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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世家，根据当时的习惯和传统，他要取好多名字。后来从事革命事业后，又由于斗争的需要，还用了一些化名，这些名字都有一定来历或有趣的含义。
据笔者多年搜集，周恩来的起名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老家淮安的幼年、童年时期。周恩来的名、字等都是由家人或家塾馆先生给他起的，主要有乳名“大鸾”，学名“恩来”、字“翔宇”。第二阶段是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这段时期，他用过“羊羽子”“羊羽”“飞飞”“伍豪”等。剩下来的名字基本是在第三阶段，即革命斗爭时期使用的。这期间的名字是他领导地下斗争时的化名，因此也比较多，现在能知道的有“胡公”“少山”“非非”“周翔”“维思”“大美”“赵来”“冠生”“冠”“伍”“胡必成”等。
就周恩来出生后第一阶段的取名来说，因为周家是一个“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家人给男孩取名时都特别讲究，一般都是由有学问的长辈或门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起名，也有请家塾馆先生给取名的。
家人先给周恩来取乳名（也叫小名）“大鸾”。“鸾”是中华民族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其“鸾凤和谐”就比喻夫妻和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之间还常常各自以“鸾”和“凤”自称。周恩来为什么取乳名为“大鸾”呢？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有一份周恩涛的儿子、周恩来的侄儿周尔圻在1982年6月8日签名负责的笔录。周尔圻虽比周恩来小一辈，但他的父亲周恩涛是周家同一曾祖下“恩”字辈排行的老大（周恩来排行第七），因此，周尔圻的年龄并不比周恩来小多少，而且周尔圻的母亲是来自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一带）的万家，只比周恩来母亲小一辈。他在这份笔录
上说：
恩来名字的由来，我听母亲和八老太（指周恩来嫡亲八婶娘杨氏）讲是这样的：在周恩来母亲万氏临盆时，梦见有一鸾凤之类的神鸟入怀，然后就生下了恩来，所以取小名大鸾，表示有鸾凤来临之意。而“恩”字是按家谱排下来的，故取名恩来，总理的母亲识字，文水还可以。
周恩来的名字是父亲周贻能起的。他琢磨的是：恩者，爱也。《诗经》上有云：“恩斯勤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也曾说：“父母恩勤，养我身兮。”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周恩来的名字就是周贻能根据这些起的。
另外周恩来还取字“翔宇”。那是因为周家是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要严格区别辈分。而就年龄而言，有的晚辈甚至比长辈年龄还大，但是晚辈却绝不能喊长辈的名字，包括小名，否则就是犯上。所以男孩得早早在取名之后再取个“字”或“号”，好让晚辈喊长辈的字或号，那是不犯上的。
周恩来的字应该是在五岁入家塾馆读书时由塾馆老师给起的，老师期望他这只“神鸟”能翱翔宇宙，所以给他取字“翔宇”。有许多资料甚至周家的个别亲属都认为周恩来“翔宇”的字是他1913年离开沈阳时，由他在沈阳（当时叫盛京）东关模范学校的高老师（高亦吾，谱名高守铭，字盘之）在他们师生分别时给周恩来取的。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太准确，因为周恩来的两个亲弟弟和一个嫡堂弟当时都在淮安，和周恩来相隔千里，那时音讯又不发达，但都跟着按“宇”来取字：周恩来二弟周恩溥取字博宇，三弟周恩寿取字同宇，嫡堂弟弟周恩硕取字潘宇。显然，这是周恩来兄弟先后进家塾馆读书时，由塾馆老师给依次取上的。如果是高老师1913年给周恩来取的字，那远在淮安的周恩来的三个弟弟是不可能都依着周恩来排序起字的。
周恩来第二个阶段取名、号是在他读书求学时期和早期革命时期。1912年暑假，周恩来在奉天省（今辽宁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毕业，与他的同班同学兼好友郭思宁行将分别，应郭思宁的要求，周恩来为他题写了“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的临别赠言。周恩来在这幅题词上的落款就是“羊羽子书”。“羊羽”是周恩来把他的字“翔宇”中的“翔”字分拆而成，而“子”则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据沈阳市原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原校长宋延钰对笔者说，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在同学之间交往时也曾用过“羊羽”的署名。而周恩来的笔名“飞飞”则是他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第二年时取的，由“翱翔宇宙”衍生出来。当时，他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一起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由他创办并主持出版了会刊《敬业》。在1914年4月刊出的第4期《敬业》的《飞飞漫墨》专栏内，发表了他题为《评咏岳少保祠七律》和《评咏淮阴侯钓鱼台诗》等数篇文章，一度使他“飞飞”的笔名受到学校师生的关注。
1948年冬，与共产党人争夺人才的蒋介石希望南开的老校长、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张伯苓随他去台湾。张伯苓犹豫不决间，收到了由中共地下党员金山传递给他的信息，“老同学飞飞不要老校长动”。张伯苓知道，“飞飞”是周恩来，于是，他借口自己在重庆家中还有一些重要典籍等要一起带去台湾，便从南京飞去了重庆。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是张伯苓的好朋友。他就去天津找时在天津南开大学的张伯苓长子张希陆教授，商讨在重庆的张伯苓的安全问题。张希陆认为，这事只有报告周副主席，才能万无一失。不久，傅作义从北平给张希陆打来电话，请他到北平一谈。张希陆到北平后，傅作义告诉他，周副主席说了，不要让张校长去台湾。当时刚好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在北平，他要去香港，就请他到港后找南京行的经理王恩东。因为王恩东也是张伯苓的学生，请他想法将周恩来不让张校长去台湾的信息转告在重庆的张伯苓。果然，不几天，张伯苓在重庆就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无名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对周恩来两次以“飞飞”名义要他不要去台湾的做法非常感动，于是就留了下来。
周恩来东渡日本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周恩来为了把当时天津进步的青年力量团结起来，就和谌志笃、马骏、刘清扬、李毅韬等团结在一起组织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员只有20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20名成员男女各半。而且为了方便觉悟社内之间的交流、联系和开展革命斗争后的安全、保密，决定设50个号码，通过抽签的方式，以各自抽到的号码作为自己的代号，剩下来的30个号留给后来的参加者。抽签结果，周恩来抽到5号，邓颖超是1号。这就是周恩来“伍豪”一名的由来，而邓颖超后来叫过“逸豪”，也是同样的道理。 周恩来第三个阶段的取名是在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地下革命斗争时，不仅要经常变换住地，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装饰，也要不时地取一些不为社会上所知的名字，以与当时强大的敌人“捉迷藏”。那时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经过考虑，有的则是信手
拈来。
1997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赴北京拜会了在全国工商联离休老干部、1928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在谈了相关工作后，我曾问黄老，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取了哪些化名。当时90多岁的黄老思路清晰、反应灵敏。他告诉我：总理在那一时期取的假名字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說上。但是有两个我是知道的：一个是我和他在谈工作时，不知怎么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说，他的老家淮安没有山，是一个少山的地区。说到这里，刚好他手里的那份文件要签发，他就随手签上了一个“周少山”的名字，其实收件人仅从笔迹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出是周恩来签发的文件。也就是说，不管周恩来签什么名字，甚至不写名字，收件人也会知道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签出的。
黄老还说，还有一次，他看到总理签上了“维思”两字作为他的署名，他就顺口问了一句：“老板（搞地下斗争时，相互之间不称呼职务），你为什么又签上‘维思’的名字呢？”周恩来看了他一眼轻声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嘛！”随后又沉下脸说，“以后这些不要问！”是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稍有不慎，自己掉脑袋是小事，给党和革命造成灾难和损失那就是更让人痛心的事。所以，周恩来在那一时期还曾使用过“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赵来”“冠生”“冠”和“伍”等笔名或化名。黄老说，“胡公”“大美”是因为周恩来的胡子长得很快，哪怕他刮干净的脸庞，只要长了一个星期，胡子就长得很长很美了，“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1936年12月，张学良见到周恩来时也夸赞说：“真是个美髯公！”而“周翔”则是由“翔宇”衍生出来的，“伍”则是和“伍豪”一脉相连的，至于“冠生”“冠”则是周恩来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壮丽最美好的事业，是他人生为之奋斗的、第一位的伟大事业。
还在长征出发前，邓颖超就患上了肺结核病，所以，长征路上，邓颖超一直是编在休养连随队前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到陕北后，邓颖超的身体更加衰弱。经组织批准，邓颖超扮作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佣人，住进了北平西山的平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邓颖超认识了同室病友、进步女青年胡杏芬。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叫李扬逸，有一个非常疼爱她的丈夫李知凡。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邓颖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别。后来，邓颖超随周恩来等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这时，胡杏芬也与家人从北平逃难到重庆。因为她已得知她的同室病友“李知凡太太”就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大名鼎鼎的邓颖超，所以，她就写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后来于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知识丛书》第八辑《关于中国妇女的二三问题》上发表。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和环境恶劣，胡杏芬病情加重，1939年下半年在重庆去世。鉴于胡杏芬不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积极追求进步，重病时还向周恩来、邓颖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所以周恩来夫妇专门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上了由周恩来题写的“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 李扬逸共立”的文字。这两个名字只有胡杏芬知道指的是谁。后来因为时局发展太快，这块碑并未能竖立到胡杏芬墓前，但是却为世人留下了周恩来一个“李知凡”的名字。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时，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委，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以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河北平山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中央委托的其他工作；以杨尚昆、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委，到晋西北开展土地改革及保护好各方面的人才和有关档案。其中以“前委”这一块形势最为紧张。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统率的20多万大军，而当时在陕北留下的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仅两万多人。为了让野战军收放自如，“前委”并不和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编在一起，而是在汪东兴带领的四个警卫连护卫下单独行动。为了麻痹敌人，他们一会儿叫“九纵队”，一会儿叫“三支队”。而且主要领导人还都取了化名。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任弼时当时是“三支队”司令员，取名“史林”，陆定一是政委，取名“郑维”，叶子龙是参谋长，取名“一号”，汪东兴是副参谋长，取名“二号”。1992年3月，笔者在北京拜会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员王还寿时，王老告诉笔者，当时取化名时，总理说，我认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当时他的一个盛书和装衣物的木箱子上还有周恩来用毛笔斜着写下的“胡必成”三个字。这个大箱子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过。
1961年3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胡子（当年一些人对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称呼，周恩来早在重庆时就知道并熟悉。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蒋介石强行将于右任带去台湾）最近给香港的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先生在信的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理解。”
周恩来收到章士钊的信后特意让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传话给于右任的女婿、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看信，还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总理要你把儿子屈北大、儿媳梅君一道带去西安，并将于右任一个在上海的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由陕西省委统战部出面，给予老夫人做一个热热闹闹的寿宴。三桌人的寿宴过后，于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兴。
屈武回京后，罗青长又联系屈武，希望他能将为于老夫人做寿的事写信到台湾告诉于右任老先生。然而，屈武写信时犯了难：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应该在信中告诉于老先生才对。但是如果信上写了“周恩来”或“周总理”的话，要是被特务们检查发现，对于先生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信上不提周恩来的话又怎么能对得起周总理的这番深情厚意呢？屈武在左右为难时请教了邵力子。邵力子告诉屈武，你只要把“周总理”三个字换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接着，邵力子解释说，抗战时我和于老先生住在一起，两人经常谈一些历史名人。我俩都知道周总理是北宋名儒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晚年自号濂溪先生。当时我俩一谈到周恩来，为避人耳目，也总是称呼他为“濂溪先生”。所以，只要于老先生一见到你信上的这四个字，他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来。果然，在台湾的于右任收到女婿屈武的信后高兴到了极点，特别感谢周恩来总理对他和他夫人的关怀，当即回信请香港的吴季玉向周总理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周恩来的又一个名号。
周恩来一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激荡变革的时代，他身处那样的家庭和投身革命后所处的那样一个环境，使得他使用了那么多的名字，这还不包括苏联共产国际给他取的俄文名字“莫斯科文”等。今天当您知道这些时，算是增加了对伟人的一分了解，多了一点认知吧！
（编辑 王兵）
作者：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研究室原主任
据笔者多年搜集，周恩来的起名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老家淮安的幼年、童年时期。周恩来的名、字等都是由家人或家塾馆先生给他起的，主要有乳名“大鸾”，学名“恩来”、字“翔宇”。第二阶段是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这段时期，他用过“羊羽子”“羊羽”“飞飞”“伍豪”等。剩下来的名字基本是在第三阶段，即革命斗爭时期使用的。这期间的名字是他领导地下斗争时的化名，因此也比较多，现在能知道的有“胡公”“少山”“非非”“周翔”“维思”“大美”“赵来”“冠生”“冠”“伍”“胡必成”等。
就周恩来出生后第一阶段的取名来说，因为周家是一个“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家人给男孩取名时都特别讲究，一般都是由有学问的长辈或门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起名，也有请家塾馆先生给取名的。
家人先给周恩来取乳名（也叫小名）“大鸾”。“鸾”是中华民族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其“鸾凤和谐”就比喻夫妻和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之间还常常各自以“鸾”和“凤”自称。周恩来为什么取乳名为“大鸾”呢？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有一份周恩涛的儿子、周恩来的侄儿周尔圻在1982年6月8日签名负责的笔录。周尔圻虽比周恩来小一辈，但他的父亲周恩涛是周家同一曾祖下“恩”字辈排行的老大（周恩来排行第七），因此，周尔圻的年龄并不比周恩来小多少，而且周尔圻的母亲是来自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一带）的万家，只比周恩来母亲小一辈。他在这份笔录
上说：
恩来名字的由来，我听母亲和八老太（指周恩来嫡亲八婶娘杨氏）讲是这样的：在周恩来母亲万氏临盆时，梦见有一鸾凤之类的神鸟入怀，然后就生下了恩来，所以取小名大鸾，表示有鸾凤来临之意。而“恩”字是按家谱排下来的，故取名恩来，总理的母亲识字，文水还可以。
周恩来的名字是父亲周贻能起的。他琢磨的是：恩者，爱也。《诗经》上有云：“恩斯勤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也曾说：“父母恩勤，养我身兮。”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周恩来的名字就是周贻能根据这些起的。
另外周恩来还取字“翔宇”。那是因为周家是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要严格区别辈分。而就年龄而言，有的晚辈甚至比长辈年龄还大，但是晚辈却绝不能喊长辈的名字，包括小名，否则就是犯上。所以男孩得早早在取名之后再取个“字”或“号”，好让晚辈喊长辈的字或号，那是不犯上的。
周恩来的字应该是在五岁入家塾馆读书时由塾馆老师给起的，老师期望他这只“神鸟”能翱翔宇宙，所以给他取字“翔宇”。有许多资料甚至周家的个别亲属都认为周恩来“翔宇”的字是他1913年离开沈阳时，由他在沈阳（当时叫盛京）东关模范学校的高老师（高亦吾，谱名高守铭，字盘之）在他们师生分别时给周恩来取的。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太准确，因为周恩来的两个亲弟弟和一个嫡堂弟当时都在淮安，和周恩来相隔千里，那时音讯又不发达，但都跟着按“宇”来取字：周恩来二弟周恩溥取字博宇，三弟周恩寿取字同宇，嫡堂弟弟周恩硕取字潘宇。显然，这是周恩来兄弟先后进家塾馆读书时，由塾馆老师给依次取上的。如果是高老师1913年给周恩来取的字，那远在淮安的周恩来的三个弟弟是不可能都依着周恩来排序起字的。
周恩来第二个阶段取名、号是在他读书求学时期和早期革命时期。1912年暑假，周恩来在奉天省（今辽宁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毕业，与他的同班同学兼好友郭思宁行将分别，应郭思宁的要求，周恩来为他题写了“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的临别赠言。周恩来在这幅题词上的落款就是“羊羽子书”。“羊羽”是周恩来把他的字“翔宇”中的“翔”字分拆而成，而“子”则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据沈阳市原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原校长宋延钰对笔者说，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在同学之间交往时也曾用过“羊羽”的署名。而周恩来的笔名“飞飞”则是他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第二年时取的，由“翱翔宇宙”衍生出来。当时，他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一起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由他创办并主持出版了会刊《敬业》。在1914年4月刊出的第4期《敬业》的《飞飞漫墨》专栏内，发表了他题为《评咏岳少保祠七律》和《评咏淮阴侯钓鱼台诗》等数篇文章，一度使他“飞飞”的笔名受到学校师生的关注。
1948年冬，与共产党人争夺人才的蒋介石希望南开的老校长、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张伯苓随他去台湾。张伯苓犹豫不决间，收到了由中共地下党员金山传递给他的信息，“老同学飞飞不要老校长动”。张伯苓知道，“飞飞”是周恩来，于是，他借口自己在重庆家中还有一些重要典籍等要一起带去台湾，便从南京飞去了重庆。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是张伯苓的好朋友。他就去天津找时在天津南开大学的张伯苓长子张希陆教授，商讨在重庆的张伯苓的安全问题。张希陆认为，这事只有报告周副主席，才能万无一失。不久，傅作义从北平给张希陆打来电话，请他到北平一谈。张希陆到北平后，傅作义告诉他，周副主席说了，不要让张校长去台湾。当时刚好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在北平，他要去香港，就请他到港后找南京行的经理王恩东。因为王恩东也是张伯苓的学生，请他想法将周恩来不让张校长去台湾的信息转告在重庆的张伯苓。果然，不几天，张伯苓在重庆就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无名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对周恩来两次以“飞飞”名义要他不要去台湾的做法非常感动，于是就留了下来。
周恩来东渡日本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周恩来为了把当时天津进步的青年力量团结起来，就和谌志笃、马骏、刘清扬、李毅韬等团结在一起组织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员只有20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20名成员男女各半。而且为了方便觉悟社内之间的交流、联系和开展革命斗争后的安全、保密，决定设50个号码，通过抽签的方式，以各自抽到的号码作为自己的代号，剩下来的30个号留给后来的参加者。抽签结果，周恩来抽到5号，邓颖超是1号。这就是周恩来“伍豪”一名的由来，而邓颖超后来叫过“逸豪”，也是同样的道理。 周恩来第三个阶段的取名是在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地下革命斗争时，不仅要经常变换住地，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装饰，也要不时地取一些不为社会上所知的名字，以与当时强大的敌人“捉迷藏”。那时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经过考虑，有的则是信手
拈来。
1997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赴北京拜会了在全国工商联离休老干部、1928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在谈了相关工作后，我曾问黄老，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取了哪些化名。当时90多岁的黄老思路清晰、反应灵敏。他告诉我：总理在那一时期取的假名字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說上。但是有两个我是知道的：一个是我和他在谈工作时，不知怎么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说，他的老家淮安没有山，是一个少山的地区。说到这里，刚好他手里的那份文件要签发，他就随手签上了一个“周少山”的名字，其实收件人仅从笔迹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出是周恩来签发的文件。也就是说，不管周恩来签什么名字，甚至不写名字，收件人也会知道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签出的。
黄老还说，还有一次，他看到总理签上了“维思”两字作为他的署名，他就顺口问了一句：“老板（搞地下斗争时，相互之间不称呼职务），你为什么又签上‘维思’的名字呢？”周恩来看了他一眼轻声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嘛！”随后又沉下脸说，“以后这些不要问！”是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稍有不慎，自己掉脑袋是小事，给党和革命造成灾难和损失那就是更让人痛心的事。所以，周恩来在那一时期还曾使用过“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赵来”“冠生”“冠”和“伍”等笔名或化名。黄老说，“胡公”“大美”是因为周恩来的胡子长得很快，哪怕他刮干净的脸庞，只要长了一个星期，胡子就长得很长很美了，“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1936年12月，张学良见到周恩来时也夸赞说：“真是个美髯公！”而“周翔”则是由“翔宇”衍生出来的，“伍”则是和“伍豪”一脉相连的，至于“冠生”“冠”则是周恩来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壮丽最美好的事业，是他人生为之奋斗的、第一位的伟大事业。
还在长征出发前，邓颖超就患上了肺结核病，所以，长征路上，邓颖超一直是编在休养连随队前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到陕北后，邓颖超的身体更加衰弱。经组织批准，邓颖超扮作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佣人，住进了北平西山的平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邓颖超认识了同室病友、进步女青年胡杏芬。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叫李扬逸，有一个非常疼爱她的丈夫李知凡。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邓颖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别。后来，邓颖超随周恩来等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这时，胡杏芬也与家人从北平逃难到重庆。因为她已得知她的同室病友“李知凡太太”就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大名鼎鼎的邓颖超，所以，她就写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后来于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知识丛书》第八辑《关于中国妇女的二三问题》上发表。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和环境恶劣，胡杏芬病情加重，1939年下半年在重庆去世。鉴于胡杏芬不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积极追求进步，重病时还向周恩来、邓颖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所以周恩来夫妇专门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上了由周恩来题写的“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 李扬逸共立”的文字。这两个名字只有胡杏芬知道指的是谁。后来因为时局发展太快，这块碑并未能竖立到胡杏芬墓前，但是却为世人留下了周恩来一个“李知凡”的名字。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时，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委，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以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河北平山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中央委托的其他工作；以杨尚昆、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委，到晋西北开展土地改革及保护好各方面的人才和有关档案。其中以“前委”这一块形势最为紧张。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统率的20多万大军，而当时在陕北留下的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仅两万多人。为了让野战军收放自如，“前委”并不和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编在一起，而是在汪东兴带领的四个警卫连护卫下单独行动。为了麻痹敌人，他们一会儿叫“九纵队”，一会儿叫“三支队”。而且主要领导人还都取了化名。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任弼时当时是“三支队”司令员，取名“史林”，陆定一是政委，取名“郑维”，叶子龙是参谋长，取名“一号”，汪东兴是副参谋长，取名“二号”。1992年3月，笔者在北京拜会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员王还寿时，王老告诉笔者，当时取化名时，总理说，我认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当时他的一个盛书和装衣物的木箱子上还有周恩来用毛笔斜着写下的“胡必成”三个字。这个大箱子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过。
1961年3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胡子（当年一些人对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称呼，周恩来早在重庆时就知道并熟悉。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蒋介石强行将于右任带去台湾）最近给香港的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先生在信的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理解。”
周恩来收到章士钊的信后特意让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传话给于右任的女婿、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看信，还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总理要你把儿子屈北大、儿媳梅君一道带去西安，并将于右任一个在上海的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由陕西省委统战部出面，给予老夫人做一个热热闹闹的寿宴。三桌人的寿宴过后，于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兴。
屈武回京后，罗青长又联系屈武，希望他能将为于老夫人做寿的事写信到台湾告诉于右任老先生。然而，屈武写信时犯了难：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应该在信中告诉于老先生才对。但是如果信上写了“周恩来”或“周总理”的话，要是被特务们检查发现，对于先生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信上不提周恩来的话又怎么能对得起周总理的这番深情厚意呢？屈武在左右为难时请教了邵力子。邵力子告诉屈武，你只要把“周总理”三个字换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接着，邵力子解释说，抗战时我和于老先生住在一起，两人经常谈一些历史名人。我俩都知道周总理是北宋名儒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晚年自号濂溪先生。当时我俩一谈到周恩来，为避人耳目，也总是称呼他为“濂溪先生”。所以，只要于老先生一见到你信上的这四个字，他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来。果然，在台湾的于右任收到女婿屈武的信后高兴到了极点，特别感谢周恩来总理对他和他夫人的关怀，当即回信请香港的吴季玉向周总理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周恩来的又一个名号。
周恩来一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激荡变革的时代，他身处那样的家庭和投身革命后所处的那样一个环境，使得他使用了那么多的名字，这还不包括苏联共产国际给他取的俄文名字“莫斯科文”等。今天当您知道这些时，算是增加了对伟人的一分了解，多了一点认知吧！
（编辑 王兵）
作者：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