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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业余的挺好的，这样就算有点小毛病，人家也好原谅你。不原谅你就是他不厚道了，你没什么压力。”
“他写的东西我写不来”，即使不服鲁迅、金庸，作家王朔也不得不对“中国第一言情作家”的海岩发出一声长叹。写作只是海岩的业余爱好之一，从主业饭店旅游到文学影视创作、室内设计等广泛领域，“玩了”的他制造了一系列让人咋舌的成功。
小学没毕业的教授
海岩的业余身份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但他本人所受的最高正规教育只是小学四年级。
为此他险些被机关清退。我上四年级时‘文革’开始了。我在家呆了几年就当兵去了。回来参加工作当了警察，也没怎么把自己是‘文盲’这事当回事儿。一直到快提处长了，机关刮起了学历风，要求三十岁以下的必须取得学历，否则就失去干部资格，另行安排工作。这么着，我跑到公安部夜校开始补课……”
在《永不瞑目》最火的时候，海岩被请到《东方之子》做访谈。一位朋友看了电视，给他打电话：“原来你这么牛啊！”他这才转悲为喜：也是啊，北大毕业的能这样也许不算多牛，但我一个文盲能干出这名堂，确实很了不起啊！
尽管坦言自己肚子里“墨水”不多，海岩名片上“教授”这个头衔却是货真价实。“我是‘二外’旅游管理专业的正式在编老师，现在还在给研究生上课呢。”
工作这么繁忙，怎么想到去当教授？海岩连连摆手，这可不是他赶着人家要当的，纯粹是“服从安排”。从14岁入伍开始，四年后复员到北京市劳改局车队当修理工，后来“以工代干”成为干部，再到把狱警、刑警、交通警等几乎所有警种干了个遍。总结理由，海岩说：“应该主要是因为我这人脾气好，不招人讨厌吧。对于中国人来说，机会总会留给自己喜欢、起码是看着顺眼的人。普通人之间的相处更为看重你的为人处世，而不是你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我这个读书不多、条件也不优秀的人因此得到了许多帮助。当然，这里面天赋的成分至关重要。”因此，海岩直感叹，他人想要复制自己的成功，难度恐怕不比中彩票小。
没学过一天美术的室内设计师
没学过一天美术，但海岩从小却是远近闻名的“家居设计师”。“家里大人布置的样子总觉得不是那回事，我就忍不住多嘴：这个家具应该这么摆，那个窗帘应该用这个颜色的。起初大人都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讨人嫌呢，不让说。可偶然按我说的一试，嘿，还就是好看！”就这样，不到20岁的海岩就成了亲戚朋友中的设计权威，谁家结婚、搬家都来请教。
在海岩任总裁的昆仑饭店，几乎所有独具匠心的室内设计都是出自这位老总之手：有的被打造成江南的船坞，有的则借鉴了非洲墓穴的灵感，而他既可以把大理石做出地毯的图案，也可以把绒毯做出浮雕的效果。在VIP雪茄吧，从英格兰牛皮椅子到玳瑁海龟标本，从黄花梨官皮箱到西洋原木留声机，都是海岩本人从潘家园等各处搜集来的零琼碎玉。
包括自己家的设计装修在内，这些作品从预算、买料再到施工，海岩几乎是事无巨细地亲历亲为。“很多设计师作品为什么设计出来就变了样，因为他们手中没权，不能控制预算，施工者偷工减料做出来当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我设计的东西必须每个细节都照着我的要求来。没办法，天生受罪的命。”而像文学创作一样，这位业余设计爱好者最后也将“业余”变成了出版物——《海岩室内设计》系列。
为治失眠“版本等身”
在出版界和影视界，海岩二字代表了市场和收视率；在福布斯名人榜上，他也是作家中仅存的硕果。身为中国作协资深会员，海岩却连称自己是“业余作家”。这倒是真的，他的正职并非写作，“侣总”才是他的官称。
“我是为了缓解失眠才写书的，一天最多也就三个小时可以写。拿作品换钱纯粹是搂草打兔子——顺便的事了。”身为酒店集团总裁，海岩忍不住大倒苦水：“我只要工作起来，每天就事无巨细，想得太多了。我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的毛病，晚上一沾枕头就脑袋大，白天那摊子事一件件的都出来了，根本睡不着，后来我发现睡前写点东西能治失眠，于是我晚上十一点多就开始写，写几个小时，白天精神也好些了。”这么多年下来集腋成裘，居然有几千万字。前几年某文学馆为他办了一次“海岩作品版本展”的展览，粗略一数，不同出版社出版的海岩作品单行本和全集、选集总共有一百多种。这在健在的中国作家里算是第一了。
因为身兼数职，“海岩有一个枪手班子”的说法一时间甚嚣尘上，最终证明海岩清白的竟然是他的“文盲本色”：“亏着我不会用电脑，也不会打字，连发短信手写都是学了好久才学会。那时连出版社的人都半信半疑，直到我把厚厚一沓手稿交给他们，才有人替我说话：‘看这涂涂抹抹的，字迹全一样，让克格勃伪造都困难，八成是真的。’”
海岩坚称自己的成功和勤奋不沾边。“我这人特懒。”别的作家一般动笔前都会海量阅读，还有大量体验生活，而他在饭店的工作就已经累得头疼了,“没体验过生活，基本上可以说是我闭门造车编出来的。”
也许因为只为解决失眠，海岩从没主动写过任何一部作品，而是别人怎么布置，他就怎么写，特听话。“2000年人家给我提了三个要求，要求写爱情、写缉毒，还得放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玉观音》就是这么攒出来的。”但《便衣警察》例外，那时20多岁的海岩已经是一名干过多警种的人民警察，对当时流行的公安文学不满意，“那时不懂事啊，就觉得他们写的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写了这么个东西。不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在我们家对面，投稿方便，归根到底还是懒啊！”■
“他写的东西我写不来”，即使不服鲁迅、金庸，作家王朔也不得不对“中国第一言情作家”的海岩发出一声长叹。写作只是海岩的业余爱好之一，从主业饭店旅游到文学影视创作、室内设计等广泛领域，“玩了”的他制造了一系列让人咋舌的成功。
小学没毕业的教授
海岩的业余身份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但他本人所受的最高正规教育只是小学四年级。
为此他险些被机关清退。我上四年级时‘文革’开始了。我在家呆了几年就当兵去了。回来参加工作当了警察，也没怎么把自己是‘文盲’这事当回事儿。一直到快提处长了，机关刮起了学历风，要求三十岁以下的必须取得学历，否则就失去干部资格，另行安排工作。这么着，我跑到公安部夜校开始补课……”
在《永不瞑目》最火的时候，海岩被请到《东方之子》做访谈。一位朋友看了电视，给他打电话：“原来你这么牛啊！”他这才转悲为喜：也是啊，北大毕业的能这样也许不算多牛，但我一个文盲能干出这名堂，确实很了不起啊！
尽管坦言自己肚子里“墨水”不多，海岩名片上“教授”这个头衔却是货真价实。“我是‘二外’旅游管理专业的正式在编老师，现在还在给研究生上课呢。”
工作这么繁忙，怎么想到去当教授？海岩连连摆手，这可不是他赶着人家要当的，纯粹是“服从安排”。从14岁入伍开始，四年后复员到北京市劳改局车队当修理工，后来“以工代干”成为干部，再到把狱警、刑警、交通警等几乎所有警种干了个遍。总结理由，海岩说：“应该主要是因为我这人脾气好，不招人讨厌吧。对于中国人来说，机会总会留给自己喜欢、起码是看着顺眼的人。普通人之间的相处更为看重你的为人处世，而不是你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我这个读书不多、条件也不优秀的人因此得到了许多帮助。当然，这里面天赋的成分至关重要。”因此，海岩直感叹，他人想要复制自己的成功，难度恐怕不比中彩票小。
没学过一天美术的室内设计师
没学过一天美术，但海岩从小却是远近闻名的“家居设计师”。“家里大人布置的样子总觉得不是那回事，我就忍不住多嘴：这个家具应该这么摆，那个窗帘应该用这个颜色的。起初大人都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讨人嫌呢，不让说。可偶然按我说的一试，嘿，还就是好看！”就这样，不到20岁的海岩就成了亲戚朋友中的设计权威，谁家结婚、搬家都来请教。
在海岩任总裁的昆仑饭店，几乎所有独具匠心的室内设计都是出自这位老总之手：有的被打造成江南的船坞，有的则借鉴了非洲墓穴的灵感，而他既可以把大理石做出地毯的图案，也可以把绒毯做出浮雕的效果。在VIP雪茄吧，从英格兰牛皮椅子到玳瑁海龟标本，从黄花梨官皮箱到西洋原木留声机，都是海岩本人从潘家园等各处搜集来的零琼碎玉。
包括自己家的设计装修在内，这些作品从预算、买料再到施工，海岩几乎是事无巨细地亲历亲为。“很多设计师作品为什么设计出来就变了样，因为他们手中没权，不能控制预算，施工者偷工减料做出来当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我设计的东西必须每个细节都照着我的要求来。没办法，天生受罪的命。”而像文学创作一样，这位业余设计爱好者最后也将“业余”变成了出版物——《海岩室内设计》系列。
为治失眠“版本等身”
在出版界和影视界，海岩二字代表了市场和收视率；在福布斯名人榜上，他也是作家中仅存的硕果。身为中国作协资深会员，海岩却连称自己是“业余作家”。这倒是真的，他的正职并非写作，“侣总”才是他的官称。
“我是为了缓解失眠才写书的，一天最多也就三个小时可以写。拿作品换钱纯粹是搂草打兔子——顺便的事了。”身为酒店集团总裁，海岩忍不住大倒苦水：“我只要工作起来，每天就事无巨细，想得太多了。我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的毛病，晚上一沾枕头就脑袋大，白天那摊子事一件件的都出来了，根本睡不着，后来我发现睡前写点东西能治失眠，于是我晚上十一点多就开始写，写几个小时，白天精神也好些了。”这么多年下来集腋成裘，居然有几千万字。前几年某文学馆为他办了一次“海岩作品版本展”的展览，粗略一数，不同出版社出版的海岩作品单行本和全集、选集总共有一百多种。这在健在的中国作家里算是第一了。
因为身兼数职，“海岩有一个枪手班子”的说法一时间甚嚣尘上，最终证明海岩清白的竟然是他的“文盲本色”：“亏着我不会用电脑，也不会打字，连发短信手写都是学了好久才学会。那时连出版社的人都半信半疑，直到我把厚厚一沓手稿交给他们，才有人替我说话：‘看这涂涂抹抹的，字迹全一样，让克格勃伪造都困难，八成是真的。’”
海岩坚称自己的成功和勤奋不沾边。“我这人特懒。”别的作家一般动笔前都会海量阅读，还有大量体验生活，而他在饭店的工作就已经累得头疼了,“没体验过生活，基本上可以说是我闭门造车编出来的。”
也许因为只为解决失眠，海岩从没主动写过任何一部作品，而是别人怎么布置，他就怎么写，特听话。“2000年人家给我提了三个要求，要求写爱情、写缉毒，还得放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玉观音》就是这么攒出来的。”但《便衣警察》例外，那时20多岁的海岩已经是一名干过多警种的人民警察，对当时流行的公安文学不满意，“那时不懂事啊，就觉得他们写的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写了这么个东西。不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在我们家对面，投稿方便，归根到底还是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