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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4月20国集团伦敦峰会上，新闻中心一侧的时间显示墙上，悬挂着3个时钟，从左至右依次显示着“华盛顿时间”、“伦敦时间”和“北京时间”。新闻中心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国的2000多名报道峰会的记者。
寓意不言而喻。世界已经把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放到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了。一场金融危机的来临，令世界上更多人意识到，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大格局，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西方由于无法把握和影响中国未来走向，而产生一种普遍的焦虑，其表现为误读或者抹黑中国
2009年11月15日到18日，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之旅，他是首个上任首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海外媒体认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是奥巴马此行的“应有之义”。
其实，需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不仅仅是奥巴马。就在奥巴马访华前夕，美国传媒对本国民众的一项民调显示，71％的美国受访者视中国为经济威胁，51％的人认为中国将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认为中国是美国商品的巨大潜在市场的人只有四分之一。
当我们为国家成就骄傲的时候，海外的“中国形象”与现实大相径庭。中国的对外宣传，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实，多少年来，海外质疑中国的声浪从没停息。过去，当中国贫困的时候，海外担心“谁来养活中国”；而当中国发展了，“中国威胁论”又开始出台；面对中国的高速前进，以及留存下来的弊端，“中国崩溃论”也应运而生……虽然表述不同，但这从本质上体现了西方由于无法把握和影响中国未来走向，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的焦虑。
我的一位海外朋友举了一个未必十分准确的例子：一个村子里住了很多户人家，其中一户人家练习中国功夫。他耍枪弄棍，希望强身健体，也希望保护自己的家庭，他从来没有侵犯邻居的打算。但是，因为交流和信任有限，邻居们都提心吊胆。
现在中国有点像那个练习中国功夫的人。中国经济总量今天已经达到世界第三，经济的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将大增。自然，有人会担心，毕竟，世界历史上的大战和局部战争的爆发，大多与资源的掠夺是分不开的。经济发展对节能减排还提出更高要求，虽然中国政府提出比美国更高的减排承诺，但国际社会还是议论纷纷。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内敛含蓄，强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认为只要我做得好，自然“酒香不怕巷子深”。然而，这种中国式的思路却是对外报道的一个大忌。
过去，我们埋头于国内自身的发展，可以充耳不闻海外的鼓噪，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可到了今天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更需要世界，我们是“世界工厂”，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与世界经济(各国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证。那么，营造一个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减少海外的敌对意识和“制裁”，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迫切。
中国是产品出口大国，但是还要懂得“出口思想”，对外报道就是对外“出口”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悠久的中华文化
改革开放之初，外商前来中国投资。那时，招商引资是政绩，外商投资是各级政府部门翘首以待的。而外资的到来，的确极大加快了中国建设步伐。
上个世纪80年代，我接触采访过多位来中国投资的外商，也接触过他们的公关部门经理，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不是投了多少钱(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最主要的新闻)，而是说，“我的这个项目，能解决多少中国人的就业”。当时我还幼稚，奇怪他们为什么老强调“就业”，今天才真正明白了这些“话外音”。
好了，现在轮到我们“扬帆出海”了。我曾经在处理一些相关的新闻稿件时，发现记者落脚点大都在我们企业要发展，要寻求更广阔的空间。即或讲到“双赢”，也是相当空洞干巴，或者一笔带过。而外国媒体，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海外投资，都高度敏感。外国人到中国投资是“友好”，我们十分欢迎；为什么中国人到国外投资就成了“扩张”，成了“威胁”?
另外，不久前，我们报道改革开放30年成就，大力宣传中国30年来的巨变，这固然是应该着力向世界展示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大力宣传中国这30年来给世界提供了多少机会?有没有报道这种机会创造和壮大了多少外国企业?我们太多地报道“接受”。还不太适应报道“给予”。
中国是产品出口大国，但是不太善于“出口思想”，对外报道就是对外“出口”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优秀的中华文化。当然，这与“输出革命”、“输出意识形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
国家发展了，就一定会在国际上争取活语权，把我们的发展目标向海外昭示，以寻求一个对国家发展更和谐的外部舆论环境。但是，也许是国家发展太快了，在向世界展示我们崭新形象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好对外报道的充分准备，我们的应对能力还有差距。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国际金融危机袭击，由于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国令全球反思，整体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相对有利，比如羡慕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肯定中国果断的4万亿计划，甚至有了更多的声音，正面讨沦或者肯定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另外，世界普遍期待，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这正是中国展示自身形象的时候，是展示我们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最好时机。
不能否认，我们的相关对外报道一直在跟进，报道节律也在加快，但总的来说，我们依然保持了一定的中庸与谦虚(谨慎)态度，就事论事的多，单个战役作战的多，按部就班的多，对外报道的全局战略，特别是因应新形势的新思考似乎没有够快地形成。
对外报道现在最迫切的，一是要制定新形势下明晰的对外报道战略战术；二是解放思想，尊重对外报道规律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2009年11月上旬，在香港一个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表示，他本人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拖累全球经济表现，甚至阻滞刚开始的复苏势头”。
这是针对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最明确有力的回应。但是，最先关注并报道他这一观点的，是多家海外媒体。内地也有媒体记者参加。由于林毅夫演讲的内容丰富，内地媒体报道了他其他的演讲内容。是我们迟钝，还是我们信息不灵?我想，最根本的，可能还是我们对对外宣传战略的思考不够清晰而导致的敏感度不够。
对外报道现在最迫切的，一是要制定新形势下明晰的对外报道战略战术，明确近期与中远期的具体目标；二是要真正解放思想，尊重对外报道规律，避免自说自话。
2010年，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贸易摩擦将会增多，对中国的“制裁”“反倾销”会不绝于耳。我们媒体的因应战略是什么?
第一，我们需要理直气壮地介绍， 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机会，中国发展对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世界具有积极影响——这是我们这些年对外宣传的主旋律。历史上，欧洲国家的崛起带给世界的是战争和灾难，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带给世界的则是和平与发展的巨大机会。对中国的贸易责难，不利于世界经济。
林毅夫有个例子：从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21％，但并没有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有所收缩。实际上，这一赤字还扩大了。(如果人民币升值)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会更贵，还将遏制美国的消费需求。由于大部分种类的中国输美商品在美国国内都不生产，人民币升值并不会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收窄。因此，美国消费者只会在进口商品上付更多的钱，即使不是中国商品，也会是其他国家的商品。
有关中国崛起带给世界发展机会的“典型故事”很多。
2009年6月1日上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正式递交破产保护申请，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申请破产的最大的工业企业。这一天，通用确定了将于2011年年底前关闭或停产的14家工厂名单。
但是，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位于中国境内的上海通用不仅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相反，销售量还不断创下新高。2009年1至7月，上海通用汽车销量达到了34.5万辆，同比增长达到20.8％。为此，上海通用将全年销售目标从年初的49万辆调整为58万辆。而上海通用旗下的别克凯越，连续数月包揽该级别车型的全国销售冠军。
第二，我们还需要理直气壮地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告诉世界，中国需要民主，民主也需要中国。因为，世界是多元的，民主的形态是多样化的，中国今天的民主是世界民主发展中的一个独特而有效的形态——虽然它还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中国的政治制度从此次处理金融风暴来看，已经赢得世界不少肯定，中国不断发展完善的民主制度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也越来越得到世界认可。民主道德高地不能任由西方占领，民主的大旗也不能只任西方挥舞。
第三，在抓住这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题材和永恒主题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有战术，也就是出口“适销对路的思想产品”。
现在，主导世界舆论的还是那些与我们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语言系统等方面有明显差别的国家，突破这个屏障，是一代又一代外宣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对香港《大公报》说，不是要你们在香港办一份《人民日报》，是要办一份香港人爱看的报纸。那时，《大公报》的社评都是作者每天去喝早茶听百姓议论得到的选题，贴近市民。《大公报》因此成为当时香港的第一大报。
可以说，解放思想，尊重对外报道规律，始终是对外报道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正如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9年10月举行的世界媒体峰会上提出的，媒体要“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这5大创新正是我们对外报道所迫切需要的。
可以断言，如果在今天还不能真正尊重对外报道规律，不能因应新形势创新对外报道，那么，中国媒体要融入国际主流话语体系、影响国际舆论、争夺话语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抓好时机，运用新技术，报道透明中国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从中，海外看到一个坚强的中国，团结的中国，认识到中国所崇尚的核心价值。
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中国对外宣传的最好时机。因为海外关注，容易进入到海外主流媒体和百姓大众的视线。从这个角度来讲，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对外宣传提供了机遇。
目前中国在国内不少重大事情上已能做到先发制人，并有充分深入的多种报道形式，让更多的世界舆论跟我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只要思想解放，我们的对外报道是可以再上台阶的。
现代化的电子媒体，特别是数字媒体为对外宣传提供了无屏障平台，是当今最强势的传播媒体，拥有它们，对外宣传将会事半功倍。
本次奥巴马访华，除了直接面对中国的年轻人外，还直接面向网民，通过美国使馆的网站接受网民提问，与中国网民互动，并借此机会将美国对华政策充分表达出来。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认为，奥巴马对话中国网民凸显新时代特征。
虽然大国总统言行令人关注，但奥巴马依然注意将影响力通过现代传播手段放大。对我们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提醒吗?目前，互联网的影响力还在深入，现代化技术手段还在翻新，微博客、网上视频等等也都具备了强大的传播能力。
一个透明的中国能够减少西方的一些不必要的焦虑和猜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体追逐真相是人类天性的反映。在信息时代，谁最先披露事件信息，谁就可能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因此将事实及时披露，可以压缩谣言和胡乱猜测的空间，争取主导权。国际社会对中国最近两年在处理重大事件，特别是汶川地震的透明表示肯定。而多少次成功的报道都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我们率先披露事实，海外恶意的攻击力度和广度就会减少很多。
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曾经提出：在汶川地震中，我们及时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为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责编：谭震
寓意不言而喻。世界已经把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放到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了。一场金融危机的来临，令世界上更多人意识到，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大格局，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西方由于无法把握和影响中国未来走向，而产生一种普遍的焦虑，其表现为误读或者抹黑中国
2009年11月15日到18日，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之旅，他是首个上任首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海外媒体认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是奥巴马此行的“应有之义”。
其实，需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不仅仅是奥巴马。就在奥巴马访华前夕，美国传媒对本国民众的一项民调显示，71％的美国受访者视中国为经济威胁，51％的人认为中国将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认为中国是美国商品的巨大潜在市场的人只有四分之一。
当我们为国家成就骄傲的时候，海外的“中国形象”与现实大相径庭。中国的对外宣传，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实，多少年来，海外质疑中国的声浪从没停息。过去，当中国贫困的时候，海外担心“谁来养活中国”；而当中国发展了，“中国威胁论”又开始出台；面对中国的高速前进，以及留存下来的弊端，“中国崩溃论”也应运而生……虽然表述不同，但这从本质上体现了西方由于无法把握和影响中国未来走向，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的焦虑。
我的一位海外朋友举了一个未必十分准确的例子：一个村子里住了很多户人家，其中一户人家练习中国功夫。他耍枪弄棍，希望强身健体，也希望保护自己的家庭，他从来没有侵犯邻居的打算。但是，因为交流和信任有限，邻居们都提心吊胆。
现在中国有点像那个练习中国功夫的人。中国经济总量今天已经达到世界第三，经济的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将大增。自然，有人会担心，毕竟，世界历史上的大战和局部战争的爆发，大多与资源的掠夺是分不开的。经济发展对节能减排还提出更高要求，虽然中国政府提出比美国更高的减排承诺，但国际社会还是议论纷纷。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内敛含蓄，强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认为只要我做得好，自然“酒香不怕巷子深”。然而，这种中国式的思路却是对外报道的一个大忌。
过去，我们埋头于国内自身的发展，可以充耳不闻海外的鼓噪，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可到了今天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更需要世界，我们是“世界工厂”，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与世界经济(各国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证。那么，营造一个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减少海外的敌对意识和“制裁”，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迫切。
中国是产品出口大国，但是还要懂得“出口思想”，对外报道就是对外“出口”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悠久的中华文化
改革开放之初，外商前来中国投资。那时，招商引资是政绩，外商投资是各级政府部门翘首以待的。而外资的到来，的确极大加快了中国建设步伐。
上个世纪80年代，我接触采访过多位来中国投资的外商，也接触过他们的公关部门经理，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不是投了多少钱(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最主要的新闻)，而是说，“我的这个项目，能解决多少中国人的就业”。当时我还幼稚，奇怪他们为什么老强调“就业”，今天才真正明白了这些“话外音”。
好了，现在轮到我们“扬帆出海”了。我曾经在处理一些相关的新闻稿件时，发现记者落脚点大都在我们企业要发展，要寻求更广阔的空间。即或讲到“双赢”，也是相当空洞干巴，或者一笔带过。而外国媒体，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海外投资，都高度敏感。外国人到中国投资是“友好”，我们十分欢迎；为什么中国人到国外投资就成了“扩张”，成了“威胁”?
另外，不久前，我们报道改革开放30年成就，大力宣传中国30年来的巨变，这固然是应该着力向世界展示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大力宣传中国这30年来给世界提供了多少机会?有没有报道这种机会创造和壮大了多少外国企业?我们太多地报道“接受”。还不太适应报道“给予”。
中国是产品出口大国，但是不太善于“出口思想”，对外报道就是对外“出口”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优秀的中华文化。当然，这与“输出革命”、“输出意识形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
国家发展了，就一定会在国际上争取活语权，把我们的发展目标向海外昭示，以寻求一个对国家发展更和谐的外部舆论环境。但是，也许是国家发展太快了，在向世界展示我们崭新形象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好对外报道的充分准备，我们的应对能力还有差距。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国际金融危机袭击，由于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国令全球反思，整体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相对有利，比如羡慕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肯定中国果断的4万亿计划，甚至有了更多的声音，正面讨沦或者肯定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另外，世界普遍期待，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这正是中国展示自身形象的时候，是展示我们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最好时机。
不能否认，我们的相关对外报道一直在跟进，报道节律也在加快，但总的来说，我们依然保持了一定的中庸与谦虚(谨慎)态度，就事论事的多，单个战役作战的多，按部就班的多，对外报道的全局战略，特别是因应新形势的新思考似乎没有够快地形成。
对外报道现在最迫切的，一是要制定新形势下明晰的对外报道战略战术；二是解放思想，尊重对外报道规律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2009年11月上旬，在香港一个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表示，他本人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拖累全球经济表现，甚至阻滞刚开始的复苏势头”。
这是针对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最明确有力的回应。但是，最先关注并报道他这一观点的，是多家海外媒体。内地也有媒体记者参加。由于林毅夫演讲的内容丰富，内地媒体报道了他其他的演讲内容。是我们迟钝，还是我们信息不灵?我想，最根本的，可能还是我们对对外宣传战略的思考不够清晰而导致的敏感度不够。
对外报道现在最迫切的，一是要制定新形势下明晰的对外报道战略战术，明确近期与中远期的具体目标；二是要真正解放思想，尊重对外报道规律，避免自说自话。
2010年，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贸易摩擦将会增多，对中国的“制裁”“反倾销”会不绝于耳。我们媒体的因应战略是什么?
第一，我们需要理直气壮地介绍， 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机会，中国发展对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世界具有积极影响——这是我们这些年对外宣传的主旋律。历史上，欧洲国家的崛起带给世界的是战争和灾难，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带给世界的则是和平与发展的巨大机会。对中国的贸易责难，不利于世界经济。
林毅夫有个例子：从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21％，但并没有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有所收缩。实际上，这一赤字还扩大了。(如果人民币升值)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会更贵，还将遏制美国的消费需求。由于大部分种类的中国输美商品在美国国内都不生产，人民币升值并不会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收窄。因此，美国消费者只会在进口商品上付更多的钱，即使不是中国商品，也会是其他国家的商品。
有关中国崛起带给世界发展机会的“典型故事”很多。
2009年6月1日上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正式递交破产保护申请，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申请破产的最大的工业企业。这一天，通用确定了将于2011年年底前关闭或停产的14家工厂名单。
但是，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位于中国境内的上海通用不仅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相反，销售量还不断创下新高。2009年1至7月，上海通用汽车销量达到了34.5万辆，同比增长达到20.8％。为此，上海通用将全年销售目标从年初的49万辆调整为58万辆。而上海通用旗下的别克凯越，连续数月包揽该级别车型的全国销售冠军。
第二，我们还需要理直气壮地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告诉世界，中国需要民主，民主也需要中国。因为，世界是多元的，民主的形态是多样化的，中国今天的民主是世界民主发展中的一个独特而有效的形态——虽然它还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中国的政治制度从此次处理金融风暴来看，已经赢得世界不少肯定，中国不断发展完善的民主制度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也越来越得到世界认可。民主道德高地不能任由西方占领，民主的大旗也不能只任西方挥舞。
第三，在抓住这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题材和永恒主题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有战术，也就是出口“适销对路的思想产品”。
现在，主导世界舆论的还是那些与我们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语言系统等方面有明显差别的国家，突破这个屏障，是一代又一代外宣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对香港《大公报》说，不是要你们在香港办一份《人民日报》，是要办一份香港人爱看的报纸。那时，《大公报》的社评都是作者每天去喝早茶听百姓议论得到的选题，贴近市民。《大公报》因此成为当时香港的第一大报。
可以说，解放思想，尊重对外报道规律，始终是对外报道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正如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9年10月举行的世界媒体峰会上提出的，媒体要“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这5大创新正是我们对外报道所迫切需要的。
可以断言，如果在今天还不能真正尊重对外报道规律，不能因应新形势创新对外报道，那么，中国媒体要融入国际主流话语体系、影响国际舆论、争夺话语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抓好时机，运用新技术，报道透明中国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从中，海外看到一个坚强的中国，团结的中国，认识到中国所崇尚的核心价值。
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中国对外宣传的最好时机。因为海外关注，容易进入到海外主流媒体和百姓大众的视线。从这个角度来讲，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对外宣传提供了机遇。
目前中国在国内不少重大事情上已能做到先发制人，并有充分深入的多种报道形式，让更多的世界舆论跟我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只要思想解放，我们的对外报道是可以再上台阶的。
现代化的电子媒体，特别是数字媒体为对外宣传提供了无屏障平台，是当今最强势的传播媒体，拥有它们，对外宣传将会事半功倍。
本次奥巴马访华，除了直接面对中国的年轻人外，还直接面向网民，通过美国使馆的网站接受网民提问，与中国网民互动，并借此机会将美国对华政策充分表达出来。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认为，奥巴马对话中国网民凸显新时代特征。
虽然大国总统言行令人关注，但奥巴马依然注意将影响力通过现代传播手段放大。对我们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提醒吗?目前，互联网的影响力还在深入，现代化技术手段还在翻新，微博客、网上视频等等也都具备了强大的传播能力。
一个透明的中国能够减少西方的一些不必要的焦虑和猜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体追逐真相是人类天性的反映。在信息时代，谁最先披露事件信息，谁就可能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因此将事实及时披露，可以压缩谣言和胡乱猜测的空间，争取主导权。国际社会对中国最近两年在处理重大事件，特别是汶川地震的透明表示肯定。而多少次成功的报道都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我们率先披露事实，海外恶意的攻击力度和广度就会减少很多。
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曾经提出：在汶川地震中，我们及时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为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