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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内容和形式对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哲理特质进行探讨，通过对人物故事的梳理，探究其层叠阐发的存在命题；通过对结构方式、叙事模式的分析，探究其主观思辨的形式和超越前人的艺术创新，进而认识其哲理是形式也是内容的突出特征。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哲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毋庸置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一部极为难读难懂的作品。一向通俗大众化的小说何以在米兰·昆德拉手中变成了玄奥难解的谜团？本文认为根本原因来自他非理性的世界观和反传统的文艺观：他把小说当成质询存在、阐发真理无限可能性的手段。昆德拉说：“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沉思的质询是我所有小说赖以构成的基础。”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通过几个处在生存困境中的人物，以他们理智与困惑、坚强与懦弱、挣扎与沉沦等表现考察特定情境中人行为的种种可能性，并寻找支配其行动的潜在动机，以揭示存在于个体之上的普遍真理，使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打上了鲜明的哲理印记。
一 层叠而发的哲学命题
小说叙述了两个“爱情故事”，占主要篇幅的是布拉格外科医生托马斯和乡村女招待特丽莎的故事，另一个是捷克女画家萨宾娜和日内瓦教授弗兰茨的故事。习见的忠诚与背叛，但小说既不注重清晰完整的故事叙述，也不注重生活具象的展示和人物的塑造，而是致力于对支配人行动的主观欲念的剖解，借以探询重大而普遍化的存在问题。
托马斯/特丽莎的故事承载着三重哲学命题。在以“轻与重”命名的第一、五章中，作者以托马斯在爱情中的取舍探讨生存中人对“轻”与“重”的选择。托马斯表面是“生存之轻”的表象，他过去曾违逆父母、背叛妻子、遗弃儿子，现在又以数不尽的“性友谊”把特丽莎置于不忠的阴影下。但每当面临听任自我还是响应特丽莎、选择自由还是承担责任时，他总是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他以结婚试图减轻同居后他的不忠给特丽莎带来的痛苦；以迁居瑞士认可了特丽莎对他情人世界布拉格的逃离；以重返布拉格承担握住她的手止住其颤抖的神圣责任；最终听从特丽莎隐居乡下，与他沉醉多年的“性友谊”永久诀别。这一连串选择，都背离了他追逐生之轻盈的本性而屈就社会角色给他的责任重负，由此验证了人类普遍的选择：遵从生活中公认的法则，承担形形色色的责任。在以“灵与肉”命名的第二、四章中，作者以特丽莎在生活中的体验探求人自身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从灵与肉的角度，作者认定世界的本质是肉体世界的整一性特征，它消融着人们的个体信仰和自主精神，使世界变成粗陋肉体的集中营。特丽莎的母亲不许她关闭浴室的门，嘲笑她遮掩肉体的举动，自己则一丝不挂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就是在本能地捍卫肉体世界的整一性原则，在粗暴践踏超越其上的个体精神——高扬的灵魂。既然肉体世界每人必备、毫无二致，又有何为此感到羞耻或自豪的必要？但特丽莎却极力从肉体世界中挣脱，追求精神的自主和灵魂的认证。她把书籍、音乐当成精神世界明白无误的标记，当成逃离肉体世界的锚地。因此当《安娜·卡列尼娜》、“贝多芬四重奏”出现在他们初识的时刻，她就把托马斯当成了那自主的个体的精神世界的机缘之鸟，响应它，并以飞蛾扑火的热情投入到他的感情世界中去。但在以婚姻的形式步入托马斯的世界后，她发现又一次被置身于整齐划一的肉体世界：托马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性友谊把她与她们融为一体。为此她再度逃脱：几次迁居，甚至以涉足不忠试图看到灵魂的闪光，获得灵魂超越肉体的认证。但一切努力都是枉然，她惊愕地发现，在肉体的享乐中灵魂视之漠然。特丽莎精神追求的迷茫，证明了灵魂与肉体绝非对立互斥而是沆瀣苟合。此外，托马斯与特丽莎的故事还探讨了婚姻中情爱与性爱的问题。托马斯结识特丽莎前，坚持不带侵略性的众多“性友谊”——只有合作没有责任，使他的情感世界和谐而富有诗意。特丽莎置身其中后，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规则——忠诚，这个世界便失调混乱。给特丽莎显要的关注，其他情人就会造反；把特丽莎与她们置于同等地位，特丽莎便战栗发抖，使托马斯惶惶如罪囚。事实上，托马斯没有停止性冒险，也没有减少对特丽莎的爱。这里表达了一个西方享乐主义的观念：性爱并不妨害爱情。
萨宾娜/弗兰茨的故事也同样承载着三重命题。第三章“误解的词”是他们初遇到分手前的故事，探讨了人与人关系的本质，是永恒的误解而非沟通。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弗兰茨来自养尊处优的西欧，是正统的独尊的欧洲观念的翻版；萨宾娜来自东西方轮番践踏下的捷克，在强权下铸就了对东西方观念的双重否定。弗兰茨表现为对传统观念的忠诚慑服，萨宾娜表现为对一切观念的背叛抗争。他们在偶然中结合，有过狂热的肉体交往，但从未形成意识世界的交流。隔膜反映在他们共同面对的所有领域，作者为之开列了长长的清单，统称为“误解小辞典”。第六章“伟大的进军”是他们分手后各自的故事，着重探讨了人类生存的又一困境：无可逃避地媚俗，同时也探讨了世界历史运行的本质。弗兰茨多年遵从一夫一妻的“法律”，热衷于每一次运动、集会、游行。这一切并非取决于事物的品性，而是取决于弗兰茨对公众倾向的无条件认可和对时流的下意识应和，是本能地媚俗。萨宾娜虽表现为一贯地背叛——抗俗：从前背叛过她父亲的清教徒道德，现在既反对极权统治下举着拳头喊着口号的苏式媚俗，也反对民主旗号下反苏的欧式媚俗。甚至她极力从生活赋予的特定角色中挣脱，但她最终仍未能逃脱关于家庭的媚俗式幻象：一位可爱的母亲和一位聪慧的父亲掌管一个静谧的家庭。无论是无条件遵从还是背叛中停顿，都同样验证，“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弗兰茨等“柬埔寨进军”的失败则阐明，历史运行的本质不是从革命到革命、从斗争到斗争的伟大进军，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面对挺进大军的激情，对方的回答是死一样的沉默，斗争失去了对手，革命失去了回声，伟大的进军在孤寂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二 主观思辨的艺术形式
出于质询探讨性主题的需要，昆德拉没有使用传统小说线性叙述、情节结构、隐含主题等方法，而是创造性地使用主观性极强的哲理框架、复调结构、主题先行等手段，使小说重心由叙事变哲理。
1 设置显在的哲理框架，使所叙故事服从于哲学命题。其首要做法是从篇到章拟定哲理性标题。小说篇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为全文设定的总框架，标明小说质询探讨的核心问题。总名之下分设的七个章名也只标明本章哲学探讨的范畴，并不标明情节进程，如“轻与重”、“灵与肉”、“误解的词”。第二个做法是，每章开头都先入为主地提出要探讨的哲学命题，而不让人物事件入场就位，弱化情节因素而突出主观认识因素。如第一章“轻与重”，先以两节篇幅专门探讨轻与重的问题：生存中何为轻何为重？轻与重孰为积极孰为消极？面对二者人如何选择？探讨时又先以尼采的“永劫回归”观为引子论证式阐明观点。回归使生存变得可怕的沉重，而其一次性消费才使一切轻飘失重，失去永恒的意义。可见，对生存本质的注解，作者选择了轻松。确定了这一理论基点后，小说第三节才引出人物故事，于是值得关注的第三个做法出现了。引出人物托马斯后，没有让他的故事真正启动，而是切入特定情境下他交缠活跃的思维——“我看见他站在公寓前不知所措，越过庭院的目光，落在对面的墙上。”如此凝神思索用力何在？是在思考与他再度相遇且有肉体交往的特丽莎的关系。虽然在特丽莎病中昏睡时，他产生过“自己没有她就不能活，得躺在她身边，与她一同赴死”的幻想，但现在他仍难以确定这种感情是否有些夸张？是否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感到自欺之需所做的伪举？这一切是出于疯还是爱？对其疑惑率先注目，一方面确定了托马斯及相关人物以自我质询自我、实验人生的叙事角度，同时也为故事设定了章名之下的第三层框架：男女结合是爱情还是情爱？是机缘凑合还是别无选择？是非如此不可还是别样也行？为解答这三重命题，作者才宏观大略、避繁就简地叙述了他们从乡村邂逅到布拉格重会的过程。其它几章也沿用这一从玄奥哲学起，求证于平易现实，再从奇诡哲学出发的写作模式，让人物故事服从于主观意念。
2 复调结构，在小说中表现为整体对位、局部对话和两种方式的结合。
整体对位主要体现在两个爱情故事之间。小说整体采用自《奥德修纪》以来欧洲叙事文学就已有的双线索结构，同时铺开托马斯/特丽莎、萨宾娜/弗兰茨两条线索，但两条线索的组合和展开方式与《荷马史诗》又有质的区别。昆德拉小说的两条线索始终平行发展，没有交叉；两组人物的活动领域彼此隔开，命运遭际没有关联；情节的推进彼此不构成影响，也没有合而为一之处。如此组合用意在于，在平行对等中探讨不同的存在命题，而故事与故事则形成叙述分先后但地位不分主次的同主题并列式的对位关系。
局部对话主要体现在萨宾娜/弗兰茨故事中。它由两章组成：第三章“误解的词”和第六章“伟大的进军”。在他们的故事中，作者有意忽略对其共同经历的事件的具体连贯整一性叙述，而是杂谈式罗列其面对各种事物时意趣行为的差异。诸如光明与黑暗、忠诚与背叛、教堂与墓地、音乐、绘画、建筑、国家等等，几乎囊括客体人生活的所有领域。故事叙述中有意省略和谐一致的部分而专注于矛盾对立的因素，把交缠活跃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简化为根本对立的两极，其用意在于：在对立对等中实现两种本体意识的辩解论争，表现作者“思考着的意识”，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创性对话式的复调形式。
整体对位与局部对话的结合体现在托马斯/特丽莎故事的前四章。它交叉使用两个篇名，两次重复讲述同样的故事段落。第一章“轻与重”从托马斯的视角叙述他们从乡村初识到重回布拉格的故事段落；第二章“灵与肉”则从特莎的视角重述了这个段落，形成第一次重复；第四章“灵与肉”承接第二章以特丽莎的视角叙述重回布拉格到隐居乡村的故事段落；而第五章“轻与重”则承接第一章从托马斯的视角重述了这一故事段落，形成第二次重复。如此叙事形成的各章节及人物间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同名“轻与重”和同名“灵与肉”的两组合以及紧相连不同名的第一、二章和四、五章构成并列式对位。虽然它们讲述的是相同的事件，但由于视角及侧重点的不同讲述出来的已是不同的故事，借以阐发的也是不同的命题。这客观上形成了类同于福克纳由多人称多角度叙述构成的并列式复调结构；另一方面，无论在相同的故事中还是在不同的命题下，男女主人公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轻与重、灵与肉、忠诚与背叛等辩证关系中，他们表现为对抗。托马斯演示人类追逐生之轻盈、肉欲满足的本能，而特丽莎则表现承担责任、灵魂飞升的理想。二者虽厮守终生，但意志始终未达成一致。这同样形成了萨宾娜/弗兰茨关系中“不同声音”的辩解论争，构成对话式复调小说。
无论整体对位、局部对话还是二者结合，其建立的基点是相辅共生和地位均等。而地位均等前提下不同意志的对话，是源于作者以小说探究存在种种可能性的创作初衷。昆德拉说：“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他把小说中每一人物都当成具有思考意义的存在原型，生活中他们支撑着各自独立的坐标系，认识论中他们代表多重真理世界的一个部分和一种可能。作为可能性之一，它在多重真理世界不会成为虚弱的部分，也不能处于其它可能性的从属地位，正如自然界中所有人都处于同一地平线上，可能性均等是复调结构形成的关健。
哲学探讨使小说具有哲理深度，而对存在问题的现代性阐释既给人思想上的启迪，也显示了现代西方“价值重估”的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 米兰·昆德，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 李平、杨启宁：《米兰·昆德拉：错位人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杨书评，女，1964—，内蒙古赤峰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日本当代文学，工作单位：赤峰学院。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哲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毋庸置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一部极为难读难懂的作品。一向通俗大众化的小说何以在米兰·昆德拉手中变成了玄奥难解的谜团？本文认为根本原因来自他非理性的世界观和反传统的文艺观：他把小说当成质询存在、阐发真理无限可能性的手段。昆德拉说：“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沉思的质询是我所有小说赖以构成的基础。”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通过几个处在生存困境中的人物，以他们理智与困惑、坚强与懦弱、挣扎与沉沦等表现考察特定情境中人行为的种种可能性，并寻找支配其行动的潜在动机，以揭示存在于个体之上的普遍真理，使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打上了鲜明的哲理印记。
一 层叠而发的哲学命题
小说叙述了两个“爱情故事”，占主要篇幅的是布拉格外科医生托马斯和乡村女招待特丽莎的故事，另一个是捷克女画家萨宾娜和日内瓦教授弗兰茨的故事。习见的忠诚与背叛，但小说既不注重清晰完整的故事叙述，也不注重生活具象的展示和人物的塑造，而是致力于对支配人行动的主观欲念的剖解，借以探询重大而普遍化的存在问题。
托马斯/特丽莎的故事承载着三重哲学命题。在以“轻与重”命名的第一、五章中，作者以托马斯在爱情中的取舍探讨生存中人对“轻”与“重”的选择。托马斯表面是“生存之轻”的表象，他过去曾违逆父母、背叛妻子、遗弃儿子，现在又以数不尽的“性友谊”把特丽莎置于不忠的阴影下。但每当面临听任自我还是响应特丽莎、选择自由还是承担责任时，他总是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他以结婚试图减轻同居后他的不忠给特丽莎带来的痛苦；以迁居瑞士认可了特丽莎对他情人世界布拉格的逃离；以重返布拉格承担握住她的手止住其颤抖的神圣责任；最终听从特丽莎隐居乡下，与他沉醉多年的“性友谊”永久诀别。这一连串选择，都背离了他追逐生之轻盈的本性而屈就社会角色给他的责任重负，由此验证了人类普遍的选择：遵从生活中公认的法则，承担形形色色的责任。在以“灵与肉”命名的第二、四章中，作者以特丽莎在生活中的体验探求人自身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从灵与肉的角度，作者认定世界的本质是肉体世界的整一性特征，它消融着人们的个体信仰和自主精神，使世界变成粗陋肉体的集中营。特丽莎的母亲不许她关闭浴室的门，嘲笑她遮掩肉体的举动，自己则一丝不挂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就是在本能地捍卫肉体世界的整一性原则，在粗暴践踏超越其上的个体精神——高扬的灵魂。既然肉体世界每人必备、毫无二致，又有何为此感到羞耻或自豪的必要？但特丽莎却极力从肉体世界中挣脱，追求精神的自主和灵魂的认证。她把书籍、音乐当成精神世界明白无误的标记，当成逃离肉体世界的锚地。因此当《安娜·卡列尼娜》、“贝多芬四重奏”出现在他们初识的时刻，她就把托马斯当成了那自主的个体的精神世界的机缘之鸟，响应它，并以飞蛾扑火的热情投入到他的感情世界中去。但在以婚姻的形式步入托马斯的世界后，她发现又一次被置身于整齐划一的肉体世界：托马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性友谊把她与她们融为一体。为此她再度逃脱：几次迁居，甚至以涉足不忠试图看到灵魂的闪光，获得灵魂超越肉体的认证。但一切努力都是枉然，她惊愕地发现，在肉体的享乐中灵魂视之漠然。特丽莎精神追求的迷茫，证明了灵魂与肉体绝非对立互斥而是沆瀣苟合。此外，托马斯与特丽莎的故事还探讨了婚姻中情爱与性爱的问题。托马斯结识特丽莎前，坚持不带侵略性的众多“性友谊”——只有合作没有责任，使他的情感世界和谐而富有诗意。特丽莎置身其中后，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规则——忠诚，这个世界便失调混乱。给特丽莎显要的关注，其他情人就会造反；把特丽莎与她们置于同等地位，特丽莎便战栗发抖，使托马斯惶惶如罪囚。事实上，托马斯没有停止性冒险，也没有减少对特丽莎的爱。这里表达了一个西方享乐主义的观念：性爱并不妨害爱情。
萨宾娜/弗兰茨的故事也同样承载着三重命题。第三章“误解的词”是他们初遇到分手前的故事，探讨了人与人关系的本质，是永恒的误解而非沟通。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弗兰茨来自养尊处优的西欧，是正统的独尊的欧洲观念的翻版；萨宾娜来自东西方轮番践踏下的捷克，在强权下铸就了对东西方观念的双重否定。弗兰茨表现为对传统观念的忠诚慑服，萨宾娜表现为对一切观念的背叛抗争。他们在偶然中结合，有过狂热的肉体交往，但从未形成意识世界的交流。隔膜反映在他们共同面对的所有领域，作者为之开列了长长的清单，统称为“误解小辞典”。第六章“伟大的进军”是他们分手后各自的故事，着重探讨了人类生存的又一困境：无可逃避地媚俗，同时也探讨了世界历史运行的本质。弗兰茨多年遵从一夫一妻的“法律”，热衷于每一次运动、集会、游行。这一切并非取决于事物的品性，而是取决于弗兰茨对公众倾向的无条件认可和对时流的下意识应和，是本能地媚俗。萨宾娜虽表现为一贯地背叛——抗俗：从前背叛过她父亲的清教徒道德，现在既反对极权统治下举着拳头喊着口号的苏式媚俗，也反对民主旗号下反苏的欧式媚俗。甚至她极力从生活赋予的特定角色中挣脱，但她最终仍未能逃脱关于家庭的媚俗式幻象：一位可爱的母亲和一位聪慧的父亲掌管一个静谧的家庭。无论是无条件遵从还是背叛中停顿，都同样验证，“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弗兰茨等“柬埔寨进军”的失败则阐明，历史运行的本质不是从革命到革命、从斗争到斗争的伟大进军，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面对挺进大军的激情，对方的回答是死一样的沉默，斗争失去了对手，革命失去了回声，伟大的进军在孤寂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二 主观思辨的艺术形式
出于质询探讨性主题的需要，昆德拉没有使用传统小说线性叙述、情节结构、隐含主题等方法，而是创造性地使用主观性极强的哲理框架、复调结构、主题先行等手段，使小说重心由叙事变哲理。
1 设置显在的哲理框架，使所叙故事服从于哲学命题。其首要做法是从篇到章拟定哲理性标题。小说篇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为全文设定的总框架，标明小说质询探讨的核心问题。总名之下分设的七个章名也只标明本章哲学探讨的范畴，并不标明情节进程，如“轻与重”、“灵与肉”、“误解的词”。第二个做法是，每章开头都先入为主地提出要探讨的哲学命题，而不让人物事件入场就位，弱化情节因素而突出主观认识因素。如第一章“轻与重”，先以两节篇幅专门探讨轻与重的问题：生存中何为轻何为重？轻与重孰为积极孰为消极？面对二者人如何选择？探讨时又先以尼采的“永劫回归”观为引子论证式阐明观点。回归使生存变得可怕的沉重，而其一次性消费才使一切轻飘失重，失去永恒的意义。可见，对生存本质的注解，作者选择了轻松。确定了这一理论基点后，小说第三节才引出人物故事，于是值得关注的第三个做法出现了。引出人物托马斯后，没有让他的故事真正启动，而是切入特定情境下他交缠活跃的思维——“我看见他站在公寓前不知所措，越过庭院的目光，落在对面的墙上。”如此凝神思索用力何在？是在思考与他再度相遇且有肉体交往的特丽莎的关系。虽然在特丽莎病中昏睡时，他产生过“自己没有她就不能活，得躺在她身边，与她一同赴死”的幻想，但现在他仍难以确定这种感情是否有些夸张？是否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感到自欺之需所做的伪举？这一切是出于疯还是爱？对其疑惑率先注目，一方面确定了托马斯及相关人物以自我质询自我、实验人生的叙事角度，同时也为故事设定了章名之下的第三层框架：男女结合是爱情还是情爱？是机缘凑合还是别无选择？是非如此不可还是别样也行？为解答这三重命题，作者才宏观大略、避繁就简地叙述了他们从乡村邂逅到布拉格重会的过程。其它几章也沿用这一从玄奥哲学起，求证于平易现实，再从奇诡哲学出发的写作模式，让人物故事服从于主观意念。
2 复调结构，在小说中表现为整体对位、局部对话和两种方式的结合。
整体对位主要体现在两个爱情故事之间。小说整体采用自《奥德修纪》以来欧洲叙事文学就已有的双线索结构，同时铺开托马斯/特丽莎、萨宾娜/弗兰茨两条线索，但两条线索的组合和展开方式与《荷马史诗》又有质的区别。昆德拉小说的两条线索始终平行发展，没有交叉；两组人物的活动领域彼此隔开，命运遭际没有关联；情节的推进彼此不构成影响，也没有合而为一之处。如此组合用意在于，在平行对等中探讨不同的存在命题，而故事与故事则形成叙述分先后但地位不分主次的同主题并列式的对位关系。
局部对话主要体现在萨宾娜/弗兰茨故事中。它由两章组成：第三章“误解的词”和第六章“伟大的进军”。在他们的故事中，作者有意忽略对其共同经历的事件的具体连贯整一性叙述，而是杂谈式罗列其面对各种事物时意趣行为的差异。诸如光明与黑暗、忠诚与背叛、教堂与墓地、音乐、绘画、建筑、国家等等，几乎囊括客体人生活的所有领域。故事叙述中有意省略和谐一致的部分而专注于矛盾对立的因素，把交缠活跃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简化为根本对立的两极，其用意在于：在对立对等中实现两种本体意识的辩解论争，表现作者“思考着的意识”，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创性对话式的复调形式。
整体对位与局部对话的结合体现在托马斯/特丽莎故事的前四章。它交叉使用两个篇名，两次重复讲述同样的故事段落。第一章“轻与重”从托马斯的视角叙述他们从乡村初识到重回布拉格的故事段落；第二章“灵与肉”则从特莎的视角重述了这个段落，形成第一次重复；第四章“灵与肉”承接第二章以特丽莎的视角叙述重回布拉格到隐居乡村的故事段落；而第五章“轻与重”则承接第一章从托马斯的视角重述了这一故事段落，形成第二次重复。如此叙事形成的各章节及人物间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同名“轻与重”和同名“灵与肉”的两组合以及紧相连不同名的第一、二章和四、五章构成并列式对位。虽然它们讲述的是相同的事件，但由于视角及侧重点的不同讲述出来的已是不同的故事，借以阐发的也是不同的命题。这客观上形成了类同于福克纳由多人称多角度叙述构成的并列式复调结构；另一方面，无论在相同的故事中还是在不同的命题下，男女主人公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轻与重、灵与肉、忠诚与背叛等辩证关系中，他们表现为对抗。托马斯演示人类追逐生之轻盈、肉欲满足的本能，而特丽莎则表现承担责任、灵魂飞升的理想。二者虽厮守终生，但意志始终未达成一致。这同样形成了萨宾娜/弗兰茨关系中“不同声音”的辩解论争，构成对话式复调小说。
无论整体对位、局部对话还是二者结合，其建立的基点是相辅共生和地位均等。而地位均等前提下不同意志的对话，是源于作者以小说探究存在种种可能性的创作初衷。昆德拉说：“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他把小说中每一人物都当成具有思考意义的存在原型，生活中他们支撑着各自独立的坐标系，认识论中他们代表多重真理世界的一个部分和一种可能。作为可能性之一，它在多重真理世界不会成为虚弱的部分，也不能处于其它可能性的从属地位，正如自然界中所有人都处于同一地平线上，可能性均等是复调结构形成的关健。
哲学探讨使小说具有哲理深度，而对存在问题的现代性阐释既给人思想上的启迪，也显示了现代西方“价值重估”的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 米兰·昆德，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 李平、杨启宁：《米兰·昆德拉：错位人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杨书评，女，1964—，内蒙古赤峰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日本当代文学，工作单位：赤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