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作为一种现象自其产生以来一直由西方主导、推动，全球化也似乎等同于“西方化”、“美国化”，西方自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复杂效应进一步显现，引发欧美国家对全球化新一轮反思浪潮，要求重估全球化的利弊，甚至做出必要的政策调整已成为西方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
　　与以往的反全球化运动不同，西方新一轮反思全球化浪潮既有民众、学术界的支持，更有官方的积极参与。从民众层面看，西方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对全球化的抵触情绪日益强烈。“反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规模不断扩大，形成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浪潮。据英国媒体的调查，半数以上的西欧国家民众认为全球化对其国家弊大于利，其中九成的民众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抵制全球化进程。西方学术界以往对全球化臧否不一，现在则出现唱衰全球化的势头。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破裂、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京都议定书》名存实亡，标志着全球化已走过其巅峰时代，正逐渐放缓步伐，并面临倒退甚至走入死胡同的危险。
　　


　　在上述舆论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政府对全球化的态度由友好肯定向谨慎应对转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新一轮对全球化的反思，矛头直指新兴发展中大国。在西方看来，中、印等新兴大国利用全球化挤占发达国家市场，同时使另一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边缘化，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状况；中俄实行“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西方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和全球民主化进程构成了挑战，“华盛顿共识”正让位于“北京共识”。由于中国目前发展势头最快、影响力最突出，因此自然成为西方反思全球化浪潮的主要目標。一方面，西方将中国描绘成“全球化最大受益者”，推出“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为全球化负面影响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大肆炒作人民币汇率、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指责中国采取不正当手段在全球化过程中攫取利润，并对中国采取直接的贸易与金融制裁，给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扩大改革开放带来一定压力。
　　上述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国际及社会背景。首先，它反映了西方对全球化进程影响力的减弱，但又不甘心让全球化放任自流的心理。伴随全球化向广度深度发展，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能源紧张、金融动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传染性疾病等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重要议题，单凭一国或少数国家的力量根本无法应对。这些新问题的出现挑战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威，导致对全球共治的需求的上升。西方在调整现有国际机制、探求新的出路的同时，也不得不寻求新兴国家分担全球治理的巨额成本。其次，西方认为新兴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最大，崛起势头难以遏制，心态愈发不平衡。近年来，随着“金砖四国”、“展望五国”的加速崛起，新兴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各种多边机制中发言权不断上升，这些都对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冲击和挑战。再次，西方选举政治使民粹主义抬头，人为夸大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近年来，美、德、英、法、澳大利亚等国陆续举行大选。反对全球化成为一些政客迎合选民、吸引选票的时髦口号。他们将西方社会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保障下降等归咎于全球化的冲击，并提出各种蛊惑人心的应对措施，以此来拉拢中下层选民。
　　因此，西方对全球化的反思并不意味全球化本身存在问题或出现倒退，而是因为全球化进程没有沿着美欧等发达国家希望的“西方化”、“民主化”的道路演进。反思不等于简单地反对和抵制全球化，而是更多着眼于如何对现行规范和游戏规则进行修订和调整，加强对全球化的引导和控制，使其重归对西方有利的轨道，维护西方的既得利益，维持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地位。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本文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读者反馈请至[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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