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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灯光师郭壮飞都身处一个明亮的世界。
比起现实世界，灯光下那些精心搭建的世界如梦如幻：雪白的墙壁和桌椅、泛着银光的地球仪、米黄色的窗帘或是大幅的油画。
进入这个世界之前，所有人都要戴上鞋套。这些画面最终会呈现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拨动亿万观众的神经。
郭壮飞是这个新世界的造光者。他熟练地安排助理把几座三四米高的灯立在摄影棚一角，刺眼的白色光线透过高大的黑色幕布，柔软地落在另一头的美丽新世界。几个人举起白色的泡沫板和黑色的遮光布，用光线把那个世界团团围住。
在片场，郭壮飞流利地在普通话和河南话之间来回转换。灯光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河南老乡，他们来自同一个县，同一个镇，甚至同一个村。在中国其他影视剧或广告的拍摄现场，成千上万个他的同乡，都曾经或正在把手中的光变幻出各种形态，投向一个个面庞。
业内一个无从证实的估计数字是，中国有七成左右的灯光师来自河南省鄢陵县，并主要集中在县城以南17公里外的张桥镇张北村。在影视行业，这个中原地区再普通不过的村庄被称为“灯光村”，源源不断地对外输送着光。
一
郭壮飞今年26岁，进入灯光行业己将近10年。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张艺谋和陈凯歌导演电影的字幕上，也曾出现在好莱坞顶级灯光师的名字旁。大多数时候，这个名字都跟影视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紧密相连，而很少有机会跟自己最初的身份——农民——联系在一起。
其实，老家在张桥镇的郭壮飞算不上真正的农民。
张桥镇人多地少，种地不挣钱，他的父母很早就买了辆货车，常年在外拉货。他被送到张北村的外婆家照看。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张北村，已经遍地都是灯光师傅了。
郭壮飞至今还记得那些人回村时的风光劲儿。他们穿着鲜艳的冲锋衣走在村里的土路上，兜里装着瑞士军刀或进口打火机，给孩子带回成箱的钙奶饮料，给老人带回热带的芒果和椰子，给女人带回薰衣草味的香水。还有很多都是村里人从没吃过、见过、玩过的东西。
那时，家里的老人会指着电视里的字幕嚷：“这就是村里那谁嘛！”伴着“那谁”名字的画面，有时是飞檐走壁的李连杰，有时是咋咋呼呼的“小燕子”。
这些人里最风光的要数邢建伟。他算是张北村第一个从事灯光行业的人。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不少人开始出去打工。不到20岁的邢建伟初中没念完，就背上被褥跟几个老乡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下了火车，他就坐着公交到了如今北四环附近一家小饭馆，洗碗、端菜，每个月能挣到150元钱。
过了几个月，有个在部队工作的老乡给他介绍了个群众演员的活儿。“钱多，一天20多元，管吃不管住。”这个刚离开农村不久的年轻人，开始在各种武打戏中扮演小兵或者太监，一切动作都听“群头”的号令，“就是来回跑，说打就往前冲，说死就躺下装死。”
那时国内影视剧的制作主要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几大制片厂承担，剧组的外地人不多。有人看邢建伟“怪听话的”，就叫他去帮忙搬道具，工钱也涨到了30元一天。灯光组缺人，他又去做了灯光助理。灯光组的层级自下而上分别是小助理、大助理和灯光师，圈里习惯把灯光师称为“老大”。
邢建伟从小助理干起，每天搬灯、拉线，“不惜力”，没多久成了大助理。四五年后，他就当上了“老大”，工资也从一天30元涨到了200多元。
他把家里的草房换成了瓦房，墙壁刷得雪白，还挂上了彩色灯泡。每个提着烟酒上门的人总要先赞叹一番，随后才小心翼翼地向他打听，能否把自己或亲戚也“往出带带”。
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也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近30年来，张桥镇的灯光师从_个变成上万个。以至于在影视产业繁荣的浙江横店，用河南话吆喝一声，就能轻易从临近剧组借到需要的灯光器材。
二
“90后”的郭壮飞也是从小助理干起。行业里的人都换了几茬，这条规矩一直没变。
助理干的就是体力活。拍一场戏至少需要几十个灯，能装满一个小货车，助理的工作就是把灯搬上搬下，按“老大”的要求挪动位置。最大的灯有水缸大小，近百斤重，郭壮飞的肩膀经常被磨得脱皮流血，一边受伤了就换另一边接着扛。一天下来经常只睡三四个小时，天不亮就要出门。
郭壮飞的“微信运动”页面里，步数排名靠前的都是他的灯光师老乡，有人走了几万步，可能活动范围都没超过几十平方米的摄影棚。
“说白了就是民工。”邢建伟说，就连发工资的方式都跟民工类似——片方把钱统一付给灯光师，灯光师跟助理们协商好后就把钱发给他们，“老大就是包工头。”
在很多人看来，这份工作比真正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民工强多了。邢建伟的连襟孙高勇在工地上干过几年，日晒雨淋，最后一分钱也没攒下。后来他也入了行，成了一家电视台一位纪录片导演的固定团队成员，经常出国拍摄。
作为一门手艺，灯光这一行有着明显的进阶路径，还沿袭着传統的师徒制。没有专门的培训，很多布置灯光的技巧都是在现场学会的。师徒之间还存有礼节，邢建伟最早的师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灯光师，有次下大雨，他和另外几位助理没能及时赶到片场，被师父罚站了半小时，早饭都没让吃。那时他们的工钱还是直接去厂里的财务处领。
市场的浪潮动摇了这些规矩。上世纪90年代，许多港台团队进入内地市场，出现了很多合拍片。那时港台团队的助理一天薪酬800元，内地团队只有40元。邢建伟开始跟着港台灯光师学打光。电影《太极张三丰》在卢沟桥拍摄时，他就在现场。邢建伟曾经在村里的露天幕布上见过李连杰，但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离这位功夫明星只有几米远。
1996年，师父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邢建伟第一次有机会自己当了老大。老一辈灯光师谢幕的同时，影视行业也在迅速集团化、商业化，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产量逐年下滑。灯光师也正式进入了“河南人时代”。 当了老大就意味着不用再干体力活了，收入也更高。起初，邢建伟激动得睡不着觉，每天晚上花两三个小时画出每场戏的灯位图。助理都是他的老乡，比起师徒，他们之间更像是哥们儿和雇佣关系。
这个行业更像是一个江湖，没有明面上的规则，有的是杂糅了情义和利益的“规矩”。通常来讲，小助理、大助理会长期跟定一个团队，形成稳定的圈子，直到自己成为老大。 之前有片方欠了邢建伟20多万元酬劳，他就自掏腰包给助理发了工资，“不能亏欠弟兄们”。
三
在灯光行业，高中毕业算是比较高的学历水平了。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聊着聊着，总会叹口气，要么感叹“当年太穷了”，要么懊悔自己“没文化”。
踏上北上的火车时，邢建伟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孙高勇曾经在片场很少开口说话，怕别人听出自己是外地人。如今，他们在电话里跟人沟通业务，会不自觉地带着京腔，甚至会说几句粤语。
郭壮飞算是灯光师里最早开始学英语的。几年前他参与拍摄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头一次跟外国人合作，光是准备几句打招呼的话，就紧张得练了好久。有一天他看到翻译整理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灯光器材单，就用手机拍下来，每次休息时，旁边的人在打游戏，他就一遍遍地背那七八页纸。有的发音不确定，他就在片场等着听国外灯光师的发音，然后暗暗模仿。
拍摄持续了9个月，在最后几个月，郭壮飞跟外国同行的交流几乎不需要通过翻译来进行。
后来，有的国外灯光师来中国拍戏会直接联系他。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世界顶级灯光师，拍过《魔戒》《金刚》和《霍比特人》。前几年，他又凭借语言优势获得了参与拍摄张艺谋导演的《长城》的机会。这时他的月薪已经能达到9万元。
郭壮飞知道，在很多老乡眼里，“做灯光就是个赚钱的手段”。他曾经也那样以为，而且事实证明，只要踏实肯干，这个目标不难实现。他想起刚入行时，吃完饭跟兄弟们走在街上，有人问他的理想是什么。“我想在30岁之前买一辆宝马车。”他认真地说。
周围人都笑了，“买个国产车就不错了，还宝马。”结果24岁那年，他开着新买的宝马车驶进了村子。
他慢慢开始发现，片场的气氛、情节的推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灯光的艺术。清晨和上午的光不一样，好人和坏人的光也不一样。为了把女演员拍得更柔美，需要在灯上铺好几层纱。要想展现一个人的恶，光线就能让他凶相毕露。
“其实灯光是一门艺术，需要审美。”郭壮飞说，“赚钱容易，做到这一点就难了。”看到年过六旬的国外灯光师跪在地上调光，郭壮飞有些感慨，“这种态度肯定不是只为了挣这份钱”。
但灯光师这个职业并没有在业内得到相应的地位。邢建伟说，他刚入行时还经历过电影制作“技术至上”的时代，到了现在，基本上是“资本主导”了。
影视行业的投资涨得飞快。邢建伟刚入行时，几千万元的投资已经是“巨制”，到了郭壮飞这一代，一部不算大制作的电视剧都要上亿元。“以前一部片子所有的投资还不如现在一个主演拿的片酬高。”邢建伟说。与此同时，拍摄周期却越来越短，原本计划4个月的拍摄时间能压缩一半，“许多技术细节根本来不及研究”。
前些年，许多灯光师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就投资开办影视器材租赁公司，据邢建伟了解，仅在北京，开这类公司的老乡就有50多个。设备的更新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日趋激烈的竞争下，租赁公司越来越难做。
还有一些灯光师在尝试往摄影师方向转型。有的灯光师常年坐在监视器前，腰椎出了问题，“摄影还能多动动”。邢建伟说，在剧组内部，摄影师是比灯光师层级更高的职位，而想转做导演，通常只有摄影师、美术指导和武术指导这三种职位，“要么你是本科，靠学历上去”。
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功”的郭壮飞，不想投资公司，也不想转型做摄影师，只想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如果鄢陵的灯光师不努力创新，迟早会被淘汰。”他看到国外已经在用升降机控制灯光，而国内剧组为了节省成本，还在用绳子固定，“但这样会产生更高的人工费用”，郭壮飞说，“技术并不难，难的是转变理念。”
四
当这些灯光师把光带到不同地方时，他们的家乡，那个户籍人口3000多人的村庄，常住人口更多的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村民的80%进入了影视行业。
闪着光的屏幕曾是村里的主角。以前，村里上百户人家只有两台电视，每天晚上那两户的院子里全是人，有人踩着砖头，有人骑在树上，眼睛全都盯着那块两块巴掌大小的黑白荧屏，看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谁家有喜事，还会请人在街边的树上扯起一块幕布，放场露天电影，让大家热闹热闹。放一次要花上百元，在当时算是特别体面了。
那个时候，张北村还不叫“灯光村”，没人能想到自己的名字有一天也会出现在屏幕上。电影散了，人人都回到还没通电的屋里，倒头就睡，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下地干活。
村里第一次通上电，就是在村委会门前挂了个灯泡，一到晚上，灯泡底下就坐满了人，聊天、喝茶，或者啥也不干。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村子，去到外面的世界。甚至他们自己就是造光的人，却很少有人真正在意屏幕上的内容了。
回到村子，这些制造光线的人们必须习惯夜晚的黑暗。刚过完年，几乎每家门前都挂着红灯笼。一条大路上有路灯，微弱的光线很难连成片，上街玩耍的小孩每人都提着一把手电筒。邢建伟把奥迪的车灯打开，能照亮十几米外的农田。
鄢陵有两家电影院，其中一家在繁华地带的“鼓楼广场”，这是县城唯一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影院有5个厅，3月中旬共有7部电影上映，据影院工作人员介绍，平时上座率不足三分之一。
为了小孩上学，郭壮飞在许昌买了房子，装修时特地亲自设计了所有的灯光，“全是暖光，没有冷光”。他在客厅的墙上印了一幅世界地图，用明亮的射灯打在上面。在卧室安装了好几套灯光系统，有的指向卫生间，有的只在婴儿睡着之后打开。他的女儿刚满一岁，孩子第一次会爬、第一次喊“爸爸”，他都因为在外工作错过了。
等女儿大一点，他想让她学音乐、学画画，“那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他经常想，如果能再拥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他还是想考一个好大学，哪怕赚的钱没有现在多。他很感谢前辈们提供的灯光师这条“捷径”，却也担心这会让更多年轻人放弃读书，“他們总觉得自己还有退路”。
邢建伟也不希望孩子再走自己的老路，想让他们好好学习。这个行业里还有人说，孩子要是想干灯光师，就“打断他的腿”。
长期以来，郭壮飞都觉得自己“没什么正经的爱好”，他从小对影视剧没什么兴趣，也不抽烟喝酒。有时他跟来自香港地区甚至国外的同行一起聊天，总觉得自己插不上话。
“他们会聊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以前他买衣服总喜欢买“好的、贵的”，有一次跟几个香港朋友去三里屯逛街，发现他们挑的款式都“很简单，但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跟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有很大关系。”
最近几年，他开始读书、追剧，学着去欣赏一部电影，而不是仅仅去看其中打光的技巧。
他计划带家人去一个小岛，“哪怕躺上一个礼拜也好”。熟识的同乡对他这个想法感到惊讶一一他们忙着到处造光，还从没有一个人把钱花在旅行上。
迄今为止，郭壮飞觉得自己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在去年秋天，他带着妻子开车行驶在海边的公路上。这位灯光师见过数不清的光源，却沉醉于最普通的一种：夕阳洒向海面，那是来自大自然的光。
比起现实世界，灯光下那些精心搭建的世界如梦如幻：雪白的墙壁和桌椅、泛着银光的地球仪、米黄色的窗帘或是大幅的油画。
进入这个世界之前，所有人都要戴上鞋套。这些画面最终会呈现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拨动亿万观众的神经。
郭壮飞是这个新世界的造光者。他熟练地安排助理把几座三四米高的灯立在摄影棚一角，刺眼的白色光线透过高大的黑色幕布，柔软地落在另一头的美丽新世界。几个人举起白色的泡沫板和黑色的遮光布，用光线把那个世界团团围住。
在片场，郭壮飞流利地在普通话和河南话之间来回转换。灯光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河南老乡，他们来自同一个县，同一个镇，甚至同一个村。在中国其他影视剧或广告的拍摄现场，成千上万个他的同乡，都曾经或正在把手中的光变幻出各种形态，投向一个个面庞。
业内一个无从证实的估计数字是，中国有七成左右的灯光师来自河南省鄢陵县，并主要集中在县城以南17公里外的张桥镇张北村。在影视行业，这个中原地区再普通不过的村庄被称为“灯光村”，源源不断地对外输送着光。
一
郭壮飞今年26岁，进入灯光行业己将近10年。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张艺谋和陈凯歌导演电影的字幕上，也曾出现在好莱坞顶级灯光师的名字旁。大多数时候，这个名字都跟影视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紧密相连，而很少有机会跟自己最初的身份——农民——联系在一起。
其实，老家在张桥镇的郭壮飞算不上真正的农民。
张桥镇人多地少，种地不挣钱，他的父母很早就买了辆货车，常年在外拉货。他被送到张北村的外婆家照看。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张北村，已经遍地都是灯光师傅了。
郭壮飞至今还记得那些人回村时的风光劲儿。他们穿着鲜艳的冲锋衣走在村里的土路上，兜里装着瑞士军刀或进口打火机，给孩子带回成箱的钙奶饮料，给老人带回热带的芒果和椰子，给女人带回薰衣草味的香水。还有很多都是村里人从没吃过、见过、玩过的东西。
那时，家里的老人会指着电视里的字幕嚷：“这就是村里那谁嘛！”伴着“那谁”名字的画面，有时是飞檐走壁的李连杰，有时是咋咋呼呼的“小燕子”。
这些人里最风光的要数邢建伟。他算是张北村第一个从事灯光行业的人。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不少人开始出去打工。不到20岁的邢建伟初中没念完，就背上被褥跟几个老乡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下了火车，他就坐着公交到了如今北四环附近一家小饭馆，洗碗、端菜，每个月能挣到150元钱。
过了几个月，有个在部队工作的老乡给他介绍了个群众演员的活儿。“钱多，一天20多元，管吃不管住。”这个刚离开农村不久的年轻人，开始在各种武打戏中扮演小兵或者太监，一切动作都听“群头”的号令，“就是来回跑，说打就往前冲，说死就躺下装死。”
那时国内影视剧的制作主要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几大制片厂承担，剧组的外地人不多。有人看邢建伟“怪听话的”，就叫他去帮忙搬道具，工钱也涨到了30元一天。灯光组缺人，他又去做了灯光助理。灯光组的层级自下而上分别是小助理、大助理和灯光师，圈里习惯把灯光师称为“老大”。
邢建伟从小助理干起，每天搬灯、拉线，“不惜力”，没多久成了大助理。四五年后，他就当上了“老大”，工资也从一天30元涨到了200多元。
他把家里的草房换成了瓦房，墙壁刷得雪白，还挂上了彩色灯泡。每个提着烟酒上门的人总要先赞叹一番，随后才小心翼翼地向他打听，能否把自己或亲戚也“往出带带”。
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也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近30年来，张桥镇的灯光师从_个变成上万个。以至于在影视产业繁荣的浙江横店，用河南话吆喝一声，就能轻易从临近剧组借到需要的灯光器材。
二
“90后”的郭壮飞也是从小助理干起。行业里的人都换了几茬，这条规矩一直没变。
助理干的就是体力活。拍一场戏至少需要几十个灯，能装满一个小货车，助理的工作就是把灯搬上搬下，按“老大”的要求挪动位置。最大的灯有水缸大小，近百斤重，郭壮飞的肩膀经常被磨得脱皮流血，一边受伤了就换另一边接着扛。一天下来经常只睡三四个小时，天不亮就要出门。
郭壮飞的“微信运动”页面里，步数排名靠前的都是他的灯光师老乡，有人走了几万步，可能活动范围都没超过几十平方米的摄影棚。
“说白了就是民工。”邢建伟说，就连发工资的方式都跟民工类似——片方把钱统一付给灯光师，灯光师跟助理们协商好后就把钱发给他们，“老大就是包工头。”
在很多人看来，这份工作比真正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民工强多了。邢建伟的连襟孙高勇在工地上干过几年，日晒雨淋，最后一分钱也没攒下。后来他也入了行，成了一家电视台一位纪录片导演的固定团队成员，经常出国拍摄。
作为一门手艺，灯光这一行有着明显的进阶路径，还沿袭着传統的师徒制。没有专门的培训，很多布置灯光的技巧都是在现场学会的。师徒之间还存有礼节，邢建伟最早的师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灯光师，有次下大雨，他和另外几位助理没能及时赶到片场，被师父罚站了半小时，早饭都没让吃。那时他们的工钱还是直接去厂里的财务处领。
市场的浪潮动摇了这些规矩。上世纪90年代，许多港台团队进入内地市场，出现了很多合拍片。那时港台团队的助理一天薪酬800元，内地团队只有40元。邢建伟开始跟着港台灯光师学打光。电影《太极张三丰》在卢沟桥拍摄时，他就在现场。邢建伟曾经在村里的露天幕布上见过李连杰，但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离这位功夫明星只有几米远。
1996年，师父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邢建伟第一次有机会自己当了老大。老一辈灯光师谢幕的同时，影视行业也在迅速集团化、商业化，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产量逐年下滑。灯光师也正式进入了“河南人时代”。 当了老大就意味着不用再干体力活了，收入也更高。起初，邢建伟激动得睡不着觉，每天晚上花两三个小时画出每场戏的灯位图。助理都是他的老乡，比起师徒，他们之间更像是哥们儿和雇佣关系。
这个行业更像是一个江湖，没有明面上的规则，有的是杂糅了情义和利益的“规矩”。通常来讲，小助理、大助理会长期跟定一个团队，形成稳定的圈子，直到自己成为老大。 之前有片方欠了邢建伟20多万元酬劳，他就自掏腰包给助理发了工资，“不能亏欠弟兄们”。
三
在灯光行业，高中毕业算是比较高的学历水平了。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聊着聊着，总会叹口气，要么感叹“当年太穷了”，要么懊悔自己“没文化”。
踏上北上的火车时，邢建伟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孙高勇曾经在片场很少开口说话，怕别人听出自己是外地人。如今，他们在电话里跟人沟通业务，会不自觉地带着京腔，甚至会说几句粤语。
郭壮飞算是灯光师里最早开始学英语的。几年前他参与拍摄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头一次跟外国人合作，光是准备几句打招呼的话，就紧张得练了好久。有一天他看到翻译整理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灯光器材单，就用手机拍下来，每次休息时，旁边的人在打游戏，他就一遍遍地背那七八页纸。有的发音不确定，他就在片场等着听国外灯光师的发音，然后暗暗模仿。
拍摄持续了9个月，在最后几个月，郭壮飞跟外国同行的交流几乎不需要通过翻译来进行。
后来，有的国外灯光师来中国拍戏会直接联系他。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世界顶级灯光师，拍过《魔戒》《金刚》和《霍比特人》。前几年，他又凭借语言优势获得了参与拍摄张艺谋导演的《长城》的机会。这时他的月薪已经能达到9万元。
郭壮飞知道，在很多老乡眼里，“做灯光就是个赚钱的手段”。他曾经也那样以为，而且事实证明，只要踏实肯干，这个目标不难实现。他想起刚入行时，吃完饭跟兄弟们走在街上，有人问他的理想是什么。“我想在30岁之前买一辆宝马车。”他认真地说。
周围人都笑了，“买个国产车就不错了，还宝马。”结果24岁那年，他开着新买的宝马车驶进了村子。
他慢慢开始发现，片场的气氛、情节的推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灯光的艺术。清晨和上午的光不一样，好人和坏人的光也不一样。为了把女演员拍得更柔美，需要在灯上铺好几层纱。要想展现一个人的恶，光线就能让他凶相毕露。
“其实灯光是一门艺术，需要审美。”郭壮飞说，“赚钱容易，做到这一点就难了。”看到年过六旬的国外灯光师跪在地上调光，郭壮飞有些感慨，“这种态度肯定不是只为了挣这份钱”。
但灯光师这个职业并没有在业内得到相应的地位。邢建伟说，他刚入行时还经历过电影制作“技术至上”的时代，到了现在，基本上是“资本主导”了。
影视行业的投资涨得飞快。邢建伟刚入行时，几千万元的投资已经是“巨制”，到了郭壮飞这一代，一部不算大制作的电视剧都要上亿元。“以前一部片子所有的投资还不如现在一个主演拿的片酬高。”邢建伟说。与此同时，拍摄周期却越来越短，原本计划4个月的拍摄时间能压缩一半，“许多技术细节根本来不及研究”。
前些年，许多灯光师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就投资开办影视器材租赁公司，据邢建伟了解，仅在北京，开这类公司的老乡就有50多个。设备的更新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日趋激烈的竞争下，租赁公司越来越难做。
还有一些灯光师在尝试往摄影师方向转型。有的灯光师常年坐在监视器前，腰椎出了问题，“摄影还能多动动”。邢建伟说，在剧组内部，摄影师是比灯光师层级更高的职位，而想转做导演，通常只有摄影师、美术指导和武术指导这三种职位，“要么你是本科，靠学历上去”。
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功”的郭壮飞，不想投资公司，也不想转型做摄影师，只想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如果鄢陵的灯光师不努力创新，迟早会被淘汰。”他看到国外已经在用升降机控制灯光，而国内剧组为了节省成本，还在用绳子固定，“但这样会产生更高的人工费用”，郭壮飞说，“技术并不难，难的是转变理念。”
四
当这些灯光师把光带到不同地方时，他们的家乡，那个户籍人口3000多人的村庄，常住人口更多的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村民的80%进入了影视行业。
闪着光的屏幕曾是村里的主角。以前，村里上百户人家只有两台电视，每天晚上那两户的院子里全是人，有人踩着砖头，有人骑在树上，眼睛全都盯着那块两块巴掌大小的黑白荧屏，看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谁家有喜事，还会请人在街边的树上扯起一块幕布，放场露天电影，让大家热闹热闹。放一次要花上百元，在当时算是特别体面了。
那个时候，张北村还不叫“灯光村”，没人能想到自己的名字有一天也会出现在屏幕上。电影散了，人人都回到还没通电的屋里，倒头就睡，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下地干活。
村里第一次通上电，就是在村委会门前挂了个灯泡，一到晚上，灯泡底下就坐满了人，聊天、喝茶，或者啥也不干。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村子，去到外面的世界。甚至他们自己就是造光的人，却很少有人真正在意屏幕上的内容了。
回到村子，这些制造光线的人们必须习惯夜晚的黑暗。刚过完年，几乎每家门前都挂着红灯笼。一条大路上有路灯，微弱的光线很难连成片，上街玩耍的小孩每人都提着一把手电筒。邢建伟把奥迪的车灯打开，能照亮十几米外的农田。
鄢陵有两家电影院，其中一家在繁华地带的“鼓楼广场”，这是县城唯一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影院有5个厅，3月中旬共有7部电影上映，据影院工作人员介绍，平时上座率不足三分之一。
为了小孩上学，郭壮飞在许昌买了房子，装修时特地亲自设计了所有的灯光，“全是暖光，没有冷光”。他在客厅的墙上印了一幅世界地图，用明亮的射灯打在上面。在卧室安装了好几套灯光系统，有的指向卫生间，有的只在婴儿睡着之后打开。他的女儿刚满一岁，孩子第一次会爬、第一次喊“爸爸”，他都因为在外工作错过了。
等女儿大一点，他想让她学音乐、学画画，“那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他经常想，如果能再拥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他还是想考一个好大学，哪怕赚的钱没有现在多。他很感谢前辈们提供的灯光师这条“捷径”，却也担心这会让更多年轻人放弃读书，“他們总觉得自己还有退路”。
邢建伟也不希望孩子再走自己的老路，想让他们好好学习。这个行业里还有人说，孩子要是想干灯光师，就“打断他的腿”。
长期以来，郭壮飞都觉得自己“没什么正经的爱好”，他从小对影视剧没什么兴趣，也不抽烟喝酒。有时他跟来自香港地区甚至国外的同行一起聊天，总觉得自己插不上话。
“他们会聊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以前他买衣服总喜欢买“好的、贵的”，有一次跟几个香港朋友去三里屯逛街，发现他们挑的款式都“很简单，但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跟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有很大关系。”
最近几年，他开始读书、追剧，学着去欣赏一部电影，而不是仅仅去看其中打光的技巧。
他计划带家人去一个小岛，“哪怕躺上一个礼拜也好”。熟识的同乡对他这个想法感到惊讶一一他们忙着到处造光，还从没有一个人把钱花在旅行上。
迄今为止，郭壮飞觉得自己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在去年秋天，他带着妻子开车行驶在海边的公路上。这位灯光师见过数不清的光源，却沉醉于最普通的一种：夕阳洒向海面，那是来自大自然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