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近年来,我国未决羁押率大幅下降,这是我国人权保障领域的重大进展,然而其特点以及成因并未受到充分关注.对三个基层检察院的实证调查显示,我国刑事拘留适用率仍然高达90％以上,侦查初期未决羁押率极高,逮捕率也高达85％以上.由于不捕直诉以及未采取任何羁押措施的案件大量增加,审查起诉时羁押率大幅下降,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羁押率明显不同:都会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时羁押率在70％左右,而郊县区检察院在40％左右,而且不同罪名差异甚大.在未决羁押率下降的成因中,刑事法网扩张带来轻刑案件的增加是实体因素;落实刑事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我国未决羁押率大幅下降,这是我国人权保障领域的重大进展,然而其特点以及成因并未受到充分关注.对三个基层检察院的实证调查显示,我国刑事拘留适用率仍然高达90％以上,侦查初期未决羁押率极高,逮捕率也高达85％以上.由于不捕直诉以及未采取任何羁押措施的案件大量增加,审查起诉时羁押率大幅下降,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羁押率明显不同:都会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时羁押率在70％左右,而郊县区检察院在40％左右,而且不同罪名差异甚大.在未决羁押率下降的成因中,刑事法网扩张带来轻刑案件的增加是实体因素;落实刑事和解、未成年人保护等刑事政策是政策基础;以目标管理考核的方式控制捕后轻刑率是主要路径;推进社会危险性审查是程序主因;提高取保候审监管手段是主要助推.为进一步降低未决羁押率,需要适当提高逮捕的刑罚条件,严格捕后轻刑率的考核;继续完善社会危险性审查的程序机制;全面推行“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政策;针对性降低盗窃罪、诈骗罪的未决羁押率,对都会区与郊县区采取不同对策,但重点放在都会区;以专项法律监督限制公安机关不当刑事拘留与法院不当转逮捕.
其他文献
逮捕制度包括批准或决定逮捕制度与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两个层面的内容.要贯彻“少捕慎诉”的理念、切实降低羁押率,需要重新审视逮捕制度的三个关键词,即“逮捕必要性”“社会危险性”和“羁押必要性”的内在含义及其关系.“社会危险性”的行为模式可归纳为“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和“继续危害社会”两种类型.对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不仅需要具体化、个案化,还必须有证据予以证明.“逮捕必要性”不应作为从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因素,而应作为与“社会危险性”平行的要素,共同成为批准或决定逮捕的独立要件.“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实质
囿于信息披露犯罪的治理困境,尤其是证券发行注册制施行的现实需要,《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再次进行重大修订.由“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犯罪规制机制决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所侵害的法益,乃是作为现代公司、企业法人治理核心的信息披露制度.因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中的信息,只应是与投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而对此类信息依法负有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只要故意实施严重的信息披露不法行为,即有论之以该罪的可能.唯有加大违规信息披露行为的刑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健全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各项举措的落地落实、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持续推进以及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转化,企业合规不起诉在我国开始兴起.有效刑事合规基本标准问题成为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关注点.确立有效刑事合规基本标准需要考虑企业规模、企业领域、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有效刑事合规的基本标准应当包括预防机制、识别机制和应对机制三个方面十二项要素.我国中小微企业参与合规,将使企业合规多元化和比例性特征更加鲜明.我国的企业合规将为世界企业合规的实践和标准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历经艰辛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政府理论和实践,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前提下的党政关系,确立了党领导政府体制.党领导政府体制包括党的领导原则、政治机关制、依法办事方式、民主集中制、央地关系、现代化职能体系等构成要素,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行政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成果,是当代中国政府体制的基本架构,是建构人民政府论的基本要素.
现代社会,社会合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成为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更加离不开的事情.影响社会合作具体状况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社会公正状况是最为重要的综合性影响因素.从微观的层面看,促进和维护社会公正,能够有效激发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从而催生有效的社会合作.从中观的层面看,在初次分配领域,社会公正能够促成社会合作直接相关方之间在利益增进方面的互惠互利,进而催生有效的社会合作.从宏观的层面看,社会公正能够积极促成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进而催生有效的社会合作.
欺诈发行证券罪的直接保护法益是投资者对证券审查机关的信赖,间接保护法益是不特定或多数投资者的财产利益.私募债券不是本罪的行为对象.在认定欺诈发行时,判断基准是一般理性投资者,而非具体投资者;判断方法是形式判断,而非实质判断.在追诉标准上,“发行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而非客观处罚条件,“利用募集的资金进行违法活动”“转移或者隐瞒所募集资金”均属于客观处罚条件.《刑法》第160条第2款的规定既有共犯行为正犯化的情形,也有注意规定的情形.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制订了犯罪计划,且与只是单纯负责执行的
由于数额有可分割和融合的特性,数额犯的牵连夹结和法条竞合具有更复杂的罪数问题.对于数额犯的典型夹结,应采“并罚夹结说”,将“被镊犯罪”数罪并罚,然后与“镊子犯罪”择一重处罚.对于数额犯的不典型夹结,应根据案件事实对上游犯罪的数额分割评价,并参照“并罚夹结说”来解决.对于数额犯的平行竞合,应立足综合主义的刑罚机能观来理解“特别法从轻”现象,优先适用特别法.对于数额犯的垂直竞合,不应将数额分割给不同的罪名评价,而应将数额始终作为一体来把握,并根据禁止重复评价和禁止得益原则区别情况处理.
今本《文子》的成书时间众说纷纭,从战国早期到魏晋乃至唐代都有学者主张,其时间跨度相当长.《文子》诸篇同《淮南子》一样主要源于战国时已有的黄老学者撰写的一些单篇论文,汉代学者在汲取这些篇文编辑成书时根据时代思潮的需要做了一定改动.以道家哲学的“自然”“无为”为核心概念,通过对它们的使用转变与涵义演变、《文子·自然篇》与《论衡·自然篇》的比较、相关出土文献的比较等四个角度的分析,可以判定今本《文子》的编撰成书在《淮南子》与严遵《老子指归》之间,即汉武帝晚期至昭宣帝之间的西汉中期.今本《文子》既蕴含了战国中后期
从现存文献来看,程迥是宋代最早系统研究《周易》古筮占的学者.他基于邵雍的加一倍法,把《系辞》的"易有太极"一节解读为筮法成卦的过程,并试图建立加一倍法与变卦的联系.程迥兼取挂扐法和揲蓍法,对大衍筮法的行蓍过程及相关筮数做了详细探讨,又以《左传》《国语》所载筮例为据总结了变占的原则.程迥的筮占研究是对儒家义理易学的补充,他将卜筮置于儒学视域当中,强调德义优先,肯定人在决策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解《易》理路上,程迥主张象辞变占并重、象数义理兼顾,表现出鲜明的儒学品性.程迥易学受到了当时和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并产
允许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任意反悔,是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当然内涵和重要保障,也是当前立法对待被追诉人反悔问题的基本态度.而真诚悔罪的要求也决定了,认罪认罚后反悔是被追诉人不容剥夺、不容禁止、没有时限的“自然权利”.作为“反悔权”的支撑机制,权利型上诉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确保认罪认罚真实性、自愿性的有效措施和检验认罪认罚真诚性的重要标尺,不仅不能增加任何限制,反而应更加重视、充分保障.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对于法院采纳了指控意见而被追诉人依然提出上诉的情形,人民检察院抗诉与否,取决于一审判决有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