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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观念史研究是要通过梳理和考察观念的起源和演变，观念引导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过程，来从更广阔、更深入的角度观察和剖析哲学、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因此，可以说观念是有力量的。观念史研究的对象具有一系列的特征，通过对这些特征的剖析可知观念史研究的视角能够给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近年来观念史研究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多部著作出版。“汉字中国”是其中值得向大眾读者推荐的一套丛书。
关键词：观念 观念史 中国哲学 传统文化 汉字
作者姜秉熙，哲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 南京 210037）。
观念史研究是一种哲学与文化形态研究。观念史研究者通过梳理和考察观念的起源与演变，观念引导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过程，观念对社会问题和社会进步的影响，观念自身不断变化自身丰富自身的历程，来从更广阔、更深入的角度观察和剖析哲学、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对于这一研究过程来说，找寻到最合适的研究对象，即合适的观念本身，是最为重要的起点。
一、如何找到中国观念史研究的合适对象
1936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教授出版了《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观念史学科的诞生。在该书中，作者提出的一些观念史研究的原则和问题，至今仍然对该领域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我们可以从中获知怎样的观念才是中国观念史研究最为合适的对象。
首先，观念史的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哲学概念。洛夫乔伊认为：“用观念史这种说法所表达的东西，与哲学史相比较，在所涉及的范围上既更加特殊一些，又更为宽泛一些。”哲学史的研究本质上是逻辑的，着重于对某个学者或某个学派的逻辑脉络和发展进行考察;而观念史的研究虽然脱胎于哲学史，却又与此不同。对此，洛夫乔伊指出：“观念史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研究领域，如哲学史的研究领域，观念史的研究者应当……穿越不止一个历史领域，即单元—观念（unit-ideas）以各种重要性出现于其中的那些无论是被称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还是政治的领域。”另外，“观念”本身也不同于“概念”。哲学史研究中常常使用“概念”这一称谓，哲学史的“概念”存在于逻辑链条之中，是高度抽象的;而观念史研究中的“观念”与此不同。研究者需要将大量的社会思想、命题进行考察和不断分解，分解到不能再分解的程度，来发现其中最为基本也最具有影响力的元素。这些元素即是“单元—观念”，它们才是观念史研究的真正对象。这些“观念”具有抽象性特点，但更多地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素以及人们的情感倾向紧密相关。观念史的研究者们正是通过对这些相关性的考察，来加深对思想世界的认识。因此，观念史对“观念”的研究范围与哲学史对“概念”的研究范围形成了相交的关系，相交的部分是一些既属于观念史的“观念”又属于哲学史的“概念”的范畴。可以说这些范畴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之中最为核心，也最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东西。
其次，作为观念史考察对象的观念通常不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观念群的形式出现的。多个观念彼此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从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并进一步地影响思想潮流在后世的绵延和发展。在这一点上，洛夫乔伊认为必须明确区分观念群和种种观念的复杂结合体之间的区别，因为只有前者才能成为观念史的考察对象。他认为在各个时代的社会所流行的、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一系列“主义”等其实就是典型的观念复杂结合体，需要更进一步的分解才能成为观念史的考察对象。他认为作为观念史考察对象的观念群具有一些特征，包括它们往往深藏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人类活动或文化潮流的某种底层逻辑;它们在思想家们的言行和理论中往往表现为不自知的某种倾向性;以及它们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又不引人注意地激起人们强烈的情感、情绪反应等等。观念群以及观念群的这些特征在中国文化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之中，“忠”和“孝”两个观念就得到了紧密的结合，从国家的宏观层面和家庭的微观层面共同构成了全体中国人对政治体系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并且这种认知已经通过长期影响而深深渗透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了不自知的逻辑倾向，也成为国家、民族向心力的情感源泉。尽管在当今的现代化社会之中已经不存在封建王朝那样的君臣关系和亲子关系，但这种逻辑和情感的本能仍旧存在着。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身边的普通人用亲子关系来理解国家政策，例如把国家政策对某个地区的倾斜比喻为父母对某个孩子的特别宠爱，而说者和听者都不会对此感到任何奇怪。这就是观念群的力量对普通人逻辑、情感本能的深刻影响。
再次，作为观念史考察对象的观念具有很强的迁徙性和流动性。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是时时刻刻不断地在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变化、流动、发展的。同时，观念也不受国界、民族、地域的限制，它的力量和价值可以轻松跨越这些界限，从而在流动和迁徙的过程中影响不同地区的文化。因此，研究者在针对一个观念或观念群的起源、原始形态进行梳理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它的流动过程，和在这个流动过程之中逐渐丰富的内涵，以及这些内涵对文化和人类生活的影响。英国思想史家和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认为，任何观念都是在一定条件和环境之下产生的。并且，观念还会由于阐释者的主观条件而变化。阐释者在对观念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会有意或无意地融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特定目的，从而使得观念的内涵和外延偏离它的原始状态。而后来的阐释者会继续在观念上叠加自己的个人因素，从而使得观念在不断的叠加过程中越来越偏离原意，并衍生出更多含义。因此，观念史研究要同时进行两种工作：一方面是尝试不断剥离、消解后人的叠加因素，去发掘观念原初的本义;另一方面是逐步梳理后人对观念的叠加过程，去考察观念的流动、衍生过程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迁徙性和流动性虽然是观念史研究对象的普遍特点，但这个特点在文化冲突较为激烈的历史条件下会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一类历史条件下，观念的激烈变化和快速发展往往是我们理解一个时代、理解一种观念价值的最好窗口。例如中国近代社会大变迁过程中，中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激烈碰撞，从而使得大量中国原有的观念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也有大量的外来观念进入中国，并与中国原有的观念发生了融合。这一过程具有很高的观念史研究价值，也有许多学者着手对此进行了考察。例如金观涛、刘青峰对近代中国“群”“会”“社会”“社会主义”等一系列观念群进行的考察，就是此类研究的代表。 由以上分析可知，观念史的研究路径其实非常适合中国文化观念，放在当今的研究和社会背景之下更是格外适合。这种适合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在中国文化之中，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找到大量符合观念史考察对象标准的观念和观念群。中国的汉字系统作为一种表意的文字系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具有很多表音文字系统所没有的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汉字字形和字义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单个汉字所能够包含的意义更大。因此汉字对使用者来说不仅具有更强的直观性，每一个汉字所能够传达的含义和价值也远远超过表音文字的单个字符。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在时代不断更迭的过程中，观念的变化能够更加直观地在汉字中得到展现。可以说，中国的汉字系统为观念史研究带来了一些独特的便利条件。其次是在中国不断发展、不断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观念史研究的路径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个很好的审视自身、发展自身的契机。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所积淀形成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之中，无数观念和观念群发展、变化，并影响着过去和现在的中国人，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仍将继续影响人们的生活。传统文化来自过去，各个时代都赋予了观念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在当时的社会曾经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意义和价值，有些仍旧适用于现代社会，但有些显然已经不再适用。而一种传统的文化、思想希望能为新的时代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在新的時代获得新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尝试剖析自身、发掘自身新的价值，不断尝试与新的现实融合。事实上，这样的自我剖析、自我发掘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发生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不断用新的现实、新的需要来观察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与此同时将新的生命力注入其中，从而使得文化和观念不断更新、不断延续。而这一过程正是观念史研究的视野所在。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观念史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重视。从观念史的视角出发去考察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思想，不仅能够增加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学术变得上通下达、平易近人;同时也能够在当今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下，让传统文化更好地与现实融合，发挥自己本应发挥的作用。
二、中国观念史研究的典型著作
近年来也有一系列专注于上述目的的论述和著作问世，例如金观涛、刘青峰所著《观念史研究》，以及许纪霖、宋鸿所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等等。其中，“汉字中国”丛书是近期比较值得推荐的。“汉字中国”是一套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汉字概念（譬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进行剖析梳理，从而展现以汉字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源流和影响的著作。它的主旨并不是研究中国文字体系，而是在文字研究的基础上通俗地展现中国文化的哲学观念体系。丛书致力于从文字和观念研究出发，为读者详述汉字与它所承载的哲学概念、文化观念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进一步展现这些概念和观念是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源流和文化现象。而这些思想源流和文化现象，至今还植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观念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宏观”系统的话，这个“宏观”系统之中其实存在着大量的“微观”系统，这些“微观”系统就是文化之中的观念。庞大的“宏观”系统是由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微观”系统相互组合、相互作用，最终形成的。而由于语言和文字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和思想的具体承载者，这些小小的“微观”观念系统的核心之处，往往都是一个汉字。“宏观”的文化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出的大量的思想形态、文化现象，都是由各个“微观”系统衍生出来，并折射在汉字含义、使用方法的演变之中。因此，丛书的编著者们认为“中国本土哲学与文化形态中的概念、文字和词语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结晶体”。“结晶体”是一个非常贴切又非常形象的说法。这就是说，“汉字中国”丛书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汉字为核心的一个个“微观”系统进行深入解读，探索它们的观念史意义、历史演变、哲学内涵和文化影响，并由此出发来展现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现实意义。通过这样的解读和探索，读者可以在阅读这套丛书的同时，一方面能够加深对中国哲学与文化认识;另一方面了解一系列重要汉字的形、音、义，及其历史发展和演化，以及它们对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汉字中国”相较其他有关汉字和观念史研究的著作和丛书，有着一些自己的特色。
（一）汉字体系的架构
“汉字中国”尝试对汉字体系进行了分析和重构。“汉字中国”丛书所分析到的汉字，绝大多数是我们日常生活所经常使用的字。即使有一些可能在专门领域使用比较多，但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字。“汉字中国”不仅分析了这些汉字各自在“微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将这些汉字的各自联系和相互作用阐发出来，从而构成了一个汉字文化的体系。丛书的第一辑，选取了“忠”“孝”“智”“仁”“义”“礼”“信”“廉”“命”“诚”十个汉字，以汉字为核心阐述了与此相关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这六个汉字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汉字，彼此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中，“仁”“礼”“智”“命”“诚”五个字不仅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哲学的发展源流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本义是人际交往之中的善意和友爱，后来随着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而演化成了一个含义既深又广的道德范畴。在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的漫长历史时期之中，“仁”的内涵和外延也各自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它的影响也波及到中国哲学中的诸多其他概念;“礼”的本义是用美玉和美酒为祭来敬拜祖先神灵，之后延伸为社会的典章制度以及社会行为的规范。在儒家思想中，“礼”是在尊重每一个人人格尊严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形成稳定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智”与“知”声韵并同，古代是通用的关系，本义为将自身所思所想用语言说出，或理解他人的言语。由于“智”与“知”的通用，“智”在中国哲学体系中成为知行理论的重要核心，而知行理论是中国哲学道德实践的重要途径，因此“智”与“仁”并列为五德之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命”与“令”在古代是通用的，寓意是接受上天的命令，并引申出了命运、天命、寿命等含义。由于命运的无可奈何是人类共通的一种生命体验，因此“命”在中国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诸多思想家论述的对象，是中国哲学人生实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与“信”原意相似，但在发展中保留原意的同时又超越了它的原意，成为儒家哲学中重要的概念，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生境界。“汉字中国”第一辑通过对“仁”“礼”“智”“命”“诚”五个概念的论述，展现了中国汉字体系中的哲学思辨及其文化影响。 “忠”“孝”“义”“信”“廉”五个字都属于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与人民生活更加贴近。“忠”与“孝”两个观念往往一同出现，它们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国同构这一政治体制的内在核心，在凝聚人心、汇聚民智的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家国情怀养成、政治秩序构建、国家权威与信仰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十分的独特价值;“义”作为儒家五德之一，与“仁”有着密切的关系，代表着一种在人生中切实对“仁”这一儒家信念进行实践的具体路径。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鼓舞和支撑了无数仁人志士为自己的信念而坚守和斗争;“信”同样是儒家五德之一，尽管与“诚”原意相近，但比“诚”更加接近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作为儒家实现“仁”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备受重视;“廉”从最初泛指君子所应具有的一种基本道德操守，到后来逐渐与政治结合，演化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和为官过程中的职业操守，显示了人在具体实现自身生存价值的过程中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德行。“汉字中国”第一辑通过对“忠”“孝”“义”“信”“廉”五个观念的论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道德体系及其具体实践准则。
通过这样的梳理和构建，“汉字中国”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以汉字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架构。由此，读者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作用的内在机制得到更深的了解和领悟。
（二）历史梳理与哲学论述相结合
“汉字中国”的总体研究视角是观念史的，并同时结合了历史梳理与哲学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汉字中国”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历史梳理可以使读者对该汉字的源流、发展、变化更加了解，哲学分析可以使该汉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内涵、外延更加清晰。二者的结合，能够更加深刻地展现汉字在漫长历史之中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在诸多思想家手中不断深化和扩展含义，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过程。
丛书对每一个汉字的梳理，基本都是从该汉字的本义开始，以时间为线索来进行的。例如在《汉字中国——“忠”》一书中，作者先从“忠”的字义探源开始，阐述“忠”词源和含义，再通过时间线索来梳理“忠”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含义。“忠”这个概念在东周列国争霸背景的推动之下开始早期发展，百家争鸣时期诸多先秦思想家对“忠”曾有过丰富的阐释。后来在以法家思想为尊的秦王朝主导下，“忠”的含义被大幅压缩为“忠君”，并在两汉到隋唐的漫长历史时期成为主流的政治思想。在宋元国势衰弱的背景下，文学家和思想家们再一次丰富了“忠”的含义，并由此唤起了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发展一直延续到社会环境复杂的明清时代，在促进世俗文学和民间崇拜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现代中国人的国家情怀和爱国意识。在对历史梳理的同时，作者也从哲学分析和思辨的角度，对“忠”的含义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汉字“忠”是从“中”为起点，由“中”和“心”两个部分结合而成，最初含义是“不偏”“无私”。“忠”作为一个派生性的范畴，并且不是最初的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它为何能够从众多更古老、原本更被人重视的范畴中脱颖而出，上升为后世政治哲学的核心呢？由此出发，作者详细论述了历代的思想家通过思考和实践发掘“忠”的潜在含义，并构建以“忠”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政治体制的具体过程，从而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让“忠”文化这笔历史遗产详细而深刻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汉字中国”中的每一本书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展开和深化，从历史和哲学两个角度来发掘汉字的多层含义和影响的。
（三）面向大众的通俗读本
前面也说过，“汉字中国”丛书尽管以汉字为核心，但并不是一套专门研究汉字的文字学著作丛书。丛书在完成基本的文字学、历史、哲学梳理的同时，也在尝试用通俗的方式向大众读者展现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事实上，专门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研究汉字源流和意义的专业书籍数不胜数，其中在学术上有极高成就的作品也极多。此类书籍虽然在学术研究的角度上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对于希望增加对传统文字、文化的了解的普通读者而言往往太过艰深，难以下手。而大众对于普及传统文化的作品，特别是在普及的同时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系统剖析的作品，是非常欢迎和渴望的。细细想来，这种欢迎和渴望其实是出自一种实际的需求。随着现代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发展变迁，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大量涌入，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以及价值取向等，也开始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复杂局面。面对如今这种复杂的文化局面和价值取向，现代人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从而产生一种寻根的渴望，一方面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源流中得到归属感和安慰，另一方面也希望从中寻求到安身立命的精神锚点。而通过“汉字中国”編著者们的考察，中华传统文化毫无疑问可以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文化中也含有一部分早已不符合现代文明需求的糟粕，但这并非传统文化的主流。历代思想家、有志有识之士通过自身思考和实践所构建的精密的思维方式、坚实的人生道路，以及他们不畏困境、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而这些完全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环境和现代人。“汉字中国”正是希望能以一种易于接受的形式将这些内容展现给大众读者，期望读者们能够通过阅读得到一些自己所希求的力量和价值。
（责任编辑：陈 真 责任校对：杨翌琳）
关键词：观念 观念史 中国哲学 传统文化 汉字
作者姜秉熙，哲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 南京 210037）。
观念史研究是一种哲学与文化形态研究。观念史研究者通过梳理和考察观念的起源与演变，观念引导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过程，观念对社会问题和社会进步的影响，观念自身不断变化自身丰富自身的历程，来从更广阔、更深入的角度观察和剖析哲学、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对于这一研究过程来说，找寻到最合适的研究对象，即合适的观念本身，是最为重要的起点。
一、如何找到中国观念史研究的合适对象
1936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教授出版了《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观念史学科的诞生。在该书中，作者提出的一些观念史研究的原则和问题，至今仍然对该领域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我们可以从中获知怎样的观念才是中国观念史研究最为合适的对象。
首先，观念史的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哲学概念。洛夫乔伊认为：“用观念史这种说法所表达的东西，与哲学史相比较，在所涉及的范围上既更加特殊一些，又更为宽泛一些。”哲学史的研究本质上是逻辑的，着重于对某个学者或某个学派的逻辑脉络和发展进行考察;而观念史的研究虽然脱胎于哲学史，却又与此不同。对此，洛夫乔伊指出：“观念史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研究领域，如哲学史的研究领域，观念史的研究者应当……穿越不止一个历史领域，即单元—观念（unit-ideas）以各种重要性出现于其中的那些无论是被称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还是政治的领域。”另外，“观念”本身也不同于“概念”。哲学史研究中常常使用“概念”这一称谓，哲学史的“概念”存在于逻辑链条之中，是高度抽象的;而观念史研究中的“观念”与此不同。研究者需要将大量的社会思想、命题进行考察和不断分解，分解到不能再分解的程度，来发现其中最为基本也最具有影响力的元素。这些元素即是“单元—观念”，它们才是观念史研究的真正对象。这些“观念”具有抽象性特点，但更多地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素以及人们的情感倾向紧密相关。观念史的研究者们正是通过对这些相关性的考察，来加深对思想世界的认识。因此，观念史对“观念”的研究范围与哲学史对“概念”的研究范围形成了相交的关系，相交的部分是一些既属于观念史的“观念”又属于哲学史的“概念”的范畴。可以说这些范畴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之中最为核心，也最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东西。
其次，作为观念史考察对象的观念通常不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观念群的形式出现的。多个观念彼此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从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并进一步地影响思想潮流在后世的绵延和发展。在这一点上，洛夫乔伊认为必须明确区分观念群和种种观念的复杂结合体之间的区别，因为只有前者才能成为观念史的考察对象。他认为在各个时代的社会所流行的、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一系列“主义”等其实就是典型的观念复杂结合体，需要更进一步的分解才能成为观念史的考察对象。他认为作为观念史考察对象的观念群具有一些特征，包括它们往往深藏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人类活动或文化潮流的某种底层逻辑;它们在思想家们的言行和理论中往往表现为不自知的某种倾向性;以及它们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又不引人注意地激起人们强烈的情感、情绪反应等等。观念群以及观念群的这些特征在中国文化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之中，“忠”和“孝”两个观念就得到了紧密的结合，从国家的宏观层面和家庭的微观层面共同构成了全体中国人对政治体系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并且这种认知已经通过长期影响而深深渗透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了不自知的逻辑倾向，也成为国家、民族向心力的情感源泉。尽管在当今的现代化社会之中已经不存在封建王朝那样的君臣关系和亲子关系，但这种逻辑和情感的本能仍旧存在着。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身边的普通人用亲子关系来理解国家政策，例如把国家政策对某个地区的倾斜比喻为父母对某个孩子的特别宠爱，而说者和听者都不会对此感到任何奇怪。这就是观念群的力量对普通人逻辑、情感本能的深刻影响。
再次，作为观念史考察对象的观念具有很强的迁徙性和流动性。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是时时刻刻不断地在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变化、流动、发展的。同时，观念也不受国界、民族、地域的限制，它的力量和价值可以轻松跨越这些界限，从而在流动和迁徙的过程中影响不同地区的文化。因此，研究者在针对一个观念或观念群的起源、原始形态进行梳理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它的流动过程，和在这个流动过程之中逐渐丰富的内涵，以及这些内涵对文化和人类生活的影响。英国思想史家和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认为，任何观念都是在一定条件和环境之下产生的。并且，观念还会由于阐释者的主观条件而变化。阐释者在对观念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会有意或无意地融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特定目的，从而使得观念的内涵和外延偏离它的原始状态。而后来的阐释者会继续在观念上叠加自己的个人因素，从而使得观念在不断的叠加过程中越来越偏离原意，并衍生出更多含义。因此，观念史研究要同时进行两种工作：一方面是尝试不断剥离、消解后人的叠加因素，去发掘观念原初的本义;另一方面是逐步梳理后人对观念的叠加过程，去考察观念的流动、衍生过程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迁徙性和流动性虽然是观念史研究对象的普遍特点，但这个特点在文化冲突较为激烈的历史条件下会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一类历史条件下，观念的激烈变化和快速发展往往是我们理解一个时代、理解一种观念价值的最好窗口。例如中国近代社会大变迁过程中，中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激烈碰撞，从而使得大量中国原有的观念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也有大量的外来观念进入中国，并与中国原有的观念发生了融合。这一过程具有很高的观念史研究价值，也有许多学者着手对此进行了考察。例如金观涛、刘青峰对近代中国“群”“会”“社会”“社会主义”等一系列观念群进行的考察，就是此类研究的代表。 由以上分析可知，观念史的研究路径其实非常适合中国文化观念，放在当今的研究和社会背景之下更是格外适合。这种适合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在中国文化之中，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找到大量符合观念史考察对象标准的观念和观念群。中国的汉字系统作为一种表意的文字系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具有很多表音文字系统所没有的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汉字字形和字义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单个汉字所能够包含的意义更大。因此汉字对使用者来说不仅具有更强的直观性，每一个汉字所能够传达的含义和价值也远远超过表音文字的单个字符。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在时代不断更迭的过程中，观念的变化能够更加直观地在汉字中得到展现。可以说，中国的汉字系统为观念史研究带来了一些独特的便利条件。其次是在中国不断发展、不断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观念史研究的路径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个很好的审视自身、发展自身的契机。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所积淀形成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之中，无数观念和观念群发展、变化，并影响着过去和现在的中国人，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仍将继续影响人们的生活。传统文化来自过去，各个时代都赋予了观念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在当时的社会曾经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意义和价值，有些仍旧适用于现代社会，但有些显然已经不再适用。而一种传统的文化、思想希望能为新的时代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在新的時代获得新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尝试剖析自身、发掘自身新的价值，不断尝试与新的现实融合。事实上，这样的自我剖析、自我发掘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发生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不断用新的现实、新的需要来观察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与此同时将新的生命力注入其中，从而使得文化和观念不断更新、不断延续。而这一过程正是观念史研究的视野所在。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观念史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重视。从观念史的视角出发去考察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思想，不仅能够增加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学术变得上通下达、平易近人;同时也能够在当今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下，让传统文化更好地与现实融合，发挥自己本应发挥的作用。
二、中国观念史研究的典型著作
近年来也有一系列专注于上述目的的论述和著作问世，例如金观涛、刘青峰所著《观念史研究》，以及许纪霖、宋鸿所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等等。其中，“汉字中国”丛书是近期比较值得推荐的。“汉字中国”是一套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汉字概念（譬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进行剖析梳理，从而展现以汉字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源流和影响的著作。它的主旨并不是研究中国文字体系，而是在文字研究的基础上通俗地展现中国文化的哲学观念体系。丛书致力于从文字和观念研究出发，为读者详述汉字与它所承载的哲学概念、文化观念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进一步展现这些概念和观念是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源流和文化现象。而这些思想源流和文化现象，至今还植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观念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宏观”系统的话，这个“宏观”系统之中其实存在着大量的“微观”系统，这些“微观”系统就是文化之中的观念。庞大的“宏观”系统是由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微观”系统相互组合、相互作用，最终形成的。而由于语言和文字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和思想的具体承载者，这些小小的“微观”观念系统的核心之处，往往都是一个汉字。“宏观”的文化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出的大量的思想形态、文化现象，都是由各个“微观”系统衍生出来，并折射在汉字含义、使用方法的演变之中。因此，丛书的编著者们认为“中国本土哲学与文化形态中的概念、文字和词语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结晶体”。“结晶体”是一个非常贴切又非常形象的说法。这就是说，“汉字中国”丛书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汉字为核心的一个个“微观”系统进行深入解读，探索它们的观念史意义、历史演变、哲学内涵和文化影响，并由此出发来展现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现实意义。通过这样的解读和探索，读者可以在阅读这套丛书的同时，一方面能够加深对中国哲学与文化认识;另一方面了解一系列重要汉字的形、音、义，及其历史发展和演化，以及它们对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汉字中国”相较其他有关汉字和观念史研究的著作和丛书，有着一些自己的特色。
（一）汉字体系的架构
“汉字中国”尝试对汉字体系进行了分析和重构。“汉字中国”丛书所分析到的汉字，绝大多数是我们日常生活所经常使用的字。即使有一些可能在专门领域使用比较多，但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字。“汉字中国”不仅分析了这些汉字各自在“微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将这些汉字的各自联系和相互作用阐发出来，从而构成了一个汉字文化的体系。丛书的第一辑，选取了“忠”“孝”“智”“仁”“义”“礼”“信”“廉”“命”“诚”十个汉字，以汉字为核心阐述了与此相关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这六个汉字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汉字，彼此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中，“仁”“礼”“智”“命”“诚”五个字不仅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哲学的发展源流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本义是人际交往之中的善意和友爱，后来随着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而演化成了一个含义既深又广的道德范畴。在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的漫长历史时期之中，“仁”的内涵和外延也各自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它的影响也波及到中国哲学中的诸多其他概念;“礼”的本义是用美玉和美酒为祭来敬拜祖先神灵，之后延伸为社会的典章制度以及社会行为的规范。在儒家思想中，“礼”是在尊重每一个人人格尊严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形成稳定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智”与“知”声韵并同，古代是通用的关系，本义为将自身所思所想用语言说出，或理解他人的言语。由于“智”与“知”的通用，“智”在中国哲学体系中成为知行理论的重要核心，而知行理论是中国哲学道德实践的重要途径，因此“智”与“仁”并列为五德之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命”与“令”在古代是通用的，寓意是接受上天的命令，并引申出了命运、天命、寿命等含义。由于命运的无可奈何是人类共通的一种生命体验，因此“命”在中国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诸多思想家论述的对象，是中国哲学人生实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与“信”原意相似，但在发展中保留原意的同时又超越了它的原意，成为儒家哲学中重要的概念，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生境界。“汉字中国”第一辑通过对“仁”“礼”“智”“命”“诚”五个概念的论述，展现了中国汉字体系中的哲学思辨及其文化影响。 “忠”“孝”“义”“信”“廉”五个字都属于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与人民生活更加贴近。“忠”与“孝”两个观念往往一同出现，它们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国同构这一政治体制的内在核心，在凝聚人心、汇聚民智的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家国情怀养成、政治秩序构建、国家权威与信仰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十分的独特价值;“义”作为儒家五德之一，与“仁”有着密切的关系，代表着一种在人生中切实对“仁”这一儒家信念进行实践的具体路径。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鼓舞和支撑了无数仁人志士为自己的信念而坚守和斗争;“信”同样是儒家五德之一，尽管与“诚”原意相近，但比“诚”更加接近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作为儒家实现“仁”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备受重视;“廉”从最初泛指君子所应具有的一种基本道德操守，到后来逐渐与政治结合，演化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和为官过程中的职业操守，显示了人在具体实现自身生存价值的过程中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德行。“汉字中国”第一辑通过对“忠”“孝”“义”“信”“廉”五个观念的论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道德体系及其具体实践准则。
通过这样的梳理和构建，“汉字中国”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以汉字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架构。由此，读者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作用的内在机制得到更深的了解和领悟。
（二）历史梳理与哲学论述相结合
“汉字中国”的总体研究视角是观念史的，并同时结合了历史梳理与哲学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汉字中国”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历史梳理可以使读者对该汉字的源流、发展、变化更加了解，哲学分析可以使该汉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内涵、外延更加清晰。二者的结合，能够更加深刻地展现汉字在漫长历史之中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在诸多思想家手中不断深化和扩展含义，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过程。
丛书对每一个汉字的梳理，基本都是从该汉字的本义开始，以时间为线索来进行的。例如在《汉字中国——“忠”》一书中，作者先从“忠”的字义探源开始，阐述“忠”词源和含义，再通过时间线索来梳理“忠”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含义。“忠”这个概念在东周列国争霸背景的推动之下开始早期发展，百家争鸣时期诸多先秦思想家对“忠”曾有过丰富的阐释。后来在以法家思想为尊的秦王朝主导下，“忠”的含义被大幅压缩为“忠君”，并在两汉到隋唐的漫长历史时期成为主流的政治思想。在宋元国势衰弱的背景下，文学家和思想家们再一次丰富了“忠”的含义，并由此唤起了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发展一直延续到社会环境复杂的明清时代，在促进世俗文学和民间崇拜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现代中国人的国家情怀和爱国意识。在对历史梳理的同时，作者也从哲学分析和思辨的角度，对“忠”的含义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汉字“忠”是从“中”为起点，由“中”和“心”两个部分结合而成，最初含义是“不偏”“无私”。“忠”作为一个派生性的范畴，并且不是最初的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它为何能够从众多更古老、原本更被人重视的范畴中脱颖而出，上升为后世政治哲学的核心呢？由此出发，作者详细论述了历代的思想家通过思考和实践发掘“忠”的潜在含义，并构建以“忠”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政治体制的具体过程，从而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让“忠”文化这笔历史遗产详细而深刻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汉字中国”中的每一本书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展开和深化，从历史和哲学两个角度来发掘汉字的多层含义和影响的。
（三）面向大众的通俗读本
前面也说过，“汉字中国”丛书尽管以汉字为核心，但并不是一套专门研究汉字的文字学著作丛书。丛书在完成基本的文字学、历史、哲学梳理的同时，也在尝试用通俗的方式向大众读者展现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事实上，专门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研究汉字源流和意义的专业书籍数不胜数，其中在学术上有极高成就的作品也极多。此类书籍虽然在学术研究的角度上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对于希望增加对传统文字、文化的了解的普通读者而言往往太过艰深，难以下手。而大众对于普及传统文化的作品，特别是在普及的同时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系统剖析的作品，是非常欢迎和渴望的。细细想来，这种欢迎和渴望其实是出自一种实际的需求。随着现代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发展变迁，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大量涌入，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以及价值取向等，也开始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复杂局面。面对如今这种复杂的文化局面和价值取向，现代人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从而产生一种寻根的渴望，一方面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源流中得到归属感和安慰，另一方面也希望从中寻求到安身立命的精神锚点。而通过“汉字中国”編著者们的考察，中华传统文化毫无疑问可以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文化中也含有一部分早已不符合现代文明需求的糟粕，但这并非传统文化的主流。历代思想家、有志有识之士通过自身思考和实践所构建的精密的思维方式、坚实的人生道路，以及他们不畏困境、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而这些完全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环境和现代人。“汉字中国”正是希望能以一种易于接受的形式将这些内容展现给大众读者，期望读者们能够通过阅读得到一些自己所希求的力量和价值。
（责任编辑：陈 真 责任校对：杨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