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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大教育参与者共同投身到德育工作中，实施“全员德育教育机制”，有利于克服“班主任制”德育工作机制的诸多缺点和不足，有利于把德育工作和学科教学完美地统一起来，有利于完善学科教师的教育功能，有利于增强学校德育工作力量，是改进现行德育工作机制、适应现阶段德育工作需要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德育；班主任；留守儿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打工浪潮的兴起，广大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学生，迫切需要学校在开展日常教学的同时，能够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帮助、心理上的指导，以弥补其家庭教育的缺失。这无疑使学校的德育工作量大大增加，深度和广度大大拓展。应对这一现象，学校必须加强德育工作组织、加大德育工作力度，仅仅依靠某一机构或个人已不能适应当前德育工作形势。而现行德育教育工作体系，以“班主任制”为依托，忽视甚至排斥学科教育者的德育功能，客观上造成德育工作俨然成为一门由“班主任”专门任教却没有教科书的独立学科的状况。这种德育工作机制，削弱了学校的德育工作力量，背离当前德育工作实际，迫切需要变革，予以完善。
分析现行“班主任制”的确立，既有对上世纪40年代解放区教育传统的继承，也有对前苏联新教育经验的借鉴。在“政治挂帅”的历史背景下，“班主任”的首要工作任务就是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班主任”是学生日常德育工作的“唯一责任人”。在这种情况下，承担大量具体学科教学任务的众多教育者的德育工作职能，基本被“班主任”取代，加之各学科教育者缺乏真正制度意义上的德育任务约束，其德育职能便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了。
追溯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教育家孔子在进行学生管理时，就推行了“师儒训导制”，即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传道、授业、解惑”同行，德育和智育并举。这一学生管理制度，在战国时期，被孟子、荀子等完善、定型，使教育者的育人功能和启智功能统一起来，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占据了相当长的历史空间。在此基础上，为了适应教育发展需要，两汉时期出现了“五经博士制”（即诗经博士、书经博士、礼经博士、易经博士和春秋经博士，合称五经博士。）学生管理模式。这一制度规定，每位专经博士各负责5名“博士弟子”的教育，除负责教授经书，更须为人师表，要求博士既是“经师”，也为“人师”。这种学生管理模式，与近代施行班级授课制时推行的“导师制”一脉相承，不谋而合。“导师制”源于英国，具体做法是：将每一年级学生按照性情、兴趣等划分成若干组，各组人数一般不超过10人，每组指定一名导师，负责学生的思想和学业，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教育管理，并将学生的行为表现作跟踪记录。学生毕业时，须持导师出具的“训导证书”，方能取得毕业证书。“导师制”在抗日战争年代曾被广泛推行。当时由于战争原因，许多学校实行寄宿制，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不但要参与到学生的学业和思想教育中，还要负责学生的生活管理，担负部分家长的职能。这种学生管理模式，一方面减少了学生因离家之后形成的家庭教育影响力骤减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解决了因学生寄宿造成教育任务骤增的管理压力，对提高教育水平、促进教育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上述各种学生管理模式，无论是孔子的“师儒训导制”，还是两汉的“五经博士制”，以及近现代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导师制”，无不从教育实践的需要出发，从完善教育者“传道”、“授业”的双重职能出发，把教书和育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知识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事实上，在当前各门学科教学实践中，任何一门学科教师都很难将德育工作从本学科教学中剥离开来。因为：（1）组织正常教学需要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对学生必须进行行为规范和纪律教育；（2）组织教学，就要与受教育者直接交流，教育者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道德观以及行为习惯等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对受教育者产生影响。（3）任何一门具体学科，都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甚至有些学科内容中德育思想和学科知识，呈“共生”之势。如语文学科中一些描写祖国大好河山的文章，同时也表达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而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等众多课程内容更是直接为德育目标服务的。所以，在具体学科教学实践中，所有学科教师实际上都有意无意参与着德育工作，甚至一些学科教师还积极总结经验，创造性提出“德育学科渗透教育法”。这种学科德育渗透教育，与学科教学同时进行，淡化了两者的对立，强化了两者联系，潜移默化、生动自然，迎合了教育对象的认知心理和教育特点，取得了德智双馨的良好教学效果，充分证明了学科教师在德育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正视广大学科教师在德育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利用学科渗透的科学方法，借鉴、吸收“导师制”等传统学生管理模式的优点，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以现有“班主任”为核心、以学科教师为基础的“全员德育教育机制”，无疑是改进和完善现行德育教育机制、适应当前德育现状的理想方法。
首先，“全员德育教育机制”是以德育工作和学科教学在教学内容上的亲和性为切入点、以二者教育目标的统一性为依据建立起来的与现行学科教学工作机制趋同、协调的德育运行组织管理机制，实现了学科教师在德育工作中由自发开展工作向自觉开展工作、由被动开展工作向主动开展工作的转变。与“班主任制”德育机制相比较，没有机构的复杂变化，没有人员的增加和工作岗位的变动，只须设立以原“班主任”为核心，以学科课任教师为重要实施力量的“班级德育工作小组”，因而便于操作实施，便于两种机制的顺利切换。
其次，建立“全员德育教育机制”，有利于将德育“包袱”转变为德育“资源”，有益于提高德育工作的生机和活力。传统的德育工作机制，由于独立于日常学科教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容易产生与学科教学争师资、争教学时间的现象，往往被视为日常教学工作中的“包袱”；而“全员德育教育机制”，则实现了德育工作与学科教学在教学人员、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上的统一，使两者由对抗而为相容；加之全员的参与，合理分解了工作量，便于提高德育工作效果、改善教学秩序、优化教学环境，从而提高学科教育质量，使德育工作和学科教学在同一方向上形成合力，进行良性循环，把德育“包袱”变成促进教学发展的动力“资源”，促进德育工作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再次，施行“全员德育教育机制”，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有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教育对象的德育状况。由于教师队伍人人参与、人人关心德育工作，能有效防止德育“真空”的产生，避免“班主任制”德育工作体系下造成的“在你面前受教育，在我面前犯错误”等不良现象的产生；并且全员的参与，也便于多视角、多层次地观察、了解实施对象的德育状况，便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德育水平和个体特点，有利于优化德育实施手段和方法，使德育工作在实施过程中更具针对性，最大限度地做到对症下药，纠正现行德育机制造成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杜绝“学生管学生”等錯误做法的滋生，提高德育工作效果。
显然，广大教育参与者共同投身到德育工作中，实施“全员德育教育机制”，有利于克服“班主任制”德育工作机制的诸多缺点和不足，有利于把德育工作和学科教学完美地统一起来，有利于完善学科教师的教育功能，有利于增强学校德育工作力量，是改进现行德育工作机制、适应现阶段德育工作需要的有效途径。但是，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没有系统的实施规范，“全员德育教育机制”很容易沦为原“班主任制”德育工作机制的新标签，使其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德育；班主任；留守儿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打工浪潮的兴起，广大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学生，迫切需要学校在开展日常教学的同时，能够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帮助、心理上的指导，以弥补其家庭教育的缺失。这无疑使学校的德育工作量大大增加，深度和广度大大拓展。应对这一现象，学校必须加强德育工作组织、加大德育工作力度，仅仅依靠某一机构或个人已不能适应当前德育工作形势。而现行德育教育工作体系，以“班主任制”为依托，忽视甚至排斥学科教育者的德育功能，客观上造成德育工作俨然成为一门由“班主任”专门任教却没有教科书的独立学科的状况。这种德育工作机制，削弱了学校的德育工作力量，背离当前德育工作实际，迫切需要变革，予以完善。
分析现行“班主任制”的确立，既有对上世纪40年代解放区教育传统的继承，也有对前苏联新教育经验的借鉴。在“政治挂帅”的历史背景下，“班主任”的首要工作任务就是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班主任”是学生日常德育工作的“唯一责任人”。在这种情况下，承担大量具体学科教学任务的众多教育者的德育工作职能，基本被“班主任”取代，加之各学科教育者缺乏真正制度意义上的德育任务约束，其德育职能便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了。
追溯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教育家孔子在进行学生管理时，就推行了“师儒训导制”，即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传道、授业、解惑”同行，德育和智育并举。这一学生管理制度，在战国时期，被孟子、荀子等完善、定型，使教育者的育人功能和启智功能统一起来，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占据了相当长的历史空间。在此基础上，为了适应教育发展需要，两汉时期出现了“五经博士制”（即诗经博士、书经博士、礼经博士、易经博士和春秋经博士，合称五经博士。）学生管理模式。这一制度规定，每位专经博士各负责5名“博士弟子”的教育，除负责教授经书，更须为人师表，要求博士既是“经师”，也为“人师”。这种学生管理模式，与近代施行班级授课制时推行的“导师制”一脉相承，不谋而合。“导师制”源于英国，具体做法是：将每一年级学生按照性情、兴趣等划分成若干组，各组人数一般不超过10人，每组指定一名导师，负责学生的思想和学业，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教育管理，并将学生的行为表现作跟踪记录。学生毕业时，须持导师出具的“训导证书”，方能取得毕业证书。“导师制”在抗日战争年代曾被广泛推行。当时由于战争原因，许多学校实行寄宿制，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不但要参与到学生的学业和思想教育中，还要负责学生的生活管理，担负部分家长的职能。这种学生管理模式，一方面减少了学生因离家之后形成的家庭教育影响力骤减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解决了因学生寄宿造成教育任务骤增的管理压力，对提高教育水平、促进教育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上述各种学生管理模式，无论是孔子的“师儒训导制”，还是两汉的“五经博士制”，以及近现代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导师制”，无不从教育实践的需要出发，从完善教育者“传道”、“授业”的双重职能出发，把教书和育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知识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事实上，在当前各门学科教学实践中，任何一门学科教师都很难将德育工作从本学科教学中剥离开来。因为：（1）组织正常教学需要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对学生必须进行行为规范和纪律教育；（2）组织教学，就要与受教育者直接交流，教育者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道德观以及行为习惯等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对受教育者产生影响。（3）任何一门具体学科，都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甚至有些学科内容中德育思想和学科知识，呈“共生”之势。如语文学科中一些描写祖国大好河山的文章，同时也表达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而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等众多课程内容更是直接为德育目标服务的。所以，在具体学科教学实践中，所有学科教师实际上都有意无意参与着德育工作，甚至一些学科教师还积极总结经验，创造性提出“德育学科渗透教育法”。这种学科德育渗透教育，与学科教学同时进行，淡化了两者的对立，强化了两者联系，潜移默化、生动自然，迎合了教育对象的认知心理和教育特点，取得了德智双馨的良好教学效果，充分证明了学科教师在德育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正视广大学科教师在德育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利用学科渗透的科学方法，借鉴、吸收“导师制”等传统学生管理模式的优点，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以现有“班主任”为核心、以学科教师为基础的“全员德育教育机制”，无疑是改进和完善现行德育教育机制、适应当前德育现状的理想方法。
首先，“全员德育教育机制”是以德育工作和学科教学在教学内容上的亲和性为切入点、以二者教育目标的统一性为依据建立起来的与现行学科教学工作机制趋同、协调的德育运行组织管理机制，实现了学科教师在德育工作中由自发开展工作向自觉开展工作、由被动开展工作向主动开展工作的转变。与“班主任制”德育机制相比较，没有机构的复杂变化，没有人员的增加和工作岗位的变动，只须设立以原“班主任”为核心，以学科课任教师为重要实施力量的“班级德育工作小组”，因而便于操作实施，便于两种机制的顺利切换。
其次，建立“全员德育教育机制”，有利于将德育“包袱”转变为德育“资源”，有益于提高德育工作的生机和活力。传统的德育工作机制，由于独立于日常学科教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容易产生与学科教学争师资、争教学时间的现象，往往被视为日常教学工作中的“包袱”；而“全员德育教育机制”，则实现了德育工作与学科教学在教学人员、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上的统一，使两者由对抗而为相容；加之全员的参与，合理分解了工作量，便于提高德育工作效果、改善教学秩序、优化教学环境，从而提高学科教育质量，使德育工作和学科教学在同一方向上形成合力，进行良性循环，把德育“包袱”变成促进教学发展的动力“资源”，促进德育工作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再次，施行“全员德育教育机制”，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有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教育对象的德育状况。由于教师队伍人人参与、人人关心德育工作，能有效防止德育“真空”的产生，避免“班主任制”德育工作体系下造成的“在你面前受教育，在我面前犯错误”等不良现象的产生；并且全员的参与，也便于多视角、多层次地观察、了解实施对象的德育状况，便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德育水平和个体特点，有利于优化德育实施手段和方法，使德育工作在实施过程中更具针对性，最大限度地做到对症下药，纠正现行德育机制造成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杜绝“学生管学生”等錯误做法的滋生，提高德育工作效果。
显然，广大教育参与者共同投身到德育工作中，实施“全员德育教育机制”，有利于克服“班主任制”德育工作机制的诸多缺点和不足，有利于把德育工作和学科教学完美地统一起来，有利于完善学科教师的教育功能，有利于增强学校德育工作力量，是改进现行德育工作机制、适应现阶段德育工作需要的有效途径。但是，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没有系统的实施规范，“全员德育教育机制”很容易沦为原“班主任制”德育工作机制的新标签，使其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