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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人口结构再合理，如果性别不平等，法律保障不够，丰沛的青壮年人口仍然要继续忍受糟糕的薪资、劳动条件和严重的歧视。因此，人的权利保障、环境的可持续和社群的团结，应该被放在人口政策的核心。
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与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相比较，本次政策受益人群更为广泛。上世纪70年代，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
30多年，保守估计，中国少生育了2亿人口，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沧海桑田，计划生育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来临，以及人口红利的提前消失，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而来。
生和不生的家国之辩
根据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8的低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东亚邻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系研究教授梁建章认为，如果不能改变这种趋势，那么倒金字塔形状的人口结构，将会成为中国经济难以摆脱的沉重负担，甚至形成一系列恶性循环的后果。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实施一年多的“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实际生育人数远低于预估人数，这一情况显然引起了决策层的注意。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认为中国社会的众多问题都是人多造成的，如果说在30年前甚至10年前的现实确实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虽然从绝对数量上说我国人口仍然众多，但我们的人口密度指数并不在世界前列，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生育率基本处在1.4到1.5的水平，不仅低于国际公认的平均2.1的替代水平，也低于我国设定的1.8的均衡人口值。
随着我们国家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传统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前是养儿防老，家庭的财富流是向上的，而现在人们基本上都接受了财富流向下，生养孩子更多的是付出，不再期待反哺。这样一来，生不生孩子就不再是必需的了。而在现在这种竞争激烈、生活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很多人会选择不生，这是每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过程，我们现在也走到了这一步。
当然，也肯定有很多人会选择生，全面二孩政策最大的亮点就在于：给了人们选择的权利。
生育的责任被个体化和家庭化了
但是权利的背后，牵扯出来的确是更多的问题。
生育权是一项属于女性的权利，男性只能通过与配偶协商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是被中国的婚姻法司法解释确定的。但是，在仍然是父系为主的家庭结构中，女性很难独立决定生与不生、何时生，生几个。一位白领职业的女性朋友，在生育女儿之后，婆家建议先不给女儿上户口，把指标留给第二胎可能的男孙。另一位朋友则在生育一女后怀孕，被婆家要求照B超，然后堕胎。女性的生育决策，受制于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夫家争取生男婴的需要，是不胜枚举，并不限于地位低下的女性。
而在普通的家庭，生育养育的责任也多由女性承担。这些劳动不被法律保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既在实质上否定了共同财产制，也忽视了女性承担养育照顾责任付出的机会成本、时间和精力。
在城镇，托育设施基本上都商品化了，除了体制内单位，大多数人需要购买相对价格不菲的市场化托育服务。而农村则缺少这类设施。中国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是，3岁以下孩子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的占99.9%。其中，母亲作为孩子日间主要照顾者的占63.2%。而幼儿需要照顾，降低了女性的就业率。一部分数母亲都在处在无法就业、专职带孩子的状态。
有着如此多的家庭牵绊的妇女当然不是被期待的首选劳动力。就业歧视、生育辞退本已非常严重，如果没有更明确的政策法律，和严格的执法，生育的孩子增加，就业性别歧视只会越演越烈。
尽管已经有反就业性别歧视的零星胜诉案例和女权行动者的投诉建议，但国家对于就业歧视，并未形成一个整体的规制框架，即便针对已有的法律，也远未有效地执法。政府作为最大的雇主之一，也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甚至根本不避讳招聘和提拔中的性别歧视。
生育二胎只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目标是更合理的人口结构。但如果说调整人口结构，国家希望女人多生孩子来解决，那么相关的配套政策应该如何看待妇女的社会角色？是国家领导人在全国妇联讲话中的“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还是如在联合国妇女峰会上承诺的那样，“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
当所有人生育二胎成为现实，国家本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配套。但是，随着二胎生育逐步放开，有迹象表明，相关的立法却与支持性的方向背道而驰，生育的责任被个体化和家庭化了。
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有尊严地对待，尤其是女性和女童。她们的价值不能被限于生育和养育，以及与之相连的家庭领域。她们应该被赋予机会，平等地实现梦想。一个国家人口结构再合理，如果性别不平等，法律保障不够，丰沛的青壮年人口仍然要继续忍受糟糕的薪资、劳动条件和严重的歧视。因此，人的权利保障、环境的可持续和社群的团结，应该被放在人口政策的核心。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我叫少林寺，我想上学上不了;我叫吐鲁番，一年四季缺衣穿;我叫海南岛，一天三顿吃不饱”——20余年前的小品，伴随着计划生育的国策，为国人熟知。“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曾是流行全国农村的标语。
“只生一个”的宣传与民间的生育结构发生冲撞，30多年来，一幕幕超生惨剧上演。一方面，我们为那少生育的2亿人感到庆幸，2亿人就是2亿张嘴，我们30年取得的成绩，要不是之前的英明决断，会被这2亿人断送。
于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批批独生子女应运而出。他们曾经是令人羡慕的对象，改革开放的一代，万众宠爱集于一身。可是当父母渐老，这些独生子女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这是他们当下的真实写照：不敢死，不敢遠嫁，特别想赚钱，因为爸妈只有我。大城市的生育率早就开始下降，比如上海，要依赖外地移民才能保证人口不至于减少。
“421”式的家庭人口结构，导致严重的老龄少子问题;独生子女被过分溺爱和幼年孤独的问题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从长远看甚至影响一个民族的气魄和前途。
另一个极端的问题是，失独家庭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悲剧。2012年，《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实践证明，“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这些看似目光短浅的做法，恰恰体现了老百姓务实，明白事物的根本：缺乏上升的通道，缺乏发财的捷径，但只要有人，就保留了希望。中国发达地区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当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计划生育再也不会是一个如此棘手而敏感的社会问题。
（《齐鲁周刊》总第828期、腾讯网 2015.11.06）
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与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相比较，本次政策受益人群更为广泛。上世纪70年代，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
30多年，保守估计，中国少生育了2亿人口，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沧海桑田，计划生育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来临，以及人口红利的提前消失，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而来。
生和不生的家国之辩
根据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8的低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东亚邻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系研究教授梁建章认为，如果不能改变这种趋势，那么倒金字塔形状的人口结构，将会成为中国经济难以摆脱的沉重负担，甚至形成一系列恶性循环的后果。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实施一年多的“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实际生育人数远低于预估人数，这一情况显然引起了决策层的注意。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认为中国社会的众多问题都是人多造成的，如果说在30年前甚至10年前的现实确实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虽然从绝对数量上说我国人口仍然众多，但我们的人口密度指数并不在世界前列，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生育率基本处在1.4到1.5的水平，不仅低于国际公认的平均2.1的替代水平，也低于我国设定的1.8的均衡人口值。
随着我们国家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传统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前是养儿防老，家庭的财富流是向上的，而现在人们基本上都接受了财富流向下，生养孩子更多的是付出，不再期待反哺。这样一来，生不生孩子就不再是必需的了。而在现在这种竞争激烈、生活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很多人会选择不生，这是每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过程，我们现在也走到了这一步。
当然，也肯定有很多人会选择生，全面二孩政策最大的亮点就在于：给了人们选择的权利。
生育的责任被个体化和家庭化了
但是权利的背后，牵扯出来的确是更多的问题。
生育权是一项属于女性的权利，男性只能通过与配偶协商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是被中国的婚姻法司法解释确定的。但是，在仍然是父系为主的家庭结构中，女性很难独立决定生与不生、何时生，生几个。一位白领职业的女性朋友，在生育女儿之后，婆家建议先不给女儿上户口，把指标留给第二胎可能的男孙。另一位朋友则在生育一女后怀孕，被婆家要求照B超，然后堕胎。女性的生育决策，受制于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夫家争取生男婴的需要，是不胜枚举，并不限于地位低下的女性。
而在普通的家庭，生育养育的责任也多由女性承担。这些劳动不被法律保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既在实质上否定了共同财产制，也忽视了女性承担养育照顾责任付出的机会成本、时间和精力。
在城镇，托育设施基本上都商品化了，除了体制内单位，大多数人需要购买相对价格不菲的市场化托育服务。而农村则缺少这类设施。中国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是，3岁以下孩子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的占99.9%。其中，母亲作为孩子日间主要照顾者的占63.2%。而幼儿需要照顾，降低了女性的就业率。一部分数母亲都在处在无法就业、专职带孩子的状态。
有着如此多的家庭牵绊的妇女当然不是被期待的首选劳动力。就业歧视、生育辞退本已非常严重，如果没有更明确的政策法律，和严格的执法，生育的孩子增加，就业性别歧视只会越演越烈。
尽管已经有反就业性别歧视的零星胜诉案例和女权行动者的投诉建议，但国家对于就业歧视，并未形成一个整体的规制框架，即便针对已有的法律，也远未有效地执法。政府作为最大的雇主之一，也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甚至根本不避讳招聘和提拔中的性别歧视。
生育二胎只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目标是更合理的人口结构。但如果说调整人口结构，国家希望女人多生孩子来解决，那么相关的配套政策应该如何看待妇女的社会角色？是国家领导人在全国妇联讲话中的“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还是如在联合国妇女峰会上承诺的那样，“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
当所有人生育二胎成为现实，国家本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配套。但是，随着二胎生育逐步放开，有迹象表明，相关的立法却与支持性的方向背道而驰，生育的责任被个体化和家庭化了。
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有尊严地对待，尤其是女性和女童。她们的价值不能被限于生育和养育，以及与之相连的家庭领域。她们应该被赋予机会，平等地实现梦想。一个国家人口结构再合理，如果性别不平等，法律保障不够，丰沛的青壮年人口仍然要继续忍受糟糕的薪资、劳动条件和严重的歧视。因此，人的权利保障、环境的可持续和社群的团结，应该被放在人口政策的核心。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我叫少林寺，我想上学上不了;我叫吐鲁番，一年四季缺衣穿;我叫海南岛，一天三顿吃不饱”——20余年前的小品，伴随着计划生育的国策，为国人熟知。“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曾是流行全国农村的标语。
“只生一个”的宣传与民间的生育结构发生冲撞，30多年来，一幕幕超生惨剧上演。一方面，我们为那少生育的2亿人感到庆幸，2亿人就是2亿张嘴，我们30年取得的成绩，要不是之前的英明决断，会被这2亿人断送。
于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批批独生子女应运而出。他们曾经是令人羡慕的对象，改革开放的一代，万众宠爱集于一身。可是当父母渐老，这些独生子女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这是他们当下的真实写照：不敢死，不敢遠嫁，特别想赚钱，因为爸妈只有我。大城市的生育率早就开始下降，比如上海，要依赖外地移民才能保证人口不至于减少。
“421”式的家庭人口结构，导致严重的老龄少子问题;独生子女被过分溺爱和幼年孤独的问题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从长远看甚至影响一个民族的气魄和前途。
另一个极端的问题是，失独家庭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悲剧。2012年，《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实践证明，“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这些看似目光短浅的做法，恰恰体现了老百姓务实，明白事物的根本：缺乏上升的通道，缺乏发财的捷径，但只要有人，就保留了希望。中国发达地区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当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计划生育再也不会是一个如此棘手而敏感的社会问题。
（《齐鲁周刊》总第828期、腾讯网 2015.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