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些年来，语文文本解读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逐渐形成注重探究作者创作意图的“作者中心”解读方式、注重分析文本语言结构的“文本中心”解读方式和注重读者接受的“读者中心”解读方式。这三种方式，源起于西方一个世纪以来的三种主要文学批评理论。受西方学术界长期“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这三种理论虽自成体系，却又相互排斥。这些独立的批评理论传入国内并进入语文教学领域后，语文文本解读打破了我国多年来一直沿用的“作者中心”解读模式，很快形成了三种解读思想并存的情况。然而，三种解讀思想的并存也给语文老师文本解读带来普遍的困惑：面对具体的文本，到底选用哪种解读方式？哪种方式或者解读思想更加合理？如何在三者之中进行选择、取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入分析语文文本解读大量实例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这三种解读方式存在着各自的优点和不足。正确的文本解读方式应该是——实现在作者模式、文本模式和读者模式之间的合理游走。
一、作者中心批评方式的理论和不足
“作者中心”批评方式原本是西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文学批评一直沿用的批评方式。该理论认为，文学批评应该从“作者”角度出发，关注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把文本看成作者的影子，文本阐释的目的就是要挖掘作者的创作意图。因此，“作者中心”批评方式非常重视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观念等对作品的影响，重视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等与作品之间的紧密关联，努力从中寻找线索和依据来解读文本。
的确，在批评者想象中，文学作品是作者心灵的投射，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作品必然与作者本人的思想、经历和时代生活密切相关，这应该毫无疑义。因此，“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应该顺理成章，这也是我国文本阐释一直使用的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即使在今天的文本解读中仍然屡见不鲜。比如杜甫的《兵车行》，教学时必须弄清楚当时唐王朝不断扩边穷兵黩武，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发动战争的这段史实。特别是天宝十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伐南诏大败，损兵六万，杨国忠掩盖真相，企图募兵补充兵员，百姓不愿，他就下令捕人从军，制造出许多人间惨剧。《兵车行》就是杜甫在咸阳桥附近亲眼目睹了唐军出发时的凄惨情景后写的。只有掌握了这一史实，才能对诗文开头所描写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所展示的妻离子散、生离死别的现实，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否则，学生都认为入伍参军、保家卫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木兰还主动从军呢，为什么诗中的百姓却如此拒绝、悲痛呢？
但是文学创作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作者中心”解读方式并非屡试不爽。实际阅读中的解读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
首先，有很多作品的作者意图因作者去世或者没有明说或者未留下资料等很难寻觅，如莫泊桑的《项链》，无从知道作者意图。其次，即使有的作者在写作时确立了写作意图，但写成的作品未必就符合写作意图。作家莫言在被问及写小说时有没有意图时就这样回答：“有。大多数时候有，但有时候不那么清楚，更多的时候我本来是这样想的，结果写出来以后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写作过程中有许多我自己也料想不到的变化，特别是有时候意图不那么清晰，也有时候写出来不是我原先想的那个样子。”[1]此时，作者意图又怎么能作为解读文本的切入点。有时候，作品面世后读者的解读情况会大大出乎作者的预料。谌容的《人到中年》就是这样。小说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批评家从这个作品中挖掘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谌容后来曾经表示，她写这部作品时，只是想到中年人活得不容易，想表现中年人的“累”。然而作品中的生活与形象的内涵显然不止这些：造成陆文婷“累”的医疗体制，产生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的社会土壤，显然都不是“累”所能够概括的。《人到中年》的作者意图实际上只反映了小说形象内涵中较小而且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创作也是如此。他写这篇小说，原来表现的是“对自己童年世界的诗意再现”。可是批评家却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对人类历史的影射和譬喻”，对此，马尔克斯非常愤怒，他说：“不，我只想给我的童年世界一个诗的再现。”“给童年时期以某种方式触动了我的一切经验以一种完整的文学归宿。”他甚至对批评家冷嘲热讽：“批评家有时与小说家相反，不是在书中看到能够看到的，而是只看到愿意看到的。”“他们毫不考虑像《百年孤独》这样小说是全然没有什么严肃性的，而且充满了对亲朋好友的影射，这样的影射只有当事人本人才能发现，可是那些批评家却以一种权威的姿态，冒着滑天下之大稽的风险，自告奋勇地去乱猜书中所有的谜底。”[2]然而，尽管马尔克斯如此强调自己的写作意图，但是读者却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如果只是按照作者的意图进行文本阐释的话，就会极大窄化文本的意义空间。而正是读者对作者意图的超越，使得该文本的意义不再停留在作者对童年的追忆和对亲朋好友的影射，从而大大地开拓了文本的意义空间。
甚至，“知其人”然后“论其作”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状况。比如培根的《论人性》，作者站在西方“人性恶”论的角度，探讨人性的特点，批评了人性的自私自利、丑恶的一面;教人积极向上，要更好面对逆境，相信逆境是上帝对人的恩赐。从文本中可以看到培根面对嫉妒、面对高官厚禄时的凛然正气。然而实际生活中的培根并不是这样，他后来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四万英镑，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此时，如何用作者的经历或思想来帮助解读文本？再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其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流传千古，让人赞叹李白对权贵功名的蔑视不屑。然而，考察李白的一生，他几乎从来就没有清高过，只是可能在创作本文时因为一时愤激而突然萌生出清高、出世之念，但终其一生绝大多数时间他显然并非这样。“文”并不如“其人”，“其人”怎么能反过来帮助解读“文”呢？
所以单单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用作者的生平、思想、经历和时代背景等来解读文本有时候并不准确。这也就导致对“作者中心论”的批判必然来临。 二、文本中心批评方式的理论和不足
正因为“作者中心”解读方式的理论存在着上述不足，西方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有的批评家和学者指出，文学批评应该着力于文本本身，文学的意义只应该在文本中寻找，不应到作者、现实或读者身上寻找。他们认为文本是独立于社会历史之外的封闭的、自足的语言系统，是一个完整的语言构造，是绝对的、无条件存在着的独立实体，文本的价值就存在于文本本身，存在于它的审美特性中。因此，在对文本进行阐释和评价时，一切所谓的背景材料都是多余的。这种观念始于俄国形式主义，发展于英美的新批评，在法国结构主义那里达到了高峰。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威廉·K·维姆萨特和罗蒙·M·比尔兹利把“作者中心”批评方式称为“意图谬见”，并在《意图谬见》一文中指出，并不能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否得到成功实现来衡量文本。因为如果作者成功地表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其文本本身就体现了创作意图，那么只关注文本就可以了;而如果作者没有通过文本实现他的创作意图，那么，再通过文本挖掘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没有意义。为此他们批评说：“意图谬见在于将诗和诗的产生过程相混淆，这是哲学家们称为‘起源谬见’的一种特例，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衍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评和相对主义。”并说“意图谬见”的“结果都会使诗本身作为批评判断的具体对象趋于消失”。[3]
“文本中心”批评方式的理论看似天经地义，文本解读当然应该立足文本。比如分析朱自清的《春》，从文本中读出的是对于自然界春天蓬勃生命力的礼赞，那么这就是这个文本的全部意义，无需另外联系作者意图探寻;分析《背影》，从文本中读出的是对父亲的感恩和愧疚，这也就是这篇文本要表达的主要情感，再分析作者意图显得多余;分析《祝福》，从文本中读出来的是作者对鲁镇冷漠氛围、封建礼教的批判，对祥林嫂深深的同情，而这，也正是文本所要着力表现的。所以，文本自身表达的内容和读者读出的内容应该保持一致。
但是，不同类型的文本的解读情况并不都是这样。有的文本仅仅依据文本本身，并不能获得对文本的深刻、完整理解。比如南宋诗人郑思肖的《画菊》：“花开不并百花从，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该诗表面上赞扬的是画中的菊花，赞美菊花不与百花一起盛开;自己独自开放在寂静的篱笆旁边，趣味无穷;宁愿在枝头抱着香气而死，也不会随着北风被吹落泥中，遭受污染。如果真的按照文本理解，意义当然也非常完整，但仔细阅读该诗，依稀觉得好像并不只是描写菊花如此简单。联系作者郑思肖其人，他是南宋末年人，原名“之因”，宋亡后改名“思肖”（“肖”是宋朝国姓赵的组成部分）;字忆翁，表示不忘故国;号所南，日常坐卧，要向南背北;曾以太学上舍生应博学鸿词试，元军南侵时，曾向朝廷献抵御之策，未被采纳;后客居吴下。显然，这是一位忠于国家、心系国运的主战派人士。此时再来读《画菊》，菊花不与百花争艳，不随波逐流、不媚俗、保持自己独立风骨、清正节操的形象，不正是坚决不向元朝统治者屈服，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爱国情怀的诗人本身的象征吗？所以全诗名为写菊，实为抒发己怀。
又如北宋末年诗人李纲的《病牛》：“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表面上看，这首诗写了一头病牛，一生耕田千亩，收获的粮食充满了千间库房，最后年老力竭无人伤怜;但是老牛即使自己病卧在残阳当中也无怨無悔。显然，该诗不仅仅写的是病牛，而是借病牛不辞羸病、任劳任怨、勤恳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表达自己要像病牛那样虽然无人怜惜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力图为社稷、为众生奉献余身的精神。
可见，文本解读在依据文本的同时，完全脱离作者经历或时代背景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时候直接依据文本进行解读，什么时候需要联系作者或时代进行解读，这需要视不同的文本特点不同对待。一般来说，运用手法含蓄抒怀的作品、藏有矛盾读来费解的作品、着意渲染言外有意的作品、植根经历紧扣时代的作品，大多需要知人论世;直接抒情意蕴明了的作品、闲暇抒怀用于娱乐的作品、适当想象不能坐实的作品、远离时代无关政治的作品，大多不需知人论世。[4]
由于“文本中心”解读方式完全切断了文学与历史、现实生活，以及作者、读者之间的联系，把文本从外部参照物中孤立出来，也造成了文学对现实的游离，传统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启蒙功用、教化意义都大大削弱，这也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衰落。
三、读者中心批评方式的理论和不足
随着“文本中心论”的衰落，文学批评理论需要新的突破。于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对文学作品组成的另一重要要素——读者的关注逐渐增多，一大批关于读者研究的审美理论纷纷诞生。接受美学向整个西方批评发动冲击，后结构主义大步迈向读者;美国的读者反应理论、读者反应动力学、日内瓦学派的阅读现象学以及在当代哲学解释学影响下的文学解释学等文学美学话语，一时间蜂拥而起，蔚成大观，形成了以读者及其反应、接受、阅读为中心的新的批评理论方式时期。“读者中心”批评方式把批评的焦点从对文本本身的分析转向读者，认为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和不断批评，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文本的意义就存在于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之中。所以，“读者中心论”非常重视读者阅读的体验和感悟，“凡有理解便有不同”成为一种应然。“读者中心论”在本世纪初随着语文新课程改革重视个性化阅读、批判性阅读等倡导进入课堂教学，一时重视师生的独特化、个性化理解成为时尚，这确实给语文教学吹进一股清新之风。
比如戴望舒的《雨巷》，不同的阅读者对它的理解便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诗，“雨巷”象征着黑暗的现实，“我”象征着苦苦追求理想的青年，而“丁香姑娘”象征着“我”所追求的美好理想，姑娘的“走近、飘过，最终走尽雨巷”就象征着美好理想的幻灭。有人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诗中“我”怀着一种痛苦莫名的希望——在悠长寂寞的雨巷里“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这姑娘的颜色、芬芳、忧愁、眼光使“我”倍感亲切，她凄清的心境也与“我”相契相近。无奈的是这姑娘梦幻般出现，复又梦幻般消逝，而孤独的“我”仍然彷徨在悠长的雨巷，继续等待着。诗中所描绘的似真似幻的美丽“邂逅”，实际上只是“我”的一段爱情“白日梦”，它透露的是“我”对爱的追索与向往、憧憬与期待、痛苦与希望、无奈与忧伤。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哲理诗，如果我们把诗中的“我”和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作人生的赶路人，那么这悠长寂寥的雨巷正象征着人生之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赶自己的人生之路，促使我们前行的是那不断升起又不断陨落的希望与理想。这正如诗歌中丁香姑娘一样，“她”是我们前行的理想或希望，而这理想正如“她”一样隐隐约约，朦胧迷茫，迷离恍惚，似真似幻。“我”寻找姑娘的轨迹，正是人生寻寻觅觅的隐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心理诗，我们每个人都行走在各自的人生路上，这一路有坦途，也有艰难险阻，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拥有的全是阳光和微笑，当挫折和困难压过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自然会产生一种愁绪，这种愁绪就像“我”彷徨在悠长、寂寥的雨巷，凄清、无助而惆怅。然而，心怀希望、向往幸福、向往快乐、战胜困难是人类共有的追求，当困难来临、愁绪充溢着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多么渴望一份能够解脱愁苦的“心灵鸡汤”，这也就是我们在凄苦的雨巷中所要追寻的“丁香姑娘”。 正是因为对《雨巷》的解读见仁见智，百花齐放，使得该诗愈品愈有诗味，于是逐渐成为经典。
再比如对《西游记》的解读，有人认为，西天取经，是孙悟空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过程，更是他收心敛性的过程。西天取经赋予孙悟空的任务，就是保护唐僧一步一步走到西天去（不准腾云驾雾），跋山涉水，不能偷懒。这是一种人生的命题，人生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西天取经的八十一难，并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那些周而复始、形形色色的险阻与妖魔，都不过是孙悟空修心过程中所遇障碍的象征。任何社会中的人都面临着“自由”和“成长”的两难处境。你生活在社会当中，一方面希望有更多自由，另一方面又发现面临着种种约束。这是两难的，人的一生就是在这种两难处境当中找到最佳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孙悟空是成功的，也给我们以相当有益的启示。
“读者中心”解读方式注意到了传统批评观中很少或是没有关注的读者问题，这是它的一大贡献。但对读者体验、感受的过分张扬，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这种弊端主要表现在表面深度解读、个性化解读下的解读偏颇甚至解读错误。
比如某教师在执教《荆轲刺秦王》这篇文章时，讨论“如何评价荆轲行刺秦王的行为”时，有的学生认为：“作为刺客，荆轲学艺不精，在这样危险关键的场合，他一定要有‘一击毙命’的功夫，然而在秦国的表现证明他不拥有这样的本领。能力水平这般还去行刺秦王，这是自大，是有勇无谋;他还不讲江湖道义，死前还把太子丹供出来，是为不义。”有的学生认为：“荆轲就是个恐怖分子，行刺秦王的行为就是现在的‘斩首’行动。”两位学生的回答都得到众多学生的哄笑和支持，老师对学生回答也点头予以认可。而事实上，两位同学的回答看似有理，其实都脱离了文本。荆轲刺杀未成功不代表学艺不精，不能以结果来否定荆轲慷慨侠义、报效尽忠的情怀;更不能认定所有的刺杀都是恐怖行为;死前叹息未能报答太子丹，也只能更衬托荆轲的重情重义，绝不能解讀为对主人的出卖。这些回答其实都严重背离了文本的价值。孙绍振先生说：“阅读历史经典的最起码的原则，就是回归历史语境;脱离了历史语境，用当代观念强加于古代经典，把历史经典看成是一堆垃圾，实际上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幼稚病。”[5]然而，不管是文学批评还是语文教学当中，受创新阅读、深度挖掘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常常习惯于对新颖解读的赞赏，却很少关注创新也有限度，真理再往前一小步，便常常成为谬误。
又如某老师教学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这本是一篇赞美农村温馨、闲适生活的作品。但该老师为了教出深意和新意，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这首词中，词人到底是真喜还是假喜呢？”接着出示了这首词写作的背景：辛弃疾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但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在江西上饶一带。晚年时一度被起用，不久病卒。该词即作于闲居时间。”经此一提示，学生便纷纷认为表面“喜”的背后，还蕴含着诗人深深的闲居僻野、功业无成之“愁”。师生的这种解读貌似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文学作品是作者某一时甚至是某一瞬间的情感流淌，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永恒地照应着一段时间的时代背景。不错，辛弃疾不止一次被冷落，赋闲客居在江西乡村，累计达二十余年，但是正如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詹丹教授分析的那样：“如果说辛弃疾在这二十余年里每时每刻都处在悲苦或者悲壮情绪中，所有的抒情不论写景还是写人，不论写自己还是写别人，都围绕着悲苦、悲愁和悲壮展开，哪怕其实在文本中丝毫找不到悲苦的影子，却都可以作为一种背后被遮盖的内容或者反衬的手法挖掘出来，那么，辛弃疾没有因为患抑郁症早早自杀，还真是一个奇迹。”[6]
当前，“读者中心”解读方式在西方世界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众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注重读者任意解读所带来的解读相对主义和意义虚无主义的弊端，意大利著名学者安伯托·艾柯就鲜明地提出了“诠释和过度诠释”的问题，启发读者注意文本解读中的“多元无界”现象。
四、文本解读是在三种批评方式间的合理游走
“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三种理论的相继出现、相互排斥又相互暴露各自片面性的事实，促使批评家们开始寻找一条折中的途径，于是力图综合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各自合理成分的概念也就随之出现，“主体间性”“文本间性”“视阈融合”“期待视野”“文学交流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等就是代表。尽管这些概念的含义各不相同，所侧重的角度也不一致，有的侧重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理论），有的侧重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文本间性），有的侧重于作者与读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视阈融合、期待视野），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都强调主体与主体、主体和对象、作者和读者、读者和文本、文本和文本不同要素之间的融合，反抗对单一因素的偏执。可见，批评家们已经意识到了仅仅重视文学活动中的某一要素、忽视其他要素所带来的弊端，并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努力避免这一弊病。这给语文文本解读带来的启示就是，文本解读也不能偏执于作者、文本、读者的某一个方面，而应该视文本的不同类型、不同情况灵活对待。概括起来说，文本解读应该是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合理游走。
比如教学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该诗写于公元1075年（北宋神宗熙宁八年），作者当时在密州知州任上，时年40岁，当时他还没有经历“乌台诗案”，政治上的经历还不复杂，所以全词上阕表达了他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下阕写开怀畅饮，并以魏尚自比，希望能够承担卫国守边的重任。这个作品的解读，从文本本身就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并不存有其他疑问，也未觉得解读意犹未尽。此时解读并不需要联系作者本人的经历或时代背景，直接依据文本即可。
再来看教学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表面上该文写月色入户，自己欣然起行，寻找到张怀民并与之一起观赏月色美景，“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文末卒章显志，直接抒发了二人对悠闲生活的自得。仅仅依据文本，这样解读似乎已经很通顺。但是如果联系当时苏轼“闲人”的处境，似乎会发现这样的解读有些简单、狭隘。此时，联系此文的写作背景，就会真的发现解读还没有走进文本深处。该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即公元1083年，当时作者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已经有四年，政治上的打击，近乎流放的生活，使作者常常心情忧郁，但又常常试图解脱，并仍然希望有所作为。带着作者当时的这种处境和生活状态再读全文，显然，最后一句除了包含面对月色美景闲适赏景的自得，还包含对人间志趣相投的知音实在太少的慨叹，包含无力摆脱贬放现实只能月夜不寐、甘作闲士的自嘲;包含空有才华抱负却落得清闲、月夜赏景的悲凉，等等。这样，对全文的解读才更加全面深刻，对作者形象的把握才更加立体丰满。 但是联系作者经历和写作背景，又必须是在确实需要，能够帮助深化解读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遇到文学作品，就习惯性地想起作者意图，甚至为了刻意求新、求深，一定要从文中读出所谓的“与众不同的深意”，这就不可取了。比如苏轼的《蝶恋花·春景》：“……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本来该诗词意婉转，词情动人，于清新中蕴涵哀怨，于婉丽中透出伤情;加之场景描写栩栩如生，让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但有人赏析此诗，联系该诗写作时间和苏轼生平，认为“墙外行人”就是指苏轼，说苏轼当时已经年近六十，被贬惠州，由此产生出政治上的不得志与已近暮年的悲凉感，所以“多情反被无情恼”。这样一解释，全诗意趣顿失。所以解读文本，不是非要联系作者经历或时代背景，只有在阅读时觉得意蕴丰富、意犹未尽;或者存在疑问、难于理解;或者不联系作者经历、写作背景，就无法读懂、理解文本等情况时，才能联系作者和背景以加深理解。否则，很容易弄巧成拙。
当然，如果不同读者对文本的解读确实都立足于文本，又都符合作者经历，和全文主旨、情感都能融为一体，则这些解读都可以接受，这就是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对于末尾“人生如梦，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有的人认为表达的是苏轼的消极情绪，因为上阕回忆了千古风流人物，赞美了河山的壮美，下阕特别回忆了周郎事业、婚姻的双重成功，让人神往，而对比自己，已经华发早生，一种落寞、失意无疑会瞬间涌上心头，所以诗人不自觉地发出“人生如梦”的慨叹，于是“以酒酹江”来安慰失落的心灵;有的人认为这一句表达的是苏轼的积极情绪，即豁达乐观，因为苏轼虽也希望自己能像周郎那样建功立业，但年已半百仍功业无成，既然“人生如梦”，不如“一尊还酹江月”，这形同安慰自己：“就看淡一切吧！不如一笑而过，一切都在酒里了！”所以，这表现的是作者的释怀：既然得不到，不如放手。所以这一句表达的不是伤感！这种理解也很有道理。因为被贬黄州时的苏轼确实时而积极，时而消极，其内心思想是儒、释、道混合掺杂的，很难用某一种思想来具体确指。
综上所述，文本解读，不是非要知人論世，也不是不要知人论世;不是不需要个性化解读，但也不需要脱离文本、刻意求新、任意发挥的个性化解读。解读最合理的方式是依据文本这个解读核心，根据文本的不同特点，结合作者的实际经历或时代背景，深入理解，理性辨析，灵活取舍，实现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合理游走。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张江、哈派姆.多元阐释须以文本“自在性”为依据——张江与哈派姆关于文艺理论的对话[J].文艺争鸣.
[2]王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01-502.
[3]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28.
[4]杨帆.知人论世在文本解读中的辩证运用[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7（5）.
[5]孙绍振.多元解读和一元层层深入——文本分析的基本理论问题[J].中学语文教学.2009（8）.
[6]詹丹.古诗词教学须用对用好背景知识——从一则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教学实录说起[J].语文建设.2018（8）.
一、作者中心批评方式的理论和不足
“作者中心”批评方式原本是西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文学批评一直沿用的批评方式。该理论认为，文学批评应该从“作者”角度出发，关注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把文本看成作者的影子，文本阐释的目的就是要挖掘作者的创作意图。因此，“作者中心”批评方式非常重视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观念等对作品的影响，重视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等与作品之间的紧密关联，努力从中寻找线索和依据来解读文本。
的确，在批评者想象中，文学作品是作者心灵的投射，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作品必然与作者本人的思想、经历和时代生活密切相关，这应该毫无疑义。因此，“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应该顺理成章，这也是我国文本阐释一直使用的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即使在今天的文本解读中仍然屡见不鲜。比如杜甫的《兵车行》，教学时必须弄清楚当时唐王朝不断扩边穷兵黩武，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发动战争的这段史实。特别是天宝十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伐南诏大败，损兵六万，杨国忠掩盖真相，企图募兵补充兵员，百姓不愿，他就下令捕人从军，制造出许多人间惨剧。《兵车行》就是杜甫在咸阳桥附近亲眼目睹了唐军出发时的凄惨情景后写的。只有掌握了这一史实，才能对诗文开头所描写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所展示的妻离子散、生离死别的现实，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否则，学生都认为入伍参军、保家卫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木兰还主动从军呢，为什么诗中的百姓却如此拒绝、悲痛呢？
但是文学创作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作者中心”解读方式并非屡试不爽。实际阅读中的解读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
首先，有很多作品的作者意图因作者去世或者没有明说或者未留下资料等很难寻觅，如莫泊桑的《项链》，无从知道作者意图。其次，即使有的作者在写作时确立了写作意图，但写成的作品未必就符合写作意图。作家莫言在被问及写小说时有没有意图时就这样回答：“有。大多数时候有，但有时候不那么清楚，更多的时候我本来是这样想的，结果写出来以后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写作过程中有许多我自己也料想不到的变化，特别是有时候意图不那么清晰，也有时候写出来不是我原先想的那个样子。”[1]此时，作者意图又怎么能作为解读文本的切入点。有时候，作品面世后读者的解读情况会大大出乎作者的预料。谌容的《人到中年》就是这样。小说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批评家从这个作品中挖掘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谌容后来曾经表示，她写这部作品时，只是想到中年人活得不容易，想表现中年人的“累”。然而作品中的生活与形象的内涵显然不止这些：造成陆文婷“累”的医疗体制，产生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的社会土壤，显然都不是“累”所能够概括的。《人到中年》的作者意图实际上只反映了小说形象内涵中较小而且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创作也是如此。他写这篇小说，原来表现的是“对自己童年世界的诗意再现”。可是批评家却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对人类历史的影射和譬喻”，对此，马尔克斯非常愤怒，他说：“不，我只想给我的童年世界一个诗的再现。”“给童年时期以某种方式触动了我的一切经验以一种完整的文学归宿。”他甚至对批评家冷嘲热讽：“批评家有时与小说家相反，不是在书中看到能够看到的，而是只看到愿意看到的。”“他们毫不考虑像《百年孤独》这样小说是全然没有什么严肃性的，而且充满了对亲朋好友的影射，这样的影射只有当事人本人才能发现，可是那些批评家却以一种权威的姿态，冒着滑天下之大稽的风险，自告奋勇地去乱猜书中所有的谜底。”[2]然而，尽管马尔克斯如此强调自己的写作意图，但是读者却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如果只是按照作者的意图进行文本阐释的话，就会极大窄化文本的意义空间。而正是读者对作者意图的超越，使得该文本的意义不再停留在作者对童年的追忆和对亲朋好友的影射，从而大大地开拓了文本的意义空间。
甚至，“知其人”然后“论其作”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状况。比如培根的《论人性》，作者站在西方“人性恶”论的角度，探讨人性的特点，批评了人性的自私自利、丑恶的一面;教人积极向上，要更好面对逆境，相信逆境是上帝对人的恩赐。从文本中可以看到培根面对嫉妒、面对高官厚禄时的凛然正气。然而实际生活中的培根并不是这样，他后来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四万英镑，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此时，如何用作者的经历或思想来帮助解读文本？再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其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流传千古，让人赞叹李白对权贵功名的蔑视不屑。然而，考察李白的一生，他几乎从来就没有清高过，只是可能在创作本文时因为一时愤激而突然萌生出清高、出世之念，但终其一生绝大多数时间他显然并非这样。“文”并不如“其人”，“其人”怎么能反过来帮助解读“文”呢？
所以单单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用作者的生平、思想、经历和时代背景等来解读文本有时候并不准确。这也就导致对“作者中心论”的批判必然来临。 二、文本中心批评方式的理论和不足
正因为“作者中心”解读方式的理论存在着上述不足，西方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有的批评家和学者指出，文学批评应该着力于文本本身，文学的意义只应该在文本中寻找，不应到作者、现实或读者身上寻找。他们认为文本是独立于社会历史之外的封闭的、自足的语言系统，是一个完整的语言构造，是绝对的、无条件存在着的独立实体，文本的价值就存在于文本本身，存在于它的审美特性中。因此，在对文本进行阐释和评价时，一切所谓的背景材料都是多余的。这种观念始于俄国形式主义，发展于英美的新批评，在法国结构主义那里达到了高峰。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威廉·K·维姆萨特和罗蒙·M·比尔兹利把“作者中心”批评方式称为“意图谬见”，并在《意图谬见》一文中指出，并不能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否得到成功实现来衡量文本。因为如果作者成功地表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其文本本身就体现了创作意图，那么只关注文本就可以了;而如果作者没有通过文本实现他的创作意图，那么，再通过文本挖掘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没有意义。为此他们批评说：“意图谬见在于将诗和诗的产生过程相混淆，这是哲学家们称为‘起源谬见’的一种特例，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衍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评和相对主义。”并说“意图谬见”的“结果都会使诗本身作为批评判断的具体对象趋于消失”。[3]
“文本中心”批评方式的理论看似天经地义，文本解读当然应该立足文本。比如分析朱自清的《春》，从文本中读出的是对于自然界春天蓬勃生命力的礼赞，那么这就是这个文本的全部意义，无需另外联系作者意图探寻;分析《背影》，从文本中读出的是对父亲的感恩和愧疚，这也就是这篇文本要表达的主要情感，再分析作者意图显得多余;分析《祝福》，从文本中读出来的是作者对鲁镇冷漠氛围、封建礼教的批判，对祥林嫂深深的同情，而这，也正是文本所要着力表现的。所以，文本自身表达的内容和读者读出的内容应该保持一致。
但是，不同类型的文本的解读情况并不都是这样。有的文本仅仅依据文本本身，并不能获得对文本的深刻、完整理解。比如南宋诗人郑思肖的《画菊》：“花开不并百花从，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该诗表面上赞扬的是画中的菊花，赞美菊花不与百花一起盛开;自己独自开放在寂静的篱笆旁边，趣味无穷;宁愿在枝头抱着香气而死，也不会随着北风被吹落泥中，遭受污染。如果真的按照文本理解，意义当然也非常完整，但仔细阅读该诗，依稀觉得好像并不只是描写菊花如此简单。联系作者郑思肖其人，他是南宋末年人，原名“之因”，宋亡后改名“思肖”（“肖”是宋朝国姓赵的组成部分）;字忆翁，表示不忘故国;号所南，日常坐卧，要向南背北;曾以太学上舍生应博学鸿词试，元军南侵时，曾向朝廷献抵御之策，未被采纳;后客居吴下。显然，这是一位忠于国家、心系国运的主战派人士。此时再来读《画菊》，菊花不与百花争艳，不随波逐流、不媚俗、保持自己独立风骨、清正节操的形象，不正是坚决不向元朝统治者屈服，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爱国情怀的诗人本身的象征吗？所以全诗名为写菊，实为抒发己怀。
又如北宋末年诗人李纲的《病牛》：“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表面上看，这首诗写了一头病牛，一生耕田千亩，收获的粮食充满了千间库房，最后年老力竭无人伤怜;但是老牛即使自己病卧在残阳当中也无怨無悔。显然，该诗不仅仅写的是病牛，而是借病牛不辞羸病、任劳任怨、勤恳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表达自己要像病牛那样虽然无人怜惜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力图为社稷、为众生奉献余身的精神。
可见，文本解读在依据文本的同时，完全脱离作者经历或时代背景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时候直接依据文本进行解读，什么时候需要联系作者或时代进行解读，这需要视不同的文本特点不同对待。一般来说，运用手法含蓄抒怀的作品、藏有矛盾读来费解的作品、着意渲染言外有意的作品、植根经历紧扣时代的作品，大多需要知人论世;直接抒情意蕴明了的作品、闲暇抒怀用于娱乐的作品、适当想象不能坐实的作品、远离时代无关政治的作品，大多不需知人论世。[4]
由于“文本中心”解读方式完全切断了文学与历史、现实生活，以及作者、读者之间的联系，把文本从外部参照物中孤立出来，也造成了文学对现实的游离，传统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启蒙功用、教化意义都大大削弱，这也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衰落。
三、读者中心批评方式的理论和不足
随着“文本中心论”的衰落，文学批评理论需要新的突破。于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对文学作品组成的另一重要要素——读者的关注逐渐增多，一大批关于读者研究的审美理论纷纷诞生。接受美学向整个西方批评发动冲击，后结构主义大步迈向读者;美国的读者反应理论、读者反应动力学、日内瓦学派的阅读现象学以及在当代哲学解释学影响下的文学解释学等文学美学话语，一时间蜂拥而起，蔚成大观，形成了以读者及其反应、接受、阅读为中心的新的批评理论方式时期。“读者中心”批评方式把批评的焦点从对文本本身的分析转向读者，认为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和不断批评，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文本的意义就存在于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之中。所以，“读者中心论”非常重视读者阅读的体验和感悟，“凡有理解便有不同”成为一种应然。“读者中心论”在本世纪初随着语文新课程改革重视个性化阅读、批判性阅读等倡导进入课堂教学，一时重视师生的独特化、个性化理解成为时尚，这确实给语文教学吹进一股清新之风。
比如戴望舒的《雨巷》，不同的阅读者对它的理解便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诗，“雨巷”象征着黑暗的现实，“我”象征着苦苦追求理想的青年，而“丁香姑娘”象征着“我”所追求的美好理想，姑娘的“走近、飘过，最终走尽雨巷”就象征着美好理想的幻灭。有人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诗中“我”怀着一种痛苦莫名的希望——在悠长寂寞的雨巷里“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这姑娘的颜色、芬芳、忧愁、眼光使“我”倍感亲切，她凄清的心境也与“我”相契相近。无奈的是这姑娘梦幻般出现，复又梦幻般消逝，而孤独的“我”仍然彷徨在悠长的雨巷，继续等待着。诗中所描绘的似真似幻的美丽“邂逅”，实际上只是“我”的一段爱情“白日梦”，它透露的是“我”对爱的追索与向往、憧憬与期待、痛苦与希望、无奈与忧伤。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哲理诗，如果我们把诗中的“我”和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作人生的赶路人，那么这悠长寂寥的雨巷正象征着人生之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赶自己的人生之路，促使我们前行的是那不断升起又不断陨落的希望与理想。这正如诗歌中丁香姑娘一样，“她”是我们前行的理想或希望，而这理想正如“她”一样隐隐约约，朦胧迷茫，迷离恍惚，似真似幻。“我”寻找姑娘的轨迹，正是人生寻寻觅觅的隐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心理诗，我们每个人都行走在各自的人生路上，这一路有坦途，也有艰难险阻，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拥有的全是阳光和微笑，当挫折和困难压过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自然会产生一种愁绪，这种愁绪就像“我”彷徨在悠长、寂寥的雨巷，凄清、无助而惆怅。然而，心怀希望、向往幸福、向往快乐、战胜困难是人类共有的追求，当困难来临、愁绪充溢着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多么渴望一份能够解脱愁苦的“心灵鸡汤”，这也就是我们在凄苦的雨巷中所要追寻的“丁香姑娘”。 正是因为对《雨巷》的解读见仁见智，百花齐放，使得该诗愈品愈有诗味，于是逐渐成为经典。
再比如对《西游记》的解读，有人认为，西天取经，是孙悟空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过程，更是他收心敛性的过程。西天取经赋予孙悟空的任务，就是保护唐僧一步一步走到西天去（不准腾云驾雾），跋山涉水，不能偷懒。这是一种人生的命题，人生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西天取经的八十一难，并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那些周而复始、形形色色的险阻与妖魔，都不过是孙悟空修心过程中所遇障碍的象征。任何社会中的人都面临着“自由”和“成长”的两难处境。你生活在社会当中，一方面希望有更多自由，另一方面又发现面临着种种约束。这是两难的，人的一生就是在这种两难处境当中找到最佳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孙悟空是成功的，也给我们以相当有益的启示。
“读者中心”解读方式注意到了传统批评观中很少或是没有关注的读者问题，这是它的一大贡献。但对读者体验、感受的过分张扬，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这种弊端主要表现在表面深度解读、个性化解读下的解读偏颇甚至解读错误。
比如某教师在执教《荆轲刺秦王》这篇文章时，讨论“如何评价荆轲行刺秦王的行为”时，有的学生认为：“作为刺客，荆轲学艺不精，在这样危险关键的场合，他一定要有‘一击毙命’的功夫，然而在秦国的表现证明他不拥有这样的本领。能力水平这般还去行刺秦王，这是自大，是有勇无谋;他还不讲江湖道义，死前还把太子丹供出来，是为不义。”有的学生认为：“荆轲就是个恐怖分子，行刺秦王的行为就是现在的‘斩首’行动。”两位学生的回答都得到众多学生的哄笑和支持，老师对学生回答也点头予以认可。而事实上，两位同学的回答看似有理，其实都脱离了文本。荆轲刺杀未成功不代表学艺不精，不能以结果来否定荆轲慷慨侠义、报效尽忠的情怀;更不能认定所有的刺杀都是恐怖行为;死前叹息未能报答太子丹，也只能更衬托荆轲的重情重义，绝不能解讀为对主人的出卖。这些回答其实都严重背离了文本的价值。孙绍振先生说：“阅读历史经典的最起码的原则，就是回归历史语境;脱离了历史语境，用当代观念强加于古代经典，把历史经典看成是一堆垃圾，实际上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幼稚病。”[5]然而，不管是文学批评还是语文教学当中，受创新阅读、深度挖掘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常常习惯于对新颖解读的赞赏，却很少关注创新也有限度，真理再往前一小步，便常常成为谬误。
又如某老师教学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这本是一篇赞美农村温馨、闲适生活的作品。但该老师为了教出深意和新意，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这首词中，词人到底是真喜还是假喜呢？”接着出示了这首词写作的背景：辛弃疾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但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在江西上饶一带。晚年时一度被起用，不久病卒。该词即作于闲居时间。”经此一提示，学生便纷纷认为表面“喜”的背后，还蕴含着诗人深深的闲居僻野、功业无成之“愁”。师生的这种解读貌似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文学作品是作者某一时甚至是某一瞬间的情感流淌，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永恒地照应着一段时间的时代背景。不错，辛弃疾不止一次被冷落，赋闲客居在江西乡村，累计达二十余年，但是正如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詹丹教授分析的那样：“如果说辛弃疾在这二十余年里每时每刻都处在悲苦或者悲壮情绪中，所有的抒情不论写景还是写人，不论写自己还是写别人，都围绕着悲苦、悲愁和悲壮展开，哪怕其实在文本中丝毫找不到悲苦的影子，却都可以作为一种背后被遮盖的内容或者反衬的手法挖掘出来，那么，辛弃疾没有因为患抑郁症早早自杀，还真是一个奇迹。”[6]
当前，“读者中心”解读方式在西方世界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众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注重读者任意解读所带来的解读相对主义和意义虚无主义的弊端，意大利著名学者安伯托·艾柯就鲜明地提出了“诠释和过度诠释”的问题，启发读者注意文本解读中的“多元无界”现象。
四、文本解读是在三种批评方式间的合理游走
“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三种理论的相继出现、相互排斥又相互暴露各自片面性的事实，促使批评家们开始寻找一条折中的途径，于是力图综合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各自合理成分的概念也就随之出现，“主体间性”“文本间性”“视阈融合”“期待视野”“文学交流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等就是代表。尽管这些概念的含义各不相同，所侧重的角度也不一致，有的侧重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理论），有的侧重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文本间性），有的侧重于作者与读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视阈融合、期待视野），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都强调主体与主体、主体和对象、作者和读者、读者和文本、文本和文本不同要素之间的融合，反抗对单一因素的偏执。可见，批评家们已经意识到了仅仅重视文学活动中的某一要素、忽视其他要素所带来的弊端，并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努力避免这一弊病。这给语文文本解读带来的启示就是，文本解读也不能偏执于作者、文本、读者的某一个方面，而应该视文本的不同类型、不同情况灵活对待。概括起来说，文本解读应该是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合理游走。
比如教学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该诗写于公元1075年（北宋神宗熙宁八年），作者当时在密州知州任上，时年40岁，当时他还没有经历“乌台诗案”，政治上的经历还不复杂，所以全词上阕表达了他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下阕写开怀畅饮，并以魏尚自比，希望能够承担卫国守边的重任。这个作品的解读，从文本本身就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并不存有其他疑问，也未觉得解读意犹未尽。此时解读并不需要联系作者本人的经历或时代背景，直接依据文本即可。
再来看教学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表面上该文写月色入户，自己欣然起行，寻找到张怀民并与之一起观赏月色美景，“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文末卒章显志，直接抒发了二人对悠闲生活的自得。仅仅依据文本，这样解读似乎已经很通顺。但是如果联系当时苏轼“闲人”的处境，似乎会发现这样的解读有些简单、狭隘。此时，联系此文的写作背景，就会真的发现解读还没有走进文本深处。该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即公元1083年，当时作者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已经有四年，政治上的打击，近乎流放的生活，使作者常常心情忧郁，但又常常试图解脱，并仍然希望有所作为。带着作者当时的这种处境和生活状态再读全文，显然，最后一句除了包含面对月色美景闲适赏景的自得，还包含对人间志趣相投的知音实在太少的慨叹，包含无力摆脱贬放现实只能月夜不寐、甘作闲士的自嘲;包含空有才华抱负却落得清闲、月夜赏景的悲凉，等等。这样，对全文的解读才更加全面深刻，对作者形象的把握才更加立体丰满。 但是联系作者经历和写作背景，又必须是在确实需要，能够帮助深化解读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遇到文学作品，就习惯性地想起作者意图，甚至为了刻意求新、求深，一定要从文中读出所谓的“与众不同的深意”，这就不可取了。比如苏轼的《蝶恋花·春景》：“……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本来该诗词意婉转，词情动人，于清新中蕴涵哀怨，于婉丽中透出伤情;加之场景描写栩栩如生，让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但有人赏析此诗，联系该诗写作时间和苏轼生平，认为“墙外行人”就是指苏轼，说苏轼当时已经年近六十，被贬惠州，由此产生出政治上的不得志与已近暮年的悲凉感，所以“多情反被无情恼”。这样一解释，全诗意趣顿失。所以解读文本，不是非要联系作者经历或时代背景，只有在阅读时觉得意蕴丰富、意犹未尽;或者存在疑问、难于理解;或者不联系作者经历、写作背景，就无法读懂、理解文本等情况时，才能联系作者和背景以加深理解。否则，很容易弄巧成拙。
当然，如果不同读者对文本的解读确实都立足于文本，又都符合作者经历，和全文主旨、情感都能融为一体，则这些解读都可以接受，这就是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对于末尾“人生如梦，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有的人认为表达的是苏轼的消极情绪，因为上阕回忆了千古风流人物，赞美了河山的壮美，下阕特别回忆了周郎事业、婚姻的双重成功，让人神往，而对比自己，已经华发早生，一种落寞、失意无疑会瞬间涌上心头，所以诗人不自觉地发出“人生如梦”的慨叹，于是“以酒酹江”来安慰失落的心灵;有的人认为这一句表达的是苏轼的积极情绪，即豁达乐观，因为苏轼虽也希望自己能像周郎那样建功立业，但年已半百仍功业无成，既然“人生如梦”，不如“一尊还酹江月”，这形同安慰自己：“就看淡一切吧！不如一笑而过，一切都在酒里了！”所以，这表现的是作者的释怀：既然得不到，不如放手。所以这一句表达的不是伤感！这种理解也很有道理。因为被贬黄州时的苏轼确实时而积极，时而消极，其内心思想是儒、释、道混合掺杂的，很难用某一种思想来具体确指。
综上所述，文本解读，不是非要知人論世，也不是不要知人论世;不是不需要个性化解读，但也不需要脱离文本、刻意求新、任意发挥的个性化解读。解读最合理的方式是依据文本这个解读核心，根据文本的不同特点，结合作者的实际经历或时代背景，深入理解，理性辨析，灵活取舍，实现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合理游走。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张江、哈派姆.多元阐释须以文本“自在性”为依据——张江与哈派姆关于文艺理论的对话[J].文艺争鸣.
[2]王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01-502.
[3]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28.
[4]杨帆.知人论世在文本解读中的辩证运用[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7（5）.
[5]孙绍振.多元解读和一元层层深入——文本分析的基本理论问题[J].中学语文教学.2009（8）.
[6]詹丹.古诗词教学须用对用好背景知识——从一则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教学实录说起[J].语文建设.2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