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言”“二拍”中反映着晚明人文思潮的涌动，尤其是对女性的刻画中蕴含着不少先进的思想。在这五部作品中，有着许许多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义女、侠女形象，作家在写作中，对她们甚至超越了“尊重”一词，字里行间满含敬佩之意。讴歌女性的同时，甚至有意贬低男性，塑造了许多负恩忘义、薄情寡廉的男性形象。追究原因，这背后是一种缺失性体验在驱使，在强大的男性话语体系中，到处充斥着现实的不完满，而关于人性的复杂和不美好已经在男性群体的写生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女性一直是缺席的，因而女性也是新鲜的，不管对读者还是作家来说都是如此。在男性身上找不到那些可贵品质，作家就将这份期许移于女性，在虚构的幻象中弥补现世的缺失。因此，这种缺失性体验首先是群体的，是属于整个男性话语体系的，其次才是作家个人的。相应地，如此讴歌女性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
　　关键词：三言二拍；缺失性体验；集体无意识；女性形象
　　一、概述
　　艺术创作中的缺失性体验概念是一个来源于心理学分析的结果。缺失即没有得到满足，缺失性体验指主体对各种缺失的体验，这种缺失涉及精神与物质的各个层面。它不仅会影响浅层的情感变化，也会改变深层的认知模式，为克服这种缺失，主体会付出各种努力，以某种方式实现对缺失的填补，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穷而后工”就属于缺失性体验的范畴。
　　在中国文学中，对女性的关注很早就有，《左传》在刻画人物的时候就有很多是通过女性来映衬的，也描画出许多超凡的女性形象，如重耳夫人姜氏、僖负羁妻、夏姬等。但是多数仅作映衬用，并没有反映出明显的对女性“存在”的尊重。“三言”“二拍”的写作可以看做对这种缺失很好的填补，作家笔下的女性有了和男性对举，甚至分庭抗礼的独立人格与尊严。
　　二、世俗眼光之薄与真情之挚
　　“三言”“二拍”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有意反抗世俗的礼教成规。“三言”中的许多女性充满豪气，旷放而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勇敢地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听凭命运的摆布或将命运转交于他人之手。相对而言，“二拍”明确了尊重女性的思想，但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却不像冯梦龙那样彻底，显得畏首畏尾、首鼠两端。如抛开艺术成就上的差异来看，冯梦龙与凌濛初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有着一定的严肃态度，是赋予了她们尊严的。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关键在一个“怒”字。儒家正经中有这样的叙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①在怒字“积聚气愤而发”的意义上又引申出奋发的意思，《庄子·逍遥游》：“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无权使用如此有分量的词。在冯梦龙的笔下，杜十娘不但没有因自己的身份受到贬抑，反而被赋予了极大的人格魅力，不仅有尊严，而且像千军主帅一样有威严。作家最后也与了她一个“侠”字。
　　侠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有自己独立的是非观念，并坚守它，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杜十娘的侠首先就体现在她独立的追求与坚定不移、不妥协的性格：
　　她作为一个名妓，并不像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妓女那样以“从良”为生活目标。她追求的是一种建立在人格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爱情。当她一旦发现自己误认为“忠厚志诚”的爱恋对象李甲以千金的代价转卖了自己的时候，并没有用价值连城的百宝箱去换取负心人的回心转意，更没有含羞忍辱地去当孙富的玩物，而是义正辞严地面斥了李甲、孙富，与百宝箱一起怒沉江底，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与人格尊严。②
　　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③杜十娘当众掷宝沉江，是有仪式性的死，是“玉碎”。而且这一场仪式，当众将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女人和财宝——毁掉了，作家的笔没有丝毫偏向男性一方。作家为男性，其理想读者也为男性，于是在男性之间，从创作到阅读这一过程就形成了一种十足的自虐与受虐的快感体验，是极具悲剧的震撼力的。
　　与杜十娘相比，凌濛初笔下的女性反而显得没有那么绝对与纯粹了，如果说杜十娘是“可悲”的，那“二拍”中的女性大多只能算“可怜”，如《赵司户千里遗音》中的两姐妹，始终是面目模糊的程式化人物，在形象上是不饱满的，难以打动读者的。《满少卿饥附饱飏》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相比，也有同样的不足，但在情节交代和情感展示上也还算完整，焦文姬出场正面亮相的机会并不多，形象塑造也简单化了，因而与杜十娘的侠女形象难以相提并论，两篇故事相同的是其对情节的处理手段。
　　在满少卿与焦文姬的故事中，有着凌濛初创作“二拍”的整体特点，即多用鬼神附会，这篇故事的突转也是靠鬼神之事实现的。当焦文姬以女鬼之身完成报复索命的行为之后，这部作品就同时完成了两个突转：其一是众人以为焦文姬等不到满少卿当别嫁而实则未嫁，其二是满少卿似将安稳度过余生而实则终未逃脱果报。在这两次突转中，本来若隐若现的焦文姬形象变得略微明朗了些：她首先是个深情之人，其次，“生仇死报”也体现了她一定的侠义色彩。
　　三、考验中的不信之信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满少卿饥附饱飏》中都有着一定的类型化特征，其中最能反映作家复杂心态的就是二者都用到了“考验”主人公这一民间文学类型，这在“三言”“二拍”的整体中也并不少见。这种考验深刻地反映了作家的心理状态与思想观念，冯梦龙与作品更能融合为一，而凌濛初在“二拍”中的个人存在感太强，过分的说教意图掩盖了真实的内心状态。
　　考验的出发点是对受考验对象的不信任，因此最为重要的是考验的结果和导致不信任的原因。但很多时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考验的结果证实了不信任，不信任的结果又泛化为对更多对象的不信任，于是又导致更多的考验。在“三言”中，考验并不完全是一个文人写作的游戏，作家可能在有意表达着一种悲剧意味。冯梦龙在杜十娘故事的结尾评价杜十娘为“千古女侠”，只可惜“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这固然是真诚敬佩、真情惋惜之词，但作家真的相信世上存在有眼有珠之人吗？可以说信，也可以说不信。冯梦龙处于一种不敢不信的状态，他没有能力处理不信带来的问题，所以也就含混地用了一个权且相信的态度，但是种种考验的设置已经足以说明他的怀疑了。当然，杜十娘是少有而可贵的，作家将自己对挚情至性的信仰完全投给了杜十娘，这也是一种对缺失的补偿，所谓“拣尽寒枝不肯栖”，杜十娘恐怕是仅此一枝，不仅仅在女性群体中为难得④，而且加上男性群体，在整体的人心层面考察，杜十娘都太过完美、纯粹，而“二拍”中这样的人物就更少见了。 　　与杜十娘相对的，是一批经不住考验的男性。李甲是试炼之下的反面典型。而满少卿也有相似的境遇，同样没有主见，本来也是“如胶似漆”，但是有个由头就可以马上将旧情弃绝，安心开始新的生活。二者相比，可看出两位作家仍在有意无意回护男性，将人物放在复杂的环境中，可以用环境分担人物的决策责任，即用复杂的现实情况在读者面前为人物讨同情、开脱罪责。李甲、满少卿是没有经受住考验的，然而所谓的他们的反面、堪配杜十娘的“佳侣”恐怕也只是存在于一种虚妄的可能性中，现实中是否真有，不敢轻试。
　　另外，考察这两篇作品中的人物，有两人十分特殊，可以看做是完全正面的人物：柳遇春和朱氏。朱氏依旧是凌濛初笔下一个模模糊糊的人物剪影，柳遇春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切入点。冯梦龙将李甲和孙富两个贬到了底，而另一个男性形象柳遇春却似乎在前两人的衬托之下显得侠义有气概，但柳遇春只是没有被考验，那可否一试呢？这一试的结果是令人忐忑的，可能作家也有不安，这也就是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下，作家身为人的自我保护，关于人心问题基本的保留意见。所以，他选择了一种不再踏出那一步的不信之信。
　　四、结语
　　“三言”“二拍”塑造了许多有卓然独立的精神人格的女性形象，一方面，这是晚明社会人文思潮涌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男权话语体系下，文人在特定机遇（如需要歌颂真情挚爱时却发现在漫长的文学史上“积不善”已久的男性难堪重任）下对女性形象缺失的填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在艺术成就上，“二拍”明显逊于“三言”。冯梦龙的手笔，如《红楼梦》之写尤三姐，“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写到极致、决绝。而凌濛初明确了男女应该相对平等的观念：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到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满少卿饥附饱飏》）
　　虽然如此，“二拍”却就此止步，成了宣扬观念的浅浮之作，“三言”虽然尚处观念的朦胧状态，却有着一定的人性关怀，这是“二拍”于“三言”的差异所在。
　　凌濛初的这种表述也折射出另外一面的事实，作家依然站在男权的角度审视女性，这是他们斗不过时代局限的地方。这种平等的论调依然充满着男性的优越感，对女性的优待本质上还是男性中心的思维结果，是男性站在高处俯视女性、可怜女性、施恩于女性。所以，说这是人文思想的涌动尚可，说是男女平等思想的觉醒尚早。不如仅仅看做是特定文化生态下的写作与阅读趣味层面的问题（有本文未涉及的市场因素，如销售等，并不完全是文学活动），是作家对女性长期缺席的缺失性体验的弥补。
　　注释：
　　①《孟子·梁惠王下》。
　　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版）》第四卷，第16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③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第203页，《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④《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田氏的故事就是一种处在考验死循环下的典型状态，抛开对男女评价标准不平的观念残留，这依然可以反映作家的认知方式，即：有考验，结果就极少会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