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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中组阁之前，日本内阁对中国的外交策略主要体现在“日元外交”上，通过对中国政府贷款，从中国获得经济利润的同时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的影响。军国主义分子的田中义一上台后，公开批评币原外交的软弱，叫嚣开辟对华政策新境界，采取其所谓的“积极政策”，强调满蒙的特殊地位，对中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加紧实行日本的传统大陆政策。
关键词：田中内阁；积极政策；济南事件
1924年宪政会的若槻内阁时，币原喜重郎[1]任外相，在对华政策上主要是对华进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在把东北置于日本的统治下在这一点上，内阁、币原外相和军部的意思是一致的，但是若槻内阁认为，经济力量薄弱的日本，首先应和英美保持协调，尽量避免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这一政策引起了军部、枢密院、在野党政友会的不满，到1927年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势如破竹，即将逼近华北，引起日本各界普遍关注，恰逢这时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而若槻内阁又表现得力不从心，最终宣告倒台，其后以田中义一总裁为首的政友会组阁，即田中内阁。田中义一是军国主义头目，在日俄战争中崭露头角，以推行对华强硬政策而有名，田中上台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刷新政治，在稍微稳定了国内情况之后，把全力放在对华关系上，而就田中外交的全貌来看，其对华政政策上明显改变了前任的路线。1927年4月田中在组阁时发表外交方面的演说，田中在演说中强调，由于币原的软弱外交，中国的政局正在酿成整个东亚的危机，所以日有必要从“自卫的立场”出发，与各国协调而釆取适当的措施。
一、田中内阁的对华方针
田中上台后便决定由自己兼任外相，并起用中国通森格[2]为政务次官，任命山本条太郎、松冈洋右为满铁正、副社长，转向积极与强硬的外交路线，并于1927年6月在外相官邸召开商讨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田中外相、森格政务次官、出渊胜次次官、亚洲局长木村锐市、驻华公使芳泽、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此外还包括各省的中国通等。在这次会议上田中最后做了一个《对华政策纲要》作为会议的总结，包括八项内容。概括起来与前任不同的是：第五条中所谓的“根据需要，断然采取自卫措施”。和第八条中所说“万一动乱波及满蒙，并有可能损害日本的特殊地位和权利时，要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精神准备。”这个对华政策纲要是以会议决议的形式提出来的，对中国的强硬政策还不够露骨，还包含种种外交辞令。到第二次东方会议时就比较明显了。1927年8月15日，日本外务省森次官、芳泽公使、儿玉关东长官、吉田奉天总领事、武滕关东军司令官、三井财阀代表等，在旅顺召开第二次“东方会议”密议满蒙政策，通过的决议有（一）对于满蒙秩序，日本必尽力之所及以援助而维持，如有扰乱，日本将不辞以武力镇压，日本政府对以维持满面蒙秩序自任之张作霖与以援助；（二）废除在东三省的治外法权，获取商租权，容许日本人内地杂居，赋以中国人同等之权利；（三）彻底取缔关于满洲的增税与排日运动；（四）吉会、洮索等满蒙六大铁道建筑计划依既定方针实行；（五）山东撤兵暂观形势；（六）南京增税采强硬手段。[3]如果把两次东方会议的内容联系起来就不难得出田中内阁的对华方针，主要是：要保持满蒙的特殊化地位，并不失时机以武力把它从中国分离出去，把满蒙视为日本的生命线；支持张作霖进一步插手中国事务；阻止中国统一，以便获取更多侵略权益等等。田中内阁的这些极积政策，无非是想早一日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满足他的扩张野心。
二、满蒙政策
关于满蒙问题日本政府历来都比较重视，即使在人们认为比较软弱的币原时期，田中内阁在满蒙问题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分割满蒙的政策上，极力要把满蒙置于日本统治下，张作霖由于得到日本的支持而在郭松龄的反判中获胜，而在东北稳住了脚跟，作为回报日本也从张作霖那也获得了不少东北的权益，达到了相互利用的目的，张作霖深知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凭他的实力无法和日本人竞争，日本在东北的不断渗透，也不断激起东北人民的反日的浪朝，因此在张作霖作了东北王之后，开始向关内发展，占领北京，虎视中原。而日本希望张作霖留在关内以达到长久利用的目的，到田中内阁时中国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田中内阁希望在中国统一之前，从张作霖手时捞取更多的利益，造成既成事实。
当北伐军迅速向北方挺进时，张作霖的败局已定，为了不让蒋介石染指东北，保持东北的特殊地位，田中内阁决定：即使由于中国内政上的原因，也不允许满蒙社会秩序的混乱，如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日本是随时有出兵的权利的。田中内阁和币原外相时代相比，在满蒙问题上的不同主要是币原外交时在满蒙的利益，只不过是点与线而已，而田中内阁时其范围、意义、和实质都有很能大的差别，突出表现在绝不允许撼动日本在满蒙的特权，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田中内阁的外务次官森阁企图实行所谓的“外科手术”强硬手段进行武装干涉，由日本占领东北，与森阁的强硬态度不同满铁总裁山本主张用内科的方法来加强同张作霖的合作，对东北进行渗透，不断从张作霖手里获取利益，为此山本刚一上任加紧掠夺东北的铁路权益，1927年10月山本和张作霖达成了《山本张作霖密约》密约内容是由满铁来承包修建满蒙五条铁路：敦化至老头沟至图门江江岸线、长春至大赉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延吉至海林线。其费用由日本贷款，另外密约还包括禁止修建满铁平行线和实行包围满铁等等。由于日本在满洲的多头政治，使关东厅、关东军、满铁、总领事之间经常出现不同的意见，但大体无外乎文治和武功，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三、干涉中国革命
以国共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进展迅速，在新的理念下建立的革命军面前，旧军阀不堪一击，但是田中内阁出于日本利益的考虑却三次出兵，干涉中国内政，1927年4月当北伐军逼近山东，接近张作霖的地盘时，田中内阁为了阻止北伐，以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和财产为借口，从关东军中抽调两千人派往济南，这是第一次出兵，在这样露骨的侵略下就连张作霖也不得不做出抗议，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前往日本会见田中，探求日本人意思，其间蒋介石就中国局势向田中问策，会谈经过如下：
蒋介石：“过去曾有多次计划并抱有各种希望，但均告失败，此等计划及希望虽均由专家实施亦悉归失败，将来究应如何，愿聆教益。”
首相：“……通观大局，首先应以解决长江以南为当务之急。待其基础稳固再行北伐为最上策。……日本对此必将尽力援助，阁下于南方建立巩固之基础，必然能如意。……切勿急躁，不久时机将至，焦急对阁下大为不利。……世间动辄宣称日本援张，但事实完全相左，日本绝没援张，无论物资、建议或其他一切均没对之援助，日本之所愿，仅在于维持满洲之治安而已，尚希安心。”[4]从中可以看出田中并不希望中国统一，即使将来统一了也希望蒋介石保证日本的在华利益。
蒋介石和田中会谈结束数日后，蒋介石与田中进行了私下会谈，并达成某种谅解，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即国民革命成功，中国完成统一之时，日本即予承认；日本对满洲之地位及特殊权益，中国予以承认。可以看出蒋介石做出了很大的让步。[5]蒋介石回国后在上海会见记者时说：“我们不能无视日本在满面洲的政治及经济的利益。此外，对日本国民在日俄战争中发扬的惊人精神有所认识。结此孙先生也曾以承认，结于日本在满面洲的特殊地位，曾保证予以考虑。”[6]从蒋介石和田中的协议中可以看出田中在中国的革命中不轻易放弃在华所得利益，但又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中国革命的发展，因此他最大限度地维护日本的即得利益，在他希望蒋介石认真经营南方时，蒋介石也不会轻易放弃即将的北伐成功，而蒋介石在力量还不是强大时，也不宜树敌过多，因此蒋也必须做出让步，但从后来局势的发展来看，双方很快都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联合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冯玉祥于4月在徐州誓师继续北伐，很快北伐军包围济南，北方军队的失败已成定局，田中内阁看到这种情形，急忙向山东出兵，并先头部队进入济南，田中内阁增兵山东，意图明显不想让南京国民政府染指山东，维持日本在山东的权利，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就山东问题和田中达成什么协议，打击山东的军阀是革命的一部分，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进入济南的中日军队发生冲突，田中政府再次向中国派兵，向济南城发动进攻，中国军民死伤五千人之多，制造了济南惨案。
日本前后共向山东派兵一万五千人极力阻止北伐，迫使蒋介石绕道北上，从日本不断向中国增兵上可以看出，日本极力想介入中国问题，对于刚刚丰满的蒋介石来说在没有获得其他列强的支持下，不敢轻易得罪日本，否则中国问题越发复杂，对于田中内阁的出兵，中国国内的反日斗争此起彼伏，抵制日贸、排日事件不断发生，使日本的利益受到巨大打击，因此日本国内的政府反对派也加紧对田中内阁进行攻击，军事参议员前陆相宇垣就说：“此次出兵是否出于以下不纯之动机，为摆脱国内政之困境，企图在外肇事，以转移国民之注意，同时把外务外交之难题推到军部肩上，转稼责任，掩饰过失。”
国际上英、法、美等国也开始对日本对中国的出兵提出反对，特别是美国表示强列的抗义，并且加紧紧同蒋介石的联系，济南事件后日本同美英等到别是同美国的对立激化，美英开始支持蒋介石，而蒋介石也终于找到了强在的靠山。正如井上清所说：“济南事件后形成的对抗关系：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方面的抵抗；日本与美、英双主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中国与美、英的反日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抗日益激烈，在质的方面也有发展，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从没停止过。从这点来看，可以说济南事件埋下了中日会面战争的火种。”[7]田中内阁对山东的激进政策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抗，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暴露无异，日本在国际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田中的对华政策陷入被动，国内反对声不断，不久田中内阁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倒台。
四、张作霖被炸
蒋介石绕道北伐后，张作霖失败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田中内阁做出反应对南北军通告：“战乱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社祸乱将及满洲时，为维持满洲治安，日本帝国政府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8]以唤起南北军的注意。田中并把设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迁至奉天，作好了以武力夺取东北的准确备，另一方面告诫张作霖早日撤回东北，一旦张的部队溃退，进入山海关日本将解除其武装，当张作霖被迫撤离北京回奉天时，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指使工兵炸死了张作霖。
田中内阁对于关东军炸死张作霖，表现得比较被动，田中和军部的意思是仍然要利用张作霖，并通过他使整个东北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当关东军真的杀了他的时候，关东军首脑部又因为意见不统一，关东军也并没有真的出动，控制整个满洲。因此田中内阁还必须为关东军，出面平息事件，说事件与关东军没有关系，当然即使日本政府不说，世人也知那是日本人干的。在在野党的攻击下，田中也想趁机整顿军纪，但是军部的人竭力掩盖真相并不想让内阁插手军部事务，河本大作也只不过免职处分，军中的激进分子，认为侵略中国搞任何阴谋也不会受到处罚，因此沉迷于在满洲弄出点事情来。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7月向蒋介石发出求和通电，年底实行改旗易帜，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这样一来关东军打算炸死张作霖后，使东北群龙无首便于控制的想法，不攻自破，而田中内阁假张作霖之手控东北的目的也没达到。这件事情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在野党的强烈反击，田中也不得不向天皇解释，但天皇已经对田中内阁失去了耐心，田中内阁被迫总辞职。可以说田中在满蒙的极积政策，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和民族觉醒，中国人民的广泛的排日、抵制日货的措施使用日本朝野党的利益甚至财界的利益大损，田中内阁受到了各方的压力，在炸死张作霖事件上又没有获得天皇的信任，最后不得不倒台，可以说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五、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影响
田中内阁的对华极积政策改变了以前各届政府的对华方针，由平稳、小心、不断渗透的温和的政策而转变为不断进取的态势，最终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抗，而破产。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之间的矛盾，成为民族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在田中内阁以前这种矛盾随着日本的侵略（主要是经济侵略）还是并没有激化，可是到了田中内阁时，不在是通过支持一派军阀而插足中国事务，而是寻求向中国派兵直接控制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的干涉，这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通过对张作霖案的处理，可以说田中内阁开了一个坏的先例，内阁对军部主要是对关东军的约束已经名存实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一些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使关东军的一部分军国主义份子们敢于自作主张，擅自行动，最终关东军的份子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风狂侵略中国。
参考文献：
［1］币原喜重郞两次出任外相，直到1931年，主张不要釆取刺激中国民族感情的对华政策，1945年10月重新组阁。
［2］森格是三井物产公司系统的资本家，在中国有几个公司，以对华强硬而著称，与石原莞尔少佐、河本大佐关系密切。
［3］中华民国史料汇编［M］。
［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中主义侵华资料长编［M］，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50。
［5］铃木贞夫，北伐与蒋、田中密约［M］，山浦贯一，森格［M］。
［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M］，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50。
［7］井上清，昭和五十年［M］，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21。
［8］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M］，陈鹏仁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30。
关键词：田中内阁；积极政策；济南事件
1924年宪政会的若槻内阁时，币原喜重郎[1]任外相，在对华政策上主要是对华进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在把东北置于日本的统治下在这一点上，内阁、币原外相和军部的意思是一致的，但是若槻内阁认为，经济力量薄弱的日本，首先应和英美保持协调，尽量避免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这一政策引起了军部、枢密院、在野党政友会的不满，到1927年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势如破竹，即将逼近华北，引起日本各界普遍关注，恰逢这时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而若槻内阁又表现得力不从心，最终宣告倒台，其后以田中义一总裁为首的政友会组阁，即田中内阁。田中义一是军国主义头目，在日俄战争中崭露头角，以推行对华强硬政策而有名，田中上台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刷新政治，在稍微稳定了国内情况之后，把全力放在对华关系上，而就田中外交的全貌来看，其对华政政策上明显改变了前任的路线。1927年4月田中在组阁时发表外交方面的演说，田中在演说中强调，由于币原的软弱外交，中国的政局正在酿成整个东亚的危机，所以日有必要从“自卫的立场”出发，与各国协调而釆取适当的措施。
一、田中内阁的对华方针
田中上台后便决定由自己兼任外相，并起用中国通森格[2]为政务次官，任命山本条太郎、松冈洋右为满铁正、副社长，转向积极与强硬的外交路线，并于1927年6月在外相官邸召开商讨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田中外相、森格政务次官、出渊胜次次官、亚洲局长木村锐市、驻华公使芳泽、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此外还包括各省的中国通等。在这次会议上田中最后做了一个《对华政策纲要》作为会议的总结，包括八项内容。概括起来与前任不同的是：第五条中所谓的“根据需要，断然采取自卫措施”。和第八条中所说“万一动乱波及满蒙，并有可能损害日本的特殊地位和权利时，要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精神准备。”这个对华政策纲要是以会议决议的形式提出来的，对中国的强硬政策还不够露骨，还包含种种外交辞令。到第二次东方会议时就比较明显了。1927年8月15日，日本外务省森次官、芳泽公使、儿玉关东长官、吉田奉天总领事、武滕关东军司令官、三井财阀代表等，在旅顺召开第二次“东方会议”密议满蒙政策，通过的决议有（一）对于满蒙秩序，日本必尽力之所及以援助而维持，如有扰乱，日本将不辞以武力镇压，日本政府对以维持满面蒙秩序自任之张作霖与以援助；（二）废除在东三省的治外法权，获取商租权，容许日本人内地杂居，赋以中国人同等之权利；（三）彻底取缔关于满洲的增税与排日运动；（四）吉会、洮索等满蒙六大铁道建筑计划依既定方针实行；（五）山东撤兵暂观形势；（六）南京增税采强硬手段。[3]如果把两次东方会议的内容联系起来就不难得出田中内阁的对华方针，主要是：要保持满蒙的特殊化地位，并不失时机以武力把它从中国分离出去，把满蒙视为日本的生命线；支持张作霖进一步插手中国事务；阻止中国统一，以便获取更多侵略权益等等。田中内阁的这些极积政策，无非是想早一日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满足他的扩张野心。
二、满蒙政策
关于满蒙问题日本政府历来都比较重视，即使在人们认为比较软弱的币原时期，田中内阁在满蒙问题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分割满蒙的政策上，极力要把满蒙置于日本统治下，张作霖由于得到日本的支持而在郭松龄的反判中获胜，而在东北稳住了脚跟，作为回报日本也从张作霖那也获得了不少东北的权益，达到了相互利用的目的，张作霖深知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凭他的实力无法和日本人竞争，日本在东北的不断渗透，也不断激起东北人民的反日的浪朝，因此在张作霖作了东北王之后，开始向关内发展，占领北京，虎视中原。而日本希望张作霖留在关内以达到长久利用的目的，到田中内阁时中国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田中内阁希望在中国统一之前，从张作霖手时捞取更多的利益，造成既成事实。
当北伐军迅速向北方挺进时，张作霖的败局已定，为了不让蒋介石染指东北，保持东北的特殊地位，田中内阁决定：即使由于中国内政上的原因，也不允许满蒙社会秩序的混乱，如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日本是随时有出兵的权利的。田中内阁和币原外相时代相比，在满蒙问题上的不同主要是币原外交时在满蒙的利益，只不过是点与线而已，而田中内阁时其范围、意义、和实质都有很能大的差别，突出表现在绝不允许撼动日本在满蒙的特权，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田中内阁的外务次官森阁企图实行所谓的“外科手术”强硬手段进行武装干涉，由日本占领东北，与森阁的强硬态度不同满铁总裁山本主张用内科的方法来加强同张作霖的合作，对东北进行渗透，不断从张作霖手里获取利益，为此山本刚一上任加紧掠夺东北的铁路权益，1927年10月山本和张作霖达成了《山本张作霖密约》密约内容是由满铁来承包修建满蒙五条铁路：敦化至老头沟至图门江江岸线、长春至大赉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延吉至海林线。其费用由日本贷款，另外密约还包括禁止修建满铁平行线和实行包围满铁等等。由于日本在满洲的多头政治，使关东厅、关东军、满铁、总领事之间经常出现不同的意见，但大体无外乎文治和武功，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三、干涉中国革命
以国共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进展迅速，在新的理念下建立的革命军面前，旧军阀不堪一击，但是田中内阁出于日本利益的考虑却三次出兵，干涉中国内政，1927年4月当北伐军逼近山东，接近张作霖的地盘时，田中内阁为了阻止北伐，以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和财产为借口，从关东军中抽调两千人派往济南，这是第一次出兵，在这样露骨的侵略下就连张作霖也不得不做出抗议，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前往日本会见田中，探求日本人意思，其间蒋介石就中国局势向田中问策，会谈经过如下：
蒋介石：“过去曾有多次计划并抱有各种希望，但均告失败，此等计划及希望虽均由专家实施亦悉归失败，将来究应如何，愿聆教益。”
首相：“……通观大局，首先应以解决长江以南为当务之急。待其基础稳固再行北伐为最上策。……日本对此必将尽力援助，阁下于南方建立巩固之基础，必然能如意。……切勿急躁，不久时机将至，焦急对阁下大为不利。……世间动辄宣称日本援张，但事实完全相左，日本绝没援张，无论物资、建议或其他一切均没对之援助，日本之所愿，仅在于维持满洲之治安而已，尚希安心。”[4]从中可以看出田中并不希望中国统一，即使将来统一了也希望蒋介石保证日本的在华利益。
蒋介石和田中会谈结束数日后，蒋介石与田中进行了私下会谈，并达成某种谅解，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即国民革命成功，中国完成统一之时，日本即予承认；日本对满洲之地位及特殊权益，中国予以承认。可以看出蒋介石做出了很大的让步。[5]蒋介石回国后在上海会见记者时说：“我们不能无视日本在满面洲的政治及经济的利益。此外，对日本国民在日俄战争中发扬的惊人精神有所认识。结此孙先生也曾以承认，结于日本在满面洲的特殊地位，曾保证予以考虑。”[6]从蒋介石和田中的协议中可以看出田中在中国的革命中不轻易放弃在华所得利益，但又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中国革命的发展，因此他最大限度地维护日本的即得利益，在他希望蒋介石认真经营南方时，蒋介石也不会轻易放弃即将的北伐成功，而蒋介石在力量还不是强大时，也不宜树敌过多，因此蒋也必须做出让步，但从后来局势的发展来看，双方很快都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联合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冯玉祥于4月在徐州誓师继续北伐，很快北伐军包围济南，北方军队的失败已成定局，田中内阁看到这种情形，急忙向山东出兵，并先头部队进入济南，田中内阁增兵山东，意图明显不想让南京国民政府染指山东，维持日本在山东的权利，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就山东问题和田中达成什么协议，打击山东的军阀是革命的一部分，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进入济南的中日军队发生冲突，田中政府再次向中国派兵，向济南城发动进攻，中国军民死伤五千人之多，制造了济南惨案。
日本前后共向山东派兵一万五千人极力阻止北伐，迫使蒋介石绕道北上，从日本不断向中国增兵上可以看出，日本极力想介入中国问题，对于刚刚丰满的蒋介石来说在没有获得其他列强的支持下，不敢轻易得罪日本，否则中国问题越发复杂，对于田中内阁的出兵，中国国内的反日斗争此起彼伏，抵制日贸、排日事件不断发生，使日本的利益受到巨大打击，因此日本国内的政府反对派也加紧对田中内阁进行攻击，军事参议员前陆相宇垣就说：“此次出兵是否出于以下不纯之动机，为摆脱国内政之困境，企图在外肇事，以转移国民之注意，同时把外务外交之难题推到军部肩上，转稼责任，掩饰过失。”
国际上英、法、美等国也开始对日本对中国的出兵提出反对，特别是美国表示强列的抗义，并且加紧紧同蒋介石的联系，济南事件后日本同美英等到别是同美国的对立激化，美英开始支持蒋介石，而蒋介石也终于找到了强在的靠山。正如井上清所说：“济南事件后形成的对抗关系：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方面的抵抗；日本与美、英双主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中国与美、英的反日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抗日益激烈，在质的方面也有发展，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从没停止过。从这点来看，可以说济南事件埋下了中日会面战争的火种。”[7]田中内阁对山东的激进政策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抗，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暴露无异，日本在国际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田中的对华政策陷入被动，国内反对声不断，不久田中内阁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倒台。
四、张作霖被炸
蒋介石绕道北伐后，张作霖失败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田中内阁做出反应对南北军通告：“战乱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社祸乱将及满洲时，为维持满洲治安，日本帝国政府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8]以唤起南北军的注意。田中并把设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迁至奉天，作好了以武力夺取东北的准确备，另一方面告诫张作霖早日撤回东北，一旦张的部队溃退，进入山海关日本将解除其武装，当张作霖被迫撤离北京回奉天时，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指使工兵炸死了张作霖。
田中内阁对于关东军炸死张作霖，表现得比较被动，田中和军部的意思是仍然要利用张作霖，并通过他使整个东北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当关东军真的杀了他的时候，关东军首脑部又因为意见不统一，关东军也并没有真的出动，控制整个满洲。因此田中内阁还必须为关东军，出面平息事件，说事件与关东军没有关系，当然即使日本政府不说，世人也知那是日本人干的。在在野党的攻击下，田中也想趁机整顿军纪，但是军部的人竭力掩盖真相并不想让内阁插手军部事务，河本大作也只不过免职处分，军中的激进分子，认为侵略中国搞任何阴谋也不会受到处罚，因此沉迷于在满洲弄出点事情来。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7月向蒋介石发出求和通电，年底实行改旗易帜，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这样一来关东军打算炸死张作霖后，使东北群龙无首便于控制的想法，不攻自破，而田中内阁假张作霖之手控东北的目的也没达到。这件事情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在野党的强烈反击，田中也不得不向天皇解释，但天皇已经对田中内阁失去了耐心，田中内阁被迫总辞职。可以说田中在满蒙的极积政策，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和民族觉醒，中国人民的广泛的排日、抵制日货的措施使用日本朝野党的利益甚至财界的利益大损，田中内阁受到了各方的压力，在炸死张作霖事件上又没有获得天皇的信任，最后不得不倒台，可以说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五、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影响
田中内阁的对华极积政策改变了以前各届政府的对华方针，由平稳、小心、不断渗透的温和的政策而转变为不断进取的态势，最终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抗，而破产。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之间的矛盾，成为民族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在田中内阁以前这种矛盾随着日本的侵略（主要是经济侵略）还是并没有激化，可是到了田中内阁时，不在是通过支持一派军阀而插足中国事务，而是寻求向中国派兵直接控制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的干涉，这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通过对张作霖案的处理，可以说田中内阁开了一个坏的先例，内阁对军部主要是对关东军的约束已经名存实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一些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使关东军的一部分军国主义份子们敢于自作主张，擅自行动，最终关东军的份子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风狂侵略中国。
参考文献：
［1］币原喜重郞两次出任外相，直到1931年，主张不要釆取刺激中国民族感情的对华政策，1945年10月重新组阁。
［2］森格是三井物产公司系统的资本家，在中国有几个公司，以对华强硬而著称，与石原莞尔少佐、河本大佐关系密切。
［3］中华民国史料汇编［M］。
［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中主义侵华资料长编［M］，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50。
［5］铃木贞夫，北伐与蒋、田中密约［M］，山浦贯一，森格［M］。
［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M］，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50。
［7］井上清，昭和五十年［M］，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21。
［8］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M］，陈鹏仁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