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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动态利益反映了工业化的某些内容和要求，对外贸易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国际贸易动态利益的追求成为工业化进程的客观需要。贸易政策的选择是为实现本国工业化服务的。我国实施怎样的贸易政策，对于其在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着重大的影响。
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把工业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所追求的工业化目标，既包括了经济总量的扩张、产业结构的多样化、技术设备的高级化等重要内容，也包括了国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等更深层次的内容。在国际分工日益发展、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只能在开放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中实现，而对外贸易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将毫无例外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贸易与增长理论的发展开始强调国际贸易在技术的扩散和外溢方面所起到的影响。在大量的对于跨国样本的实证估计中，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地正相关。Kornai和Sachs表明，类似进口替代这样的工业化策略的实施会在开始的10－20年内，对少数产业部门的发展起到较快地推动作用，但这些部门的发展很快地陷入了低效率的困境。Dollar、Ben-David、Frankel和Romer等人的实证分析均表明各国的开放程度和人均收入的正相关。从这一意义上出发，幼稚产业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会成长得更快。Coe和Helpman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作用。
基于这些实证发现，许多增长模型对开放贸易开始持乐观态度。Long和Wong提出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中的互补品，因此国际贸易为一个国家提供了一个从其它国家学习的渠道，而物质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源泉，而是增长的结果。Chuang假定进出口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收敛。Ben-David和Loewy也持类似的看法。Dodzin和Vamvakids的模型给出了从进口机器设备中学习新技术，并由此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他们同时利用跨国的数据，证明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与贸易的开放度呈显著的正相关。Hendricks认为劳动力的技能和隐含在资本投资中的技术进步之间是互补的。使用代表新技术水平的资本品，是工人提高自身技能的一个主要途径。设备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扭曲性的贸易政策，限制资本品的进口和过高的设备价格将抑制技术进步。其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过程由learning by doing改为learning by using（对learning by trading的具体化）。
在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限定为调剂余缺，显得无足轻重，自然就谈不上贸易政策的研究。自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是在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逐步向前推进。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同样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对外贸易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趋重要。1980年以来我国在选择和实行贸易政策变化情况，大致可分为“进口替代与边际出口导向”、“以出口促进抵消进口替代”、“出口促进与边际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大经贸、多元化”五个阶段。
通过对各个阶段的经济指标的考察，可以反映出贸易政策的变化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从经济增长情况看，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是在不断加速增长。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呈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6.06%上升到2002年的26.32%，反映出实施“边际”鼓励出口、出口导向、贸易自由化、多元化贸易战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通过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α+βX（Y表示GDP、X表示EX）。样本区间选取1985~2002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0-2003年），使用数量经济软件，求得出口与GDP的回归参数α=5742.996、β=4.957、R=0.954 ，由以上数据知，经济增长与出口相关性强，回归效果显著，出口额每增加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4.957亿元。
从进出口额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情况看，从1980年起，我国进出口额呈逐年增长趋势。1980年我国的出口额为182.7亿美元，到“七五”年末的1990年时，已增长到620.9亿元，到1995年时为1487.8亿美元，而到了2002年更是增长到3255.69亿美元。特别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长，在较短时期出口的比例由80年的49.29%大幅度提高到2002年的91.25%，因此长期困扰中国的外汇瓶颈问题也得到明显的改善。这说明早期出口鼓励和后期的进口自由化与多元化经贸政策对出口的有力刺激。
从积累和投资情况看，国内积累和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1985年开始的出口扩张大幅度提高了积累和投资的水平，这是因为出口的边际积累率要高于国内的平均水平，而活跃的出口制造业也往往是进行投资的主要部门。
另外，林毅夫、蔡昉等我国经济学家通过考虑出口与进口在经济运行中的不同作用以及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在计算出我国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变动的弹性，可以发现，九十年代该弹性数值大致在0.1左右（平均值0.105），即出口每增长10%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近1个百分点，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程度，这证明了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
但同时，王如忠等从中国20年来各种贸易条件的实际变化状况进行考察后，指出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大张型增长，这表现在最近二十几年来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仍主要呈现出下降趋势，中国出口收入的不断上升以及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是在出口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来实现的，而与此同时，中国在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方面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差距则在逐渐拉大，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在短期内还面临着较大困难。中国对外贸易的这种数量扩张型增长虽然明显有别于贫困化增长（这一点可以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以及中国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等几方面得到证明），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听任目前的状况自由发展，那么中国的对外贸易中隐藏着的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就将变为现实，因为中国从出口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通过扩张数量来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空间已十分狭小。因此，在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上，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尽量避免贫困化增长的发生，并为中国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型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从出口的角度看，在当前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中国在这类产品中的劳动生产率又无法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再继续推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量扩张，将恶化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并且很容易落入贫困增长的陷阱，因此要优先发展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认识到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中必须提高产品的技术力量才能够保持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国家利用贸易政策进行有选择性的干预和支持，加大高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力度，提高出口产品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此外通过出口关税以及出口数量限额等政策手段适当限制那些不可再生资源性产品的出口。
从进口的角度看，对过快的放开进口限制给国内支柱性制造业造成的冲击要有所准备，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节制外国企业对华攫取垄断利润。要善于利用贸易大国的地位，按照本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客观要求，有针对性地选择对一些部门给予最优关税或给予补贴，使其积极面对国际市场，有效地改善本国的价格贸易条件。
贸易政策的选择是为实现本国工业化服务的，我国实施怎样的贸易政策，对于其在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工业化过程成功推进的关键在于突破要素投入和市场需求这两方面的约束，而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可以为突破这些约束创造有利的条件。一个好的贸易政策必然会对本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国在实施贸易政策中，要处理好实施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实施贸易政策与国内其他领域的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使之与国家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价格体制均有系统的关联；处理好实施贸易政策与中国加入WTO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实施贸易政策与政府机构能力和政策决策过程之间的关系。
作者为厦门大学2004级统计系博士生、漳州师范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
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把工业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所追求的工业化目标，既包括了经济总量的扩张、产业结构的多样化、技术设备的高级化等重要内容，也包括了国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等更深层次的内容。在国际分工日益发展、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只能在开放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中实现，而对外贸易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将毫无例外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贸易与增长理论的发展开始强调国际贸易在技术的扩散和外溢方面所起到的影响。在大量的对于跨国样本的实证估计中，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地正相关。Kornai和Sachs表明，类似进口替代这样的工业化策略的实施会在开始的10－20年内，对少数产业部门的发展起到较快地推动作用，但这些部门的发展很快地陷入了低效率的困境。Dollar、Ben-David、Frankel和Romer等人的实证分析均表明各国的开放程度和人均收入的正相关。从这一意义上出发，幼稚产业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会成长得更快。Coe和Helpman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作用。
基于这些实证发现，许多增长模型对开放贸易开始持乐观态度。Long和Wong提出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中的互补品，因此国际贸易为一个国家提供了一个从其它国家学习的渠道，而物质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源泉，而是增长的结果。Chuang假定进出口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收敛。Ben-David和Loewy也持类似的看法。Dodzin和Vamvakids的模型给出了从进口机器设备中学习新技术，并由此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他们同时利用跨国的数据，证明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与贸易的开放度呈显著的正相关。Hendricks认为劳动力的技能和隐含在资本投资中的技术进步之间是互补的。使用代表新技术水平的资本品，是工人提高自身技能的一个主要途径。设备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扭曲性的贸易政策，限制资本品的进口和过高的设备价格将抑制技术进步。其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过程由learning by doing改为learning by using（对learning by trading的具体化）。
在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限定为调剂余缺，显得无足轻重，自然就谈不上贸易政策的研究。自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是在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逐步向前推进。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同样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对外贸易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趋重要。1980年以来我国在选择和实行贸易政策变化情况，大致可分为“进口替代与边际出口导向”、“以出口促进抵消进口替代”、“出口促进与边际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大经贸、多元化”五个阶段。
通过对各个阶段的经济指标的考察，可以反映出贸易政策的变化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从经济增长情况看，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是在不断加速增长。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呈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6.06%上升到2002年的26.32%，反映出实施“边际”鼓励出口、出口导向、贸易自由化、多元化贸易战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通过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α+βX（Y表示GDP、X表示EX）。样本区间选取1985~2002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0-2003年），使用数量经济软件，求得出口与GDP的回归参数α=5742.996、β=4.957、R=0.954 ，由以上数据知，经济增长与出口相关性强，回归效果显著，出口额每增加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4.957亿元。
从进出口额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情况看，从1980年起，我国进出口额呈逐年增长趋势。1980年我国的出口额为182.7亿美元，到“七五”年末的1990年时，已增长到620.9亿元，到1995年时为1487.8亿美元，而到了2002年更是增长到3255.69亿美元。特别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长，在较短时期出口的比例由80年的49.29%大幅度提高到2002年的91.25%，因此长期困扰中国的外汇瓶颈问题也得到明显的改善。这说明早期出口鼓励和后期的进口自由化与多元化经贸政策对出口的有力刺激。
从积累和投资情况看，国内积累和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1985年开始的出口扩张大幅度提高了积累和投资的水平，这是因为出口的边际积累率要高于国内的平均水平，而活跃的出口制造业也往往是进行投资的主要部门。
另外，林毅夫、蔡昉等我国经济学家通过考虑出口与进口在经济运行中的不同作用以及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在计算出我国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变动的弹性，可以发现，九十年代该弹性数值大致在0.1左右（平均值0.105），即出口每增长10%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近1个百分点，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程度，这证明了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
但同时，王如忠等从中国20年来各种贸易条件的实际变化状况进行考察后，指出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大张型增长，这表现在最近二十几年来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仍主要呈现出下降趋势，中国出口收入的不断上升以及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是在出口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来实现的，而与此同时，中国在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方面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差距则在逐渐拉大，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在短期内还面临着较大困难。中国对外贸易的这种数量扩张型增长虽然明显有别于贫困化增长（这一点可以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以及中国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等几方面得到证明），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听任目前的状况自由发展，那么中国的对外贸易中隐藏着的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就将变为现实，因为中国从出口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通过扩张数量来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空间已十分狭小。因此，在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上，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尽量避免贫困化增长的发生，并为中国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型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从出口的角度看，在当前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中国在这类产品中的劳动生产率又无法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再继续推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量扩张，将恶化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并且很容易落入贫困增长的陷阱，因此要优先发展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认识到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中必须提高产品的技术力量才能够保持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国家利用贸易政策进行有选择性的干预和支持，加大高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力度，提高出口产品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此外通过出口关税以及出口数量限额等政策手段适当限制那些不可再生资源性产品的出口。
从进口的角度看，对过快的放开进口限制给国内支柱性制造业造成的冲击要有所准备，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节制外国企业对华攫取垄断利润。要善于利用贸易大国的地位，按照本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客观要求，有针对性地选择对一些部门给予最优关税或给予补贴，使其积极面对国际市场，有效地改善本国的价格贸易条件。
贸易政策的选择是为实现本国工业化服务的，我国实施怎样的贸易政策，对于其在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工业化过程成功推进的关键在于突破要素投入和市场需求这两方面的约束，而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可以为突破这些约束创造有利的条件。一个好的贸易政策必然会对本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国在实施贸易政策中，要处理好实施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实施贸易政策与国内其他领域的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使之与国家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价格体制均有系统的关联；处理好实施贸易政策与中国加入WTO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实施贸易政策与政府机构能力和政策决策过程之间的关系。
作者为厦门大学2004级统计系博士生、漳州师范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