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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如潺潺细流般流进人们的心房，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论语》、《大学》、《老子》等一批批经典名著的价值逐渐得到彰显，它们是广大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值得我们学习、诵读、推广与传承的经典，更是我们心灵深处的寄托与期望。2013年12月21日至2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华诵”经典诵读协会主办、北京经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首都高校“文化回归·中国梦”高峰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三层报告厅隆重召开。全球读经推广倡导者、台湾学者徐端先生，香港学者凌友诗先生和大陆学者张湘同先生分别从传统文化传承与经典诵读的不同角度做了专场报告。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赵晨、圣火集团董事长王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王立军、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方增泉、北京师范大学校团委社团部部长史佳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分党委副书记张燕玲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分党委副书记方红珊等有关领导出席了此次论坛。此外，众多北京师范大学的学子们怀揣对经典诵读的期望也参加了此次高峰论坛。
此次高峰论坛以“文化回归·中国梦”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始。王立军副院长在开幕词中指出，经典的价值在于它的典范性，在于它恒久的社会价值。经典诵读的对象必须以原点为主，不能只看别人的转述。阅读经典、理解经典、还原经典、践行经典，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它的不易，才更能考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的身后是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我们的面前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复兴之路，我们背负的是历史的寄托与民族的希望，我们应该共同携手，不负使命，在文化的回归中实现中国梦。王丰董事长则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几件事来讲述他是如何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结缘的。赵晨主任认为近年来西方文化的迁徙彰显了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使命及弘扬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认为经典文化应该融合在我们中国人的血液中。
一、经典与道德文化传承
徐端，全球读经教育倡导者、台湾学者，曾经担任台湾鹅湖出版社责任编辑，创办台湾中华止观基金会并任董事长，王财贵文教基金董事，从1993年开始推动全球儿童读经教育，是儿童读经教育实践推动的引领人。
此次论坛，徐端先生从“经典与道德文化传承”这一视角讲起，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而且是这三者的共同影响，认为儒、释、道三家文化构成了中国古典士大夫处世的哲学基础，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形成与当今中国人习俗传统的形成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她认为，这三家思想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人性本质，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四端”，指出儒家的“心”关注人性的道德本质，即仁心、道德之心，这是人的良心、本心；道家的“心”是人性中的自然本质。道法自然，所谓“自然”取本然、天然之意；佛家的“心”，一言以蔽之即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心即佛性，这是人性中的本心与本性，是人之心性，即清净。此外，徐端先生从其亲身体验与现实生活深入地阐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都会揭示人性中光辉的一面，无论哪一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同时，徐端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用“上学而下达、下学而上达”的治学方法，对经典的学习要达到一种境界，用心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可以引领世界发展，中国人要守住人类传统文化的结晶，用备受西方人推崇的儒、释、道的人性哲学与理念引领世界走向“天下大同”。此外，徐端先生不仅自己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更是从这些经典诵读中探求生命的意义。徐先生讲述其自15岁就开始致于学，研究儒家经典，一生都在追随孔子，并从《论语》中寻求到传统经典的命脉。徐端先生指出，影响她一生发展的一句话是“君子不器”，由于台湾社会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台湾女子很小就养成了“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但是徐先生指出，通过诵读《论语》，她懂得了“君子不器”，作为女性，虽然生活在这种“小家庭”的环境中，但不应局限于家庭生活，于是她开始走向外面的世界，在倡导经典与传播传统文化方面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以说，《论语》拓宽了她生命的范围，帮助她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此外，徐端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看似难以理解，实则不然，其亦可通过家庭伦理给予显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一阴一阳则为道。每个人都由家庭而生，孕育于家庭，养育于家庭，被爱于家庭。三十而立，成家立业。在家庭中，我们应该有对待父母的孝顺之心、对待子女的宽容之心、对待夫妻的爱人之心。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在谈及读经教育时，徐端先生认为读经可以醒世。那么，读经要先读什么呢？徐先生指出要从《论语》开始读起。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被世人称为“圣人”，而《论语》更是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儿童读《论语》百遍，可以“自见其义”，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伍。成人读经，同样也可以从《论语》开始，在经典中汲取做人的道理和做学问的基础。
最后，徐端先生提出她会支持王财贵教授倡导的读经教育，指出她的心愿就是在大陆建立万家学堂，实现“每省一书院”，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二、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复兴
凌友诗，香港学者、香港公共行政学院高级研究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研究主任、福建省政协委员，她围绕“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复兴”阐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凌友诗先生以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严密的逻辑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指出西方文化孕育出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而中国文化中的德性观主张个人发挥“良知良能”，促进个人“小我”与社会“大我”的和谐共生。凌先生坦言她很喜欢“中国梦”这个词，因为我们的镜头终于可以不用对准洋人，不需要借助洋人的认同来认同自己，而是回归到自身的文化体系中来。
凌先生笑谈，中国的文化体系并不像人们喜闻乐见的“八大菜系”那么简单，而是有其自身的特定价值观：主张人生的价值是发挥“良知良能”，行事合于道，努力成为圣贤。凌先生指出，说起“人性”，人们一般会认为是对“食色”的欲望，而这种欲望会招致罪恶；或是像汶川地震中先于学生逃生的“范跑跑”一样，是一种出于对自身利益保护的“血气之性”。然而，中国老祖宗所言的“人性”是一种高层次的“天地之性”，即克服自身的“血气之性”，发挥“良知良能”，表现出利他行为的道德性。此外，凌先生也指出，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与西方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她以自己所作的博士论文为依托，将中西方伦理的内在结构进行对比，归纳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谱系。凌先生表示，中西道德谱系的不同关键在于对自我以及自我跟他人关系的理解存在差别。中国人的道德标尺在于注重自身修为，并且在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中做到臻美，正所谓“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在这种德性论的伦理架构中，个人对他人有道德义务，要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并且是不计回报和一以贯之的，在言语中常常表述为“我是……”例如，我是“儿子”，就应该对父母尽孝，并且是主动的、自发的。在这种类似于宗教的纯粹情操里，人之“小我”与社会“大我”之间是和谐共生的，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与之相反，西方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凌先生进一步以“两口井”的意象为例形象地描述了中西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指出中国以“和谐大同”的思想进行物质分配，“易经井卦爻爻辞：井收勿幕，意为井既成，以出水为功，不宜盖覆”。而西方则是每个人都拿着武器站在井边，保卫自身取水的权利，别人在不经同意的条件下不能使用，否则就是不道德的。事实上，由这种“互不侵犯”的个人基于某种社会契约组成的社会缺乏内在的黏合力，人与人之间是对立的，人与社会之间是讲求付出与回报的，这在描述上常常表述为“我有……”即“我有这口井，我便有支配它的权利，别人要取得使用权需要付出对等的义务”。在对比了中西道德谱系之后，凌先生指出，这就不难理解中西政治体制的差异：西方由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产生出对立紧张的关系，继而在政治上表现为三权分立、政党轮流执政等政治制度；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知良能”酝酿出的悲悯精神，则与共产主义相当接近。凌先生深切感言，在西方单一参照系的背景下，中国近现代时期的人们对于西方政治的一味推崇是有失公允的，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负责任地思考中国政治制度的改良方案。 中华传统文化在经过凌友诗先生的中西对比之后，似乎更加熠熠生辉。然而，谈到这里，凌先生怅然若失地感慨道，这样一个融“大我”、“小我”于一身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却被我们中国人自己弄丢了。近代西方的侵略使得中国人拼命反省自身的制度问题，却忽视了其中的精华；而且这种不断的反思在现代还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当我们无助的时候，首先思考的是西方如何解决，而不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寻找突破口。人们能够背诵的古诗词越来越少，学习课文逐渐被西方译注所替代，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全面衰落的表征。凌先生指出，中国从近代开始就经历着一场场文化浩劫，如白话文运动、士绅办学、“文化大革命”及近三十年来提倡科学民主以后越来越混乱的价值体系等。她认为这场教育“全盘西化”的始作俑者应当是备受世人推崇的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先生。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等人起草了《邹丁学堂章程》，大力提倡读经，但民国教育部第一任部长蔡元培仿照日本设置了“全盘西化”的学制，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废除读经，把中国的传统知识从正规教育中消音。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也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胡适爱徒唐德刚称自己九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但进入县城学校之后发现同学们读书之幼稚令人咋舌。如此可见，教育的“全盘西化”以及一味“打倒孔家店”的做法，冲击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活力和力道，弱化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民变得幼稚而蒙昧。凌先生提到，从“士绅办学”的古今之变中也可以窥探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以前士绅办学多以私塾为主，知识分子修桥补路、积善行德；而现在的有钱人大多将资金投入在教学楼、实验室的建设上，很少有人资助人文社会学科，多求名求利，要求在教学楼上以“烫金大字”冠名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古代“为善不欲人知”的高尚品质早已不知去向。在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之后，凌先生提醒人们需要重新尊重古代从宰相到六部的一套较为完善的行政体系，重新反思孙中山对中国国体变革的优劣认识，重新认识蔡元培对教育的改革。凌先生补充道，这并不是让人们赞同复辟帝制以及帝制下的文化制度，而是要让人们了解，古代皇帝是社会团结归属的象征，是维持伦理道德体系的一个机制，依靠“皇帝之于个人”这个意象来想象社会“大我”与个人“小我”之间的关系，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便是：我们社会仍需要着力建构一种道德想象，重新振兴中国传统文化。
此外，凌先生指出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很多，但今天教育以及各项制度的西化趋势使得人们丢失了自身的传统文化，因此，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显得极为迫切。
凌先生指出，她理想中的传统文化复兴之路是召唤民族的灵魂、恢复民族的智慧，进而恢复民族的伦理，然后在文化复兴的前提下建设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具体的实施步骤方面，凌先生认为应该首先从重视繁体字开始，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字”简略，含义便容易含混不清，尊重繁体字也是尊重传统文化的象征。凌先生认为恢复传统文化的第二步是将读经、诗教、乐教、武术等引入到正规教育中，改善学校对教师的评核体系。凌先生感言现在学校对教授的评核体系大多以教师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论高低，这就造成高校教师几乎将全部精力放在文章发表上，尤其是英文文章。长此以往，教授、学者不仅在学术思想观点上越来越为西方文化所左右，更会忽视作为高校教师最基本的育人职责。此外，凌先生表示，恢复传统文化的第三步是要恢复我们的民族礼仪，例如成年礼、结婚礼、丧礼、祭天礼、祭圣人礼等，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宗教理念融入到整个社会中，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建设。
最后，凌先生以日本青少年读经习武的照片向大家解说了日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并以西方的军事冲突、消费过度、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弊端为例，希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能够从自然环境层面深入到文化层面，大力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认为这才是中国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提高国际地位、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所在。
三、构建东方教育体系
张湘同，国内经典教育模式的倡导者，现任香港环球经典教育集团中国办事处北京公益事业部执行长、北京惜末云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经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长、北京泰翔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以“构建东方教育体系”为主题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回归的中国梦。
张湘同先生认为教育须了解学习主客体的不同特性，她自谦不是学者，说学者都是那种学富五车、纵横经纬的人，她只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用平实的语言与大家切磋意见。她首先以人性开端，指出人之天性有善恶、真假、美丑，其中有消极的动物性，如堕落、阴暗、好玩乐，也包含积极的精神，如光明、向上等。教育的目的是要开发那些积极的人性，即人类特有的理性部分，并进一步分析道，人类的道德理性由百分之十的逻辑（思辨理性）加百分之九十的感觉（实践理性）构成，其中，思辨理性主要是那些以数学为主的数理化知识，实践理性衍生出的语文、艺术、哲学、宗教则构成了人文知识。根据人类的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各自的特点，张先生总结道，这说明了人在学习数理化知识和人文知识的路径是不同的。数理知识重在理解，在知识输入与输出的同时，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的原则；而人文学科知识的输入与输出过程如同酿酒一样，有一个熏习、浸润、贮藏、酝酿、发酵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在下意识的状态中不断地强化，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方能进行自我创造、厚积薄发。在明晰人类两大理性的特点以及两大理性代表学科的学习途径之后，张先生指出，对于教育来说，人们除了要了解学习对象的特点，也要注重学习主体的年龄段特性，并以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中对孩子年龄段的分层为理论依据，指出孩子在3岁之前处在感觉动作期，3～6岁为运思准备期，6～12岁为具体运思期，12岁之后为抽象运思期。以此为依托，张先生继续解释道，在13岁之前，孩子的记忆力不断增强，在13岁时达到顶峰，13岁之后记忆力逐渐减弱，理解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张湘同先生以诙谐的话语给大家作了一个假设，假设孩子在13岁之前不接受数学课程的教育，那么他在13岁之后学习数学就可以通过自学完成，无需教师的知识灌输。张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人类本来就具有思辨理性，即具有逻辑能力，不只是13岁之前没有学过数学的孩子可以通过阅读课本知识自学完成学业，高中生、大学生同样可以通过阅读课本书籍，依靠自身的逻辑力与理解力，一步一步地由浅入深、由易及难地自学完成。张先生回忆道，有很多家长的惯性思维是：提高学生成绩的办法是找教师补习。其实我们生命里就具备这种逻辑能力，为何不充分地为我所用呢？ 此外，张湘同先生认为逻辑力需要理解力作为辅助，即“万般学问始于内化”。既然孩子在13岁之前处于记忆高峰期，而13岁之后理解力才开始不断增强，那么懂心理学的家长和教师就不要在13岁之前责怪孩子数学成绩不好。张湘同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家长和教师不懂这些教育规律，不懂人性，那很可能是在残害孩子。张先生表示只有遵从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性，才有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比如孩子13岁之前，我们不妨多培养孩子对人文学科的兴趣，多灌输些人文知识，这是因为人文学科知识的习得是不需要依靠理解力的，是一个逐步内化的过程。张先生以自己侄子的教育经验为例，风趣幽默地讲述家人在家里为小侄子摆满播放器，分别播放经文、梵文、德语的趣事，一段时间以后，小侄子张嘴就是子曰，德语发音几乎与原声一致。谈到这里，她略显激动，指出小孩子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可以同时接受多种信号，懂教育学的教师与家长不妨让孩子在13岁之前多诵读些中国古典的经书，首推十三经之首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张先生进一步解释道，“经”的浓度是最高的。文化遵循高浓度覆盖低浓度的原则，“六经”是文化之源，开出了“诸子百家”，得到“经”的浸润、熏习和内化，孩子写作文时想必是下笔有神的。不仅如此，张先生强调，大量的阅读、背诵文言文也会增强孩子的理解力，支撑其学习其他学科。张先生谈到此处，不禁以古为鉴，认为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四大名著的作者，有大量传世佳作的李白、苏东坡等古代杰出之人大多经历过寒窗苦读，由于时间沉淀，其理解力越发增强，才会在各个领域中有所突破。我们对于祖先的智慧，要有一个浸润内化的过程，然后才可以在时间积淀中、在自身理解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创造力，这对学习任何一门知识都是适用的。最后，张先生认为孩子只有愿意接受这套源于人性的教育哲学，以高雅内容浸润身体，才会培养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人才。
此次论坛在师生的互动交流中落幕。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张湘同先生的话来体现传统文化回归的重要性。她说：“万物之初都很旺盛，几年之后，大多数树因为枝丫太多只能用作木柴；只有固本培元，树才会高耸粗壮，才会枝繁叶茂作栋梁之材。爬行太久的人们也该挥臂飞翔了，让我们一起为中国文化的复苏做点事情吧！”
（作者单位：1.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孙建辉）
此次高峰论坛以“文化回归·中国梦”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始。王立军副院长在开幕词中指出，经典的价值在于它的典范性，在于它恒久的社会价值。经典诵读的对象必须以原点为主，不能只看别人的转述。阅读经典、理解经典、还原经典、践行经典，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它的不易，才更能考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的身后是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我们的面前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复兴之路，我们背负的是历史的寄托与民族的希望，我们应该共同携手，不负使命，在文化的回归中实现中国梦。王丰董事长则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几件事来讲述他是如何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结缘的。赵晨主任认为近年来西方文化的迁徙彰显了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使命及弘扬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认为经典文化应该融合在我们中国人的血液中。
一、经典与道德文化传承
徐端，全球读经教育倡导者、台湾学者，曾经担任台湾鹅湖出版社责任编辑，创办台湾中华止观基金会并任董事长，王财贵文教基金董事，从1993年开始推动全球儿童读经教育，是儿童读经教育实践推动的引领人。
此次论坛，徐端先生从“经典与道德文化传承”这一视角讲起，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而且是这三者的共同影响，认为儒、释、道三家文化构成了中国古典士大夫处世的哲学基础，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形成与当今中国人习俗传统的形成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她认为，这三家思想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人性本质，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四端”，指出儒家的“心”关注人性的道德本质，即仁心、道德之心，这是人的良心、本心；道家的“心”是人性中的自然本质。道法自然，所谓“自然”取本然、天然之意；佛家的“心”，一言以蔽之即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心即佛性，这是人性中的本心与本性，是人之心性，即清净。此外，徐端先生从其亲身体验与现实生活深入地阐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都会揭示人性中光辉的一面，无论哪一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同时，徐端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用“上学而下达、下学而上达”的治学方法，对经典的学习要达到一种境界，用心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可以引领世界发展，中国人要守住人类传统文化的结晶，用备受西方人推崇的儒、释、道的人性哲学与理念引领世界走向“天下大同”。此外，徐端先生不仅自己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更是从这些经典诵读中探求生命的意义。徐先生讲述其自15岁就开始致于学，研究儒家经典，一生都在追随孔子，并从《论语》中寻求到传统经典的命脉。徐端先生指出，影响她一生发展的一句话是“君子不器”，由于台湾社会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台湾女子很小就养成了“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但是徐先生指出，通过诵读《论语》，她懂得了“君子不器”，作为女性，虽然生活在这种“小家庭”的环境中，但不应局限于家庭生活，于是她开始走向外面的世界，在倡导经典与传播传统文化方面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以说，《论语》拓宽了她生命的范围，帮助她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此外，徐端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看似难以理解，实则不然，其亦可通过家庭伦理给予显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一阴一阳则为道。每个人都由家庭而生，孕育于家庭，养育于家庭，被爱于家庭。三十而立，成家立业。在家庭中，我们应该有对待父母的孝顺之心、对待子女的宽容之心、对待夫妻的爱人之心。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在谈及读经教育时，徐端先生认为读经可以醒世。那么，读经要先读什么呢？徐先生指出要从《论语》开始读起。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被世人称为“圣人”，而《论语》更是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儿童读《论语》百遍，可以“自见其义”，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伍。成人读经，同样也可以从《论语》开始，在经典中汲取做人的道理和做学问的基础。
最后，徐端先生提出她会支持王财贵教授倡导的读经教育，指出她的心愿就是在大陆建立万家学堂，实现“每省一书院”，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二、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复兴
凌友诗，香港学者、香港公共行政学院高级研究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研究主任、福建省政协委员，她围绕“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复兴”阐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凌友诗先生以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严密的逻辑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指出西方文化孕育出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而中国文化中的德性观主张个人发挥“良知良能”，促进个人“小我”与社会“大我”的和谐共生。凌先生坦言她很喜欢“中国梦”这个词，因为我们的镜头终于可以不用对准洋人，不需要借助洋人的认同来认同自己，而是回归到自身的文化体系中来。
凌先生笑谈，中国的文化体系并不像人们喜闻乐见的“八大菜系”那么简单，而是有其自身的特定价值观：主张人生的价值是发挥“良知良能”，行事合于道，努力成为圣贤。凌先生指出，说起“人性”，人们一般会认为是对“食色”的欲望，而这种欲望会招致罪恶；或是像汶川地震中先于学生逃生的“范跑跑”一样，是一种出于对自身利益保护的“血气之性”。然而，中国老祖宗所言的“人性”是一种高层次的“天地之性”，即克服自身的“血气之性”，发挥“良知良能”，表现出利他行为的道德性。此外，凌先生也指出，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与西方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她以自己所作的博士论文为依托，将中西方伦理的内在结构进行对比，归纳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谱系。凌先生表示，中西道德谱系的不同关键在于对自我以及自我跟他人关系的理解存在差别。中国人的道德标尺在于注重自身修为，并且在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中做到臻美，正所谓“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在这种德性论的伦理架构中，个人对他人有道德义务，要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并且是不计回报和一以贯之的，在言语中常常表述为“我是……”例如，我是“儿子”，就应该对父母尽孝，并且是主动的、自发的。在这种类似于宗教的纯粹情操里，人之“小我”与社会“大我”之间是和谐共生的，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与之相反，西方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凌先生进一步以“两口井”的意象为例形象地描述了中西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指出中国以“和谐大同”的思想进行物质分配，“易经井卦爻爻辞：井收勿幕，意为井既成，以出水为功，不宜盖覆”。而西方则是每个人都拿着武器站在井边，保卫自身取水的权利，别人在不经同意的条件下不能使用，否则就是不道德的。事实上，由这种“互不侵犯”的个人基于某种社会契约组成的社会缺乏内在的黏合力，人与人之间是对立的，人与社会之间是讲求付出与回报的，这在描述上常常表述为“我有……”即“我有这口井，我便有支配它的权利，别人要取得使用权需要付出对等的义务”。在对比了中西道德谱系之后，凌先生指出，这就不难理解中西政治体制的差异：西方由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产生出对立紧张的关系，继而在政治上表现为三权分立、政党轮流执政等政治制度；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知良能”酝酿出的悲悯精神，则与共产主义相当接近。凌先生深切感言，在西方单一参照系的背景下，中国近现代时期的人们对于西方政治的一味推崇是有失公允的，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负责任地思考中国政治制度的改良方案。 中华传统文化在经过凌友诗先生的中西对比之后，似乎更加熠熠生辉。然而，谈到这里，凌先生怅然若失地感慨道，这样一个融“大我”、“小我”于一身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却被我们中国人自己弄丢了。近代西方的侵略使得中国人拼命反省自身的制度问题，却忽视了其中的精华；而且这种不断的反思在现代还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当我们无助的时候，首先思考的是西方如何解决，而不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寻找突破口。人们能够背诵的古诗词越来越少，学习课文逐渐被西方译注所替代，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全面衰落的表征。凌先生指出，中国从近代开始就经历着一场场文化浩劫，如白话文运动、士绅办学、“文化大革命”及近三十年来提倡科学民主以后越来越混乱的价值体系等。她认为这场教育“全盘西化”的始作俑者应当是备受世人推崇的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先生。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等人起草了《邹丁学堂章程》，大力提倡读经，但民国教育部第一任部长蔡元培仿照日本设置了“全盘西化”的学制，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废除读经，把中国的传统知识从正规教育中消音。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也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胡适爱徒唐德刚称自己九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但进入县城学校之后发现同学们读书之幼稚令人咋舌。如此可见，教育的“全盘西化”以及一味“打倒孔家店”的做法，冲击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活力和力道，弱化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民变得幼稚而蒙昧。凌先生提到，从“士绅办学”的古今之变中也可以窥探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以前士绅办学多以私塾为主，知识分子修桥补路、积善行德；而现在的有钱人大多将资金投入在教学楼、实验室的建设上，很少有人资助人文社会学科，多求名求利，要求在教学楼上以“烫金大字”冠名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古代“为善不欲人知”的高尚品质早已不知去向。在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之后，凌先生提醒人们需要重新尊重古代从宰相到六部的一套较为完善的行政体系，重新反思孙中山对中国国体变革的优劣认识，重新认识蔡元培对教育的改革。凌先生补充道，这并不是让人们赞同复辟帝制以及帝制下的文化制度，而是要让人们了解，古代皇帝是社会团结归属的象征，是维持伦理道德体系的一个机制，依靠“皇帝之于个人”这个意象来想象社会“大我”与个人“小我”之间的关系，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便是：我们社会仍需要着力建构一种道德想象，重新振兴中国传统文化。
此外，凌先生指出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很多，但今天教育以及各项制度的西化趋势使得人们丢失了自身的传统文化，因此，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显得极为迫切。
凌先生指出，她理想中的传统文化复兴之路是召唤民族的灵魂、恢复民族的智慧，进而恢复民族的伦理，然后在文化复兴的前提下建设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具体的实施步骤方面，凌先生认为应该首先从重视繁体字开始，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字”简略，含义便容易含混不清，尊重繁体字也是尊重传统文化的象征。凌先生认为恢复传统文化的第二步是将读经、诗教、乐教、武术等引入到正规教育中，改善学校对教师的评核体系。凌先生感言现在学校对教授的评核体系大多以教师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论高低，这就造成高校教师几乎将全部精力放在文章发表上，尤其是英文文章。长此以往，教授、学者不仅在学术思想观点上越来越为西方文化所左右，更会忽视作为高校教师最基本的育人职责。此外，凌先生表示，恢复传统文化的第三步是要恢复我们的民族礼仪，例如成年礼、结婚礼、丧礼、祭天礼、祭圣人礼等，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宗教理念融入到整个社会中，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建设。
最后，凌先生以日本青少年读经习武的照片向大家解说了日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并以西方的军事冲突、消费过度、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弊端为例，希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能够从自然环境层面深入到文化层面，大力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认为这才是中国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提高国际地位、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所在。
三、构建东方教育体系
张湘同，国内经典教育模式的倡导者，现任香港环球经典教育集团中国办事处北京公益事业部执行长、北京惜末云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经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长、北京泰翔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以“构建东方教育体系”为主题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回归的中国梦。
张湘同先生认为教育须了解学习主客体的不同特性，她自谦不是学者，说学者都是那种学富五车、纵横经纬的人，她只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用平实的语言与大家切磋意见。她首先以人性开端，指出人之天性有善恶、真假、美丑，其中有消极的动物性，如堕落、阴暗、好玩乐，也包含积极的精神，如光明、向上等。教育的目的是要开发那些积极的人性，即人类特有的理性部分，并进一步分析道，人类的道德理性由百分之十的逻辑（思辨理性）加百分之九十的感觉（实践理性）构成，其中，思辨理性主要是那些以数学为主的数理化知识，实践理性衍生出的语文、艺术、哲学、宗教则构成了人文知识。根据人类的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各自的特点，张先生总结道，这说明了人在学习数理化知识和人文知识的路径是不同的。数理知识重在理解，在知识输入与输出的同时，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的原则；而人文学科知识的输入与输出过程如同酿酒一样，有一个熏习、浸润、贮藏、酝酿、发酵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在下意识的状态中不断地强化，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方能进行自我创造、厚积薄发。在明晰人类两大理性的特点以及两大理性代表学科的学习途径之后，张先生指出，对于教育来说，人们除了要了解学习对象的特点，也要注重学习主体的年龄段特性，并以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中对孩子年龄段的分层为理论依据，指出孩子在3岁之前处在感觉动作期，3～6岁为运思准备期，6～12岁为具体运思期，12岁之后为抽象运思期。以此为依托，张先生继续解释道，在13岁之前，孩子的记忆力不断增强，在13岁时达到顶峰，13岁之后记忆力逐渐减弱，理解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张湘同先生以诙谐的话语给大家作了一个假设，假设孩子在13岁之前不接受数学课程的教育，那么他在13岁之后学习数学就可以通过自学完成，无需教师的知识灌输。张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人类本来就具有思辨理性，即具有逻辑能力，不只是13岁之前没有学过数学的孩子可以通过阅读课本知识自学完成学业，高中生、大学生同样可以通过阅读课本书籍，依靠自身的逻辑力与理解力，一步一步地由浅入深、由易及难地自学完成。张先生回忆道，有很多家长的惯性思维是：提高学生成绩的办法是找教师补习。其实我们生命里就具备这种逻辑能力，为何不充分地为我所用呢？ 此外，张湘同先生认为逻辑力需要理解力作为辅助，即“万般学问始于内化”。既然孩子在13岁之前处于记忆高峰期，而13岁之后理解力才开始不断增强，那么懂心理学的家长和教师就不要在13岁之前责怪孩子数学成绩不好。张湘同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家长和教师不懂这些教育规律，不懂人性，那很可能是在残害孩子。张先生表示只有遵从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性，才有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比如孩子13岁之前，我们不妨多培养孩子对人文学科的兴趣，多灌输些人文知识，这是因为人文学科知识的习得是不需要依靠理解力的，是一个逐步内化的过程。张先生以自己侄子的教育经验为例，风趣幽默地讲述家人在家里为小侄子摆满播放器，分别播放经文、梵文、德语的趣事，一段时间以后，小侄子张嘴就是子曰，德语发音几乎与原声一致。谈到这里，她略显激动，指出小孩子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可以同时接受多种信号，懂教育学的教师与家长不妨让孩子在13岁之前多诵读些中国古典的经书，首推十三经之首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张先生进一步解释道，“经”的浓度是最高的。文化遵循高浓度覆盖低浓度的原则，“六经”是文化之源，开出了“诸子百家”，得到“经”的浸润、熏习和内化，孩子写作文时想必是下笔有神的。不仅如此，张先生强调，大量的阅读、背诵文言文也会增强孩子的理解力，支撑其学习其他学科。张先生谈到此处，不禁以古为鉴，认为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四大名著的作者，有大量传世佳作的李白、苏东坡等古代杰出之人大多经历过寒窗苦读，由于时间沉淀，其理解力越发增强，才会在各个领域中有所突破。我们对于祖先的智慧，要有一个浸润内化的过程，然后才可以在时间积淀中、在自身理解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创造力，这对学习任何一门知识都是适用的。最后，张先生认为孩子只有愿意接受这套源于人性的教育哲学，以高雅内容浸润身体，才会培养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人才。
此次论坛在师生的互动交流中落幕。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张湘同先生的话来体现传统文化回归的重要性。她说：“万物之初都很旺盛，几年之后，大多数树因为枝丫太多只能用作木柴；只有固本培元，树才会高耸粗壮，才会枝繁叶茂作栋梁之材。爬行太久的人们也该挥臂飞翔了，让我们一起为中国文化的复苏做点事情吧！”
（作者单位：1.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