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宗朱高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明成祖朱棣的儿子，他生性仁厚，即位后和父辈不一样，推行仁政，纳贤良，开言路。前朝御史弋谦因提意见违背皇帝的旨意，被朱棣罢官还乡。仁宗知道他是个骨鲠敢谏之士，任命他为大理少卿，但不久弋谦便又因直言，词语太激招致仁宗的不快，一些大臣纷纷弹劾弋谦“诬罔”有罪。这时大臣杨士奇劝告仁宗，“主圣则臣直，惟陛下优容之”，弋谦因此没有获罪。但仁宗每次见到他，总是词色甚厉。杨士奇于是又找机会向仁宗进谏说，大臣们见到弋谦遭到冷遇，认为陛下不能容直言。仁宗于是传旨免去弋谦每日朝见，让他专管大理寺的事。事情虽然过去了，但仁宗渐渐感到言事的人越来越少了，于是再召来杨士奇。在杨士奇的建议下，仁宗写下了一份引过自责的勒书说，我知道凭一个人的能力是难以治理好国家的，所以几次下诏求言，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对正确的意见，就采纳，对不当的意见，也没有谴责过，其间弋谦的谏言过于娇激，多非实事，我很生气，而一些大臣迎合我的心意，说他直言是为了卖弄自己，要求给他治罪，我都拒绝了。我对于一时不能宽容弋谦自感有错，而众大臣也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不敢直言。请大家对“国家军民利有未兴，弊有未革，乃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并令“弋谦朝参如故”。仁宗的自责书，实际上也是一种自诩，他力图使自己保持一个仁德圣明皇帝的形象，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因此，当说话的人多起来了，有时一些过激的否定他的话，便会招致他无法遏制的恼怒。一次，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在上疏中，批评仁宗“土木逐兴，重劳民力”，用宦官“折辱郡县、捶楚小民”，“大孝尚未终，正宫尚未册便选取侍女，惊动远近”，如今天下并非大安，“飞蝗遍天，民食寡乏”，还批评仁宗不像明太祖那样见日而临朝，非勤政之君主等等，仁宗见了勃然大怒，将李时勉召到便殿质问。迂腐的李时勉倔强不认错，仁宗命武士打得他险些丧命，关进狱中。经过这场风波，仁宗也气得病倒，病危中对身边的大臣夏原吉说，时勉在朝廷上侮辱我，说罢忿然不可遏，当天夜里病发而死。
　　历史上评价仁宗还是一个好皇帝，但他的胸襟狭窄，对偏激、不实的、损毁他尊严的话接受不了。这点他就不及唐太宗。大家熟知的一代诤臣魏徵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当面驳斥唐太宗，有时弄得皇帝面红耳赤，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唐太宗气极说，魏徵常在朝廷上侮辱我，该杀。但这是唐太宗一时的气话，他一直信赖魏徵，重视他的谏言，魏徵病逝，他悲痛之极。唐太宗虚心纳谏的气度，形成贞观年间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如今的时代和过去不同了，随着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议事的各种渠道越来越广，尤其是网络工具的运用，要求作为人民公仆的广大党员干部，更要认真倾听各种意见，严格接受群众监督，这是对一个干部执政能力和品德修养的考验。明仁宗和唐太宗是两面镜子，告诉我们，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能否营造让人畅所欲言的环境，关键是领导。眼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渐趋复杂，价值取向渐趋多元，正确的、片面的、错误的、诬蔑不实的各种言辞都会公开向你扑来，可能会使你感到委屈，伤了自尊，受了侮辱，损了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抛开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以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分析各种意见，对正确的意见虚心接受，改正错误，这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形象。对片面的、过激的意见，要经得住委屈，吸取其有益的部分。对错误的意见，摆事实讲道理，明辨是非。对造谣诬蔑不实之词，则加以澄清，只要自己坐得正、站得直，就不怕被人打倒。绝不能因为逆耳的批评伤害了自己而耿耿于怀，对人另眼相待，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伺机报复，那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