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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86年的人生旅程中，有3位女性以婚姻关系伴随过他。她们构成了郭沫若婚恋生活的3个主要支柱，在漫漫人生路上，她们与郭沫若在情感上有说不清的恩恩怨怨，道不尽的纠葛思念，诉不完的离合悲欢……
独守空闺的张琼华
张琼华是郭沫若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她比郭沫若大两岁。
1912年农历正月十五那天，四川乐山沙湾镇，郭家举行娶亲庆典，花轿将新娘抬到一栋三间四进木结构的平房前。身着长袍马褂的新郎郭沫若，向轿门拜3下，张琼华由人搀着缓缓下轿，成为郭沫若的第一位夫人。对于这桩婚事郭沫若是违心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他毫无办法。风华正茂的郭沫若对张琼华平凡的外貌不甚满意，洞房之夜又发现她的三寸金莲，被戏弄之感油然而生，愤愤地走出洞房……婚后第5天，郭沫若便远走他乡了。
然而，旧时的婚约罗网却死死地扣住了张琼华，张琼华作为郭家的儿媳孝敬公婆，20多年如一日。1939年3月，郭沫若衣锦还乡，回四川老家探亲。整整26个春秋，张琼华没有和结发的夫君见过一面，她独守空闺，在无限的等待中忍受着漫长而寂寞的时光的煎熬。此时郭父朝沛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神志迷糊不清。郭沫若回到家中，立即走到老人的病榻前，跪在地上颤着声音叫道：“爸爸，爸爸……”老人环视了一下四周，慈祥而又带着感激的目光停留在了张琼华的身上。他转过脸来，用微弱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女儿麟贞说道：“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八女子指的是张琼华。四姐告诉郭沫若说：“这么多年，八弟媳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父亲病倒以后，好几年了，都是她和兄嫂弟媳轮流侍候，天天喂药喂饭，扶上搀下，没有半句怨言。真是难为她了！”
听了父亲和四姐的话，郭沫若心中对张琼华顿时肃然起敬。在一一拜过父兄长辈以后，郭沫若也要对张琼华行大礼跪拜。张琼华满脸通红，赶忙把他制止了：“这咋个要得嘛！要不得！”
在张琼华看来，孝顺公婆、侍奉公婆，乃是作儿媳妇应尽的责任。丈夫不在家中，她应该比旁人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这有什么值得“跪拜”的呢？郭沫若见张琼华执意不允，也就不再坚持了，改为长揖到地。
张琼华已年近50了，红颜消褪，白发丛生。但她似乎并没有为青春在无谓而又无望的等待中白白地耗尽而悔恨。相反，郭沫若的区区一躬使她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好像这就是对她空守闺房、恪守妇道的补偿。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4个字。之后便离去再也没有回过乐山。而对张琼华而言，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她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
1963年，张琼华曾去过北京，受到郭沫若的盛情接待，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惊异兴奋之中感激着郭沫若。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曾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的乐山，她依然是农妇的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1980年，这位对郭沫若忠贞不二的老人，在孤寂中辞世，享年90岁。
含辛茹苦的佐藤富子
1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圣路加医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当时，郭沫若在冈山高等学校攻读医科，她是护士。他们相识后便书来信往，佐藤富子被才华横溢的郭沫若写的爱情诗所陶醉。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从此，佐藤富子的婚姻便笼罩在不幸的悲哀之中……
首先，她与郭沫若的结合，没有得到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的。他们第一个儿子出世以后，佐藤富子便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其次，郭沫若作为学生，经济条件是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
郭沫若曾参加过北伐，其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当他发表了震动世界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遭到蒋的通缉，在亡命日本前夕，他得了一场重病，依靠安娜（佐藤富子的中文名字）夫人的悉心看护，才得以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出院之日，他写了《归来》一诗，诗中说：“我的生命是她救起的”、“这是我的妻”、“你是我永远的惟一爱人！”
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当郭沫若下决心别妻抛子毅然归国时，虽然事先也曾与安娜商量，并得到安娜的同意和支持，但临行时却没有告诉安娜，为的是怕亲眼见爱妻悲泣，而移其初志。因此，当7月27日黎明时，郭沫若轻声起床，扫视全室一遍，四子一女，都在酣睡中。安娜被惊醒，可她还不知有极为巨大的打击就要降临到她的头上。她扭开电灯，靠在床头上低头看书，郭沫若走近她身边，轻轻地吻了她一下，热泪立即涌泉般淌到诗人的面颊上，幸未为安娜察觉。斯时“残月在天，零露在田”，他悄然离家。归国后郭沫若`曾多次同友人谈起安娜，也不止一次把对妻儿的思念写在他的文章里。特别是归国4个月后，他接到日本友人一封信，信中提到他潜离日本后，日本宪兵就把安娜和长子和夫拘捕起来达月余，毒刑拷打，以至不能行路。同时4个幼小子女在乡下，也常遭到无赖的袭击。得此信后他的心犹如刀割油煎，曾写了一首七律抒发了那时的心情。
之后，两国的交战使他们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从此，他们中断了一切联系。
漫漫的11年过去了。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佐藤富子知道了郭沫若的消息，便立即携儿带女西渡大海专程来中国，开始万里寻夫。可当富子知道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她心酸地说：“我走……”建国以后，佐藤富子加入了中国籍，带领儿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佐藤富子的晚年是幸福的。人们敬仰文化名人郭沫若，更尊重他日本血统的妻子。佐藤富子曾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她的中国名字叫郭安娜。
情深意长的于立群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他人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２０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一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沾染在当时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好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影子，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24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出于对事业和爱的执着追求和信念，于立群下定决心与其旧友分开，决然在香港新亚酒楼与郭同居。
不久，郭沫若携于立群北上武汉，许多朋友到车站送行。接替郭沫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握了握郭沫若的手，又握着于立群的手，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众人一起爽朗地笑了起来。“拍拖”是广东话，意指男女手挽着手在街上行走。于立群毕竟是一个女孩子，脸禁不住羞红了。郭沫若也笑得很不自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离不开于立群了。于立群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断线的风筝”，她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
1939年夏，即将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长的郭沫若决定与于立群补办婚礼。这次婚礼，使于立群正式成为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郭沫若这样的文人经常受到攻击和凌辱，有时是报刊文章，有时是黑势力流氓，于立群总是像卫士一样护着郭沫若。她爱戴他、支持他。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作为夫人的于立群经常陪同他去各地参观、视察、出国访问，参加一系列的外事活动。他们地位显赫、生活幸福。虽然在动荡年代，有过失子之痛、受凌辱之苦，但是总体说来，生活对他们是丰厚的，晚年的夕阳是灿烂的。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了近40年，抚育5个子女，她是伴随着他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
独守空闺的张琼华
张琼华是郭沫若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她比郭沫若大两岁。
1912年农历正月十五那天，四川乐山沙湾镇，郭家举行娶亲庆典，花轿将新娘抬到一栋三间四进木结构的平房前。身着长袍马褂的新郎郭沫若，向轿门拜3下，张琼华由人搀着缓缓下轿，成为郭沫若的第一位夫人。对于这桩婚事郭沫若是违心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他毫无办法。风华正茂的郭沫若对张琼华平凡的外貌不甚满意，洞房之夜又发现她的三寸金莲，被戏弄之感油然而生，愤愤地走出洞房……婚后第5天，郭沫若便远走他乡了。
然而，旧时的婚约罗网却死死地扣住了张琼华，张琼华作为郭家的儿媳孝敬公婆，20多年如一日。1939年3月，郭沫若衣锦还乡，回四川老家探亲。整整26个春秋，张琼华没有和结发的夫君见过一面，她独守空闺，在无限的等待中忍受着漫长而寂寞的时光的煎熬。此时郭父朝沛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神志迷糊不清。郭沫若回到家中，立即走到老人的病榻前，跪在地上颤着声音叫道：“爸爸，爸爸……”老人环视了一下四周，慈祥而又带着感激的目光停留在了张琼华的身上。他转过脸来，用微弱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女儿麟贞说道：“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八女子指的是张琼华。四姐告诉郭沫若说：“这么多年，八弟媳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父亲病倒以后，好几年了，都是她和兄嫂弟媳轮流侍候，天天喂药喂饭，扶上搀下，没有半句怨言。真是难为她了！”
听了父亲和四姐的话，郭沫若心中对张琼华顿时肃然起敬。在一一拜过父兄长辈以后，郭沫若也要对张琼华行大礼跪拜。张琼华满脸通红，赶忙把他制止了：“这咋个要得嘛！要不得！”
在张琼华看来，孝顺公婆、侍奉公婆，乃是作儿媳妇应尽的责任。丈夫不在家中，她应该比旁人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这有什么值得“跪拜”的呢？郭沫若见张琼华执意不允，也就不再坚持了，改为长揖到地。
张琼华已年近50了，红颜消褪，白发丛生。但她似乎并没有为青春在无谓而又无望的等待中白白地耗尽而悔恨。相反，郭沫若的区区一躬使她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好像这就是对她空守闺房、恪守妇道的补偿。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4个字。之后便离去再也没有回过乐山。而对张琼华而言，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她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
1963年，张琼华曾去过北京，受到郭沫若的盛情接待，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惊异兴奋之中感激着郭沫若。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曾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的乐山，她依然是农妇的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1980年，这位对郭沫若忠贞不二的老人，在孤寂中辞世，享年90岁。
含辛茹苦的佐藤富子
1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圣路加医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当时，郭沫若在冈山高等学校攻读医科，她是护士。他们相识后便书来信往，佐藤富子被才华横溢的郭沫若写的爱情诗所陶醉。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从此，佐藤富子的婚姻便笼罩在不幸的悲哀之中……
首先，她与郭沫若的结合，没有得到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的。他们第一个儿子出世以后，佐藤富子便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其次，郭沫若作为学生，经济条件是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
郭沫若曾参加过北伐，其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当他发表了震动世界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遭到蒋的通缉，在亡命日本前夕，他得了一场重病，依靠安娜（佐藤富子的中文名字）夫人的悉心看护，才得以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出院之日，他写了《归来》一诗，诗中说：“我的生命是她救起的”、“这是我的妻”、“你是我永远的惟一爱人！”
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当郭沫若下决心别妻抛子毅然归国时，虽然事先也曾与安娜商量，并得到安娜的同意和支持，但临行时却没有告诉安娜，为的是怕亲眼见爱妻悲泣，而移其初志。因此，当7月27日黎明时，郭沫若轻声起床，扫视全室一遍，四子一女，都在酣睡中。安娜被惊醒，可她还不知有极为巨大的打击就要降临到她的头上。她扭开电灯，靠在床头上低头看书，郭沫若走近她身边，轻轻地吻了她一下，热泪立即涌泉般淌到诗人的面颊上，幸未为安娜察觉。斯时“残月在天，零露在田”，他悄然离家。归国后郭沫若`曾多次同友人谈起安娜，也不止一次把对妻儿的思念写在他的文章里。特别是归国4个月后，他接到日本友人一封信，信中提到他潜离日本后，日本宪兵就把安娜和长子和夫拘捕起来达月余，毒刑拷打，以至不能行路。同时4个幼小子女在乡下，也常遭到无赖的袭击。得此信后他的心犹如刀割油煎，曾写了一首七律抒发了那时的心情。
之后，两国的交战使他们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从此，他们中断了一切联系。
漫漫的11年过去了。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佐藤富子知道了郭沫若的消息，便立即携儿带女西渡大海专程来中国，开始万里寻夫。可当富子知道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她心酸地说：“我走……”建国以后，佐藤富子加入了中国籍，带领儿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佐藤富子的晚年是幸福的。人们敬仰文化名人郭沫若，更尊重他日本血统的妻子。佐藤富子曾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她的中国名字叫郭安娜。
情深意长的于立群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他人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２０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一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沾染在当时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好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影子，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24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出于对事业和爱的执着追求和信念，于立群下定决心与其旧友分开，决然在香港新亚酒楼与郭同居。
不久，郭沫若携于立群北上武汉，许多朋友到车站送行。接替郭沫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握了握郭沫若的手，又握着于立群的手，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众人一起爽朗地笑了起来。“拍拖”是广东话，意指男女手挽着手在街上行走。于立群毕竟是一个女孩子，脸禁不住羞红了。郭沫若也笑得很不自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离不开于立群了。于立群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断线的风筝”，她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
1939年夏，即将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长的郭沫若决定与于立群补办婚礼。这次婚礼，使于立群正式成为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郭沫若这样的文人经常受到攻击和凌辱，有时是报刊文章，有时是黑势力流氓，于立群总是像卫士一样护着郭沫若。她爱戴他、支持他。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作为夫人的于立群经常陪同他去各地参观、视察、出国访问，参加一系列的外事活动。他们地位显赫、生活幸福。虽然在动荡年代，有过失子之痛、受凌辱之苦，但是总体说来，生活对他们是丰厚的，晚年的夕阳是灿烂的。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了近40年，抚育5个子女，她是伴随着他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