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谣言研究日益受到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关注。从个体、群体、社会等多维视角，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什么是谣言、为什么会产生谣言、人们为什么会信谣、人们为什么会传谣以及如何防控谣言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评述，以求引发学界的反思。
关键词：多维视角；谣言；传播；反思
中图分类号：G203；G206 文献标识码：A
谣言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说其古老，是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谣言问题就一直存在；说其现代，是因为随着媒介信息技术的进步，谣言传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专业化。谣言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上世纪80年代，谣言研究开始进入我国学者视野。来自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基于不同目的和学科视角，对谣言产生的原因、传播规律、控制策略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剧，谣言问题也愈加凸显出来。谣言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谣言不再是“变态”，而是一种社会舆论的“常态”。因此，对谣言进行系统研究非常重要。谣言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谣言？人们为什么会信谣和传谣？我们又该如何防控谣言？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试图从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维度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求对国内学界的谣言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一、谣言是什么
对谣言是什么这一问题，当前学术界并未达成统一认识。总体而言，研究者们并没在谣言的真伪问题上大费周章，而是从谣言的功能、内容、目的等方面探讨谣言的本质。
在个体层面，谣言被认为折射出的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假想[1]。它是一种主动的语言行为，在无问的状态中，主动讲给别人听，试图制造一个“真相”并使别人相信，从而达到自己特殊的目的。它就像一种精神口香糖，能帮助人们消除焦虑、获得平静，是人们发泄某种情绪的工具[2]。
在群体层面，谣言被当作“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3]，是群体为了解决问题，获得社会认知而展开的一种集体行为，其最终目的旨在为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4]。
在社会层面，谣言被视为本土文化与社会心理相结合的产物。它虽广为流传，却未经证实且具非官方色彩。它允许群体在充分互动的基础上，获得集体记忆，重构社会信任，并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5]。
总之，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假想，是一种非理性形式的民意表达，是一种畸变的舆论形态，是一种对社会运行机制问题的提醒。
二、为什么会产生谣言
从个体层面来看，按照奥尔波特的观点[6]17-18，谣言的产生与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程度有关，两者缺一不可。当某个事件发生后，人们急于了解事件真相，而大众媒体又对该事件集体失语，那些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就会乘虚而入。如2003年SARS谣言的产生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SARS由于可致人于死地，因而其具有重要性；而在SARS发生初期，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其又知之甚少，有关SARS的信息非常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有关SARS谣言的产生也就有其必然性。除这两点之外，印度心理学家巴萨德在其一篇关于印度1934年比哈尔邦大地震期间谣言的研究报告中还发现，恐惧和焦虑的心理也是谣言产生的重要因素，因为谣言的产生迎合了人们特定时期的心理需求。
从群体层面来看，一个基本观点是：谣言的产生不是个人的产物，而是群体互动的结果。周晓虹认为，“谣言不是个人智力游戏的结果，而是群体议论和传播的结果”[7]。出现谣言是一群人掌握了一个信息，绝大多数事实、征兆或信息是中立或没有倾向性的，它们获得的某种含义是因为人们愿意赋予它们这些含意。也就是说，谣言是由群体制造同时又代表群体。社会学家埃德加等对“奥尔良少女”传闻的调查表明，谣言还和集体记忆相关联。“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8]。当谣言内容与当地传统文化相一致，并引起群体的集体记忆时，谣言就更猖獗。李若建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的研究表明[9]，大规模谣言产生的必要条件是民间的恐慌与不满。虽然可能有少数心怀叵测的人蓄意造谣，但是没有民间的群体恐慌和不满，谣言就无法产生与扩散。
从社会层面来看，谣言被视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当人们凭直觉感到社会将发生重大变迁，且对变迁的结果不可预知时，易陷入一种焦虑与躁动不安的状态。所以，当人们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作出种种猜测并议论纷纷时，奇谈怪想就会层出不穷，且以讹传讹，谣言也就随之产生[10]。此外，谣言作为社会状况的反光镜，它折射出公众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对社会运行系统的不满与恐惧，对事实真相的极力追寻。近年来，无论是贵州“瓮安事件”，还是杭州的“70码”等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谣言的风行，且这些谣言内容通常将死者归为弱势群体，而对方是“富、贵、黑”群体。此类谣言实质上是社会的贫富分化、官民对立、黑恶势力猖獗等现象在大众心理中的投射，折射出大众对“公平、公正、公开”的祈求[11]。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谣言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才是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然，某些谣言的产生不限于个体、群体或社会的单一层面，而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即是如此。2011年2月9日晚10点左右，某化工厂工人刘某在拉土方过程中看到工厂冒白烟，闻到刺鼻气味，怀疑氯气可能泄露，就给正在打牌的朋友桑某打电话说厂区有氯气泄漏，告知快跑。桑某等在场的二十余人，即通知各自亲友转移避难。由于担心氯气泄漏可能给自身带来的伤害，再加上信息在群体间传播时的走样，最后这一消息演变为：化工厂将于第二天凌晨5点发生爆炸，有氯气泄漏，影响周边200公里的范围。虽然当地政府告诉逃离的民众，化工厂爆炸是谣言，但由于当地政府对化工园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致使政府和居民关系紧张，互信度差，所以，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的告知缺乏信任，纷纷逃往县城，最终导致“万人大逃难”的局面。 三、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谣言
卡普费雷认为[6]21，个体相信谣言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谣言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谣言经常以“据消息灵通人士说”的方式出现，使人们更加相信谣言传递的信息是真的。其二，谣言内容是人们愿意相信和期待的。当谣言传到我们身边时，总是有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它是不可辩驳的，是“真实”的，所以人们愿意相信它。并且，谣言是对非官方信息的补充，满足了人们对事实真相的好奇，是人们所期待的信息。其三，谣言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作为一种投射，谣言能为人们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如2009年发生于杭州的“70码事件”中，富家子弟胡某因飙车将谭某撞死，由于警方最初认定肇事时的车速只有70码（要远低于事后专家鉴定的84.1～101.2公里/小时），且胡某最终只获刑3年，引起了民众的质疑。因此，当网络中出现胡某被替身的谣言时，它就满足了部分民众对官方“不公正”处理的质疑心理，人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是真实的。
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除个体层面外，还受群体因素的影响。如2011年日本核电站事故引发的谣言，导致全国许多地方民众抢购食盐。在这次抢盐风暴中，不少人对碘盐防辐射和食盐将面临紧缺并不相信，但在群体暗示和感染下，本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预防心理，参与抢盐。当一个人从另一个人口中听到谣言，再在第三个人口中听到时，就会形成一种验证。当这种验证被不断重复时，人们就会更加对谣言深信不疑。勒庞认为[12]，当想法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时，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就可能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转向一个相同的方向。因为相信一个谣言，即表示接受这个群体，每个人都希望与群体中的多数人保持一致。在群体压力之下，周围人群相信谣言的比例增加，会提高个体相信谣言的概率，继而增加相信谣言的人群比例[13]。
谣言存在荒谬性，但谣言也不是空穴来风。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谣言无法让人相信。故此，人们相信谣言还有社会层面的因素。任何谣言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事实内核，这就是人们相信谣言的根本原因。伴随着社会转型，诸多社会问题也凸现出来。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希望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来把握社会变化，以促进自身发展。然而，大众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求，它们报道的重点是政府如何抗灾、抗疫等，而常常忽视事件本身的动态信息[14]102-111。因此，当政府和媒体出于某一目的，掩盖和操纵信息时，权威信息的可信性就可能遭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就会更加信谣[15]。如早在2011年11月，SARS就已开始在广州周边城市流行。但直至2012年2月10日，SARS谣言已开始在广州城内大规模传播时，当时的主流媒体都保持着沉默状态。也正是因为主流媒体的这种沉默，使得当时的人们愿意相信那些看上去有些合理的各种谣言。
四、人们为什么会传播谣言
按照卡普费雷的观点[3]51-70，个体之所以传播谣言，其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种：第一，谣言是一个新闻，一个受众面对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告诉其他人，否则，就失去新闻的价值。第二，为了求知。对一个谣言的受众来说，当他听到谣言后对谣言的真假不置可否，于是便将此消息传递给他所熟悉的群体，通过群体讨论，来验证信息的真实性。第三，为了说服他人。对于某些人来说，传播谣言，就像是布道。相信谣言的信徒越多，传播者就会因为说服他人而得到满足。第四，为了自我解放。在某种程度上，传播谣言可以消除自己因谣言而引起的恐惧感和孤独感。而且，传播谣言，总是以“有人说”为开头，故不必为传播谣言而受到惩罚。第五，为了取乐，即并不是传播者对谣言坚信不疑，而是谣言的内容有趣，供人消遣。此外，周裕琼认为[16]，人们对谣言的相信程度如何，是人们传播谣言的关键因素。如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秦火火”在网上发帖声称：刚得到消息，铁道部已向动车事故中的意大利遇难者茜茜协议赔偿三千万欧元。仅仅两个小时，这则消息就被转发1.2万次。这则最终被证实为谣言的消息，其传播就很符合卡普费雷的分析：其发生正值协议赔偿之时，这则谣言具有很强的新闻性；由于这个赔偿价格过于天价，人们通过传播来验证其真假；某些人如谣言的肇事者“秦火火”事后所说，通过传播此谣言，传播者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而有些人传播此谣言，则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获取乐趣。
而在卡斯·桑斯坦看来[17]，谣言得以传播，群体极化起着关键作用。当谣言在意见相似的相关利益群体中传播时，起初会形成谣言的“舆论漩涡”，但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群体意见逐渐向某一级倾斜，最终产生谣言的群体极化现象。个体受到群体的感染和暗示，进而对群体的意见领袖有强烈的服从愿望。当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向群体意见偏向的方向流动时，谣言传播也就达到了一个“极化点”。另一方面，群体中众多个体的汇集，又会产生责任的分散。法不责众为群体成员传播谣言提供了安全保障。
从社会层面来说，有观点认为[18]，当谣言流入社会时，它的传播并非由于集体发疯或集体幻觉，而是与社会的不稳定性相关。其中，不稳定性包括社会环境的不稳定及人们对信息来源的不信任，这种情况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当前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突出，如果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合理的疏导和解决，民间话语得不到正常表达，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五、如何防控谣言
防控谣言并非是压制谣言，因为谣言本身是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不平衡的产物，是社会挤压的产物。压制谣言传播，屏蔽包含谣言成分的信息，虽然是一种有效地暂时平息谣言的手段，但是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谣言的再发生。谣言的产生有个体、群体、社会等三个层次，同样，谣言的防控也应从这三个层次着手。
在个体层面，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是因为它满足人们对信息的迫切需求和特定时期的心理需求。因此，防控谣言不能只将其完全否定，而应针对谣言的产生，由人们信任的第三方指出谣言的破绽和动机。蔡静认为[14]98-100，谣言之所以难以消除，是因为个体的认知结构与谣言反映的内容相吻合。所以，一味反驳谣言，反而适得其反，会加深人们对谣言的印象。此时，应通过添加和改变信息使人们改变头脑中原有的信息认知结构，使谣言不攻自破。此外，提高个人自身素养，不盲从“谣言风”。针对故意造谣者，更要实施相应的法律制裁。 从群体层面分析，常健等认为[19]，谣言是一种集体行为，个人借助谣言在群体中讨论，交换意见，形成集体共同的观点，所以，防控谣言应将群体私下讨论的内容公开化，建立一种意见交流和综合的平台。在此平台上，谣言的不同说法和解释相互质询，使受众从多个角度作出理性判断，这样受众就不会轻易信谣、传谣。同时，公开平台的讨论，要重视群体“意见领袖”的理性引导和监督作用，避免偏执。另一方面，当谣言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一致时，人们更易于参与谣言的传播。此时应及时指出传统文化中的不合理之处，改变人们的意识，引导人们认识谣言与该文化间不存在必然联系，进而有效防控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最后，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正确了解谣言背后的社会问题，建立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深层的社会问题，才是防控谣言的最好办法。此外，谣言的传播还与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有关。现代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高速发达，使得任何一种隐瞒信息的行为，都是一种自欺欺人。它不但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误解和谣言，最终导致更大的社会危害[20]。所以，新闻媒体应针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及时、真实、全方面地跟踪报道事件，这是防控谣言的重要途径。
六、结 语
以上即为我们对国内外谣言研究的一个简要梳理与概括。通过检视学界对谣言的研究，我们认为如下三点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第一，国内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谣言是“虚构”、“捏造”和“毁谤”的，这种观点将使谣言研究陷入窘境。我们承认谣言对社会存在一定的危害，但也不能否定其对社会问题的提醒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只有客观地考察谣言的本质、谣言产生的社会根源、谣言的传播规律等，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第二，无论是谣言的产生还是其传播，都受到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影响，因此，未来的谣言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层面，而应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构建出三者互动的模型。这将会有助于更好地揭露谣言的真相。第三，传统的谣言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现实社会，而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及微博、微信等新型传播工具的出现，谣言的传播形态等都会发生复杂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反思新型媒介技术对谣言传播的各种影响，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Rosnow R L.Rumor as communication：A contextualist approach[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8，38（1）：10-27.
[2] Bordia P，Difonzo N.Problem solv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s on the Internet： Rumor as social cognition[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4，67（1）：33-49.
[3] 卡普费雷.谣言[M].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6.
[4] Fisher D R.Rumoring theory and the internet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grass root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1998，16（2）：158-168.
[5] Fine G A.Rumor， trust and civil society：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e of judgment[J].Diogenes，2007，54（1）：15-18.
[6] 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M].刘水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7] 周晓虹. 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3（6）：43-54.
[8]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华 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59.
[9] 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93.
[10] 江万秀，雷才明，江凤贤.谣言透视[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1： 8.
[11] 马 凌. 风险社会中的谣言风险及对策[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1）：44-48.
[12]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12-19.
[13] 李国武.谣言实现的社会机制及对信息的治理[J].社会，2005（4）：143-155.
[14] 蔡 静.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播[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
[15] 王正祥.媒介使用权威信息的可信度与民众对传言的信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3）：35-45，109.
[16] 周裕琼.QQ群聊会让人更相信谣言吗：关于四则奥运谣言的控制实验[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76-87，111.
[17] 桑斯坦.谣言[M].张 楠，迪 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8-73.
[18] 禹卫华.从手机谣言到恐慌行为：影响因素与社会控制：基于第三人效果框架的历时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57-64，110.
[19] 常 健，金 瑞.论公共冲突过程中谣言的作用传播与防控[J].天津社会科学，2010（6）：65-68，128.
[20] 樊亚平.“非典”事件中的误解性谣言[J].新闻记者，2003（6）：15-16.
（责任编辑 文 格）
关键词：多维视角；谣言；传播；反思
中图分类号：G203；G206 文献标识码：A
谣言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说其古老，是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谣言问题就一直存在；说其现代，是因为随着媒介信息技术的进步，谣言传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专业化。谣言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上世纪80年代，谣言研究开始进入我国学者视野。来自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基于不同目的和学科视角，对谣言产生的原因、传播规律、控制策略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剧，谣言问题也愈加凸显出来。谣言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谣言不再是“变态”，而是一种社会舆论的“常态”。因此，对谣言进行系统研究非常重要。谣言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谣言？人们为什么会信谣和传谣？我们又该如何防控谣言？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试图从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维度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求对国内学界的谣言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一、谣言是什么
对谣言是什么这一问题，当前学术界并未达成统一认识。总体而言，研究者们并没在谣言的真伪问题上大费周章，而是从谣言的功能、内容、目的等方面探讨谣言的本质。
在个体层面，谣言被认为折射出的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假想[1]。它是一种主动的语言行为，在无问的状态中，主动讲给别人听，试图制造一个“真相”并使别人相信，从而达到自己特殊的目的。它就像一种精神口香糖，能帮助人们消除焦虑、获得平静，是人们发泄某种情绪的工具[2]。
在群体层面，谣言被当作“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3]，是群体为了解决问题，获得社会认知而展开的一种集体行为，其最终目的旨在为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4]。
在社会层面，谣言被视为本土文化与社会心理相结合的产物。它虽广为流传，却未经证实且具非官方色彩。它允许群体在充分互动的基础上，获得集体记忆，重构社会信任，并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5]。
总之，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假想，是一种非理性形式的民意表达，是一种畸变的舆论形态，是一种对社会运行机制问题的提醒。
二、为什么会产生谣言
从个体层面来看，按照奥尔波特的观点[6]17-18，谣言的产生与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程度有关，两者缺一不可。当某个事件发生后，人们急于了解事件真相，而大众媒体又对该事件集体失语，那些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就会乘虚而入。如2003年SARS谣言的产生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SARS由于可致人于死地，因而其具有重要性；而在SARS发生初期，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其又知之甚少，有关SARS的信息非常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有关SARS谣言的产生也就有其必然性。除这两点之外，印度心理学家巴萨德在其一篇关于印度1934年比哈尔邦大地震期间谣言的研究报告中还发现，恐惧和焦虑的心理也是谣言产生的重要因素，因为谣言的产生迎合了人们特定时期的心理需求。
从群体层面来看，一个基本观点是：谣言的产生不是个人的产物，而是群体互动的结果。周晓虹认为，“谣言不是个人智力游戏的结果，而是群体议论和传播的结果”[7]。出现谣言是一群人掌握了一个信息，绝大多数事实、征兆或信息是中立或没有倾向性的，它们获得的某种含义是因为人们愿意赋予它们这些含意。也就是说，谣言是由群体制造同时又代表群体。社会学家埃德加等对“奥尔良少女”传闻的调查表明，谣言还和集体记忆相关联。“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8]。当谣言内容与当地传统文化相一致，并引起群体的集体记忆时，谣言就更猖獗。李若建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的研究表明[9]，大规模谣言产生的必要条件是民间的恐慌与不满。虽然可能有少数心怀叵测的人蓄意造谣，但是没有民间的群体恐慌和不满，谣言就无法产生与扩散。
从社会层面来看，谣言被视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当人们凭直觉感到社会将发生重大变迁，且对变迁的结果不可预知时，易陷入一种焦虑与躁动不安的状态。所以，当人们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作出种种猜测并议论纷纷时，奇谈怪想就会层出不穷，且以讹传讹，谣言也就随之产生[10]。此外，谣言作为社会状况的反光镜，它折射出公众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对社会运行系统的不满与恐惧，对事实真相的极力追寻。近年来，无论是贵州“瓮安事件”，还是杭州的“70码”等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谣言的风行，且这些谣言内容通常将死者归为弱势群体，而对方是“富、贵、黑”群体。此类谣言实质上是社会的贫富分化、官民对立、黑恶势力猖獗等现象在大众心理中的投射，折射出大众对“公平、公正、公开”的祈求[11]。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谣言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才是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然，某些谣言的产生不限于个体、群体或社会的单一层面，而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即是如此。2011年2月9日晚10点左右，某化工厂工人刘某在拉土方过程中看到工厂冒白烟，闻到刺鼻气味，怀疑氯气可能泄露，就给正在打牌的朋友桑某打电话说厂区有氯气泄漏，告知快跑。桑某等在场的二十余人，即通知各自亲友转移避难。由于担心氯气泄漏可能给自身带来的伤害，再加上信息在群体间传播时的走样，最后这一消息演变为：化工厂将于第二天凌晨5点发生爆炸，有氯气泄漏，影响周边200公里的范围。虽然当地政府告诉逃离的民众，化工厂爆炸是谣言，但由于当地政府对化工园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致使政府和居民关系紧张，互信度差，所以，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的告知缺乏信任，纷纷逃往县城，最终导致“万人大逃难”的局面。 三、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谣言
卡普费雷认为[6]21，个体相信谣言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谣言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谣言经常以“据消息灵通人士说”的方式出现，使人们更加相信谣言传递的信息是真的。其二，谣言内容是人们愿意相信和期待的。当谣言传到我们身边时，总是有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它是不可辩驳的，是“真实”的，所以人们愿意相信它。并且，谣言是对非官方信息的补充，满足了人们对事实真相的好奇，是人们所期待的信息。其三，谣言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作为一种投射，谣言能为人们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如2009年发生于杭州的“70码事件”中，富家子弟胡某因飙车将谭某撞死，由于警方最初认定肇事时的车速只有70码（要远低于事后专家鉴定的84.1～101.2公里/小时），且胡某最终只获刑3年，引起了民众的质疑。因此，当网络中出现胡某被替身的谣言时，它就满足了部分民众对官方“不公正”处理的质疑心理，人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是真实的。
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除个体层面外，还受群体因素的影响。如2011年日本核电站事故引发的谣言，导致全国许多地方民众抢购食盐。在这次抢盐风暴中，不少人对碘盐防辐射和食盐将面临紧缺并不相信，但在群体暗示和感染下，本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预防心理，参与抢盐。当一个人从另一个人口中听到谣言，再在第三个人口中听到时，就会形成一种验证。当这种验证被不断重复时，人们就会更加对谣言深信不疑。勒庞认为[12]，当想法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时，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就可能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转向一个相同的方向。因为相信一个谣言，即表示接受这个群体，每个人都希望与群体中的多数人保持一致。在群体压力之下，周围人群相信谣言的比例增加，会提高个体相信谣言的概率，继而增加相信谣言的人群比例[13]。
谣言存在荒谬性，但谣言也不是空穴来风。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谣言无法让人相信。故此，人们相信谣言还有社会层面的因素。任何谣言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事实内核，这就是人们相信谣言的根本原因。伴随着社会转型，诸多社会问题也凸现出来。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希望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来把握社会变化，以促进自身发展。然而，大众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求，它们报道的重点是政府如何抗灾、抗疫等，而常常忽视事件本身的动态信息[14]102-111。因此，当政府和媒体出于某一目的，掩盖和操纵信息时，权威信息的可信性就可能遭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就会更加信谣[15]。如早在2011年11月，SARS就已开始在广州周边城市流行。但直至2012年2月10日，SARS谣言已开始在广州城内大规模传播时，当时的主流媒体都保持着沉默状态。也正是因为主流媒体的这种沉默，使得当时的人们愿意相信那些看上去有些合理的各种谣言。
四、人们为什么会传播谣言
按照卡普费雷的观点[3]51-70，个体之所以传播谣言，其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种：第一，谣言是一个新闻，一个受众面对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告诉其他人，否则，就失去新闻的价值。第二，为了求知。对一个谣言的受众来说，当他听到谣言后对谣言的真假不置可否，于是便将此消息传递给他所熟悉的群体，通过群体讨论，来验证信息的真实性。第三，为了说服他人。对于某些人来说，传播谣言，就像是布道。相信谣言的信徒越多，传播者就会因为说服他人而得到满足。第四，为了自我解放。在某种程度上，传播谣言可以消除自己因谣言而引起的恐惧感和孤独感。而且，传播谣言，总是以“有人说”为开头，故不必为传播谣言而受到惩罚。第五，为了取乐，即并不是传播者对谣言坚信不疑，而是谣言的内容有趣，供人消遣。此外，周裕琼认为[16]，人们对谣言的相信程度如何，是人们传播谣言的关键因素。如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秦火火”在网上发帖声称：刚得到消息，铁道部已向动车事故中的意大利遇难者茜茜协议赔偿三千万欧元。仅仅两个小时，这则消息就被转发1.2万次。这则最终被证实为谣言的消息，其传播就很符合卡普费雷的分析：其发生正值协议赔偿之时，这则谣言具有很强的新闻性；由于这个赔偿价格过于天价，人们通过传播来验证其真假；某些人如谣言的肇事者“秦火火”事后所说，通过传播此谣言，传播者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而有些人传播此谣言，则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获取乐趣。
而在卡斯·桑斯坦看来[17]，谣言得以传播，群体极化起着关键作用。当谣言在意见相似的相关利益群体中传播时，起初会形成谣言的“舆论漩涡”，但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群体意见逐渐向某一级倾斜，最终产生谣言的群体极化现象。个体受到群体的感染和暗示，进而对群体的意见领袖有强烈的服从愿望。当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向群体意见偏向的方向流动时，谣言传播也就达到了一个“极化点”。另一方面，群体中众多个体的汇集，又会产生责任的分散。法不责众为群体成员传播谣言提供了安全保障。
从社会层面来说，有观点认为[18]，当谣言流入社会时，它的传播并非由于集体发疯或集体幻觉，而是与社会的不稳定性相关。其中，不稳定性包括社会环境的不稳定及人们对信息来源的不信任，这种情况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当前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突出，如果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合理的疏导和解决，民间话语得不到正常表达，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五、如何防控谣言
防控谣言并非是压制谣言，因为谣言本身是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不平衡的产物，是社会挤压的产物。压制谣言传播，屏蔽包含谣言成分的信息，虽然是一种有效地暂时平息谣言的手段，但是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谣言的再发生。谣言的产生有个体、群体、社会等三个层次，同样，谣言的防控也应从这三个层次着手。
在个体层面，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是因为它满足人们对信息的迫切需求和特定时期的心理需求。因此，防控谣言不能只将其完全否定，而应针对谣言的产生，由人们信任的第三方指出谣言的破绽和动机。蔡静认为[14]98-100，谣言之所以难以消除，是因为个体的认知结构与谣言反映的内容相吻合。所以，一味反驳谣言，反而适得其反，会加深人们对谣言的印象。此时，应通过添加和改变信息使人们改变头脑中原有的信息认知结构，使谣言不攻自破。此外，提高个人自身素养，不盲从“谣言风”。针对故意造谣者，更要实施相应的法律制裁。 从群体层面分析，常健等认为[19]，谣言是一种集体行为，个人借助谣言在群体中讨论，交换意见，形成集体共同的观点，所以，防控谣言应将群体私下讨论的内容公开化，建立一种意见交流和综合的平台。在此平台上，谣言的不同说法和解释相互质询，使受众从多个角度作出理性判断，这样受众就不会轻易信谣、传谣。同时，公开平台的讨论，要重视群体“意见领袖”的理性引导和监督作用，避免偏执。另一方面，当谣言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一致时，人们更易于参与谣言的传播。此时应及时指出传统文化中的不合理之处，改变人们的意识，引导人们认识谣言与该文化间不存在必然联系，进而有效防控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最后，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正确了解谣言背后的社会问题，建立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深层的社会问题，才是防控谣言的最好办法。此外，谣言的传播还与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有关。现代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高速发达，使得任何一种隐瞒信息的行为，都是一种自欺欺人。它不但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误解和谣言，最终导致更大的社会危害[20]。所以，新闻媒体应针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及时、真实、全方面地跟踪报道事件，这是防控谣言的重要途径。
六、结 语
以上即为我们对国内外谣言研究的一个简要梳理与概括。通过检视学界对谣言的研究，我们认为如下三点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第一，国内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谣言是“虚构”、“捏造”和“毁谤”的，这种观点将使谣言研究陷入窘境。我们承认谣言对社会存在一定的危害，但也不能否定其对社会问题的提醒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只有客观地考察谣言的本质、谣言产生的社会根源、谣言的传播规律等，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第二，无论是谣言的产生还是其传播，都受到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影响，因此，未来的谣言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层面，而应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构建出三者互动的模型。这将会有助于更好地揭露谣言的真相。第三，传统的谣言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现实社会，而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及微博、微信等新型传播工具的出现，谣言的传播形态等都会发生复杂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反思新型媒介技术对谣言传播的各种影响，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Rosnow R L.Rumor as communication：A contextualist approach[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8，38（1）：10-27.
[2] Bordia P，Difonzo N.Problem solv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s on the Internet： Rumor as social cognition[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4，67（1）：33-49.
[3] 卡普费雷.谣言[M].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6.
[4] Fisher D R.Rumoring theory and the internet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grass root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1998，16（2）：158-168.
[5] Fine G A.Rumor， trust and civil society：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e of judgment[J].Diogenes，2007，54（1）：15-18.
[6] 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M].刘水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7] 周晓虹. 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3（6）：43-54.
[8]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华 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59.
[9] 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93.
[10] 江万秀，雷才明，江凤贤.谣言透视[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1： 8.
[11] 马 凌. 风险社会中的谣言风险及对策[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1）：44-48.
[12]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12-19.
[13] 李国武.谣言实现的社会机制及对信息的治理[J].社会，2005（4）：143-155.
[14] 蔡 静.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播[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
[15] 王正祥.媒介使用权威信息的可信度与民众对传言的信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3）：35-45，109.
[16] 周裕琼.QQ群聊会让人更相信谣言吗：关于四则奥运谣言的控制实验[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76-87，111.
[17] 桑斯坦.谣言[M].张 楠，迪 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8-73.
[18] 禹卫华.从手机谣言到恐慌行为：影响因素与社会控制：基于第三人效果框架的历时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57-64，110.
[19] 常 健，金 瑞.论公共冲突过程中谣言的作用传播与防控[J].天津社会科学，2010（6）：65-68，128.
[20] 樊亚平.“非典”事件中的误解性谣言[J].新闻记者，2003（6）：15-16.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