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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治先生是继现代国画大家傅抱石、钱松之后的“新金陵画派”重要代表人物，他擅长传统山水画，亦偶作花鸟画，在当今中国画坛具有比较高的声誉和影响，也是目前艺术品市场上较受关注的国画名家之一。
宋文治（1919-1999年），亦名宋灏，1919年10月出生于江苏太仓，自幼酷爱丹青绘画。早年家境较贫，小学毕业后曾入太仓毓娄商业中学学习，后来转赴上海、苏州一带当学徒。1938年宋文治回到太仓一所小学担任美术老师；1941年又考入苏州美专沪校学习；1942年起复在太仓、安亭等地学校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57年，宋文治调入刚筹建的江苏省国画院担任副画师，从此开始了专业绘画创作生涯。宋文治生前曾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美协理事，江苏省美协副主席、顾问，江苏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务，1999年8月在古城南京因病逝世。
宋文治从事画艺初从《芥子园画谱》、画坛“清初四王”入手，由此上溯明、元、宋前贤的笔墨意韵，兼融南北诸家的绘画风格。由于他如饥似渴地潜心研习传统，孜孜不倦苦学，因此打下了较为坚实的艺术功底。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相继拜江南名家张石园、吴湖帆为师，并且得到画坛高手陆俨少、朱屺瞻的悉心指点，目识心传，画艺大进。
众所周知，任何艺术门类的发展取决于其生存状态和生命活力，生活是绘画艺术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20世纪50年代，宋文治开始背起画夹走进大自然，到生活中汲取创作养料，锻炼写生基本功。1956年，宋文治便以成名作《桐江放筏》，在画坛崭露头角。
因受清初大画僧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等艺术思想的影响，宋文治在1960年跟随傅抱石、钱松二老奔赴我国西北、西南等地，长途跋涉二万三千余里采风写生，个人获益匪浅。他开始摒弃明末清初以降文人山水画风中的颓靡文弱之气，满怀热情地投身于现实生活，积极讴歌祖国的大好山河，颂扬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宋文治在特定的绘画语境中，采用“老瓶装新酒”等绘画方法，创作出了《山川巨变》《华岳参天》《山城晓色》《广州造船厂》《韶山》《红岩》等一批富有浓郁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个人画风随之一变。因此他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绘画创新的开拓者之一”。
此后的宋文治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四处游历名山大川，外师造化，内得心源，进一步锤炼笔墨语言，开拓画境视野，继续以传统写意笔法表现时代风采，由此画名日隆。他以典雅独致的审美观念和笔触生动地描绘黄山、匡庐、长江等，所作构图精巧严谨，笔墨苍劲凝炼，画风清新秀润，气势雄放宏大，意境深邃隽美。特别是他的一些江南山水画作，由于赋色清丽典雅、个性秀逸明快等而独标一格。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宋文治因受泼墨泼彩画风影响，借鉴青绿山水、浅绛山水和西洋水彩等不同画法，大胆否定自我，再次开拓思变，进一步地探寻新的绘画语言，力求走出一条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未来新路，最终以没骨泼彩山水画的新风貌凸现于世。当代美术理论家陈履生在《宋文治在20世纪山水画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赞誉宋文治先生“以传统的笔墨抒一己胸臆，创造了独特的‘宋家山水’面貌”。
与张大千、刘海粟凭藉激情泼墨泼彩偶然所得画法不同的是：宋文治大胆地将泼彩、流痕、拓迹等渲染手法，与勾、皴、擦、点等传统笔墨有机地融为一体，作画程序恰与水墨设色技法相反，意在笔先，于色（常用色彩主要有青绿、赭石、粉白等）中施墨，墨色互融，并在作画时增添了“制作”技巧成分，由此淋漓尽致地表现客观自然。这类画作同时也显示了他驾驭笔墨丰富变幻的高超技巧，再次引起了我国画坛的密切关注，由此也进一步地延续和发展了现代“金陵画派”的山水画风。人们仅从宋文治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作，如《江南春》《赏秋》《翠屏山居》《黄山石笋峰》《秋山放泛图》《匡庐晴雪》《秋江图》《溪畔山村》和《春山图》等，就可以窥见一斑。
从艺数十年来，宋文治先后创作出《轻舟已过万重山》《黄山烟云》《井岗山》《江南三月》《洞庭春晓》《皖南山居》《春风又绿江南岸》等一批在当代画坛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所作不少入选海内外的重要画展，还曾被海内外一些美术馆、博物馆或私人机构典藏，多次应邀赴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举办画展，并曾出版过一些个人绘画作品集等。江苏太仓还建有“宋文治纪念馆”。他还曾被誉为“当代山水画八家”之一，并享有“宋太湖”之雅号。值得一提的是，宋文治早年曾绘制过油画，于古典写实之中蕴含着淡淡的传统国画韵味，不过存世量很有限。
关于宋文治的国画作品交易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此有一番了解。由于受到1949年以后我国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宋文治的国画作品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市场，当时主要是在国营画店摆卖，私下交易现象罕见，当时每平方尺的交易价约在百元人民币左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以及海外市场行情的不断渗透影响，其画作的交易价位逐步攀升。至90年代前后，每平方尺交易价大约为500～800元。
宋文治的国画作品进入海内外拍卖市场的时间，大概是在1980年之后。由于他后来比较明智地将个人作品，交由北京荣宝斋文物商店代理运作，避开了一般书画家普遍存在的私下交易以及“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等旧俗老路，而且晚年作品颇具新意、卖相较好，由此引起了投资典藏界的青睐追捧与竞相炒作，并以区域性的显著影响转而辐射全国乃至东南亚等地。即使受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经济调整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宋文治的国画作品交易价格仍旧相对平稳，时有突破10万元大关的。
在1998年北京荣宝秋季拍卖会上，宋文治的大幅山水画《洞庭朝晖》以52万元成交；在2001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由亚明、吴俊友、吴君琪等合作，宋文治并题的人物画《为钢铁而战》以16.5万元成交；在2003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山水画《松壑云泉图》以27.5万元成交，而《山水》（四帧镜片）则以148.5万元成交，曾创宋文治作品交易新高；在2004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宋文治的山水画《钟山壮观》以4.62万元成交，山水画《黄山晴云》以74.8万元成交；在2005年北京荣宝春季拍卖会上，山水画《华岳壮观图》以44万元成交，山水画《太湖之春》以99万元成交，而《四季山水》又以154万元人民币成交，再创当今宋文治作品交易新高；在2008年南京十竹斋春季拍卖会上，其画作《山乡报春图》以30万元成交；在2010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宋文治的《扬子江畔大庆花》则以492.8万元成交，又创个人画作交易新高；在2011年北京东方艺都春季拍卖会上，宋文治的《江南春晓》以170万元成交，交易势头不减。
这些年来，随着国人艺术鉴赏力的提高和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宋文治的画作交易行情在一定时期内也呈现出较快增长的市场走势。综合起来判断，目前宋文治早期作品价位相对不高，笔者以为主要是因其个人风格不够鲜明所致。而其中、晚期作品价位大约在每平方尺5～10万元左右，精品交易价则要更高一些。
从学术层面角度看待，由于艺术品的交易价格与其中所蕴藏的艺术价值密切相关，艺术价值高，其市场价格相应亦高，否则相反。首先对于宋文治的绘画艺术评价，曾有人表示过不同的看法。主要是认为他早年一边从事教育、一边坚持苦学，接近不惑之年才转入画院专业创作。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走在一条运用传统写意技法（主要是借鉴“清初四王”等山水画风）、反映时代风采的绘画道路上，尽管其笔下表现的山水佳景常常富有朝新灵秀的美感，而且较具个人艺术特色。宋文治晚年思变中区别于他人的没骨泼彩山水画，虽然在意象上表现得氤氲缥缈、清新玲珑，但也仅仅是增加了色墨交融、流迹，类似版画拓印等非笔墨制作技巧，而且大多绘制在日本生产的小幅纸质镜片上（这类风格的大幅画作似乎罕见）。而若用这种技法来创作大幅国画，从总体上把握抑或会产生驾驭难度，并因此可能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等，这也正是宋文治晚年企图尝试、然而最终尚未成功之憾事，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衰年变法作品的雄健豪放气度。关于此技法最终是否能够站得住脚，似乎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不过从客观理性地分析来看，愚以为：宋文治毕生耕耘不辍，勤奋图进，开拓思变，笔墨功底和艺术造诣非同常人。他作为继往开来的“新金陵画派”中坚人物，与傅抱石、钱松、亚明、魏紫熙等名家，共同为振兴中国传统山水画积极反映时代生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回眸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画家大多比较注重个人生活体验与感情宣抒，而对艺术技巧和制作工艺等却重视不够。由于中国画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征途上，学术多元化、观念多样化和技法渗融化，终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宋文治的晚年尝试作为继承发扬传统山水画的一种观念方法，毕竟迈出了可喜可贵的一步，从不同角度上来看还是具有可赞可誉之处的。宋文治也很注重先贤笔墨理念，以其已有的艺术成就走入现代绘画史序列，应当是不会成什么问题的。不过，宋文治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仍旧属于传统延续型画家，他比一般地区性书画家名头要高出不少，而与同时代的傅抱石、李可染等国画大师相比，无论在艺术创造还是在市场行情等方面恐怕都还难以并驾齐驱。有人曾作初步统计，宋文治毕生创作的国画数量超过了2000幅，与大多数画家相似，毕竟精品同样有限。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也画过一些应酬应景之作，而且图式结构多有重复，艺术语言难免雷同，同样未能摆脱以往国画家们常见的程式化缺憾，导致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有所削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加上现代艺术市场兴起以来，相继有高、中、低仿各路不肖之徒，抛出大量伪造宋文治的画品混迹于世，使得市场上鱼龙混杂、真赝难辨。这不啻对宋文治本人、而且也是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之不幸，此外由于近年来市场炒作催化效应。宋文治的画作短时期内投资升值空间可能不会很大。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宋文治作品的市场表现评价或投资收藏信心，从总体上可能会造成未来一段时期内其作品市场价位走向增值有限，甚至发生回落现象（当然这些市场现象，最终需由经济基础、供求关系和市场调节规律所决定的）。
对于宋文治画作的收藏欣赏，笔者认为应对其20世纪70年代以后创作的国画多加关注，尤其像表现江南春色的太湖、三峡、黄山、庐山等山水题材精品。这些画作既比较能够体现出宋文治的艺术风格，也是通常字画典藏的基本要义。不过如果单纯进行字画投资的话，笔者认为还应注意整个艺术品市场的基本趋势，以及在特定时期内的画作购入价必须适中。因为投资盈亏最终是由艺术品卖出价与买入价之间的差价，在扣除了相应的保管、交易费用和税收后决定的。
当然也许距离我们太近等缘故，对于宋文治等所有当代书画名家，进行历史学术定位尚为时过早。综观古今中外艺术史，大浪淘沙，优存劣汰，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惟有后人的历史性评价，才可能是客观公正的。这也正是人们在投资收藏当代书画名家作品时，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责编：李禹默）
宋文治（1919-1999年），亦名宋灏，1919年10月出生于江苏太仓，自幼酷爱丹青绘画。早年家境较贫，小学毕业后曾入太仓毓娄商业中学学习，后来转赴上海、苏州一带当学徒。1938年宋文治回到太仓一所小学担任美术老师；1941年又考入苏州美专沪校学习；1942年起复在太仓、安亭等地学校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57年，宋文治调入刚筹建的江苏省国画院担任副画师，从此开始了专业绘画创作生涯。宋文治生前曾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美协理事，江苏省美协副主席、顾问，江苏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务，1999年8月在古城南京因病逝世。
宋文治从事画艺初从《芥子园画谱》、画坛“清初四王”入手，由此上溯明、元、宋前贤的笔墨意韵，兼融南北诸家的绘画风格。由于他如饥似渴地潜心研习传统，孜孜不倦苦学，因此打下了较为坚实的艺术功底。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相继拜江南名家张石园、吴湖帆为师，并且得到画坛高手陆俨少、朱屺瞻的悉心指点，目识心传，画艺大进。
众所周知，任何艺术门类的发展取决于其生存状态和生命活力，生活是绘画艺术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20世纪50年代，宋文治开始背起画夹走进大自然，到生活中汲取创作养料，锻炼写生基本功。1956年，宋文治便以成名作《桐江放筏》，在画坛崭露头角。
因受清初大画僧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等艺术思想的影响，宋文治在1960年跟随傅抱石、钱松二老奔赴我国西北、西南等地，长途跋涉二万三千余里采风写生，个人获益匪浅。他开始摒弃明末清初以降文人山水画风中的颓靡文弱之气，满怀热情地投身于现实生活，积极讴歌祖国的大好山河，颂扬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宋文治在特定的绘画语境中，采用“老瓶装新酒”等绘画方法，创作出了《山川巨变》《华岳参天》《山城晓色》《广州造船厂》《韶山》《红岩》等一批富有浓郁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个人画风随之一变。因此他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绘画创新的开拓者之一”。
此后的宋文治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四处游历名山大川，外师造化，内得心源，进一步锤炼笔墨语言，开拓画境视野，继续以传统写意笔法表现时代风采，由此画名日隆。他以典雅独致的审美观念和笔触生动地描绘黄山、匡庐、长江等，所作构图精巧严谨，笔墨苍劲凝炼，画风清新秀润，气势雄放宏大，意境深邃隽美。特别是他的一些江南山水画作，由于赋色清丽典雅、个性秀逸明快等而独标一格。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宋文治因受泼墨泼彩画风影响，借鉴青绿山水、浅绛山水和西洋水彩等不同画法，大胆否定自我，再次开拓思变，进一步地探寻新的绘画语言，力求走出一条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未来新路，最终以没骨泼彩山水画的新风貌凸现于世。当代美术理论家陈履生在《宋文治在20世纪山水画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赞誉宋文治先生“以传统的笔墨抒一己胸臆，创造了独特的‘宋家山水’面貌”。
与张大千、刘海粟凭藉激情泼墨泼彩偶然所得画法不同的是：宋文治大胆地将泼彩、流痕、拓迹等渲染手法，与勾、皴、擦、点等传统笔墨有机地融为一体，作画程序恰与水墨设色技法相反，意在笔先，于色（常用色彩主要有青绿、赭石、粉白等）中施墨，墨色互融，并在作画时增添了“制作”技巧成分，由此淋漓尽致地表现客观自然。这类画作同时也显示了他驾驭笔墨丰富变幻的高超技巧，再次引起了我国画坛的密切关注，由此也进一步地延续和发展了现代“金陵画派”的山水画风。人们仅从宋文治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作，如《江南春》《赏秋》《翠屏山居》《黄山石笋峰》《秋山放泛图》《匡庐晴雪》《秋江图》《溪畔山村》和《春山图》等，就可以窥见一斑。
从艺数十年来，宋文治先后创作出《轻舟已过万重山》《黄山烟云》《井岗山》《江南三月》《洞庭春晓》《皖南山居》《春风又绿江南岸》等一批在当代画坛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所作不少入选海内外的重要画展，还曾被海内外一些美术馆、博物馆或私人机构典藏，多次应邀赴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举办画展，并曾出版过一些个人绘画作品集等。江苏太仓还建有“宋文治纪念馆”。他还曾被誉为“当代山水画八家”之一，并享有“宋太湖”之雅号。值得一提的是，宋文治早年曾绘制过油画，于古典写实之中蕴含着淡淡的传统国画韵味，不过存世量很有限。
关于宋文治的国画作品交易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此有一番了解。由于受到1949年以后我国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宋文治的国画作品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市场，当时主要是在国营画店摆卖，私下交易现象罕见，当时每平方尺的交易价约在百元人民币左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以及海外市场行情的不断渗透影响，其画作的交易价位逐步攀升。至90年代前后，每平方尺交易价大约为500～800元。
宋文治的国画作品进入海内外拍卖市场的时间，大概是在1980年之后。由于他后来比较明智地将个人作品，交由北京荣宝斋文物商店代理运作，避开了一般书画家普遍存在的私下交易以及“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等旧俗老路，而且晚年作品颇具新意、卖相较好，由此引起了投资典藏界的青睐追捧与竞相炒作，并以区域性的显著影响转而辐射全国乃至东南亚等地。即使受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经济调整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宋文治的国画作品交易价格仍旧相对平稳，时有突破10万元大关的。
在1998年北京荣宝秋季拍卖会上，宋文治的大幅山水画《洞庭朝晖》以52万元成交；在2001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由亚明、吴俊友、吴君琪等合作，宋文治并题的人物画《为钢铁而战》以16.5万元成交；在2003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山水画《松壑云泉图》以27.5万元成交，而《山水》（四帧镜片）则以148.5万元成交，曾创宋文治作品交易新高；在2004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宋文治的山水画《钟山壮观》以4.62万元成交，山水画《黄山晴云》以74.8万元成交；在2005年北京荣宝春季拍卖会上，山水画《华岳壮观图》以44万元成交，山水画《太湖之春》以99万元成交，而《四季山水》又以154万元人民币成交，再创当今宋文治作品交易新高；在2008年南京十竹斋春季拍卖会上，其画作《山乡报春图》以30万元成交；在2010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宋文治的《扬子江畔大庆花》则以492.8万元成交，又创个人画作交易新高；在2011年北京东方艺都春季拍卖会上，宋文治的《江南春晓》以170万元成交，交易势头不减。
这些年来，随着国人艺术鉴赏力的提高和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宋文治的画作交易行情在一定时期内也呈现出较快增长的市场走势。综合起来判断，目前宋文治早期作品价位相对不高，笔者以为主要是因其个人风格不够鲜明所致。而其中、晚期作品价位大约在每平方尺5～10万元左右，精品交易价则要更高一些。
从学术层面角度看待，由于艺术品的交易价格与其中所蕴藏的艺术价值密切相关，艺术价值高，其市场价格相应亦高，否则相反。首先对于宋文治的绘画艺术评价，曾有人表示过不同的看法。主要是认为他早年一边从事教育、一边坚持苦学，接近不惑之年才转入画院专业创作。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走在一条运用传统写意技法（主要是借鉴“清初四王”等山水画风）、反映时代风采的绘画道路上，尽管其笔下表现的山水佳景常常富有朝新灵秀的美感，而且较具个人艺术特色。宋文治晚年思变中区别于他人的没骨泼彩山水画，虽然在意象上表现得氤氲缥缈、清新玲珑，但也仅仅是增加了色墨交融、流迹，类似版画拓印等非笔墨制作技巧，而且大多绘制在日本生产的小幅纸质镜片上（这类风格的大幅画作似乎罕见）。而若用这种技法来创作大幅国画，从总体上把握抑或会产生驾驭难度，并因此可能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等，这也正是宋文治晚年企图尝试、然而最终尚未成功之憾事，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衰年变法作品的雄健豪放气度。关于此技法最终是否能够站得住脚，似乎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不过从客观理性地分析来看，愚以为：宋文治毕生耕耘不辍，勤奋图进，开拓思变，笔墨功底和艺术造诣非同常人。他作为继往开来的“新金陵画派”中坚人物，与傅抱石、钱松、亚明、魏紫熙等名家，共同为振兴中国传统山水画积极反映时代生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回眸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画家大多比较注重个人生活体验与感情宣抒，而对艺术技巧和制作工艺等却重视不够。由于中国画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征途上，学术多元化、观念多样化和技法渗融化，终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宋文治的晚年尝试作为继承发扬传统山水画的一种观念方法，毕竟迈出了可喜可贵的一步，从不同角度上来看还是具有可赞可誉之处的。宋文治也很注重先贤笔墨理念，以其已有的艺术成就走入现代绘画史序列，应当是不会成什么问题的。不过，宋文治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仍旧属于传统延续型画家，他比一般地区性书画家名头要高出不少，而与同时代的傅抱石、李可染等国画大师相比，无论在艺术创造还是在市场行情等方面恐怕都还难以并驾齐驱。有人曾作初步统计，宋文治毕生创作的国画数量超过了2000幅，与大多数画家相似，毕竟精品同样有限。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也画过一些应酬应景之作，而且图式结构多有重复，艺术语言难免雷同，同样未能摆脱以往国画家们常见的程式化缺憾，导致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有所削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加上现代艺术市场兴起以来，相继有高、中、低仿各路不肖之徒，抛出大量伪造宋文治的画品混迹于世，使得市场上鱼龙混杂、真赝难辨。这不啻对宋文治本人、而且也是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之不幸，此外由于近年来市场炒作催化效应。宋文治的画作短时期内投资升值空间可能不会很大。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宋文治作品的市场表现评价或投资收藏信心，从总体上可能会造成未来一段时期内其作品市场价位走向增值有限，甚至发生回落现象（当然这些市场现象，最终需由经济基础、供求关系和市场调节规律所决定的）。
对于宋文治画作的收藏欣赏，笔者认为应对其20世纪70年代以后创作的国画多加关注，尤其像表现江南春色的太湖、三峡、黄山、庐山等山水题材精品。这些画作既比较能够体现出宋文治的艺术风格，也是通常字画典藏的基本要义。不过如果单纯进行字画投资的话，笔者认为还应注意整个艺术品市场的基本趋势，以及在特定时期内的画作购入价必须适中。因为投资盈亏最终是由艺术品卖出价与买入价之间的差价，在扣除了相应的保管、交易费用和税收后决定的。
当然也许距离我们太近等缘故，对于宋文治等所有当代书画名家，进行历史学术定位尚为时过早。综观古今中外艺术史，大浪淘沙，优存劣汰，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惟有后人的历史性评价，才可能是客观公正的。这也正是人们在投资收藏当代书画名家作品时，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