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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日常话语表达中的“陌生人”，往往是与“我”相对的他者，蕴含“我不认识的人”这层意思。那么陌生人究竟是谁呢?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对此有经典的研究，他认为，陌生人既不是熟人，也不是和你永远没有任何交集的人，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那种人。
陌生人社会
“陌生人社会”，学术意义的首创者是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他在1973年出版的《美国法简史》中详尽地论述了现代社会的“陌生”本质：现代社会有一个简单社会几乎完全没有的特征——依赖陌生人。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时，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生病住院，陌生人医治我们、护理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以人际关系为纽带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都市生活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气质和生活形式：我们从亲自动手获得生活之需中解放出来，只需要做好自己手头上、专业的、有限的工作即可，其他都可以交付给别人。在劳动交换中，我们夏天有冰凉的可乐，冬天有暖气。网上购物的朋友，从快递员手中领回包裹，一转身就想不起来对方长什么模样。我国北方农民三个月前种下的白菜，可能此刻正在韩国平常百姓家被津津有味地品尝。日趋细密的社会分工，高科技的运用，严密的组织运作，制度化的管理，导致社会进一步分化的同时，陌生人社会来临。
如果问题仅停留在陌生人之间的有序分工和交往上，还不足以使社会学家对“陌生人社会”产生深切的忧虑和密切的关注，如何处理和把握与那些素不相识但却利害攸关的“陌生人”的关系，建立一种“陌生人伦理”和游戏规则，成为东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主要话题。
中国的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
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以社会学之眼看，正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这一原创性的概念，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来的。他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的结合体，所以在“乡土中国”中，人们很少流动，“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记忆里的乡土生活，安土重迁，落叶归根；把酒话桑麻，演绎着篱笆墙、女人和狗的故事。现在呢?农民在城市里挣扎，推土机轰隆到乡村，熟人社会井然有序的生活慢慢遭到瓦解，只有那些更为偏远地区的“熟人印象”，留守在人们的记忆里。
人们在感情上对“熟人社会”温情脉脉，留恋不舍，可是它的解体又是现代化、社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至少现代化程度较高国家的经验验证了这一点。“熟人社会”里，人们彼此熟悉，相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交换的不是“利益”而是“人情”；制度上的透明度很低，这极大地制约了作为现代化社会动力的商业、贸易、契约、法律等行为的发生，如费孝通所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体现出一种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熟人社会”中，不会产生现代化的许多必要元素。现代社会要处理和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不同背景的“陌生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好与陌生人的关系，如何对待陌生人，不仅是个人交际的私事，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程度和文明水平。
陌生度
衡量一个社会的安全感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指标，但其中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就是“陌生度”。“陌生度”，指的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和接纳程度。如果拿“陌生度”这把尺子来衡量中国人的安全感，可以说我们已处于高“陌生度”、高“防范型”社会。在大街上溜达一圈，高楼林立，家家防盗门，户户防盗窗，静听门内有犬吠，细察门上还有电子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普遍的简易型自行车锁已近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坚固的U形锁、钢丝锁，重的可达数公斤。锁的变化，也折射出人们的警惕和防范之心，它们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给陌生人开门”成为家长告诫子女保护自己的口头禅。
转型期，贫富距离拉大，社会分层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社会出现高“陌生度”现象是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它不是社会追求的目标，却是必然的态势。随着社会的进步，如何对待陌生人，逐步进入公众的视野，专家也在思考，这将促使整个社会从“高陌生度”向“低陌生度”转变。“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反映出人们身处一个陌生世界的心理焦灼。处理好与“陌生人”的关系，确立一种健康的“陌生人伦理”，已经迫在眉睫——从这样的背景和角度来看待“抱客”行为，似乎才能对它有更深的认识。风靡世界的“抱抱团”运动，就露出了这种征兆——不是对“熟人”，而是对“陌生人”的态度和接纳程度，这才是一种更高的文明尺度。
假如说陌生人因为陌生状态的负面交往带上了道德的坏名声，那每个人都难逃其咎。对陌生人的警惕，也是对自身的防范和不信任，在日趋复杂的社会交往中，大家处于同一个道德共同体中。如果一个社会的陌生人之间不是互相信任依赖，而是彼此漠视提防，这无疑将社会变得很危险。无数人正是通过陌生人，学会了同情，学会了去爱。网络曾流传过一篇名为《我们都被这世界温柔地爱过》的文章，里面记录了网友讲述的那些来自陌生人的“爱”，很多人读后泪流满面。这篇文章的题目起得非常好，来自陌生人的爱，其实就是来自这世界的爱，是为大爱；相反，来自陌生人的伤害，也是来自这世界的伤害，它伤害的往往也是这个世界。
陌生人社会
“陌生人社会”，学术意义的首创者是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他在1973年出版的《美国法简史》中详尽地论述了现代社会的“陌生”本质：现代社会有一个简单社会几乎完全没有的特征——依赖陌生人。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时，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生病住院，陌生人医治我们、护理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以人际关系为纽带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都市生活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气质和生活形式：我们从亲自动手获得生活之需中解放出来，只需要做好自己手头上、专业的、有限的工作即可，其他都可以交付给别人。在劳动交换中，我们夏天有冰凉的可乐，冬天有暖气。网上购物的朋友，从快递员手中领回包裹，一转身就想不起来对方长什么模样。我国北方农民三个月前种下的白菜，可能此刻正在韩国平常百姓家被津津有味地品尝。日趋细密的社会分工，高科技的运用，严密的组织运作，制度化的管理，导致社会进一步分化的同时，陌生人社会来临。
如果问题仅停留在陌生人之间的有序分工和交往上，还不足以使社会学家对“陌生人社会”产生深切的忧虑和密切的关注，如何处理和把握与那些素不相识但却利害攸关的“陌生人”的关系，建立一种“陌生人伦理”和游戏规则，成为东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主要话题。
中国的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
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以社会学之眼看，正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这一原创性的概念，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来的。他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的结合体，所以在“乡土中国”中，人们很少流动，“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记忆里的乡土生活，安土重迁，落叶归根；把酒话桑麻，演绎着篱笆墙、女人和狗的故事。现在呢?农民在城市里挣扎，推土机轰隆到乡村，熟人社会井然有序的生活慢慢遭到瓦解，只有那些更为偏远地区的“熟人印象”，留守在人们的记忆里。
人们在感情上对“熟人社会”温情脉脉，留恋不舍，可是它的解体又是现代化、社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至少现代化程度较高国家的经验验证了这一点。“熟人社会”里，人们彼此熟悉，相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交换的不是“利益”而是“人情”；制度上的透明度很低，这极大地制约了作为现代化社会动力的商业、贸易、契约、法律等行为的发生，如费孝通所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体现出一种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熟人社会”中，不会产生现代化的许多必要元素。现代社会要处理和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不同背景的“陌生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好与陌生人的关系，如何对待陌生人，不仅是个人交际的私事，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程度和文明水平。
陌生度
衡量一个社会的安全感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指标，但其中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就是“陌生度”。“陌生度”，指的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和接纳程度。如果拿“陌生度”这把尺子来衡量中国人的安全感，可以说我们已处于高“陌生度”、高“防范型”社会。在大街上溜达一圈，高楼林立，家家防盗门，户户防盗窗，静听门内有犬吠，细察门上还有电子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普遍的简易型自行车锁已近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坚固的U形锁、钢丝锁，重的可达数公斤。锁的变化，也折射出人们的警惕和防范之心，它们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给陌生人开门”成为家长告诫子女保护自己的口头禅。
转型期，贫富距离拉大，社会分层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社会出现高“陌生度”现象是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它不是社会追求的目标，却是必然的态势。随着社会的进步，如何对待陌生人，逐步进入公众的视野，专家也在思考，这将促使整个社会从“高陌生度”向“低陌生度”转变。“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反映出人们身处一个陌生世界的心理焦灼。处理好与“陌生人”的关系，确立一种健康的“陌生人伦理”，已经迫在眉睫——从这样的背景和角度来看待“抱客”行为，似乎才能对它有更深的认识。风靡世界的“抱抱团”运动，就露出了这种征兆——不是对“熟人”，而是对“陌生人”的态度和接纳程度，这才是一种更高的文明尺度。
假如说陌生人因为陌生状态的负面交往带上了道德的坏名声，那每个人都难逃其咎。对陌生人的警惕，也是对自身的防范和不信任，在日趋复杂的社会交往中，大家处于同一个道德共同体中。如果一个社会的陌生人之间不是互相信任依赖，而是彼此漠视提防，这无疑将社会变得很危险。无数人正是通过陌生人，学会了同情，学会了去爱。网络曾流传过一篇名为《我们都被这世界温柔地爱过》的文章，里面记录了网友讲述的那些来自陌生人的“爱”，很多人读后泪流满面。这篇文章的题目起得非常好，来自陌生人的爱，其实就是来自这世界的爱，是为大爱；相反，来自陌生人的伤害，也是来自这世界的伤害，它伤害的往往也是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