政策，才可能有效。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下一步工作重点应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要做好六件事情：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中小微企业下一步更重要;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的方式。此外，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
有的同志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抓住重点，明确三个层面的优先顺序和安排。第一个层面：产品和服务层面的改革。一是建立法治化、市场化的去产能机制，优胜劣汰，处置僵尸企业;二是建立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三是服务业市场开放，建立健全包容审慎的新兴产业发展监管方式等。第二个层面：市场主体层面的改革。重点是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高民营经济、创新型企业的比重。事业单位也要加快改革。第三个层面：要素层面的改革，改革重点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金融切实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
与会同志强调，“十四五”规划中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宏观政策应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匹配的政策;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只讲“三去一降一补”，最重要的是创造新的供给，创新的事应该更多交给民营企业去做，而不是国企;第三，金融供给侧改革应该加强，关键是要解决资金贵、资金难的问题;第四，物流供给侧改革是“十四五”的重中之重，应该打造一個以水运为基础、以多式联运为支撑的立体物流体系，降低物流成本;第五，企业混改最后不能都是国有企业收购股权，应该是根据发展的需要、市场的需要来抉择。
有的同志表示，从经济增长的一些指标来看，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靠放土地拉动增长的模式已经失效，靠土地招商引资也困难，靠土地抵押融资的模式造成的风险加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国际上的规律是城市化率过半以后开始郊区化发展，但我国城市化率超过60%之后就出现了乡村衰败，主要是因为要素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扭转上述问题，必须要做到：第一，从中央到地方要真正摒弃靠土地推动发展的模式;第二，土地制度的改革核心是促进城乡融合，城市和乡村相互开放权利，让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第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同地同权，可以入市，但面临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还想把这个权力留在自己手上，政府去征地、卖地;第四，农村宅基地制度权利的开放，从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安排适度扩大，让城里的人进到乡村。
五、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与会同志一致肯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施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完善多边贸易体系，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部分同志提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有三个重点领域。一是世贸组织的改革。各方对改什么、怎么改分歧很严重。美国要求重新界定发展中国家，并缩减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二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当前这一体系的根本问题在于未能充分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日益上升的地位和作用。三是新疆域的规则制定。在大数据、数字税收、数字货币等领域，各方均意图引领国际议程，强抓规则的制定权，但治理规则的碎片化非常严重，全球性框架还远没有建立。
关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有的同志提出要做三件事情。一是牢牢占据道义制高点，不断巩固得道多助的道义优势。二是完善对外合作布局，为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演变打造坚实的支撑。三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以增量带存量，不断扩大我国的国际制度性权利。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主义，反对单边和保护主义，推动向G20、世贸组织、IMF等机制化的建设和变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为国内发展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创建更好的国际制度和规则环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与会的部分同志认为要在四方面着力：第一，在政策沟通上下功夫，不断推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软联通;第二，在贸易畅通上下功夫，有效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三，在资金融通上下功夫，建立健全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第四，在民心相通上下功夫，全面推动不同文明互学互鉴与交流合作。
此外，与会同志还就民企疏困，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企改革发展以及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重要建议。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