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娜·戈洛温娜8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父亲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三年，家里的财产、农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与父亲团聚。她承受的创伤在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即是她的“富农”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育及其他就业机会。这种自卑感累积形成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
　　这种恐惧渗透于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她下定决心克服自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学习，冀望有一天能在社会中获得平等认可。尽管遭遇歧视，但她学习成绩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
　　到18岁时，安东尼娜作出了一个关乎自己命运的大胆举措：她决定向组织隐瞒出身——这带有极大的风险，以便就读医学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史。
　　安东尼娜对她的先后两任丈夫都隐瞒了过去，而她与他们生活的时间都超过了20年。她与第一位丈夫格奥尔基是终生的朋友，却很少谈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格奥尔基的姨媽来访时说漏了嘴，安东尼娜才获悉，他的父亲是遭布尔什维克处决的沙皇海军军官。
　　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被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团以图生存。他们学会过双重生活，掩饰自己有悖于苏维埃规范的信息、意见、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传统和私人生活模式。他们设法避开危险的邻居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