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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腐败案中往往形成利益共同体，难以打破，人人违纪，人人分享利益，相互捆绑。
这是一个冒着“火药味”的述廉现场。
常德市教育局局长黎建平刚做完述廉，一位与会代表就提出质疑：“述职的分量偏重，述廉的分量不够，要扣紧述廉这个主题，多暴露问题。”
这位代表接连发问：“教师奖励基金会先后将600万资金借给一家公司，这是一个什么公司?教师奖励基金用于支付出国考察费用，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怎么样花了这些钱?这些问题都必须讲清楚。”
尖锐的提问，让报告者颇为紧张。
随后，审计组人员对常德市另一位局长的情况进行评价，指出了几点严重问题：“一是私设小金库，超额发放福利、购买烟酒等的开支，多达110万元。二是小金库资金由个别主要领导掌控，以个人实名分别存入商业银行，部分班子成员都不知情。三是该局以个人名义注册成立咨询服务中心，违规收费高达1000多万元，且没有接受审计和有关部门的监督，违反了财务纪律。”
随后，代表对该局长的情况进行投票，23张有效票中，满意票7张，比较满意票13张，不满意票3张。
10份报告作完，会场一阵骚动，几名被质询的“一把手”脸色严峻。
发生在11月下旬的这一幕，是湖南常德市纪委对各县区和要害单位“一把手”进行的党风廉政评议。这一评议，和蹲点巡查、审计一起，重在遏制“集体腐败”。
所谓“集体腐败”，与窝案、串案不同，是指单位或组织利用公共权力，从谋取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出发，以集体的名义进行的违法违纪行为，包括集体贪污、侵占、私分，集体索贿、行贿、受贿，集体挥霍、滥发、滥补，集体失职、渎职、乱作为和集体乱决策等形式。
“现在各级财政相对保密和神秘化，这是腐败的病灶之一。”常德市纪委书记刘剑英说，单位私设小金库、集体挥霍，是最常见的“集体腐败”现象，如果审计过程深入、结果公开，“是能查出相当多的问题的”。
常德市审计局副局长、总审计师李卫说，集体腐败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金分配不透明；二是监管部门利用权力资源转换成资金，三是行政事业单位的楼堂会所“超规模”、“超标准”、“集体享受”。
改组涉案党支部
常德电视调频转播台(以下简称调转台)，成为查处“集体腐败”的首位“斩首示众者”。
“责成对违纪单位党支部进行改组，支部全部成员自然免职。”当这样一份意见在常德市委常委会议上通过时，震动随即而起。
改组，意味着对一个党支部的集体否定。在常德市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冯少斌的印象中，这样的处分，“常德历史上从来没听说过，全国也极少见”。
2008年4月，因为涉及严重的集体违纪，常德调转台党支部被立案调查。经查明，这家由市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
自2001年始，调转台成立了一家无专职员工、无独立自主权、无经营场所和自主营业收入的“皮包公司”，并通过一系列移花接木的手段，先后将750万元国有资本转化为私人资本，纳入该公司账户，使该公司实质上成为台里的“小金库”，为调转台干部发放福利和补助，5年时间人均近8万元。
而上述违纪情况，是在党组成员全部知情、在领导班子开会研究通过的情况下进行的，党支部领导甚至亲自参与开假发票、虚报财务，支部全体成员都从中捞取了好处。
2008年7月，案件调查完毕，移送至常德市纪委案件审理室，予以定性量纪。在审理小组开会讨论时，却出现了较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应作为普通的违纪案件查处，也有人认为，该案领导班子集体违纪的特征明显，应该对整个党支部进行处理，才能见效果。
据冯少斌介绍，对党支部进行改组，在战争年代、解放初期较多，和平年代里已经非常少见。
在《党章》中有相关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规定，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的处理措施：改组或解散。
这些规定甚为简单抽象，而改组的决议一旦通过，其牵涉面之广、可能造成的影响之深，“去口让人不得不慎重考虑。”
决议不下中，冯少斌曾将案情向湖南省纪委、中纪委法规处作了汇报。
2008年7月25日，常德纪委书记刘剑英出于谨慎，将意见带至市委常委会上讨论。
与会人员大多同意改组的意见，但当时正是奥运期间，有人担心，此事一旦外扬，不利于社会稳定，对常德的形象也会造成影响。
“我认为查处腐败行为非但不会影响常德的形象，反而能表明市委坚定的反腐决心。所以，我要把这种典型案件力成铁案。”刘剑英回忆道。
他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处分意见最终经常德市委通过。按纪律处分条例，对该台党支部书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该台台长给予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责成市广电局党委对该台党支部进行改组，即原党组织领导机构其余成员均自然免职。
“集体腐败”新注解
常德市纪委党风廉政室主任黄明中回忆，“惩治集体腐败”这个命题，早在2007年底就提出来了。在当时市纪委的一次案情讨论会上，刘剑英有感于“某些单位整个班子都出问题了”，要求班子成员研讨“如何惩治集体腐败。”
黄明中说：“按法律，贪污几千元就可以判刑，如果以集体的名义私分，动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但往往难以追究”
而且集体腐败具有组织性、预谋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调查中障碍重重。
刘剑英认为，在我国以往的执纪实践中，集体腐败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查处个人腐败，有详细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可循，处理结果往往也能落到实处，但处理集体腐败案，特别是违反财务纪律的案件时，往往是从轻发落，最后不了了之。”
集体腐败案中往往形成利益共同体，难以打破。“人人违纪，人人分享利益，相互捆绑，新来的领导如果想纠正，就会触犯集体内大部分人的利益，势必重重受阻。”
今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曾直言不讳：“目前中国有一种犯罪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且明目张胆，那就是集体腐败。”他建议，在修订刑法时，应将“集体腐败”纳入刑律。
目前，常德市已下发“关于惩防集体腐败”的纲领性意见。这也是全国纪检系统的第一个针对遏制集体腐败的地方《意见》。
将腐败的领导班子“一锅端”
惩治“集体腐败”的终极杀招，是将腐败的领导班子“一锅端”。看似快刀斩乱麻，但也存在隐比——一旦制度化，纪委权力将迅速膨胀，是否又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其实早在2007年9月，在刘剑英的主导下，常德市纪委悄然试行了一项改革。改革以纪委权力重新配置为核心，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部分，是将本来由纪委常委会讨论、关键时刻由纪委书记拍板的案件定性量纪的审理，交由纪委全委会决议。
随后，在对一名违纪女官员处理意见的讨论会上，常德市纪委31名委员全部列席，此举使拥有表决权的人数增加了近两倍。
出于谨慎，这项改革一直处于试行状态，而在惩治“集体腐败”成为公众焦点时，人们发现，这项当权者“自废权力”的民主化改革，与惩治“集体腐败”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
刘剑英并未对这个猜想正面回应。在熟悉他的人看来，这位纪检官员，在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有个性强硬的一面，也有谨慎低调的一面。
“集体腐败的本质是‘利益集团’作祟，是党内腐败分子对人民利益、执政党根基的侵蚀，也是对权力的颠覆。”刘剑英直言，“不触动集体腐败者的利益，也就谈不上反腐。”
冯少斌提供了一个细节：9月下旬，他去北戴河参加中纪委组织的案件审理工作培训班。在讨论中，冯借调转台党支部案件，向中纪委案件审理室有关负责人建议，在查处集体腐败案中，对于涉案党支部的处分尚无具体的操作办法，应予重视。这一经验和观点，得到与会大多数纪委代表的响应和认同。
本刊记者了解到，常德纪委已开始在市财政局、法院、卫生系统等要害单位进行试点，引入党风监督员、“一把手”监管等机制，探索预防和惩治“集体腐败”的制度化。
此外，常德纪委还整合了资源。在澧县，20个县直派驻机构的“人财物”，由县纪委统一管理。在常德市卫生教育几大部门，实行派驻机构集中办公。
这是一个冒着“火药味”的述廉现场。
常德市教育局局长黎建平刚做完述廉，一位与会代表就提出质疑：“述职的分量偏重，述廉的分量不够，要扣紧述廉这个主题，多暴露问题。”
这位代表接连发问：“教师奖励基金会先后将600万资金借给一家公司，这是一个什么公司?教师奖励基金用于支付出国考察费用，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怎么样花了这些钱?这些问题都必须讲清楚。”
尖锐的提问，让报告者颇为紧张。
随后，审计组人员对常德市另一位局长的情况进行评价，指出了几点严重问题：“一是私设小金库，超额发放福利、购买烟酒等的开支，多达110万元。二是小金库资金由个别主要领导掌控，以个人实名分别存入商业银行，部分班子成员都不知情。三是该局以个人名义注册成立咨询服务中心，违规收费高达1000多万元，且没有接受审计和有关部门的监督，违反了财务纪律。”
随后，代表对该局长的情况进行投票，23张有效票中，满意票7张，比较满意票13张，不满意票3张。
10份报告作完，会场一阵骚动，几名被质询的“一把手”脸色严峻。
发生在11月下旬的这一幕，是湖南常德市纪委对各县区和要害单位“一把手”进行的党风廉政评议。这一评议，和蹲点巡查、审计一起，重在遏制“集体腐败”。
所谓“集体腐败”，与窝案、串案不同，是指单位或组织利用公共权力，从谋取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出发，以集体的名义进行的违法违纪行为，包括集体贪污、侵占、私分，集体索贿、行贿、受贿，集体挥霍、滥发、滥补，集体失职、渎职、乱作为和集体乱决策等形式。
“现在各级财政相对保密和神秘化，这是腐败的病灶之一。”常德市纪委书记刘剑英说，单位私设小金库、集体挥霍，是最常见的“集体腐败”现象，如果审计过程深入、结果公开，“是能查出相当多的问题的”。
常德市审计局副局长、总审计师李卫说，集体腐败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金分配不透明；二是监管部门利用权力资源转换成资金，三是行政事业单位的楼堂会所“超规模”、“超标准”、“集体享受”。
改组涉案党支部
常德电视调频转播台(以下简称调转台)，成为查处“集体腐败”的首位“斩首示众者”。
“责成对违纪单位党支部进行改组，支部全部成员自然免职。”当这样一份意见在常德市委常委会议上通过时，震动随即而起。
改组，意味着对一个党支部的集体否定。在常德市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冯少斌的印象中，这样的处分，“常德历史上从来没听说过，全国也极少见”。
2008年4月，因为涉及严重的集体违纪，常德调转台党支部被立案调查。经查明，这家由市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
自2001年始，调转台成立了一家无专职员工、无独立自主权、无经营场所和自主营业收入的“皮包公司”，并通过一系列移花接木的手段，先后将750万元国有资本转化为私人资本，纳入该公司账户，使该公司实质上成为台里的“小金库”，为调转台干部发放福利和补助，5年时间人均近8万元。
而上述违纪情况，是在党组成员全部知情、在领导班子开会研究通过的情况下进行的，党支部领导甚至亲自参与开假发票、虚报财务，支部全体成员都从中捞取了好处。
2008年7月，案件调查完毕，移送至常德市纪委案件审理室，予以定性量纪。在审理小组开会讨论时，却出现了较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应作为普通的违纪案件查处，也有人认为，该案领导班子集体违纪的特征明显，应该对整个党支部进行处理，才能见效果。
据冯少斌介绍，对党支部进行改组，在战争年代、解放初期较多，和平年代里已经非常少见。
在《党章》中有相关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规定，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的处理措施：改组或解散。
这些规定甚为简单抽象，而改组的决议一旦通过，其牵涉面之广、可能造成的影响之深，“去口让人不得不慎重考虑。”
决议不下中，冯少斌曾将案情向湖南省纪委、中纪委法规处作了汇报。
2008年7月25日，常德纪委书记刘剑英出于谨慎，将意见带至市委常委会上讨论。
与会人员大多同意改组的意见，但当时正是奥运期间，有人担心，此事一旦外扬，不利于社会稳定，对常德的形象也会造成影响。
“我认为查处腐败行为非但不会影响常德的形象，反而能表明市委坚定的反腐决心。所以，我要把这种典型案件力成铁案。”刘剑英回忆道。
他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处分意见最终经常德市委通过。按纪律处分条例，对该台党支部书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该台台长给予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责成市广电局党委对该台党支部进行改组，即原党组织领导机构其余成员均自然免职。
“集体腐败”新注解
常德市纪委党风廉政室主任黄明中回忆，“惩治集体腐败”这个命题，早在2007年底就提出来了。在当时市纪委的一次案情讨论会上，刘剑英有感于“某些单位整个班子都出问题了”，要求班子成员研讨“如何惩治集体腐败。”
黄明中说：“按法律，贪污几千元就可以判刑，如果以集体的名义私分，动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但往往难以追究”
而且集体腐败具有组织性、预谋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调查中障碍重重。
刘剑英认为，在我国以往的执纪实践中，集体腐败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查处个人腐败，有详细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可循，处理结果往往也能落到实处，但处理集体腐败案，特别是违反财务纪律的案件时，往往是从轻发落，最后不了了之。”
集体腐败案中往往形成利益共同体，难以打破。“人人违纪，人人分享利益，相互捆绑，新来的领导如果想纠正，就会触犯集体内大部分人的利益，势必重重受阻。”
今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曾直言不讳：“目前中国有一种犯罪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且明目张胆，那就是集体腐败。”他建议，在修订刑法时，应将“集体腐败”纳入刑律。
目前，常德市已下发“关于惩防集体腐败”的纲领性意见。这也是全国纪检系统的第一个针对遏制集体腐败的地方《意见》。
将腐败的领导班子“一锅端”
惩治“集体腐败”的终极杀招，是将腐败的领导班子“一锅端”。看似快刀斩乱麻，但也存在隐比——一旦制度化，纪委权力将迅速膨胀，是否又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其实早在2007年9月，在刘剑英的主导下，常德市纪委悄然试行了一项改革。改革以纪委权力重新配置为核心，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部分，是将本来由纪委常委会讨论、关键时刻由纪委书记拍板的案件定性量纪的审理，交由纪委全委会决议。
随后，在对一名违纪女官员处理意见的讨论会上，常德市纪委31名委员全部列席，此举使拥有表决权的人数增加了近两倍。
出于谨慎，这项改革一直处于试行状态，而在惩治“集体腐败”成为公众焦点时，人们发现，这项当权者“自废权力”的民主化改革，与惩治“集体腐败”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
刘剑英并未对这个猜想正面回应。在熟悉他的人看来，这位纪检官员，在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有个性强硬的一面，也有谨慎低调的一面。
“集体腐败的本质是‘利益集团’作祟，是党内腐败分子对人民利益、执政党根基的侵蚀，也是对权力的颠覆。”刘剑英直言，“不触动集体腐败者的利益，也就谈不上反腐。”
冯少斌提供了一个细节：9月下旬，他去北戴河参加中纪委组织的案件审理工作培训班。在讨论中，冯借调转台党支部案件，向中纪委案件审理室有关负责人建议，在查处集体腐败案中，对于涉案党支部的处分尚无具体的操作办法，应予重视。这一经验和观点，得到与会大多数纪委代表的响应和认同。
本刊记者了解到，常德纪委已开始在市财政局、法院、卫生系统等要害单位进行试点，引入党风监督员、“一把手”监管等机制，探索预防和惩治“集体腐败”的制度化。
此外，常德纪委还整合了资源。在澧县，20个县直派驻机构的“人财物”，由县纪委统一管理。在常德市卫生教育几大部门，实行派驻机构集中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